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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任贤以救亡 相地而择守

  作者:余传韬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陈辞修先生对国事的建议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日广东陈济棠率所部粤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率所部桂军,以北上抗日为名,分道出兵,进迫湘、黔、闽、赣边境,而以重兵犯湘,志在取得衡州,进窥武汉,取北伐军旧道,以达摧毁而取代中央政府之目标。此一事件,延续至当年九月和平解决,时人称之为「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发生时,陈辞修先生在山西。四日奉蒋委员长电召,六日抵南京,八日奉派处理两广事变。辞修先生即于是日飞武昌,令驻浏阳之七十七师罗霖部即开衡州布防,驻武汉周祥初之四十三师、孔令恂之九十七师开往衡州,并集中粤汉铁路车辆,悉充军运。九日先生飞长沙,令罗、周、孔三位师长即赴衡州。十日凌晨三位师长先其部队到达衡州。桂军徒步行军,此时距衡州仅三十里,先头部队尚需三小时才能到衡州。中央截获桂军电讯,知其误以为中央已有三师部队抵衡州,白崇禧下令暂停进军。中央部队陆续抵达衡州布防,亦不进击,后援军亦继续抵达前线各地,初以二十个师为目标。粤桂军的作战计划,是以粤军分途集中,待桂军占领衡州后,才开始进攻为原则,桂军无法占领衡州,粤桂两军乃陷于进退失据之境。六月十七日白崇禧通知湘省主席及驻衡州各师长,已令入湘粤桂军分别撤回粤桂边界。委员长交付的「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使命,初现成功契机。

  七月初粤空军、陆军相继归附中央政府,陈济棠于七月十八日宣布下野,离广州去香港。中央任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为广州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七月二十五日辞修先生奉命飞广州,协助余汉谋整理军务,并进行疏解广西问题,广州南宁间信使往返频繁,久而无功。九月初李、白电邀先生赴广西南宁商谈,委员长对李、白尚存疑虑。辞修先生再三考虑,如欲达成和平统一,一致抗战的目的,必须建立与对方间之互信,实有亲往南宁一行之必要,乃于请得委员长同意后飞南宁。

  先生到南宁时,李、白亲到机场迎接,并即赴招待所商谈。先生即告以抗日战争仍需争取准备时间,尤应全国一致,不可各行其是。中央对抗战,非但有决心,而且有计划。近两年来所主持的陆军整理处,亦即为此。整个的战斗序列,亦已拟妥。李宗仁在新战斗序列中,任此方面的重责﹙李在抗战期间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有「台儿庄战役」歼敌数万的战绩﹚,白崇禧至中央参赞帷幄﹙白战时任副参谋总长职,参谋总长由军政部何应钦部长兼﹚。李、白当即表示对先生绝对信任。先生继告以西南与中央的关系,敌友均极重视。为今之计,固不可貌合神离,即貌合神合,亦必为日阀所忌,无法争取准备时间,最好能做到貌离神合,始为操危虑深之道。李、白表示服从中央,遂于商定对广西善后办法后,即飞广州面报委员长,至是两广事变终告和平解决。

  两广事变既平,先生仍留穗协助第四路军余汉谋总司令整理军务。是时香港报纸,常有挑拨中央与广东之新闻,粤中谣诼纷起。先生乃以参加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为由,十三日离粤北返,于九月十六日抵武昌。时先生本职为武昌行营参谋长﹙行营主任为张学良,唯张其时长驻西安﹚,办理陆军整理处及武汉城防等工作。二十五日奉派为广州行营参谋长,行营主任由军政部何部长应钦兼理。九月三十日先生上书委员长,深以设置广州行营不妥,坚辞参谋长职,并痛陈时弊,请迅为根本部署以图挽救危亡。上书全文凡两千三百余字,下文引用约三分之二,兹分段标题,以示纲要。

  一、对西南应推心置腹,释其疑念,去其困难,不应设行营居其上。

  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推心置腹,释其疑念,去其困难,如政治党务之指导、人事之调整,以及金融问题之解决皆是。庶几精诚感召,金石为开,一旦对外战起,可期其真能听命于中央,此为策之上者。今徒设行营居临其上,而党务政治纠纷于下,若积极执行职权,恐未见诸实施,而先已启其猜贰。若虚与委蛇,又失却其设立之价值,甚或专美则在彼,分谤则在我,四川其一例,此职之所以一再请辞也。

  二、中日前途终不免于一战,所争者乃时间上之余裕而已。

  今欧局内多纠纷,英法列强,勾心斗角,了无宁日,美人温饱侈靡,富而不愿战,俄牵于德,动辄掣肘,故目下国际,正日本飞跃东亚,纵横无碍之时,而为我国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秋也。

  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本无疑义,所争者不过如何求得时间上之余裕而已。良以此次日本所提之条件,中国不能接受,日本必受少壮军人之激动,变更其不战而胜之策略,改取军事行动。同时中国如果接受其条件,则非但为民众之所不容,政府本身亦即等于自速其亡。故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惟日本对于中国,是否即刻采取军事行动,仍有一线研究之余地。即日政府究竟能否抑制少壮军人之冒险横行耳。

  三、国人救亡图存之属望于中央者既深且切。

  数千年来,中华版图,分合递嬗,互相乘除,自元明以迄清代,威震八方,庞大统一之局,六百有余载。及海疆大启,形势改变,遂日趋陵替,至今东北四省既已沦陷,西北广土又为日俄利用回族共匪,交相扰攘,中央连年经营,常有鞭长莫及之感。形势所趋,东北西北,形成瓯脱。其汉族之所有,冀鲁晋陕,殆为畛界,长江一带,实我中枢,西南各省,乃为堂隩,故论者谓领土之大蹙,似为短期所难免。

  以前在两粤抗命之际,中央内多牵掣,战有必败之虞,退无可守之地,对内多委曲求全,对外多容忍屈辱,识者亦知咎有分担,有所见谅。今则值国人庆幸统一之余,当日本露骨侵略之下,其救亡图存之属望于中央者,更深且切。而中央亦责无旁贷矣。

  四、以往之困难与失败,多因赞勷于政治各方面者,一则由于其才力之所限,一则其自身亦容有因循敷衍之毛病。

  回忆本党自民国十五年北伐以来,取得两湖,失却两粤,取得皖赣,失却两湖,军阀铲除将尽,共匪势焰大张,津浦陇海奏捷,南疆又复携贰,燕云甫为我有,东北突告失陷,细思往迹,每当一次胜利之后,必随即遭受重大之困难与失败。推原其故,实由本党之实力,与所获之范围,不能齐头并进,切实把握,尤其当运用之际,体用失调,换言之,即政治善后之设施,不足以巩固军事已得之胜利也。此中消息,良由钧座本革命之精神,创造之天才,绝尘而驰,而赞勷于政治各方面者,一则由于其才力之所限,一则其自身亦容有因循敷衍之毛病,甚或在居心利用革命美名,服从领袖口号之下,乘机营植其私,坐是而革命之精神与事业,为之消歇于每次胜利之后,至可慨也。兹两粤感于钧座之赤忱,懔于大义之难犯,来归中央,得以完成形式上之统一,诚属大幸。但对日外交日亟,时不我予,似亦难为急切更进之统制。

  五、除非真切做到因地之利,与固结人心两点,不足以挽救危亡。

  今日在军事方面,除如何能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有变,则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同时在政治方面,应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不然,纵有此次两广之统一,而不得两湖与之联系,且加以控制,则其结果实亦徒劳也。

  诚以我积弱新造之邦,抗彼近代方张之寇,物质利器,百不如人,果欲收境内御侮之实效,除非真切做到因地之利,与固结人心两点,以为背城借一外,别无可以策胜者在。然此非使分膺是任者,有尽瘁国家民族之决心,忠实服从之诚意,予以权责,俾得以专其心志,整理部队,组训民众,构筑工事,囤积粮食,完成交通,开发资源,以及诸凡有关于国防上之准备,绝不为功。若中央对于所有负责人选,今后仍复因循敷衍,不思断然抉择,徒资一时之应付,难胜大任之担当,此职之所为大惧也。

