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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八节 鄂东问题

  我在湖北省主席任内好几年,似乎还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盘根错节」的事。如其有之,那就是和第五战区所发生的事故了。和第五战区所发生的事故,非只一端,但归纳起来说,两件事最为棘手:一件就是本章第六节中所谈的粮食问题,一件就是本节中所要说的鄂东问题。

  本省鄂北、鄂东都是属于第五战区的作战地带,在「军事第一」的最高原则之下,政治要配合军事,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站在配合的立场,政治仍有其本身的任务,不能随便抹杀。更不能含有被征服的意味。如认为配合就是被征服,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和第五战区所发生的事故,说穿了,就都是由于认识错误而起。第五战区就是要确定鄂东、鄂北是他们的占领征服地区,而湖北省政府却不愿意放弃他们应有的政治立场。严立三(重)先生之所谓忍辱受气,就是指着五战区的征服姿态而言的。

  粮食问题已经说过了,不必再赘,这以下就单谈鄂东问题。

  鄂东问题就事来说,就是游击队的统属问题,就人来说,就是程汝怀的去留问题。

  原来从武汉转进以后,鄂东即与省府脱节。当时严代主席以形格势禁,无法直接统驭,乃以省府委员程汝怀先生组织鄂东行署,假以事权,使之便宜处理鄂东一切行政事宜。

  程汝怀先生从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起,即已参加湖北省政府工作,他是湖北人,在地方上很负人望。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就任鄂东行署主任之际,共产党在大崎山附近潜伏余党甚众,乘势活动,收集散枪,情势混乱。程汝怀先生乃有分途组织游击队之举,免使共党裹胁愈众,驯至不可收拾。适于此时,黄陂、礼山、孝感等县,出现伪军,数逾万人。程汝怀先生利用种种人事关系,进行策动反正。不数月间,成效大着,伪军竟全数解体,亦一律改编为我游击队。至三十年(一九四一)四月,奉军事委员会令准成立游击总指挥部,即以程汝怀先生为总指挥。鄂东行署有了这一支武力为之支持,推行政令自然更加运用自如。

  不过鄂东行政的日臻上理,减少了第五战区当局干涉地方行政的可能性。本来从武汉转进以来,鄂东县长多由军方派委,且有私设关卡、横征暴敛情事。鄂东行署政令得行以后,这种不法行动自不免渐就淘汰。及至游击总指挥部成立,上马管兵,下马管民,俨然与第五战区有分庭抗礼之势。就公忠体国的道理讲,鄂东有正规军为之屏藩,更可埋头苦干,第五战区有鄂东行署为之后援,更可奋勇杀敌,双方互相提携,分工合作,其足以福国利民之处,本来是很明显的。无如当派系观念大于国家观念时,是非往往是不足道的。那时小我的利益高于一切,可不顾任何清议与道义的约束而为之。于是鄂东问题就开始爆发。

  先从口头攻击下手:二十九年(一九四○)底,五战区李司令长官宗仁和李副司令长官品仙先后派人来见我,跟我讲鄂东的种种情形,可以说是腐化恶化,都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于说,程汝怀先生已与汉口敌伪方面勾通。这话我不信。由此联想到其它的话,也都让我有点疑信参半。但是为顾全大局,应当重于责己,应当尽其在我,对于人家的批评,自以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为是。因之,一方面严电程主任整饬部属,力图振奋,以求与军事方面配合,一方面即分函李、李两位司令长官谢过。与李宗仁的信是三十年(一九四一)元月发的,内云:

  熊参议来施,奉读手翰,与谈及鄂东情形,至为歉仄。我公款眷地方,关怀大局,益深感愧!诚回任省政,时仅四月,计虑未周,使抗战友军,不能得到政治之协力,惟自谴耳。自当严饬程主任,整饬部属,服从鹤龄兄之指导﹙注﹚;军政协调,以收一致之效。外侮方殷,共党乘隙蠢动,吾人惟精诚一致,始足以克服此艰危也。

  我觉得这封信绝无意气用事之处,完全以开诚布公的精神,求取问题的解决。大家如能共体时艰,自无任何问题不能解决之理。孰知我的信去之后,二李方面表面上和我虚与委蛇,私下里却在中央积极展开驱程的种种活动。何雪竹(成浚)先生时任职中枢,闻知其事,以关怀桑梓,曾有电报给我说:



  注:鹤龄为李品仙字,时为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兼豫鄂院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驻立煌,与鄂东接壤。

  鄂东行署主任兼游击总指挥程汝怀…服务地方,十载于兹,忠实不茍,极得民心,…与地方驻军,或有政治摩擦,亦无不可谅解之处。讵有人奔走渝、施,流言蜚语,甚至诬以通敌,必欲去之而后快。兄明察过人,请调查真相,代为疏解,力予维护,抗战前途,实有裨益。

  果然接到此电不久,李宗仁即有「辰艳电」﹙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给我,内云:

  据皖省李兼主席感(二十七日)电称:查武汉及平汉南段,相继沦陷,鄂东一隅,即与鄂省政府隔离,严代主席以鞭长莫及,特假程委员汝怀以事权,组织鄂东行署,用意至善。顾两年以来,鄂东政治,每况愈下,形成军政隔阂,反为共党制造机会,殊非上层初料所及。惩前毖后,隐忧实深。兹为调整人事,刷新吏治,俾与抗战军事配合起见,拟请裁撤鄂东行署,恢复专员制。至专员一职,如鄂省政府一时无相当人选,拟请推荐现任一七二师副师长曹茂琮暂行承乏。查该员在鄂东作战有年,情形熟习,洵能胜任愉快,当否请示等情。查所陈确属实情,调整人事,增强抗战力量,亦有必要。特转电查酌,并祈见覆为荷!

  在一个省区范围以内,「行署」是仅次于省政府的一层行政机构,战区以「增强抗战力量」为理由,认为有「裁撤」的「必要」,就毫无考虑地通知我这个当省主席的「裁撤」。这种为所欲为,丝毫不替别人想一想的态度,实在使人难以忍受,然而结果我还是忍受了。

  我的应付办法,是先提交省府会议讨论,经决议:

  一、行署存废,关系国家建制,应电请中央核示;

  二、人事问题,可从长洽商;

  三、照以上一、二两项电呈行政院并分电李司令长官、白健生(崇禧)先生及皖省李主席。

  我们根据决议分别呈电去后,问题虽未解决,不过「从长洽商」之门是开着的,总还可以设法商讨。我们这样做,已然觉得很够委曲求全了。谁知两位李先生不以为然,还有更厉害的方法。李宗仁于六月二十三日拍来一电,略云:「查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经已撤销,总指挥程汝怀亦免兼职」,七月九日李品仙又直接拍给程汝怀一电,内云:

  奉长官李巳家梗(二十三日)电开……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着即撤销,改为鄂东游击部,以四八军副军长程树芬兼任指挥官,原兼总指挥程汝怀应免兼职,仰并饬遵照等因;一、程副军长树芬着即赴鄂东分别接收改组具报,二、……。

  可谓咄咄逼人已极。然事态发展至此,鄂东问题之幕,实已完全揭开:两位李先生处心积虑的谋划,不过是为了驱逐程汝怀;驱程不成,就要收编游击队。

  我们再怎么办?还是诉之于省府会议。

  我于三十年(一九四一)六月二十七日的第三六四次省府会议中提出一个临时动议:「拟恢复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区保安司令部,专员及区保安司令两职派程主任汝怀暂行兼任。」

  议案被通过了。省府随即令知程汝怀先生将原属游击部队改编为保安旅团,并着严加整训,缜密戒备,以防意外。同时并将此案报请中央备案,并电知两位李先生查照。

  这一来,新任的游击指挥官程树芬,自不免扑了一个空。他是才由一七二师师长调升的副军长,如果游击队带不成,不但五战区方面不肯甘休,就连他自己也不肯甘休。于是接收方面和新改编的保安旅团就对峙起来,剑拔弩张,有战火一触即发之势。

  这种情势,中央自然知道了,当即电令各有关方面避免冲突,静候中央处置。中央怎样处置呢?不问而知是以迁就五战区为原则。

  胡矜予(宗铎)先生为鄂东人,时以在野之身寄居重庆,对于家乡多故,倍极关怀,亦颇闻中央处理此事之意旨。于三十年九月一日曾写给我一封信云:

  …年来鄂东、鄂北之纷乱,乃鹤龄兄一手所造成。此次先谋以军制政,继图以军劫政。满脑袋的地盘、枪枝,而国法民情共党敌势,毫不介意。倘非吾兄贤明紧急措置,则鄂东六百余万之劫中生灵,又不知增加若干痛苦。夙昔少数共党占踞黄麻一隅,犹须久劳车驾,惩前毖后,不寒而栗。屡以此为健兄﹙白崇禧﹚言之,并云:最大私心亦不过不欲鄂东为共党所化而戚族无归耳。此事中央似尚未认为业经解决,而主张敷衍德公﹙李宗仁﹚面子者亦有之。德公乃国家元老,固应尊重,然国家根本所系之法令与多数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危,则又如何?……

  这实在是立场公正的一段话。可以表白我改编保安旅团的苦心,实在是为了安定军心,保全闾阎,正是鄂东民众所要求的。胡矜予(宗铎)先生言之如此,何雪竹(成浚)先生也有同样的表示。并且还进一步约合湖北在渝参政员,联名建议中央解决鄂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能使全省划归六战区。这建议虽未免太天真,然完全以就事论事为出发点,值得我们敬佩,不过要让中央接受可就太困难了。诚如胡矜予先生所言,中央是要敷衍德公面子的。果然十二月六日调整鄂东游击队办法的电令到了。内开:

  一、鄂东游击总指挥名义撤销。二、其游击队以一部改编为保安团归鄂东行政专员管辖,其经费以鄂省补助之十万元充之;其余由中央派员改编为游击队,就中央月拨十六万二千元开支。三、鄂东属五战区作战地境,其游击队与地方团队仍归五战区指挥。四、派万倚吾为鄂东游击指挥官、胡舜生为副指挥官,前往接收整理。上项办法业经分令遵照实行在案。兹为使军政权限划分而又使政治协助军事容易起见,鄂东行政仍由鄂省府管辖,鄂东行政专员着由鄂省府遴选适当人员充任,或由中央新任之鄂东游击指挥官万倚吾兼任。……

  这个调整办法,可以说十之八九是为五战区着想的;一、中央承认了五战区擅权撤销游击总指挥部的事实。二、依五战区意旨设置游击指挥官。三、将已改编之保安旅团拨三分之二为游击队,(从经费、数字判断)下余之三分之一为保安团,但统归五战区指挥。我前面说:鄂东问题∣∣就事来说,是游击队统属问题,现在好了,五战区在这方面可谓如愿以偿了。另一方面就人来说,程汝怀先生虽仍在职,然而已如缴了械的部队,还能有什么施展呢?

  万倚吾是第九战区的湖防将领,命令发表后,他事实上不能前来就职,中央又明令改派胡舜生、蒋章骥分任鄂东游击正、副指挥官。这已是三十一年四月间的事了。

  五战区既已完全掌握了鄂东地方武力,本该心满意足,不再别生枝节才是。谁想就因为程汝怀先生还保留着鄂东行署的躯壳,仍然心有未甘。

  从朋友的来信我知道李宗仁曾于六月间电中央某部推荐胡舜生为鄂东行署主任,俾使军政打成一片,某部以事涉省府范围,未置可否。我接此信之后,觉得事已至此,留下程汝怀先生也只是面子上好看一点,于事已无所补。中央对于五战区,尚且无不曲全,何况是一个省府?于是我也决心让步到底。

  既已有此决心,仅存的问题就是让谁来接任程汝怀了。

  为免得文电往返多费时日,乃派民政厅朱厅长怀冰亲赴鄂北,就商于李宗仁,李先生的态度也还爽快,首先就提出刘和鼎来。刘时为三十九军军长,以所部某师正酝酿哗变,不可能前往接任,李先生只好又将原议收回。后来又考虑程树芬,也不无犹豫之处,最后乃作以下之决定:

  一、以鄂北第五战区行政督察专员李石樵接替程汝怀;

  二、以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徐会之接替李石樵;

  三、鄂东游击指挥部,改为鄂东挺进军总指挥部,以程树芬、胡舜生分任正、副总指挥。

  以上决定办法经报告中央去后,除稍有波折外,大体均奉核准。鄂东问题就算这样解决了,两位李先生都表示满意。不过事实上一般观感如何?可就又当别论了。居觉生(正)院长是鄂东广济人,也是因为关心桑梓,难安缄默,于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拍给我一个电报说:

  仲苏﹙程汝怀﹚服务地方已逾十年,凡百措施,岂能尽如人意。惟查民国二十年时奸伪横行,仲苏率地方备款购枪成立之步兵两团,出守鄂东,地方赖之。二十七年时武汉转进,仲苏凭其历史关系,召集数万之众,并策动伪金龙章部全部反正。在敌伪共党三面环攻之中,犹能悬党国旌旗,奉汉家正朔,行政比较完整,此种气节,似宜予以爱护。现中央对德邻兄请委程树芬接收部队之事,已复电缓议,则政治方面可否暂维现状?令石樵先就省委,缓赴鄂东,责仲苏以后效?弟亦鄂东籍,对于仲苏、石樵,原无轩轾,祗以现状观察,借寇似较相宜耳。

  居院长的意见确可代表鄂东大多数父老的心声,政府为曲从两位李先生的意见,而不管鄂东六百万民众的意见,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国家用人行政,要有功过是非,才能正人视听,树立威信。以程仲苏之功在国家,竟不能使之安于其位,尚有何是非功过之可言,岂不使志士灰心英雄气短?所以鄂东问题解决,就民心正义的立场来讲,政府是得不偿失的。我因为一意顺遂政府的意志,虽知民心正义之所在,而不能抗颜力争,也不无苟合取容之嫌,亦自无可讳言。

  不过激怒了两李,万一他们不顾大局,自乱阵营,在当时抗战紧急关头,他们如再搞一次像「两广事变」那样的杰作,那可真就万劫不复了。为了「两利相权取其重」起见,鄂东六百万人民的利益,自然敌不过全民族的利益。那么中央的如此措施,也自不可厚非。而我姑且苟合取容一次,也还是有代价的。

  事后痛定思痛,觉得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制度。抗战八年间,我们的庙堂之谋,究竟是「以政制军」呢?还是「以军制政」呢?似乎二者都不是,我们所强调者,乃是所谓「配合」。配合之为义,可为个别独立之两元,也可为从属一方之一元。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遂谓之智矣。纠纷之相继而起,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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