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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运动只在有限的阶层、局部的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只是远方的一阵闪雷、一片乌云,人们尚不能像吉普赛人那样,能从咖啡杯中的积淀物里读出某种预言似地读出运动的含义;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的战栗之后,愈来愈感到彻骨的寒意。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共和国列车靠着炉膛边挥洒的理想与创造的光芒,汽笛里鸣响的铁锤与镰刀的交响,在世界的瞳仁里前进得并不缓慢。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皇出逃……

  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社会生活的辞典,并以一种不可理喻、颇似邪教的强大力量,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将我们的国家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多次指出——



  “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些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1957,是历史,像一个去哪里贪杯的狱卒而不小心放出来的魔鬼;

  还是在历史的禅机里,早已确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样虔诚也无法绕过的苦难的门坎?

  1957,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一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重要章节;

  亦或是一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史中,一个重大得今天我们还必须去鼎力完成的课题?

  为此,接下来,后人们的目光必然要投向1958年。

  如同我们愧对1957年一样;

  我们也愧对1958年。

  关于它们,直到今天,在出版事业花团锦簇空前繁荣的国内,也依然未见一部正史。

  我只能在岁月的河床里挖掘出一些残简,它们显然色块斑驳,线条粗扩,少了理性一气呵成的明澈、意象如镂似刻的细腻;有的还像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似乎与1958年若即若离,离1958年忽近忽远。但它们铺陈一体,却能在历史迤逦而又风烟迷漫的长廊里,凸现出我眼里的1958,一个大约能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1958,一个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的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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