  万望钧座痛扫人、事、财、政之枝节,迅为整个根本之部署,任贤以救亡,相地而择守,庶足固植国家之基础,完成革命之使命也。

  六、个人两年来或空事计划,百无一成;或东西南北,四处飞奔。望能专心一志以从事,努力得一日有一日之成绩,准备得一分有一分之实效。

  自任陆军整理处处长以来,两年之间,或则空事计划,百无一成;或则东西南北,四处飞奔,皆属临时性质。诚能分劳分怨,固职之所大愿,但再四思维,究竟有补于国防,有救于大难,足以上纾钧座之重忧者,能有几何?悚惧之余,极深惭愧。倘在时机尚有余裕之顷,固可从容前席,上陈下怀。兹则敌已剑及履及,旦夕是虞,用是迫切恳求钧座,迅奋干纲,明别体用,树立百年大计,而于其中指示一途,俾在此一刻千金之时,得专心一志以从事,而免时间精力长浪掷于虚牝,重负知遇之恩。庶几他日大难来临,容有晋阳可守之城,即墨复兴之地也。故职今后宁愿不做事,做事却须做些实际有益于国家民族之事。宁可退出现役军人之列,绝不愿因循厮混以负殊遇。总期在钧座领导之下,努力得一日有一日之成绩,准备得一分有一分之实效,只求实在,不慕虚荣。相信能力不灭,虽给以至小之任务,亦容有涓滴之微助也。

  辞修先生上蒋委员长书,分析了当时国际情势,正是日寇横行东亚之时。美国只图自顾,欧洲国家正陷于互争短长之中,列强只图维护其在东亚之利益,对日本只有妥协以至于讨好。中日之战犹未爆发,乃系日本仍在「不战而亡中国」与「战而亡中国」之间,踌躇未决而已,中日之战终不可免。两广事变后,我国又获表面上之统一,而国人救亡图存之念更炽,所寄望于中央政府者,则更深切。今日挽救危亡之道,实非做到因地之利与固结人心两点不可。中央政府应迅为整个之部署,任贤以救亡,相地而择守。对旧日地方军事领导人如李宗仁等,则应推心置腹,释其疑念,去其困难,严予督促,以将反对之力量,化成为抗日救国之助力。在救亡图存过程中,辞修先生个人希望能一改以往临时性职务过多,少有所成之状况,而能专心一志以从事,「庶几他日大难来临,容有晋阳可守之城,即墨复兴之地也」。语多中肯,下文将以上书后八年又十个月间之大事左证之。







  ? ∣∣陈辞修先生参与抗日战争的筹划与实践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陈辞修先生上书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痛陈时弊,请迅为部署以图挽救危亡。辞修先生之建议,语多中肯。唯其中亦有矛盾无解之结,如安抚地方势力与任贤以救亡之矛盾,只有在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之前题下,两害相权取其轻了。本篇试就先生之建议及其在抗战时期之工作,略予申述。



  一、抗日大计的筹划

  民国二十年日首相田中义一有一秘密奏章上达日皇,其中有周密的侵略中国的计划。而其篇首的两条纲领,更直接了当的说:

  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日人遂行这一国策的手段,以威胁利诱为主,以制造地方事件为口实,必要时才以兵戎相见,不战而亡中国,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理想目标。中国既不可能长期忍受日本的欺凌,日人乃以「速战速决」以取代「不战而亡中国」之战略。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陆相杉山,曾发「事变可于一个月左右结束」之豪语。这种错误的认识,引发八年浩劫,实可浩叹。

  二十五年十月,辞修先生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针对日敌「速战速决」的战略,我则决定持久战、消耗战与全面战等基本策略。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亦曾讨论。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沿平汉、粤汉铁路,将我一分为二。而我方为保持西南、西北基地;并争取时间,使东南富裕地区之工业、资源及人员顺利西迁,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向西仰攻。至于最后国防线,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作为退无可退之防线,均于此时作大体的决定。总之我国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



  二、卢沟桥事变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后,不断扩大事态,希图侵据平津,囊括华北。蒋委员长于七月十七日,作最后严正的表示:卢沟桥事件是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及日本军队的行动。在和平未根本绝望前,我们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但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日军执迷不悟,继续扩大对我之侵凌,卢沟桥事件乃扩大为中日战争。前一年九月先生上书中所述,我国所争得准备抗战时间上之「余裕」仅九个月。唯中央政府不容任何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严正态度,深得人心,而获全国一致的拥戴。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的八年战争,就此开始。





  三、淞沪会战到南京陷落

  七七事变发生时,辞修先生在庐山主持庐山暑期军官团事宜。八月九日,敌武装官兵侵入上海虹桥机场滋事,并以陆战队登陆,要求我撤退驻沪保安队,经我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敌集结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我保安队进攻,淞沪会战序幕遂由此揭开。八月十四日辞修先生奉委员长电召,于十五日抵南京,旋即奉派与熊式辉同去上海,协助驻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抗日。十八日与熊式辉回京复命,熊言不能打,先生称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是要不要打的问题。华北战局已扩大,如敌在华北得手,以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下,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中国战场将纵断为二,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淞沪之战,转移敌由北南下之局,为诱敌自东西上之战,以达成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至此委员长面谕:「打,打,一定打。」遂大举增兵上海。十八日辞修先生奉派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苏浙战地为第三战区﹚。日寇以其优势的海、空、陆三军,对我缺少重武器的陆军部队,展开凌厉的攻击,战况惨烈,牺牲惨重。日军多次增兵,参与淞沪之战的敌军,达三十万人。我军在极端劣势军备的条件下,英勇抵抗,居然坚守了三个月。

  十一月初,敌第六、第十八两师团登陆杭州湾。九日我淞沪阵地陷入敌之大包围圈中。适委员长以电话询问如何处置,先生答以应速转进武进一带之国防线中。委员长沉吟久之,以九国公约正在比京开会,为争取国际荣誉,因令再支持三天。先生遵令苦撑,而部队主力,伤亡惨重,每师祗余数百人。高级将领如薛岳、胡宗南、孙元良、桂永清等,均仅以身免。先生至昆山坐镇,崩溃之势始稍定。十二月一日江阴要塞陷落。日寇分四路进犯南京。委员长召先生入京,询以战守方略。先生谓:「如令我守城,谨当遵命。否则,我军应迅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返覆请命,达六次之多,委员长始准放弃南京,命先生赴皖南布置。未料先生甫行,唐生智进言加调劲旅,愿死守南京,委员长许之。不料数日后,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即告不守。守军三面受敌,北临大江,无路可退,数万国军劲旅惨遭杀害,牺牲之惨烈,为八年抗战中所仅见。﹙注﹚

  淞沪会战,一打就是三个月,我军使用兵力约七十余万,敌军使用兵力,亦达三十万左右。敌军外线作战,而使用兵力尚不及我军之半数,终能获致胜利者,惟一原因,就是他们装备优良。精神虽说胜过物质,可是血肉筑的长城,事实上是抵御不了无情的炮弹。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消耗战,胜败的关键,原不在一时一地的得失。然淞沪一役,寸地必争,牺牲惨重,又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唯淞沪之战确是我们导演的战役,敌人在虹口挑衅,我们就派大军抵抗。日敌又错把我们长期抗战的序幕战当作背城借一的决战,于是集中兵力,又多次增兵,我诱敌之计完全成功,使敌人由北而南的侵扰,变作由东而西的仰攻。淞沪会战,开头使用的兵力,全是中央的精锐,使国人对政府抗战的决心,再无置疑之余地。然后调派西南、西北的部队,才不致发生困难。真正全国统一的抗战,自淞沪战开始。我军英勇的表现,乃粉碎日人所说「只要三师人就可以到处横行」的狂言,也惊醒了开战后,日阀「速战速决」的迷梦。中国军队在世人的心目中,也因淞沪会战而焕然一新。





  四、第五战区与湖北省

  二十七年春抗战初期之战斗序列,将全国战争地带分为五个战区,其后因战事变化及地区扩大,又先后成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战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越南、缅甸后,再于滇西设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抗战八年,李宗仁始终担任五战区司令长官。

