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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六节 粮食问题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六月,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于重庆,决议重要议案多起。其中有田赋改征实物及公购粮食等案,最为出人意表,以为这是很难办的事。尤其决定从当年下半年起就开办,更觉得筹备不及,无所措手。

  然而尽管无所措手,事情要办的还是办了。就因为经过四年的抗战,「持久」之势已成,「持久」的凭借,最重要的就是粮食。谁都明白饿着肚皮抗战,什么人也不能。

  中国本以农业古国著称于世,可是我们的粮食生产,依照晚近几十年的调查,并不足以自给,每年都有大量的米麦进口,以补本国粮食生产之不足。抗战军兴,进口粮食逐渐成为问题,到了民国三十年,已无进口粮食之可能。而国内盛产粮食地区,又多已沦陷。为了继续抗战,为了足食而后足兵,非由政府掌握粮食以求自给自足之道不可。于是原认为难行的粮食征实和公购政策,也就冲破难关而一一成为事实。

  不过当时后方各省,粮食生产的情形,差别很大。如湖南、四川,粮食产量丰富,除供应当地军糈民食而外,仍绰有余裕。至于湖北,则相形见绌多矣。据查湖北粮食年产量(包括米麦苞谷马铃薯)为五千五百万市石,而全省人口有二千五百万之多,即在平时,亦已不敷食用。何况是在多了近百万大军的战时,更何况省内产粮地区又多已沦陷了呢?

  更不幸的是本省自二十九年(一九四○)以来,连年灾歉,三十一年(一九四二)灾情尤惨,全省七十县中,报灾者竟达六十三县。受灾面积共约一千二百一十三万余亩。须待赈济始能活命的灾黎共计四百九十八万余人,又五千六百余户。其中尤以鄂北为甚。鄂北粮食平时即赖邻省接济,此时适值河南亦亢旱成灾,其灾民且纷纷南来就食,这就更加深了湖北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本省经奉核定征收实物及征购粮食之数额,历年稍有不同,然大致均已征起(请参阅第五章第三节),这已然是千辛万苦的了,然而这还不是本节所要谈的粮食问题。这里所要谈的粮食问题乃是五战区军粮的需索问题。

  五战区在湖北辖境,奄有鄂北鄂东三十余县的地面。三十一年(一九四三)灾区最重的鄂北,恰好就在五战区境内。五战区当局亲眼目睹,应有痌瘝在抱之心。然而不想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他们对于鄂北灾荒,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要起粮来,竟不惜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五战区于三十年(一九四一)下半年,即在辖境内自行组织购粮机构,就地强迫收粮,各部队零星自购者尤所在多有,闾阎骚然,民不堪命。荆门一县,大部均已沦陷,仅余四保,亦被摊派小麦一万大包,并立迫交足。惟该县原非产麦之区,因之中产之家,多变卖耕牛家产,从远处购麦缴纳。无力者或阖家逃亡,流为难民,或铤而走险,投入共军。亦有迫而自杀者,种种惨象,不一而足。

  我因忝负一省行政之责,目击心伤,实在不忍坐视,乃呈明中央,由省府统筹代购军粮,以解人民倒悬。幸而中央俯采末议,准如所请。并核定军粮数额为一百五十万市石,以五十万市石拨配六战区,以一百万市石拨配五战区。

  代购军粮的办法,五战区算是接受了,不过对于拨配一百万石的数额,他们不能同意。三十年七月一日五战区召集鄂北专员、县长开会,摊派各县应交米麦八十八万五千大包。嗣又于九月间函知鄂北办事处,以该战区驻鄂兵员三十万,年需粮九十四万五千大包,约合一百九十六万余市石。于是我们的难题又来了。五战区所要的已超过中央核定的将近一倍,在地方连年灾歉之余,叫我们从那里去征?那里去购呢?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鄂北灾情愈重,而中央核定本省代购五战区的军粮是:稻谷九十万市石,军麦六十万市石,合计一百五十万市石。这个数字比五战区所需索的要少一点,但比上年度核定的却又多了百分之五十。我们如要购齐这批粮,势非竭尽一切可能不为功。民食所受到的严重影响,我们只有忍心不闻不问才行。

  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做了,也并不能满足五战区的无厌需求。他们说他们的军队多,而核定的粮额少,他们硬是要我们于核定的一百五十万市石以外再加购四十万大包,才能解除部队的饥荒。

  他们部队当真会闹饥荒吗?根据各方确报,我知道:

  一、五战区人民吃的粮食好多都是军队卖出来的;

  二、五战区兵站总监私存稻谷一万六千石;

  三、五战区一训练机关盗卖军粮;

  四、部队长在各县购置田产,随县一处达千余亩;

  五、老河口一处妓女即达五千余人。

  粮食的来踪去迹,由上述五事,可以得知其梗概。我们觉得再向人民无穷无尽的要粮,似乎有点伤天害理。至于「为丛驱爵,为渊驱鱼」的道理,还可存而不论。

  中央对于这种情形,是不是有所闻知呢?是的,中央一切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为了团结一致,为了共御外侮,不能不曲予优容,免得闹翻了脸,投鼠忌器,将更造成为亲者痛为仇者快的局面。老实说:假抗战之名,为争夺地盘扩张势力之实者,岂但共党为然,正自大有人在。不过条件机会各不相同,因而彼此的成就也就不得一样罢了。说中央不能容忍异己,这实在是不知内情的话。据我所知,中央为了团结,确已做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抗战阵容在日寇投降以前,始终不致破裂者以此,终于使我们忍耐到胜利到来之日者亦以此。容忍之义大矣哉!

