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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四节 抗战的决心与决策

  春秋之教,内诸夏而外夷狄,但是中国的民族性雍容宽大,对于异族的排斥心理并不强烈。惟在抗战发生之前的二三十年,日本以盗窃中国文明、文物之蕞尔岛国,而蓄意侵吞中国不遗余力,所以国人被迫排日则是事实。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受到国人普遍的唾弃,此可证明一般国民对于抗日战争实已早有决心。

  政府方面更是知道,国民革命势力必无见容于日本帝国主义之理,对日战争迟早总要发生。但是觉得多有一分准备,即可减少一分牺牲,因此才不惜委曲求全,尽量延缓武力解决的时限。至于抗日决心,则政府与人民自始即无二致。

  委员长是政府中最高的军事负责当局,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政府抗战的决心为如何。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五月,在一个纪念五三惨案的会中,委员长说:

  这种纪念日子,凡是中国人,凡是父母生下来的中国国民,对于这种耻辱,是不能忘的。这种耻辱不洗雪,中国人是没有一天能够独立的。

  可见中国抗日的决心,从五三惨案之时起,即已开始。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一月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委员长在会中讲「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有云:

  此次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大家必能在不背本党的纪律与大会的尊严之下,促成本党的精神团结,来一致抵御外侮。简括言之,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一、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讲「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有云:

  革命军所负的责任,是要把前清腐败的朝廷,和北洋卖国的军阀,积年累月因循苟且所丧失的土地,在我们手里收了回来。我们革命军人,绝不会割一寸土地,签一纸条约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无论国家丧失那一寸领土,不问其丧失原因如何,也无论其是否为革命党的责任,我们应该毅然负起恢复的责任。不过我们不要空口讲恢复,一定要奋发革命精神,实行革命的步骤,真能先肃清土匪,除掉我们心腹之患,才能充实革命的力量,巩固革命基础。那时,我们当然要来收复我们的失地,而且不仅收复「九一八」以后所失的土地,凡是我们旧有的领土,一概都要收复回来。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始作「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系统讲演,完全针对日本的侵略,讲述御侮救亡之道,其中特别强调决心的重要,他说:

  现在我们抵抗日本的方法既是很多,我们要有两个条件,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一、就是随时随地要赶紧准备,我们个个人要为国家、为民族尽量发挥自己的体力、心力,来研究运用一切的东西,准备民族斗争。第二、就是要有最大的决心和毅力,能够自强不息……才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在五全大会中报告「对外关系」,其中有两句最具历史性的宣示: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七月,委员长在二中全会中诠释这两句话说:

  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议,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

  此言容忍到了极限,就是抗战决心付之行动的时候。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十七日,委员长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时日军于制造卢沟桥事变后,仍不断扩大事态,希图侵据我平津,囊括我华北,乃作最后严正的表示: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这就是抗战决心最后的一道界碑,不冲破这道界碑,和平犹未绝望;冲破这道界碑,我们为了保持民族的生命、国家的尊严、人类的正义,以及每一个国民的人格,就只好与日寇拼命了。

  抗战决心是使我们不计强弱奋起杀敌的决定因素,这是无可否认的。而支持这种决心,使之再接再厉,历久弥坚的,则不能不归功于抗战决策的正确。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即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关于战斗序列,应依战事发展不断调整部署,以期适合机宜;关于最后国防线,应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限,亦均于此时作大体之决定。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

  大致说起来,「七七」以前,日寇侵华的方略是「不战而亡中国」,其心计虽极毒辣,但却是战争的上策,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是也。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奋起抗战,「不战而亡中国」的毒计已不得售,乃一变其侵华方略而为速战速决。这种改变也很合乎兵法,孙子所谓「兵贵速,不贵久」,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天佑中国,既使我们有广大的国土,又使我们有众多的人民,这两个条件偏偏适宜于作持久战的打算。我们能持久战,就是敌人速战速决计划的失败,此理至为明显。我们于持久战之外,再以消耗战、全面战相辅为用,更使敌人战线愈拉愈长,补给愈远愈困,泥足愈陷愈深,迫不得已乃又改采以战养战策略,以为「因粮于敌」之计。实则敌军至此已窘态毕露,进既不可,退亦不能,殆已真正陷于进退维谷之苦境。敌军在此无可如何的情形下,才疯狂地发动了珍珠港的军事冒险,以求侥幸一逞。不想又错估了美国的力量,因而引起太平洋的战争。中国持久战的目的,至此遂告实现。

  太平洋战争发动之前,在仅有的中国战场上,日寇已无致胜的可能;太平洋战争发动以后,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寇更远非美国的敌手。从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六月美军获捷中途岛起,日寇全面战败之局即已大定。以后又强自支撑了三年多,不过是加重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罢了。

  中国所持持久战、消耗战、全面战的决策,是使中国以弱敌强而终能获得最后胜利的基本因素。此一点在战争进行当中,或者还有人怀疑,但自今日视之,已无人可以否认。当然,没有同盟国的协力合作,单凭中国自身的力量,是击败不了日寇的。不过同盟国的协力合作,也是因为我们能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才终于达成的期望。否则诚如曹刿所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顶多在南京失陷之后,我们早就签订城下之盟了,那里还有什么同盟国之可言?所以持久战的决策,是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这是我们必须认知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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