  五战区在湖北省境内,奄有鄂北、鄂东三十余县,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鄂北老河口。二十七年十月日寇侵占湖北省武汉,二十九年六月更沿长江西上囊括宜昌、沙市,有进窥四川重庆我战时首都之企图。是年九月政府派辞修先生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以守卫首都门户,并兼湖北省主席。长官司令部及省会均设于鄂西恩施。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与湖北省政府之间,乃有征粮及鄂东官员派任之争。兹略述征粮一事。

  湖北自二十九年起,连年灾歉,三十一年灾情尤惨,全省七十县有灾情者达六十三县,受灾面积共一千两百余万亩。须账济始能活命的灾民有四百九十余万人,尤以鄂北为甚。五战区于三十年下半年,即在辖境内就地强迫收粮,闾阎骚然。湖北省政府乃呈明中央,由省府统筹代购军粮,以解人民倒悬。中央同意由省府代购,并核定三十年拨配五战区军粮一百万市石,三十一年一百五十万市石。而五战区在三十年却要求一百九十万市石,三十一年要求二百三十万市石。省政府则得各方确报:五战区人民吃的粮食,很多自军队卖出,五战区兵站总监私存稻谷一万五千石,五战区训练机构亦盗卖军粮,部队长官在各地购置田产,随县一处即达千余亩,老河口一处妓女达五千余人。湖北省政府对五战区核定数额以外的要求,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均予拒绝。

  中央政府对五战区之情况,十分清楚。只是为了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不得不曲予优容。中央政府为了团结抗日,所「曲予优容」的对象,除了旧日地方军事领袖外,也包含了中央系统的人员,最显然的是二十七年张治中火烧长沙,及三十三年汤恩伯豫中会战失利。





  五、长沙大火

  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旬,日军自湖北分路进迫湘北,九日我军退守岳阳、汨罗等地。日军于十二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电话中断。湘省主席张治中误以为敌军已到新河,新墙河在岳阳,新河在长沙,两者相距二百余里。张治中电话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照计划行事后,即乘车南去。酆悌单凭此一电话,令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在长沙全城放火,十三日大火烧了一整天,十六日犹有未熄之余烬。长沙居民在睡梦中闻警,多半只身逃出,万余人葬身火窟。二十日军法审判完毕:酆悌、徐昆、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时人不解此种判决,如张有责,其罪当在其它三人之上;如张无责,何以有罪,要革职留任?街谈巷议,以至公开张贴文字,其中有一幅嵌入张治中姓名的对联及横额,最为传诵一时:

  治绩何在,两大政策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颗人头千古冤。

  横额云:「张皇失措」。所谓两大政策,即张于就职省府主席时,宣布组织全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团,由他自己统率,其次即为寇兵侵犯时,实行焦土政策。前者未有任何行动;后者即是「长沙大火」,不过是在日军尚在两百余里外,我军仍在节节抵抗中,何以将自己军队后方两百里外的城市烧毁?而又不先使居民疏散,而造成万人以上死亡,数十万人财产损失殆尽,流落街头,实为千古奇冤。

  抗战期间敌寇曾数度进攻长沙,第一次进攻长沙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九、十月间才发动,经我军英勇抵抗而未得逞,是为抗战期间之第一次长沙大捷。再两年后三十年九月、十二月敌发动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亦未得逞。





  六、第一战区与豫西会战失利

  三十三年春日军为打通平汉路,贯通华北、华中战场,并进一步作攻略西安计,于三月间集结七个师团、一个战车旅团,共约十三万众,由冈村宁次指挥,向豫中进犯。四月十七日,敌由开封中牟渡河,与我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十七万人激战。至二十三日,连陷我新郑、密县、鄢陵等地。豫北敌攻陷邙山头,向郑县、广武等地进犯。其后一路由许昌、郾城沿平汉路南下,猛攻襄城、郏县,趋叶县、鲁山。一路由巩县西窜,围攻洛阳。其时不仅第一战区岌岌可危,整个西北亦为之震动。

  此时辞修先生本职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唯因病请假在重庆近郊休养,由卫立煌代理远征军职务。委员长以第一战区情势危急,派先生即往第一战区一行。先生乃于五月十二日自渝飞西安,至十六日已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以次各高级将领,取得联络,对战区渐多明了,当即建议中央,一战区目前危急情势,非一战区本身独立所可挽回,统帅部须发动五、六、九、二、八各战区协同行动。

  先生于二十二日下午离西安飞渝,次日谒见委员长,面报豫境军情。奉谕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及豫省主席,先生坚辞。唯同意即去鄂北、豫南,协助反攻部署。二十五日先生飞安康﹙陕鄂边界﹚,转木船五天后到老河口,与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商协反攻事。次日去豫南之南阳与刘汝明等军政首长晤谈,六月三日赴内乡、西峡,始得晤见汤恩伯。七日李宗仁亦来西峡,会同汤恩伯作一全盘检讨,对于一、五、八战区协力对敌计划,更有进一步的决定。窜犯豫西之敌军,因受五、八两战区的夹击,已成强弩之末。十日先生返渝复命。委员长仍要先生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战屡北,盟军即有登陆日本本土的可能。日阀已计划到「本土决战」与「大陆决战」的取舍问题。因此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日军,窜扰的企图愈加凶狠。豫省地居中原,陕西屏藩西北保障西南,假如豫陕不保,可能加强日军「大陆决战」的幻想,第一战区责任重大,先生乃于七月十四日就第一战区职。先生就职后于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四日在河南西坪及陕西西安分别召集当地将领,举行作战检讨两次,知道此次豫西会战失败之原因众多,基本上是由于军队的腐化,而自然不能作战。长官部在洛阳开设面粉厂,并利用陇海路营运煤斤以图利。汤副长官在界首成立物资调节处,变相征收税款;在漯河开设中华烟厂,在界首开设一酒精厂,在嵩县开设造纸厂,在鲁山开设煤厂,其本意未始不善,但结果则成了假公济私的组织。长官部既然如此,部队纷纷效尤,遂一发不可收拾。各级干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两栖的人物,一个个腰缠累累,穷奢极欲,而士兵之生活则甚为清苦。这样官兵组成的部队,如何能发扬斗志。第一战区改组,司令长官蒋铭三去职,汤恩伯依旧为副司令长官。

  中央政府对旧日地方军事领袖及部分属下「曲予优容」,则政府用人「因循敷衍,不能断然抉择,徒资一时之应付,难胜大任之担当」,这一弊端,自然不能消除,而「任贤以救亡」之理想,终难达到。

  辞修先生在第一战区,去其积弊,加强军队之训练以提高其素质,许多措施,先生自称「卑之无甚高论」的办法,然终抗战之役日军未再来犯。





  七、远征军与鄂西会战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欧洲参加英、苏阵营与德国对抗,在亚洲及太平洋参加对日战争,中国跻身于美、英、苏三强之列,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三十一年一月,盟国推举蒋委员长为中国战区包括中南半岛泰国、越南及缅甸在内的盟军最高统帅,统帅之下设参谋长一人,由美国推荐史迪威将军充任之。是时日军已占领泰、越并突破泰缅边境侵缅,我政府乃有远征军之组织,派兵入缅,授史迪威将军以指挥入缅国军之全权。五月中旬,日寇由缅境窜入我云南西境龙陵、腾冲一带,我入缅部队大部转进怒江东岸。怒江在滇西边界由北向南,我军隔江与敌成对峙之势。我政府为防制敌军东窜侵我云南,因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之组设,以统一指挥入滇国军。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因史迪威有欢迎辞修先生担任之表示,委员长于三十二年元月中旬召先生赴渝,面加委任。

  时先生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并曾于三十一年十二月上书委员长陈述本土第一,主战场第一,其要点如下:

  敌之掀动太平洋战争,在求先驱逐英美在远东之势力,然后再出全力以解决中国。今国内外若干人士不察,初未计及主次战场之区分,徒于东欧第一战场及北非第二战场之外,哄然注目于缅甸之第三战场,而对我国民族兴亡根本所关之本国广大战场,反不加措意。