  所以有一次我和苗培成、胡忠民两先生谈起这一问题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觉得与其说这是粮食问题,无宁说这是政治问题,实在更合于事实些。

  中央的苦心,本为我所深知,但一想到我是湖北省政府主席时,责任感让我无法无视眼前的事实。鄂北人民确已身临水深火热之境,我不能挽救他们,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我的轻许妄诺,而更加重他们的痛苦。结果是五战区核定数额以外的要求,我绝不敢答应。三十年(一九四一)的和三十一年(一九四二)的都是如此。

  这一争议自然会闹到中央。三十一年二月我奉召赴渝,中央有内调我任军政部部长之议,虽未成为事实,但中央不愿我开罪五战区,情事至为显然。是年三月军政部与粮食部合组之督粮团来省视察,以为军粮问题,系出于误会,有以调人自居之意。我觉得很可笑,我对他们说:这里一点误会也没有,完全是粮食有无的问题,超过了核定的粮额,我们实在无法迫征,征不到粮食,先逼反了人民,并非国家之福。

  督导团亲赴鄂北走了一遭,同意我的看法,也认为鄂北实在太苦了,加征粮食,确是一大难事。

  三十一年十月,我又奉召赴渝,还是为了军粮问题。先同粮食部长徐堪先生谈了一次。他的态度似乎不很了解实际情形,我也不加计较。我还是积极的提供我的意见,我说:「五、六战区应拨军粮,自应尽量照拨,但不足之数,中央应酌盈济虚,不一定非就地征粮不可。再在消极方面,也可以:移军就食;裁并后方不必要机关;组织运输机构,调济有无。」我说这些话,他不以为然,认为我有成见。大概他把他的这种成见报告了委员长蒋公。过两天委员长找我谈话,也说我说话不负责、学官僚。这未免使我难堪,我当时毫不思考的说:「请委员长注意革命与官僚的分别,在顾不顾民众的死活。」我自然知道委员长内心的痛苦,我更明白委员长用意在为抗战大局不能不敷衍军阀官僚。

  这一次重庆之行,仍是毫无结果,委员长面谕:不妨赴鄂北一行,亲自就商于李司令长官。

  我于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离渝返施。稍稍休息了几天,即于二十六日离施赴鄂北。我此行抱定了一个宗旨,就是:当按军队所需要的粮食,尽量征购,但以民众力量所能负担者为限。

  十一月三日到达老河口,晤见了李司令长官。说明此来专为解决军粮问题,当尽一切可能,以求征购足额。

  次日在长官部开会,长官部方面众口一词的说:五战区所需军粮,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征购的方法问题。兵站总监说:「有枪不怕无粮。」还有人说:「无粮可收钱,无钱可收地。」这种话都说得出口,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只能就我的权限范围,召开了一次鄂北行政会议,于十一月五日开幕,七日闭幕,共开了三天的会。主要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军粮问题。开幕时请李司令长官讲话,他同样认为鄂北军粮,不是有无问题,而是方法问题。他说: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以前,军队比现在的多,并未发生粮荒,现在的军队少了,何以军队反无隔宿之粮?这些话好象振振有词似的,其实他忘了二十六(一九三七)、二十七(一九三八)、二十八三年,湖北全省丰收,相反的二十九年(一九四○)以后,则连年荒歉。还有襄河粮区,原为我有,现已沦为敌区。又军队数目虽少了些,可是机关添多了,流徙的人民也添多了,这都是造成粮食不足的因素。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是他的误会,其实这也正是他们的借口,因为不这样说,他们就更没有诛求无厌的理由了。

  我是奉命前来解决问题的,不愿徒为口舌之争,以免事态更形恶化。所以在行政会议席上或在其它场合,我只用自责的态度讲话。分量稍重一点的话,也只是说:「我愿意解决军粮问题,虽是直接为了军队,间接还是为了人民。」我是希望五战区方面能够多少有点反省的。

  在行政会议中对于军粮案的决议是:核定军粮尽量交由各县配购。麦四十万大包案,以二十万留待明春,先购二十万,用抢购价及抢购方式购足之。﹙但能否购足,实无把握﹚

  军粮问题到此算是告一段落。然而也只是弥缝一时而已。割据自雄的军阀观念一日不能清除,则国家统一也不过是一种形式,还要企图解决什么问题,岂不是近于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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