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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一节 得失与检讨

  我承乏湖北省政府主席,按到任至奉准辞职时计算,可谓久于其任。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算法,究其实际,我真正在省工作的时间,应从二十九年(一九四○)九月起到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止,总共不过两年零五个月而已。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七月起到二十九年八月底止,这两年多的湖北省政,是严立三先生代理的,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三月我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时起到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七月湖北省政府改组之时止,这一年多的湖北省政,是由民政厅厅长朱怀冰先生代理的。在这先后代理期间,我虽不能对于湖北省政置身事外,究竟在戎马倥偬中遥领省政,其不免于有名无实,是可以想见的。

  时间是成败得失的关键,凡宜速成之事,缓则必败,凡宜从缓之事,速则不达,此一定之理也。为政之事,据我看,就不可操之过急。以孔子之圣,犹曰:「三年有成。」古人考绩,必经三载,三考而后黜陟,犹言为政功过,九年而后能定。则我仅仅主持两年五个月的湖北省政,想要能有所成就,实在无此可能。

  建设地方跟地方本身的条件,关系也很密切。文化的程度高,物产的蕴藏富,劳力的供应量大,交通四通八达,在这样的地方条件之下讲建设,必能事半功倍,是不成问题的。而战时的湖北,够上这些条件的地区,开战不久就都沦陷光了。剩下来的地方,虽然不是不毛之境,然而偏僻、贫瘠、风气闭塞,一般都是如此,差别是很有限的。省府所在地的鄂西一带,情形尤为落后,万山丛聚,几无交通之可言。抗战以前,深入鄂西的旅客,可谓绝无仅有。

  鄂西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距离建设的条件实在太差,所以省府迁治于此,历时虽不为不久,但以言象样一点的建议,可以说拿不出什么来。这种情形倒与我亲主省政时间的长短无关,原因是什么人也不能把「无」变成「有」。

  所以说起湖北这几年的建设事业,除去农田水利方面稍有可观而外,大致仅做了些准备工作,如「新湖北建设计划」、「大武汉建设计划」等是。由今日伏处台湾的情况言,拟定这些计划,固然纯属徒劳。可是大陆总是要光复的,将来国家的重建,不能不需要计划,则我们当日费的许多心血,仍可供来日的参考。韩文公诗所谓「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我想我们的努力,也许不会落到这般结果。

  计划教育不能不算是一种文化建设,中等以上学校的公费制度,都能依照计划一步一步地实施,使万千沦落无依的青年,仍能得到「教」和「用」的机会,确实让我们不无「沾沾自喜」之感。不过因为经费的过分困难,无论师生的起居生活乃至学校的教学设备,都只能因陋就简地勉强维持,以言充实完美,实在相差太远,至今思之,犹以为憾!统筹升学就业的情形,因手边资料不全,只知道三十年度初中毕业生一、二○九名,已全数分发升学,同年度之高中、师范及职业学校毕业生共九九五名,亦均已升学就业(升学者四一六名、就业者五七九名)。此后情形如何,因无事实左证,不便臆说。但依照规定,凡不能升学者,均可于接受就业训练后分发就业,而本省各级机构又普遍需要干部,即如实行新县制一事,即需要下级干部二十四万人,则不能升学者,仍可分发就业。以此言之,统筹升学就业办法应不致遭遇不可克服之困难。关于五年计划方面,实施进度尚不够理想。照预定计划,至三十三年度,中心小学应发展至二、○八二所,而实际设立者只九九四所;国民学校应发展至二一、五○一所,而实际设立者只六、九一六所;中等学校应发展至一○三所,而实际设立者只七七所;高等教育应成立之工、医、商等学院,亦仍在筹备中;社会教育应成立之馆场,也与预定进度颇有距离。由此可知,我们原来以为很平实的计划,竟不能一一实践,实非始料之所及。其所以致此之故,敌人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间起即开始西犯,战事经时数月,始被逐退,而地方疮痍满目,一时难复旧观,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又适于此时调赴远征军,一直到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七月省府改组,未能再亲理省政,自然也是一个原因。我在政治部部长任内,有人把我比作火车头,说我一动全动一停全停,这是说我的同事全无自发精神,未免近于诬蔑。不过国家设官分职,各有各的作用,也是理之当然。一个机关的首长,事必躬亲,固然劳而无功,但是高居拱默,一事不问,亦与尸位素餐无以异。那么什么应当是首长做的?顾名思义,所谓首长,不过就是「带头」的意思,其职责就是领导。无论一个机关一个团体,如无负责的领导,其不陷于停顿或盲动者几希。所以首长的职位是重要的,非可有可无者可比。比作火车头,也许正是恰如其分。我一向反对兼职者,其原因也在此,由此言之,湖北五年教育计划,打了很大的折扣,只能怪我失于领导,不能怪我的同事未能达成任务。