  中国抗战,自有其根本要点所在,未可轻予取舍。必要时,中国可以无湖北、无缅甸,但决不可无防卫重庆之长江江防。中国可以无长沙,无腊戌,但绝不可无重庆。

  在英美同盟国尚无真意在东南亚洲对敌全力攻击,亦无真意对我提供大量必要之军火飞机等形势之下,单以我军为攻击之主体,必至重兵远出,主力他调。新辟战场之胜负,固未可知,而一旦敌人乘虚而入,倘致江防有失,危及重庆,动摇国本,为害之大,悔之何及。

  以国际现状而言,各国莫不各顾其根本,各重视其本身之存亡,各希望诱导他国为开辟另一战场之主体,即各有其国家至上之根本立足点,自不得不趋向于本土第一,主战场第一之途也。

  书上半月,即有远征军司令长官之命,辞修先生数度坚辞,未准。先生以系国家统帅命令,勉力接受远征职务,但请辞去第六战区本兼各职,亦未奉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仍着先生遥领,而调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长官职务,以原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职务。先生在重庆与各方有关人士会谈多次,对远征军之战斗序列、人事、训练、作战及中英美合作等问题,均经商有头绪并请示委员长核定后,二月十日离重庆飞返湖北防地,作必要之安排。二月十一日奉到远征军司令长官任职令。三月六日再飞重庆。十二日偕同史迪威飞抵昆明,四月一日长官司令部正式执行任务,司令部设于昆明以西之楚雄。

  辞修先生在楚雄处理远征军事务,并亲赴各地巡视并督导各部队、机关之训练及工作。此外,第六战区之重要军务,亦由先生指挥处理。

  五月六日得六战区报告洞庭湖滨湖地区战事再起,敌由石首、藕池南犯。十一日电话指示六战区参谋长郭忏:江北部队必须大举反攻,不必攻当阳、荆门据点,应径向江岸挺进。宜昌南岸部队不可抽调。先生又向统帅部建议五、九两战区取攻势,以保滨湖地区之一千万石粮食。十三日再指示郭忏,令三十三、二十九两集团军,直趋江岸。是日统帅部令五、九两战区转取攻势。十四日接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电话,谓委员长拟亲赴恩施指挥六战区作战。先生请林转报委员长愿代前往。十五日委员长电话准予先生去六战区指挥,当日下午由昆明飞渝,十七日抵恩施。十九日起敌由暖水街、刘家场等地,全力西犯,二十三日渔洋关失守,二十四日长阳失守。宜昌西岸之敌亦合力西犯。其时敌使用兵力约十万人,山野炮一百五十门,并调集飞机百余架,分布于附近江陵、荆门机场。二十六日美空军参加战役。二十八、二十九两日战况愈烈,敌我伤亡均甚大。幸我援军七十四、七十九两军已抵达。蒋委员长连日均有电话令确保石牌要塞,希望成为我国之史大林格勒。二十九日敌猛攻石牌要塞,守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坚强抵抗。先生电告委员长旨意,胡师长表示,决与要塞共存亡。先生一面令各地固守,一面令其它部队各地相继出击。三十日敌攻我石牌要塞益烈,敌损失惨重,三十一日敌有撤退征象,我方即令各部六月一日起穷追败敌。二日克复长阳等地,三日克复枝江,四日克复安乡。八日我军克宜都,十四日克公安,至此江南各地除华容、石首外,均已次第克复,战事大体告一段落。是役我军毙伤敌三万余人,我军亦伤亡官长一千四百余人,士兵一万八千余人。自抗战发生以来,敌我伤亡比例,初期约为一比二,以后有时二比三,亦有时约略相等。至敌人之伤亡竟较我超出百分之五十以上,则为此一战役之特例。

  七月一日鄂西战役检讨会议在恩施举行,蒋委员长亲临主持,致词中有云:鄂西会战,对国内外之影响极大,今后六战区必须为全国反攻之起点。二、三两日委员长均亲临检讨会议,听取总司令、军、师长报告,并作讲评。十一日奉委员长电令从速赴滇。当即呈请辞远征军长官职务。十四日奉委员长电复辞远征军职务不准,并催早日赴渝。二十日飞渝,再辞远征职,仍不准。八月五日赴远征军任所。九月六日再上书委员长辞远征军职,乃有委员长九月十五日手书之严厉责备。

  十月十二日先生胃疾大发、呕血、神志顿成昏迷状态。先生到远征军后,锐意整顿,经常奔走于滇西、滇南道中,旅途劳顿,又忙于筹度军务,主持会议,发表演说,几至舌敝唇焦。而人事环境,又极复杂,是以居恒郁郁,心力交瘁。十月六日巡视弥渡十一军总部时,已大感不适,但仍照常工作。双十节参加国庆及委员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等庆典,讲话过多,午晚又接见宾客多人;十一日时出冷汗,仍应邀赴云南大学讲演。十二日上下午都有讲演,又复延见宾客多人。晚即病发,经医师断为胃溃疡出血,注射止血剂后,神志略清。医师谓如无变化,二周后可倚床小坐;六周后,可能在室内扶行,最好能易地疗养,始能奏效。因电委员长:请即指派妥员,前来主持,非敢推怠,恐误戎机也。旋奉准假六周,日常事务,着交由副长官及参谋处办理,重要问题仍须自行裁决。二十七日委员长派侍从室主任林蔚来滇问疾,旋奉委员长发给美金一万元,作为购药费用。十一月四日,专家医师五人会诊,判断溃疡部分在十二指肠上部,初步治疗须六周,继续休养治疗,须两个月。五日林返渝复命。十五日卫立煌来滇代理长官职务,委员长并令:唯重要业务仍须由弟事先指示等等。二十一日卫立煌就代长官职,先生于二十九日飞渝,在重庆市郊外山洞修养。从此时到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奉令到第一战区视察,先生在渝休养六个月。三十三年七月奉派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准辞远征军职。先生自三十二年二月奉派远征军工作,在任期间计十七个月,唯其中离滇赴鄂,指挥鄂西会战;三十二年十月底赴渝休养,在远征军实际负责六月余而已。





  八、辞修先生战时之职务



  辞修先生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上书委员长,中有云:「……年来四处飞奔,一事无成,希能专心一志以从事。庶几他日大难来临,容有晋阳可守之城,即墨复兴之地也。」兹略述民国二十五年先生所担任之职务与工作,以了解先生何以有此希望;抗日战争期间先生之职务与工作,亦并简述之。



  民国二十五年

  先生本职为委员长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委员长宜昌行营参谋长。元月委员长宜昌行营奉命与陆军整理处合并,改称委员长行辕,移驻武昌南湖,先生仍任参谋长,办理整军及建设武汉城防等工作。

  三月中共由陕北大举犯晋,先生奉命飞晋协助阎副委员长锡山,至五月,中共退出晋境。六月一日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成立,先生任总指挥,仍归阎副委员长节制。

  六月二日两广事变爆发,四日先生奉召于六日抵京,八日奉派处理两广事变,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工作仍继续推展。九月五日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二十五日奉派为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先生坚辞。十月初奉命飞香港晤蒋光鼐、蔡廷锴;又赴广西晤李宗仁、白崇禧,十七日返京复命。

  十月敌寇发动伪军进犯绥远,山西告急,奉派于二十三日飞晋,协办晋绥国防,时委员长在西安,先生飞西安报命,二十九日随节赴洛阳。十一月四日奉命飞宁夏晤马鸿逵,商定远营问题。时日寇有在绥远百灵庙建「大元国」,在定远营建「大夏国」之企图,以为「满洲国」之续。先生到宁夏后,约晤定远营达王,商谈颇洽,达王将境内日人一律驱逐。旋调在陕北剿共之汤恩伯部队应援入绥,剿共工作遂告停顿。二十四日我军收复百灵庙。二十七日自太原赴绥东前线视察。是日奉派为武汉行辕副主任兼参谋长。十二月二日奉派为军政部次长。是日奉召赴洛阳,经太原乘火车于五日到洛阳。委员长已于四日由张学良亲迎至西安。此时先生已得有张学良谋变之情报。即于七日赴西安,进言张学良态度可虑。委员长精诚待人,不虞有他。嘱先生赴德报聘莱谢劳将军之访华,并洽商中德之合作。先生已订于九日首途。适于八日又获张学良、杨虎城勾结中共计划,因于九日赴临潼,委员长行辕告变,奉谕稍缓动身。先生至西安而病,逾日西安事变双十二之难作。

