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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高压带,骄横而又稳定

  1958年4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运动像是个陷阱,即便对聪明如阿凡提者,也是一个怎样绕都绕不过去的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颗金子般亮堂的心来,他说你态度有伪;倘若你交出一颗多少沾有些尘灰的心来,他便没商量地将你打成右派。这年夏季“补课”被补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进了这一陷阱而没能够爬出来的人。

  日后因在逆境中独立翻译了《希氏内科学》而在卫生界名震遐迩的科技翻译家王贤才先生,此时大学毕业尚不满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医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苏联医学不见得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不要只限于学习苏联一家。就因为这点“纤尘”,他的心便被嗤嗤冒烟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紧接着,又有了“拔白旗”运动和“反右倾”运动,谁在单位业务突出,几乎谁就成了单位的“白旗”,摩拳擦掌来拔“白旗”的,又多是单位里那些业务平平或者低能的“红旗”;谁在“大跃进”里安之若素,寡言少行,谁便成了“右派”的邻居——“右倾”,无疑,“右倾”划得越多,也如卫星放得越多一样,跃进的形势也就越加星光灿烂……

  有学者在《哭泣的1958年》的标题下,如是概括了那一年里走马灯般的眼花缭乱:

  从“反右”运动到整改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运动等等,每月都涌动着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这还是可以排列的一波连一波的浪头。至于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出大西瓜,给老师送礼,扬红旗拔白旗,搞臭个人主义,粉红论,大专小红论,红透专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运动,斗争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使后人也费请解。比如“粉红论”,若不明白“红透专深”的背景,便无法猜知原来是指那种“只要业务精深,政治上红一点就可以”的现点。又比如“给老师送礼”,字面很温馨,实质是指对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批判、提意见,贴大字报。(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8年3月10日,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之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内称: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竞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材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我们的老干部、小干部不要悲观,右派分子向我们挑战,我们就边干边学。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说过去的文章怎样好,出了多少论文集等等,讥笑我们的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你们说章伯钧、章乃器之流有什么学问,世界上的笑话多得很……(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1958年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校长马寅初。

  前一年7月,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根据自己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写成的《新人口论》。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张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倘若按此办理,一个中国日后将会少去多少恨憾、并能身轻似燕翔行在人类文明标线上的主张,却被打成了“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北大等学校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批判。

  马先生不为所动,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自己坚持真理,决不向以力压服而不是以理说服的批判投降。据此,康生提出,马寅初的问题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对马寅初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并于次年撤销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

  6月,“厚今薄古”的副高压带,骄横地掠过千山万水后稳定于南国,“破除迷信”、“粉碎资产阶级伪科学”等新口号,恰似受其辐射的更暴戾的热流,一下倾覆了陈寅恪胸中那个高蹈于尘嚣之上的清凉世界,历来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们尊崇为中国史学界泰斗的他,在一片苦热之中被肆意凌辱与践踏——

  “最能代表这场批判实质的两句话流行一时,这两句话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于今已无法重现给陈寅恪带来‘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报的全貌……今天所能找到的是……这么一段大字报的语句:‘这样的作法(指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原作者注),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语句被摘录得断断续续,但意思是明晰的……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令人仍然觉得这是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

  “时年68岁的陈寅恪,年老多病,双目失明,深居简出,这些特点都令‘僵尸’、‘花岗岩脑袋’等等政治术语更加形象化。

  “第二轮大字报与首轮相比,谩骂与攻击减少了,多了所谓的‘学术味道’。但第一轮大字报折辱的是‘生命之灵’——人格,第二轮大字报摧毁的则是一个教师的精神世界。在奉辛学子的笔下,陈寅俗成了一面应该被拔掉的大白旗,成为误人子弟的‘伪科学’……

  “7月下旬,陈寅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愤怒地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惟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可怜权利……从1926年陈寅恪以导师身分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算起,到1958年7月为止,陈寅恪服务中国教育事业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后,陈寅恪却黯然退出了讲坛。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陈寅恪这一悲凉的退出,预示着传统文化的大难临头,已经为期不远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0月,一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

  仿佛批判中国人还不能尽兴,只有去批了外国,才能像阿Q摸到了小尼姑滋润的脑壳一样过把干瘾,甚至连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样的稀世巨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仪仗队见了都会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尔斯泰,也被从俄罗斯覆满白桦树落叶的九泉之下拖了出来,当成思想上凶恶的敌人而加以鞭挞。一家大报以最显著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面,发表了长篇论文,题目却宛如出自于小学生的笔下——《托尔斯泰没得用》

  在上海作家协会,直至1960年春季,一直在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对所谓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狂轰滥炸,不但托翁伤痕累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极高评价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还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横飞……

  不将人们头脑里优秀的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给炸得断壁残垣,浅薄、浮躁、充满了唯意志论的大跃进“文化”,则无法在中国的皮下静脉注射一针又一针的疯狂。

  最具大跃进“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编并作序的《红旗歌谣》,最能够体现此书风格并在当年广为流行的,是这样一首歌谣《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水里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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