  试行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目的在求战时人民生活的安定,是一种临时性的经济措施,结果还算不错。抗战后期物价跳跃的猛烈,已然无法控制,各地人民生活的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而湖北乃于物价的惊涛骇浪之中,屹然独立,过着相当稳定的生活。推原其故,当然是试行这一政策所收的效果。

  总而言之,我在湖北这几年,不能说一无成就,可是成就的都很有限,而鄂东、鄂北人民所受的痛苦,我不能为之减除,则是我最大的一项失职。虽有小功,亦不能抵此大过也。

  更进而检讨一下我们这一点点的成就,有三个重要因素,是忘记不得的:第一就是委员长不因别人造我们的谣言,而改其信任之心;第二就是湖北几位元老对我的全力支持,始终如一;第三就是得力于湖北的贫与险。委员长不听信谣言的经过,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及,毋庸再赘。湖北元老如何雪竹(成浚)、石蘅青(瑛)诸位先生,在省内、省外都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回省复职的时候,何雪竹对好多人说:「湖北多年来我们都没有弄好,现在陈主席来,我们要全力支持他,把湖北弄好,以减轻我们自己的罪过。」他这样说,也就当真这样做。在中枢方面,有关湖北的问题,他每次都仗义直言,这在精神方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石蘅青以参议会议长的地位,再加上他在湖北的声望,假如对于我们的作为,不予支持,可能使我们一件事也不能做。但是他在自信力极强的个性之下,仍能尊重别人的意见,这种风度和雅量,是值得敬佩的。他有一次和我表示:「你的办法都很好,但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你不能当一辈子湖北省主席,一旦他调,将何以为继?」真是谋深虑远之言。这让我们存有戒心,更不敢操切从事。何、石两公之外,就是后来投共的张难先、李晓园(书城),当时对我们的表现,也并不坏,至少在表面上没有阻挠掣肘的地方。说到贫与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贫,所以许多人不愿来;因为险(接近前线),所以许多人不敢来。一般人争着要做的事,以太平而有钱者为上选;湖北的情况恰正与此相反,所以大家才不以此为争夺对象。大家不争不夺了,我们才得以安心工作,能安心工作,当然也就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了。除去这三个因素以外,才能说到我们本身的努力。湖北省府同仁,确实都能吃苦耐劳,这是有目共见的事实,凡是到湖北观光过的人,无不具有同感;我们能够吃苦耐劳,就是没有什么建树,大家也还心安理得。

  另外有一件事,非以上各章所能概括,不妨在这里提出来,作为一种检讨的资料。这是有关湖北参议员产生的一桩公案。

  原来湖北参议会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正式成立的,任期规定一年。至二十九年(一九四○)九月期满,呈准延长一年。至三十年(一九四一)九月任期又满,因有下列种种原因,不便再延:

  一、石议长年高体弱多病,力有不及,再三请辞。

  二、参议员有侨寓省外已久,不愿回省出席者,有因病因事辞职不能挽留者,亦有身故出缺者。

  三、有一县有参议员数人,亦有二十余县无一参议员者。

  四、候补参议员已递补九人,其余十四人或已亡故,或因故不能递补,无法补充足额。

  乃与石议长商决改组省议会。当时我们决定全省七十一县市,以每县市产生一个代表为原则。过去参议员有几县太多,有几县一个也没有,这种现象,太不合理,应当加以改进。在我们决定的原则之下,各方面可以推荐人选,万一有的县分推不出人才,其它的县最多也不能超过两人。这一原则本来很公平,但提出来后,中央却不同意。当时中央的规定是:百分之三十的人选由中央决定,百分之七十的人选由省册报加倍人数,呈中央圈定。换句话说,就是百分之六十五的参议员要取决于中央,这样我们按县市分配的办法,当然就与中央的规定抵触了。起先蒋廷黻先生来电话说:「你们把名单都定了,中央百分之三十的名额,已无着落。」我答复他:「我们呈报的名单可供中央参考,完全调换都可以,但每县市分配一个参议员的原则,希望不要推翻。」接着王雪艇先生也来电话说:「你们报的名册使中央很为难。中央不能不应付一部分人,你们把名额都占满了,中央怎么办?我是湖北人,不是完全为中央说话。」我还是坚持一县一人的原则,名单百分之百可以调。我说:「我这正是替你们解决问题。大家都找你,你怎能一一应付?一县一人的原则一定,荐人的人便无法将甲县的人介绍占乙县的名额,岂不反倒减少许多麻烦?」结果我们的原则被接受了,只有一点变动,就是把一个女的候补改为正式,而把另一个男的正式改为候补。

  这件事在我们学习民主的历程中,我觉得颇有回味一下的价值。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大公无私。把握着这个道理,可以应付万变,这也就是执简驭繁之道。不然的话,左支右吾,顾此失彼,所谓治丝益棼者是也,可不慎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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