  民国二十五年辞修先生本职为委员长武昌行辕参谋长,然一年内先生在武昌任职不过三个月左右。三月十九日奉派飞太原协助抵御中共,六月奉派处理两广事变,九月十六日自穗返抵武昌。十月初奉派赴香港、广西,十七日回南京复命。二十三日奉派赴晋协办晋绥国防,十二月初在绥远巡视国防前线,奉召赴洛阳,旋赴西安,不数日西安事变之难作。辞修先生于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所书「年来四处飞奔」一语时之感触,实不难想象。



  民国二十六年

  元月六日奉派兼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部设潼关,准备必要时武力解决东北军问题。二月二十八日东北军问题和平解决,东北军移防豫皖,杨虎城军队问题亦告解决。唯中国共产党既愿输诚,剿共一贯国策遂未坚持。

  三月二十八日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开学,先生以主任身分来粤主持开学典礼。视察各军事单位,所至发表演说,宣扬国策,激励士气。四月五日谒委员长于溪口,奉命飞赴杭州、北平、开封、郑州、汉口等地宣扬国策。二十九日奉派兼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筹备委员会主任。五月二十二日奉委员长手令,着督练新兵器部队,限六个月为第一期整理完毕之期。七月四日庐山训练团第一期训练始业,受训学员共三、四一二人。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十八日第一期训练结束。二十六日第二期训练开始,学员三、五七八人,八月八日结业。因日寇入侵已深,第三期停办。

  八月十三日日寇发动淞沪战役。十四日奉委员长电召自庐山赴南京,奉派与熊式辉于十六日同去上海,协助张治中抗日,十八日返京复命,是日奉派为第三战区﹙苏浙﹚前敌总指挥。



  民国二十七年

  元月一日奉派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原任军政部次长、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均卸除。十一日奉派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月一日奉委员长指示,将全国各省所有特种训练,均着隶属军事委员会,定名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四月一日战时工作训练团第一团在武昌成立。旋又奉命组设军官训练团于武昌,十五日将官及校官研究班两部始业。十日奉派为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

  六月十五日奉派兼任湖北省主席、湖北保安司令及湖北军管区司令等职。二十一日统帅成立第九战区,划定江西湖口至南昌以西,及长江以南为作战地带,先生奉派为司令长官。是月奉派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临时干事会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

  十月武汉沦陷,中央政府迁四川重庆,湖北省政府迁鄂西恩施。十二月三十日奉谕湖北省政府主席可令严立三代理。



  民国二十八年

  三月二十八日敌在江西发动攻势陷南昌后,武宁继陷。四月初敌进犯修水,先生奉命赴九战区指挥,至五月下旬始返渝。

  九月湘北敌寇南犯,统帅部拟放弃长沙,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薛岳不愿放弃。委员长因命先生与白崇禧赴湘。二十九日晤薛岳,薛仍主守,白则坚持持久战之义,以保全实力为务。先生见二人相持不下,乃建议且就当前敌我情势,审度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再作决定。薛极言士气可用,可以一战。因即报告委员长,奉准得因时因地制宜,乃下令反攻,敌狼狈北窜,十月六日恢复战役前之态势,是为第一次长沙大捷。

  十二月十六日奉派飞广西。上月中旬敌由南海在广西北海登陆,未久南宁即告失陷,为挽救桂南战局,故有是命。抵桂后赴迁江、武鸣、宜山等地。连日亲历战地各线视察,敌军并无积极活动,判断应系待援。二十六日粤汉路湘粤边界,战局亦趋紧张,粤省军政当局,盼先生前往一行。经请示后,委员长指示:可以前往,但谓已告四战区张长官发奎,必要时可以放弃韶关,因无援军可派。先生当即报告韶关不可放弃,并谓九战区之五十四军可以调粤增援,且已令铁路局准备车辆。委员长考虑后,准如所请。二十八日抵韶关,时张长官甫由前线回韶,徒步行走六、七日,足趾皆裂。



  民国二十九年

  元月二日进攻韶关之敌,被我五十四军击破。狼狈南窜,我军追击克复翁源,八日我军收复良口、清源等地,至此已完全恢复战役前之状态。九日以在粤任务完毕,离韶返桂,十日抵衡阳,十二日抵桂林。时委员长已来桂,拟任先生兼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南宁军事,先生力辞,始罢。是日以南宁作战指导方案呈委员长,经核定以强大兵力,断敌与后方之联系,同时对固守各据点之敌,包围而强攻之。十六日上书蒋委员长请调整指挥系统,及各部厅机构人事。后者应以一人一职为原则,前后方职务,尤不能兼任,务使设一人即得一人之用。先生复自谓「身兼前后方军政要职,常感顾此失彼,一暴十寒,且时来时去,识者讥为『党政上之游击』,一切误会矛盾,无不由此发生……」。均以限于事实,格不能行。二十日先生飞返重庆,因政治部青年团、中训团各方面工作,有须亲自处理者。委员长对先生兼职太多,允予减少,对南宁作战方针,亦表示同意。先生于元月二十五日重来桂林,三月三日始奉召返渝。

  六月二日委员长以宜昌方面军事紧急,令先生赴战地督师,是日搭民本轮首途。三日舟抵宜昌西郊之江面,驻节三游洞。四日敌陆空协同向我猛攻,我伤亡甚大,此次敌分南北两路犯宜,兵力在六万以上,敌挟其优势装备与陆空协同之力,我军抵御无效,自六日至九日,荆门、当阳、沙市、江陵等要点,相继失陷,宜昌连日遭敌机日夜轰炸,守军伤亡殆尽,至十二日晚亦告不守。先生到达之日,宜昌之失,已成定局,回天乏术,目击兵民溃乱流离,伤痛之极。十七日我军一部攻入宜昌,旋复为敌寇攻陷。是役先生自责未照委员长意旨,令汤恩伯部由襄樊南下援宜,为失败原因之一端,实则李宗仁误听敌广播将不犯宜,因而调走宜昌守军两军﹙注:其它资料有「调走宜昌守军三军」之说﹚,乃为败因之最大者。先生到宜时,几如门户洞开,敌军猝至,自无法措手也。

  七月二日统帅部会报,多不主张反攻宜昌,决增设第六战区,负拱卫陪都重庆门户任务,派先生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于七日就任。先生于八月六日上书委员长有云:「职自抗战以来,东西奔驰,前后靡定,数年经过,本身职务既已旷废,所负使命,复多挫失。虽承钧座优容,但人言啧啧,内省多疚,拟恳此后无论前方或后方,予以专责,稍图报称。」敌于侵占宜昌后,已有大举西犯之迹象,第六战区为拱卫陪都而设。先生已就任司令长官,委员长始允先生摆脱中枢职务,专负战区责任,并再主持湖北省政。

  自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到三十二年三月,先生专任第六战区及湖北省职务达两年又六个月。



  民国三十年

  三月十三日日寇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友好条约」。

  六月二十二日德苏宣战。

  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海军基地,发起太平洋战争。九日我政府对日、德、义宣战。中国抗战,由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转变为与英、美盟军并肩对日作战。「盟国」之一苏联,则仍与日维持中立友好协议。



  民国三十二年

  二月十一日奉到远征军司令长官任职令,先生请辞去第六战区各职,以责专成,未奉准。三月六日离恩施飞渝,十二日偕同史迪威飞昆明,设长官司令部于楚雄,四月一日正式执行任务。未料离六战区仅月余,四月中旬又赴六战区指挥战事,至八月五日始返抵远征军任所。

  九月四日偕昆明行营主任龙云飞渝,出席十一中全会。二十七日飞返昆明。十月初先生出巡防区,十二日胃疾大发。十一月十五日委员长派卫立煌来滇代理先生职务,先生于二十九日离滇赴渝休养。



  民国三十三年

  五月八日委员长召谈,以豫中我军挫败,命先生前往视察,并图挽救。五月十二日飞西安。二十一日统帅部命先生指挥一战区汤恩伯部及五战区刘汝明部反攻。七月三日奉到特派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及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职令。

