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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节 政策拟定经过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日本海空军突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偷袭美国海军根据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是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才名副其实地全面展开。

  日本侵略世界的阴谋,本有北进、南进两大派别,太平洋战争爆发,证实了日本已决计采取南进路线。他们为什么敢于如此冒险?我的看法和好多人的看法都大致相同,就是:

  一、刺激其国民心理,转换其反战厌战的情绪;

  二、攫夺南洋丰富的资源;

  三、控制远东外围,彻底封锁中国国际道路,期在经济上、物资上窒息中国,以制中国于死命;

  四、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侵略战争的主流,必须击溃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势力,始能独霸远东。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分开来说,不外上述四点。但总起来说,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束侵华战争。日本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至此已将五年,不但胜利的希望绝对渺茫,而且泥足愈陷愈深,已至不能自拔之境。所以它的冒险南进,说穿了也不过是「声东击西」、「围魏救赵」又一类型的伎俩罢了。可见日人谋我,于山穷水尽之余,已然到达图穷匕见的阶段。

  太平洋战争发动的初期,日军兵锋所至,望风而靡,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中国战场果然被孤立起来了,想获得一点国外的援助,已属绝不可能。日人在这时候,真是「提刀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日人的得意当然就是中国人的失意。我们处此失意之时,就垂头丧气吗?就低首投降吗?当然不能,那么我们怎样冲破前途的难关呢?

  我们真正难关,不是无兵,也不是无饷,也不是武器太坏,而是民生问题的不得解决。民生问题是兵、饷、武器的根源。民生问题解决了,兵、饷、武器问题,亦自可迎刃而解,所以民生问题才是一切问题中的问题。

  那么什么又是民生问题呢?《民生主义》第三讲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答案:

  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吃饭问题不能够解决,民生主义便没有方法解决。所以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我们留心欧战的人,研究到德国为什么失败呢?正当欧战剧烈的时候,……自始至终,德国没有打过败仗。但是欧战结果,德国终归于大败,这是什么原因呢?德国之所以失败,就是为吃饭问题。因为德国的海口都被联军封锁,国内粮食逐渐缺乏。全国人民和兵士都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终归失败。可见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

  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既然有第一问题,当然还有第二、第三等等其它问题,此处不能一一列举,但总括起来说,民生问题就是以吃饭问题为核心的生活问题。这也就是说:人民的生活问题不能解决,就是有兵、有饷、有武器,也无法进行抗战。甚至就是始终打胜仗,也仍然无补于灭亡。

  由此言之,日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就是要从扼杀中国人民生活上入手,企图结束这一次侵华战争。

  这种企图可谓毒辣之至,我们如无适当对策,抗战五年来的森严壁垒,可能为之崩溃。

  那么我们应当拿什么来作对策呢?于日夜焦思之余,我觉得一个最高的原则必须确立,就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就是不要凭借别人的力量而自我奋斗图存的意思。果然人人有此决心,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则日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但不足以致我于死命,反而加强我们自力更生的信念与表现;同时并且足以促成他们的自速灭亡,因为他们树敌太多了,一时的侥幸胜利,绝对不能支持久远。

  不过这一原则作为渡过难关的心理基础则可,拿它就当作胜利的左券则不可;致胜的把握,不是空洞的原则,而是实际有效的行动。于是我们才有「试行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的筹议。

  为什么不说试行民生主义,而说试行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呢?这也是有个道理的。我总以为主义是一种原则、一种理想,必须根据主义制定政策去推行,方切实际。我们过去实行主义的失败,就在主义与政策观念的混淆,以为主义即政策,政策即主义。结果凡事徒托空言,于国家的危难毫无所补。因此我深信主义必须透过政府,成为政策或制度,然后再以政策或制度为依据,制颁各种实施法规,通令遵行,这样主义才能由空言的阶段一变而成事实。故法令规章者,实现政策制度之门也。而政策制度者,实现主义之门也。孔子云「谁能出不由户」,信哉斯言也。

  国父的民生主义,本包括衣、食、住、行、育、乐六大部门,制定涵盖此六大部门的一套经济政策,不是湖北一省之力所能为役。湖北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人民生活的如何维持。所以当时我们所定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是因时因地制宜的,亦以解决人民的生活为依归。其内容简言之,只有十六个字,就是:「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凭证分配」。

  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湖北省党政军联合纪念周中,我第一次宣告决心实施这项政策。当时宣告的大意如次:

  一、关于增加生产

  任何战争延续至最后关头,经济上最感困难者,即是由物品的贵贱问题,逐步演成为物品的有无问题。故增加各种必需品之生产,使各种物品都能自给自足,乃为解救战时经济困迫的根本法则。自抗战以来,外人都认为我们的经济基础太弱,很难持久抗战。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所谓经济主要的还是吃饭问题。只要吃饭问题解决了,经济问题亦自解决了大半。所以目前所谓增加生产,最主要的是粮食,其次乃为其它各种生活必需品。不过谈到生产,我们就需要切实注意到生产的政策与生产的方法。换言之,我们的政策与方法,是要能认真实行主义与国策,亦即民生主义的生产。所谓民生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政府提倡增产,绝不是为地主、资本家谋利益,来加重对于民众的剥削,而是要提倡经济平等的精神,做到人人都有饭吃的地步。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新县制的原则,提倡公共造产,利用合作方式,把人民在合作生产的方式之下组织起来,使大家向民生乐利之途迈进。

  二、关于征购实物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我们先民老早就提倡过的思想。不想我们后世子孙,不肖已极,不但不能继承先烈,发扬而光大之,反而在抗战紧要关头、国势危如累卵之际,到处发生囤积居奇的现象,这使战时国民经济遭受到的损害,是无法估计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田赋征实及公购余粮,是最切合时势需要的一种措施。我们在民生主义经济政策中列入征购实物一项,一方面是奉行国策,一方面也就藉以充实了我们的政策。不过我们征购实物的范围,更加扩大,并不以粮食为限,这是一个不同之点。

  三、关于物物交换

  第一次欧战时,有些国家之整个国民经济为之全部崩溃,其原因虽不单纯,而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由于通货之恶性膨胀,则为公认之事实。所以我们为避免此种危机之发生,唯有尽量减少通货之发行与使用;而欲减少通货的发行和使用,最好的办法,应无过于「以货易货」者。所谓「物物交换」,即以货易货之谓也。有人以为物物交换为初民社会经济生活之陈迹,不应复见于今日。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我们要知道社会上每一件事物之发生,都有其时代的需要性;虽为类似之同一事物,但因时代需要之不同,则发生于今日者,必不同于发生于今日以前者。西哲谓,「人不能过一条同一的河流」,与此义正可互相发明。物物交换之于前古,仅为局部互通有无的一种方法,今天则进一步而为有计划的交换,与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连为一气,不可分离。所以这种办法,绝不可与复古开倒车者同日而语。

  四、关于凭证分配

  以上所言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三事,都是为了掌握物资解决物品有无问题的办法。物品有无问题的解决,固为解决战时经济问题的先决条件;但如在消费方面漫无制度,则得之于彼者,仍将失之于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不平现象,为古今有心人所痛愤,世变之纷至沓来,亦每以此种现象为之契机。故消费品的合理管制,即在平时亦有必要,更不用说在战时了。我们所要采取的管制方式,以使人人能公平地取得生活必需品为原则,这就是凭证分配制度。所谓凭证分配制度,就是一个人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在一定限度内,都可凭证向指定的处所购买。而此所谓一定限度的数量,则须以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为准;超此限度即为浪费,政府当限制之。所以此种制度施行之后,一方面可以节约消费,无异增加生产,且可削平贫富生活之差异。期使「有钱有势的人吃什么有什么」、「贫穷无告的人什么都没得吃」的现象不在湖北发生。一方面亦可减少法币的流通,避免通货的膨胀。同时我们如以合作方式办理分配业务,更可免除中间阶级的剥削。实为一举而备数善之良法,我们当以全力推行之。

  以上就是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概略说明。既经宣告各界后,遂即拟定各种实施办法(以下各节分述),经省府于三十一年(一九四三)二月六日第三九三次会议决议:于同年三月一日起开始实施。当即成立湖北省消费合作联合社,负统筹平价供应及分配物品之责,各机关分设单位合作社,负实行凭证分配之责。至于设计工作,则全由财政厅负责。调查分配工作,则全由社会处负责。三十一年七月一日,省府第四○八次会议决议:成立「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以为供应之总机关,并兼理生产、交换、购运等业务,同时将合作联社业务亦并入该处办理。使民生主义经济政策之实施,更奠立了坚强的基础。

  试行民生主义经济政策之拟定,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然若非日人发动太平洋战争,我们也许不可能有此动机。可见「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真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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