  十一月二十日奉派继何应钦为军政部长。十二月一日到军政部视事。俞大维为军政部次长。上月中旬敌在广西侵据柳州,窥我贵州兵力空虚,积极进犯贵阳,有威胁重庆企图,至上月底已进入黔境。重庆人心惶惶,已有迁都之议。时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已奉调返国,美国已派魏德迈继任。魏德迈亦认我军不能固守,主张政府后撤。先生偕次长俞大维往告魏德迈,四川为我兵粮之补充基地,如政府后撤,兵源粮源均将无以为继,不如请美协助空军,调陕西胡宗南部增援。魏德迈同意,即拨机空运胡部入黔。时贵州独山已陷,我援军到后,即刻反攻,八日攻克独山,敌军因补给困难,已有撤退征象。先生接任军政部事之始,即值黔桂战事紧张,就任之初两周,几以全部时间精力,用在贵州方面,是时战况已大见好转,重庆人心亦渐安定。二十二日奉命访问东南各省,并视察第三、七、九各战区,三十一日公毕返渝。



  民国三十四年

  元月九日奉军事委员会令:「本会后方勤务部已改组为后勤总司令部,直隶于军政部,以陈诚兼任总司令。」

  本年度军政部的主要工作在整编军队,整编部队并不是消极的裁减部队,而是积极的充实部队,以加强国军战力,充实反攻力量。唯当时官兵待遇菲薄,官长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养妻儿;士兵则自身的温饱亦已堪虑。是以加强国军战力与改善官兵待遇有密切的关系,而实为一体之两面。

  整军的第二要项为裁并骈枝机关部队学校。时军事系统组织庞大,军事委员会所属各机关即有两千九百余单位,陆军有一千余单位,费用浩大,不裁并,亦无力改善官兵生活。总之,军政部之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下列四项:提高战斗力,充实反攻力量,提高官兵生活待遇,裁兵及裁并骈枝机构,妥善安置编余官兵。各机关学校均须依:性质相同者归并,不急者暂停,庞大者缩减,无效者调整,四原则实施紧缩,拟具裁减计划。兹分项略述如下:

  提高战斗力,充实反攻力量:二月二日令陆军总司令部,以美械装备充实十二个军,每军三师,共三十六师。应裁减六个军部,十三个师,以其兵员充实编并于十二个军三十六个师内,四月三十日以前一律装备完毕。三月二十日以国械装备三十个师,亦于四月完成。

  二月二十四日签奉核定第四战区部队整编办法,保留并充实三个军九个师,裁撤三个军四个师番号。四月四日签呈委员长拟具骑兵部队整编方案,除新疆、晋、宁、青及绥西、豫东各骑兵部,暂维现状外,现有骑兵一个军五个师,唯人马装备多不足六成,且补充不易,似宜加以紧缩,以节省经费,编余人马充实骑兵部队,并以一部拨补炮兵部队,现有一个军五个师,计裁撤一个军部,三个骑兵师。奉批「照办」。

  提高官兵生活待遇:二月一日呈奉核定,改订薪给与,略如下表:

  官兵薪给与增加了一倍到二点三倍,在战时财政困难情况下,已是难能可贵之事。

  裁兵及裁并骈枝机构:截至六月底止,裁兵及裁并机构略如下表:

  在三十四年的上半年,总军事单位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二,军事人员减少了百分之十点五。其中以军事委员会减了一千多个单位,百分之三十七点四;三十七万余人,百分之三十一点三,为最高。部队减少了一百七十九个单位,为原有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但人员只减少了百分之四点三。全国减少了一千二百八十八个军事单位,六十二万军事人员。所节省的开支,才可以提高官兵的薪给与一倍到两倍多,也算是煞费苦心了。辞修先生说:「在充实反攻力量方面,被充实的部队以会打仗、肯打仗者为限。在调整待遇方面,以限于国家财力,是以裁并骈枝机构部队学校所省下来的钱,提高待遇。裁并的中央机关中,军政部本身即占其大半。此种工作,做起来都是困阻横生,但不做更危险万状,为了国家,只有迎着困难做去。」

  妥善安置编余官兵:二月十二日呈奉核定「战时编余官兵安置办法」及其施行细则。其要点如下:编余优秀之官佐及尚堪服役之士兵于定额内留服现役,拨补充实各部队机关学校,并得与现职成绩平庸之官佐互调或保送深造;其余依志愿转业或准予退除役退职。总之,被裁减单位中之优秀官佐士兵,优先拨交被充实的部队机关学校,并使编余人员得到深造机会,或参加各种建设事业,变消费为生产,并保障其生活。是以裁撤单位及裁减人员最多者为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单位及人员之裁减均达百分之三十以上;部队裁撤之单位达百分之十七,而裁减之人员仅百分之四,可见部队中之被裁撤单位,大部分官兵是被调到其它部队以充实战力。

  八月六、九两日美空军使用原子弹袭击日本广岛、长崎。苏联于八月九日对日宣战,进军我东北。日本于八月十日将请降书请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接受盟方无条件投降之要求。





  九、国民大会的风波

  第一届国民大会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揭幕,这一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与副总统,但是齐集近三千名代表的国民大会,也是少数政客发动政潮,一次难得机会。这一次政潮讨伐的对象是辞修先生,理由是作战失利、整军及收编伪军问题,兹略述其经过。

  三十五年五月我政府自重庆还都南京,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军事委员会撤销,辞修先生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三十六年七月政府颁布「动员戡乱纲要」,是年八月底,先生奉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由参谋次长林蔚代理总长职,九月一日抵沈阳,是月下旬胃疾复发,出血不止,至三十七年二月始回京检查治疗。

  国民大会于三十七年四月六日举行第一次大会,十二日第六次大会,检讨军事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代表政府报告军事。国大代表尹冰彦、张振鹭、赵可夫等数人,对辞修先生攻击甚烈,有「斩马谡以谢国人」之语。大会并收到由何佛情等三十五人提出之议案「请政府严办参谋总长陈诚」,其办法之第一项为:「由大会决议请政府将参谋总长陈诚,明令撤职,并查明遗误军机事宜,交付军法审判。」

  第六次大会后,原提案三十五人中宋彤等十九人,自动提出原案保留的意见:

  对于第九十八号原提案人之意见。原提案对于共匪叛国,国军失利,应由参谋总长陈诚负责一节,以在提案之前,尚未听取政府军事报告,故对军事之失利,不能不由参谋总长负责。兹听到政府报告,一切军事措施,系经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交由参谋总长执行。是此项责任,自不能完全由参谋总长负责。原提案办法第一项,拟予保留。

  二十日国民大会第三审查会通过:「请政府严办参谋总长案,予以保留。」翌日提出大会讨论,亦一致通过。这一政潮的高潮,遂归于平息。

  国民大会开会期间,辞修先生在上海养病,对于国民大会少数人之有意诬陷,未作任何公开申辩,唯在得林蔚慰问函后,四月十四日之覆林蔚书中有所申诉,兹分略述之:

  地方自治

  此问题,姑置其无作用者不说,仅就政策言,改团为警,并非吾人决定。既已决定,其权责自非吾人所能负与应负。去年六月下旬中常会中,白先生对弟已有责难。当时立夫先生,因此曾问过弟,究竟如何,弟已告以政策与权责,与弟无干。

  整军

  此问题之政策与原则,均在弟未到中央以前所决定。弟到中央﹙按此系指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先生离开第一战区就任军政部部长职﹚,仅负执行之责。而当时实际负责执行者,尚在陆军总部。此事就政策言,绝对正确。就执行言,亦并无多大错误。然今日反对整军者,亦即当日反对中央不整军之人。出尔反尔,所谓伪君子,最难处,其此辈之谓乎?弟尚记得,当大家均认为整军绝对需要,但绝对困难,而不整军,则绝对危险。一直至敌人打到贵阳,大家才下决心,与其坐而待亡,何如克服整军之困难?但当时又谁肯任此劳怨?再检讨整军,究竟裁了多少兵?实际上,只是裁并机关与空单位而已。换一句话讲,如不裁并机关与空单位,如何充实国军?同时国家财政如此困难,人民生活如此痛苦,能否负担七二○万人虚额的粮饷?」﹙按:本篇第八节资料显示全国军事人员整军前约六百万人;此处「七百二十万人虚额的粮饷」,包括「虚额」及军人眷属之粮饷。﹚

  收编伪军

  此问题当时确有人建议,但全部收编,事实上大有问题,以弟所能记忆者:何以对抗战之国军?何以对被压迫残杀之民众?何以维持国家民族之正气?以上三项,姑不计,再就军费一项言,自抗战结束后,决定国家总预算原则,所谓收支平衡,所谓军费不得超过总预算百分之五十,以连年军费言,非但不能收编伪军,而且仅有之国军,亦不能养活,其它可知矣。

  戡乱战争国军之失利

  关于作战方面,弟身为幕僚长,在地位言,自应负责。但此中不能告人之事,实在太多。仅就山东与东北言,山东军事失败,莫过于新泰莱芜之役,此役之计划,究竟谁建议于主席,主席如何决定,弟在徐州,均无所闻。吾人绝不怨天尤人,应就事论事,吾人绝不愿与伪君子计较。再就东北问题言,如要算帐,应由雅尔塔三巨头会议与政协会议算起,而军事只能算末节。总之,东北问题不要说弟身为参谋总长,并兼行辕主任须要负责,即就中国人立场言,亦应负责。惟回忆当时,有主张放弃者,有主张外交解决者,有主张指定区域,让与共匪者,有主张已成死马,但不能不作活马医者。主张虽有不同,而为国家作久远之谋则一也。犹忆当时岳军先生见告,已与主席决定,准天翼兄辞职,要弟兼任。弟第一句即说:这救了天翼,害了我了。后因命令已发表,不顾成败得失,只有前往。当时劝弟前往者,莫不以国人皆知东北为死马当活马医相勉,中国人最大精神,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弟深知是火坑,最后只有跳下去。但当时经再三请示主席,非即增加两个军,不能使在东北之国军,能争取时间,稍加整顿。﹙四平之役后,各军均残破不堪﹚当时主席已应允,决抽调两个军,增援东北。结果被人阻挠,仅遣将而不派兵。东北如此重要,为一人之私,非但欲置弟于死命,而且不顾国家民族存亡,长此以往,真不知国家被这般小人误到如何地步也。﹙反对增援的理由,大别山要紧,东北冬天,那能打仗?但大别山现在战果如何,老百姓最清楚,而东北则已不可收拾矣。﹚总之弟今已成为封建官僚集团以及自私自利者之目中钉。在彼等对弟,自非打倒不止。惟望彼等能以捷克为戒,不可造成中国为捷克第二。﹙此点弟实有所闻,不知南京方面,有无发觉﹚假使彼等阴谋不能成功,以中国匪共手段之恶辣与高明,届时彼等辈纵欲如捷克外长,跳楼自杀,亦不可得也。





  十、暂别大陆



  ?∣∣辞修先生割治胃疾来台休养



  先生早有胃疾,唯不甚措意。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于远征军次,胃出血严重,陷入昏迷。十一月十五日蒋委员长派卫立煌代理远征军长官职,先生于二十九日离职赴渝休养,至次年五月,以豫中会战我军挫败,奉派前往视察,在渝休养达六月余。三十四、五年胃疾均曾复发,盖先生之疾,治疗之道在于静养,而与先生之职务,颇不兼容。三十六年九月一日自南京飞沈阳,就任东北行辕主任兼职,九月底胃出血复发。十一月五日奉蒋主席电谕:「贵恙是否需用手术,如有必要,应选名医带同机械飞渖治疗也。何如?盼覆。」即电复云:「职此次胃出血,经X光深部治疗,及注射止血针,均无效。故医生咸认为非休养,并于必要时准备施行手术不可。明知此时施手术与离渖,均有不便,如战事稍能稳定,再飞平或沪,施行手术。但以目前军事紧张,深恐一旦身体不能支持,有负钧座付托之重耳。」另电林次长蔚云:「弟胃病复发,迄已四十余日,昨日检查,出血较前月为多,红白血球均大减。日来抵抗力较弱,致心燥畏寒。据医生迭次劝告,非休养不可,并主张施手术,以免时发。弟此次奉命北来,原拟作久远之计,任何困难与牺牲,均在所不惜。惟身体如此,深恐误事。乞转呈主席,恳预准备替人,以免弟万一不能支持时,致误前途为祷。」七日奉主席手谕:「近日体力如何,无任系虑。拟约戚大夫飞渖诊治。如有必要,另聘专家再用手术。惟弟此时万不能暂离沈阳,故用手术,亦须在沈阳。则迟用不如早用,以免延误也。如何?望决定电告。尤青来渖襄赞,必多助益。普通公务,当可托其办理。务望多加休养,期能逐渐康复也。」十一日电呈主席报告罗卓英已于今日抵渖,并称此时离渖,自不可能,一切拟待戚大夫来渖后再定。惟此间各医院因水电均缺,冬季施手术,极不相宜。希望战事稳定后,再赴平或京沪施手术。十二日就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职。二十三日奉主席电:「戚大夫回京,云弟必须完全休息二星期,且须不听电话,绝不劳动,方可望复原,务希即日起专心休养半月。所有公务暂派尤青负责主持为要。」当即急电呈复云:「职以病躯,衔命北来三月,愧不能分钧座宵旰之忧,惶恐万状。前承派戚大夫来渖治疾,今复辱电命饬专心休养,仰见眷怀优渥,感激莫名。惟是今日东北,并非单纯军事问题,其复杂困难,反在政治、经济、财政各端。今日匪军力量,实较我为强,其攻势行动,显不分段落,连续进行。我军整编及战斗损耗后,尚差十四万人。调走两个军,尤感应付为难。北宁路确保,极为重要。冀热辽西地区,介在两行辕之间,现无有力部队,又乏适当负责人选,时感威胁。在军政经济,互为因果关系下,一切问题丛集,更不易解决。故职纵然遵命休养,不接电话,不阅公文,问题始终存在待决。特感精神上之责任过重,如环境稍好,则职在此,不妨卧治。明知无此理想,惟有仰体钧意,在此苦撑。病躯纵无法康复,职以身许钧座,宁计利害生死。但愿短期间状况,稍加改善,再作他计。」时中央已任命罗卓英为行辕副主任。



  十二月五日以胃疾仍有出血反应,医嘱易地治疗,因沈阳水电两缺,无法作详细检查及施行手术。因电请主席给假半月,俾便飞京检查。奉复以年杪关系重要,不可离渖,准下月初回京检查。七日再电呈主席以病已三月,不宜再拖。此次请假,绝非专为身谋,不顾东北,实因匪情以及一切,可以抽身也。仍乞准假,如有军事行动,当即回渖,绝不致误。十日奉主席电:请假事请暂缓半月再定。十一日晚十时许,初觉头昏,继即入昏迷状态。十二日奉主席电:「贵恙如何甚念。如乘飞机无妨,拟即派机来接。」十三日电呈主席谓前晚一度昏迷,现已平复,唯出血加重。休息数日,可乘此间运输机C-47返京。十四日奉主席电决派座机来接,该机有睡床设备,飞京只须三小时。十五日电呈主席谓「日来匪似有行动,拟情况明了后,再定行期」。



  三十七年元月八日奉主席电已电傅作义飞渖,面商一切,如有必要,中亦可来渖,贵恙如何?甚念。即电呈复云:「钧座不必来渖,职胃出血反应,较前礼拜稍深,精神尚佳,乞释念。」十日蒋主席莅渖,指示全国剿共军事机宜。十一日主席召开军事会议后飞返京。十二日奉主席电谕东北成立剿总,拟派卫立煌任其事。十三日再奉主席电谕:「卫俊如愿来东北,昨托刘瑞恒、林可胜代觅良医,刻已聘定,日内即可飞渖,且可常驻诊断,使之负责治疗。待剿总成立,军事略有头绪后,乃可回京就医。」即再呈复云:「请即发表俊如兄为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并请俊如兄即日来渖。至总部组织,职意以行辕改一名称即可。因现行辕专管军事,而政委会分管政治经济。如为国际及东北关系,行辕有保留之必要,则仅组织主任办公室,设参谋秘书电务人员等三十余人即可。如另组织总司令部,因各种条件关系,恐一时不易组成,尤其对于情报作战、人事补给,更非短期间所能就绪。如俊如兄有妥当人员,可尽量来渖,因行辕人员,除大部是原行辕及长官部留用外,一部分系由国防部借调,对于人事绝不会使俊如兄为难也。又职病无甚变化,惟日来稍感疲乏耳。知注谨闻。聘医来渖诊治,甚感。惟不知何以报钧座耳。」十七日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电称已奉明令特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二十二日卫立煌抵渖,携来主席手谕略谓:「俊如兄飞渖就职,对于东北应注意各事务,望切实研究指导,勿使稍有贻误。如贵恙许可,总以多留半月,诸事安置妥当,再南来疗治为宜。」



  二月一日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先生于五日飞京。经医院检查结果,认为须经长期适当休养,方可施行手术。先生乃赴沪休养,就近在国防医学院治疗。三月一日呈辞本兼各职,未能邀准。十七日奉主席电谕:「据林署长可胜报称:『职于本月十二日晋谒钧座时,承询陈总长病情,奉谕是否需要赴美治疗,再商定报核等因,遵查检查委员会并美军顾问团军区高级顾问魏格兰上校建议,以陈总长病,确有赴美诊疗必要。如需要施行手术时,亦在美国为方便,且因其有胃癌疑似,尤须能于短期内成行。至留美诊疗时间约需三个月,是否可行,乞鉴核示遵』等情,应准赴美治疗,除电复外,希知照。」﹙按:林署长为国防部军医署署长。﹚先生以带职出国治病,多有不便,因于是月三十日,再度呈请辞职,仍未能邀准。五月一日晋京,二日面请辞职,蒙主席同意。十日以辞职事仍未见明令发表,乃签呈主席恳辞本兼各职,十二日奉批准予辞去本兼各职,参谋总长一职由顾祝同将军继任。五月二十日蒋主席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行宪第一任总统。三十一日先生赴沪,语记者已决定在国防医学院治疗胃疾﹙按:先生在三月间经友好之劝说及蒋主席之认可,已有赴美治疗胃疾之计划,唯经过四月间国大风波后,认为不便赴美就医,且自三十三年出任军政部部长后,与国防医学院建立良好关系,对其深具信心。民国六十年代台北国防医学院卢致德院长还乐道此事,并及辞修先生协助国防医学院迁台经过。﹚六月四日住入江湾国防医学院,十二日施行手术,胃部割除四分之三,十二指肠割除寸许,二十五日出院回寓休养。先生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病况逆转,十二日奉主席来电拟派飞机来接,十四日再奉主席来电:决派座机来接。先生于十五日电呈主席,谓「日来匪似有行动,拟情况明了后,再定行期」。三十七年元月二十二日卫立煌抵沈阳就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职,负责东北军事。先生乃于二月五日飞京治病,距总统拟派专机来接已五十余日。近年某方出书,谓先生急于逃命,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陈夫人名义致电蒋夫人求援。「急于逃命」一词,显非事实。三十七年六月割除胃疾后,先生于九月三十日上书总统有云:职痼疾虽除,惟病后仍时出虚汗,并极健忘,须有较长时间之休养,始能完全复元。以在沪客人颇多,不宜休养,决于日内赴台稍住,知注并陈。先生于十月六日飞台北,下榻草山招待所,迄至三十八年元月五日就任台湾省主席职,静养了三个月。





  结语

  八年抗日战争,辞修先生曾担任过的军职,综合于下: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军政部次长、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冀察专区总司令,最后于抗战胜利前八个月,接长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及后勤总司令部总司令两职。所曾担任过的党政职务则为: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会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其中且有同时担任前后方党政军职务之情况,例如同时担任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三青团书记长、政治部部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八年中职务最单纯时段为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之初只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达两年余。除正式任命职务之工作外,尚有军事情况紧急时之临时工作,如二十八年底桂南战役,及三十三年之豫中会战。二十五年先生所言「……或东南西北,四处飞奔……」,重现于二十九年:「身兼前后方军政要职,常感顾此失彼,一暴十寒,且时来时去」,以至被识者讥为「党政上之游击」。先生虽多次呈请担任一专职,均以限于事实,格不能行。

  辞修先生二十五年九月上书委员长中之其它建言,文中已多述及。总之,先生认为应予革除之弊端,仍在抗战八年中一再出现。建言中两则原为抗日战争之筹谋,竟于抗战胜利后成为事实,兹略述之。先生在上书中言:「回忆本党自民国十五年北伐以来,……每当一次胜利之后,必随即遭受重大之困难与失败…」,此一原则,似亦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年,中共席卷大陆一事所作之预测。至于其原因,先生说:「实由本党之实力,与所获之范围,不能齐头并进,切实把握,尤其当运用之际,体用失调,换言之,即政治善后之设施,不足以巩固军事之胜利也。」辞修先生更进一步说明,关键之处在于用人不当,先生说:「……而赞勷于政治各方面者,一则由于其才力之所限,一则其自身亦容有因循敷衍之毛病,甚或在居心利用革命美名,服从领袖口号之下,乘机营植其私,坐是而革命之精神与事业,为之消歇于每次胜利之后,至可慨也。」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之席卷大陆,是否由于国民政府用人之不当,尚待史家评述。

  辞修先生迫切恳求蒋委员长予一专职,得专心一志以从事。先生说:「……用是迫切恳求钧座,迅奋干纲,明别体用。树立百年大计,而于其中指示一途,俾在此一刻千金之时,得专心一志以从事,而免时间精力长浪掷于虚牝,重负知遇之恩。庶几他日大难来临,容有晋阳可守之城,即墨复兴之地也。」「大难」之「来临」,不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而在抗战胜利之后。三十七年十月底共军囊括东北,十一月共军大举入关,切断平津铁路交通,未久华东我军徐蚌会战亦败绩,十二月二十四日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呼吁和平,二十五日李宗仁、程潜亦倡导和平,舆论上并有请蒋总统下野之说。时辞修先生在台北阳明山养病,十二月二十九日先生奉蒋总统电谕:「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三十日行政院通过改组台湾省政府案以辞修先生为台湾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三十八年元月三日奉总统电,略谓:为何不速就职,若再迟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先生于五日上午接任台湾省主席职,五十年来,形成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的局面。蒋总统在大陆战局逆转,岌岌可危之际,命令辞修先生出长台湾省主席,蒋总统元月三日电文中之「全盘计划」,固不可得而知,然辞修先生上书中所言「庶几他日大难来临」,若似指国军之失败,大陆为中共掌控;而「容有晋阳可守之城,即墨复兴之地也」,若即指台湾。先生在民国二十五年所请,在民国三十八年成为事实,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传韬五十三年元月返台,在台大任客座教职。时辞修先生方因病辞卸行政院职务,在家休养,朝夕得聆教谕八月余。石叟丛书适于是年二月完成,乃得一睹为快,其中故事及关键处,辞修先生亦兴致甚高,一一讲述。八十五年自公职退休后,时以辞修先生回忆录之出版为念,以其篇幅甚多,似可分为四辑:

  陈诚将军北伐平乱回忆录,

  陈诚将军抗日战争回忆录,

  陈诚将军剿共回忆录,

  陈诚先生台湾时期回忆录。

  其中除第三辑横跨抗日战争前后外,其余按时序排列。前三辑均为民国三十八年以前事迹,先生主要责任为军事,三十八年元月五日先生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则以政务为主,而以三十八年为分期点,是以先生有来台后即脱下军服之说。唯经国史馆编辑诸公之建议,将全书定名为「陈诚先生回忆录」,四辑则分加副标题:

  北伐平乱,

  抗日战争,

  国共战争,

  建设台湾。

  本辑附录一、二,系因读完辞修先生二十五年九月上书后,感触良深,乃以上书之建言,检看抗战八年之经过。本篇之文字多取自回忆录。最后,试借先贤咏怀古事二端,作此文之结束,其一为杜甫〈咏怀古迹〉追念诸葛亮诗中二句:

  运移汉祚终难复,

  志决身歼军务劳。

  其二为沉葆桢论郑成功事一联:

  开万古未曾得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界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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