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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节 二五减租

  研究中国历代的乱源,其说聚讼不一;但农民无以为生,有揭竿而起者,群起响应,因而造成变乱,却是众说中最有力的一说。所以历代老成谋国者,无不着眼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可能是对此问题最有先见的名论。

  秦汉以降,解决土地问题的谋画,多一时治标之计,日久弊生,乱亦随之;真正根本解决的办法,无疑的,还是要归之于国父「耕者有其田」这一伟大的号召。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积重难返的封建社会之下,「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未可一蹴而几;因此国父才又提出「平均地权」的办法,以为逐步实现的张本。而实施「平均地权」的先期工作,就是「减租」。

  民生主义第三讲中有一段话:「中国的粮食生产,既然是靠农民,中国的农民,可是艰辛而勤劳,所以要增加粮食的生产,便要在政治上、法律上制出各种规定来保护农民。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艰辛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这是很不平的。」这段话除去证明了上面「乱源」之说为不诬外,很明显地看出国父是以减租为保护农民利益的一个步骤。

  中国人口之中占八、九成是农民,而在这八、九成农民之中又占七、八成是佃农。佃农就是「耕者无其田」而以佃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

  「耕者无其田」已然够「不平」的了,若再横受地主的压榨,以至「不能自养」,天下痛心疾首的事,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

  当然,好的地主也是有的,但大多数是以佃农的血汗来营求自身安乐的剥削者。佃农终岁辛勤所得,要大半辇送到地主的家里去,幸遇丰年,或者勉强还可以过活;而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村,水旱成灾是常事。这就无怪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了。

  所以要拯救贫苦的农民大众,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减租。本党为遵行国父遗教,早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于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即有「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的决议。同年十月举行中央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并决议以「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为本党政纲,此后「二五减租」就成了国民政府的政策。不过因为国家多难,内忧外患,迄无已时,始终无法付诸实施。抗战军兴以后,「兵」、「食」之源,都要取给于农村。农民的痛苦未除,而负担反而愈益加重了,这与安定后方争取胜利的要求,实在大相违背。因此我想:越是在抗战紧要关头,需要解决土地问题越迫切;从前不能做的事,现在不能不做也非做不可。

  湖北省在我尚未复职以前,已办理过一次减租,因为阻碍太多了,未能推行尽利。我到省以后,正拟旧案重提,适值鄂西一带二十八(一九三九)、二十九(一九四○)两年连遭旱灾,心中异常焦灼,乃发动各厅处人员及地方团队,替人民车水灌田。照理这该是农民欢天喜地的事了,不想农民对于此举的表现十分冷淡,只是未公然拒绝而已。始而我们觉得很奇怪,经过仔细考查之后,才晓得当地农民的土地,都为地主所有,正粮的收获,悉数交租,只有杂粮的收获,才归佃农;佃农交租时,地主请吃一顿饭,这就是辛苦耕耘的报酬了。农民种稻既然辛苦而无所得,所以宁愿稻子早一点枯死,反可提前播种杂粮。如此说来,他们不欢迎我们的车水运动,可谓理之当然。

  太不公平的租佃制度,足可使农业减产,这道理本甚浅显,人人耳熟能详;但从这一次车水运动中,更加深了我对于此种制度的痛苦印象。这使我坚决地认定:纵然「耕者有其田」的遗教,一时不克实现,但「减租」的政策,必须贯彻施行,而且刻不容缓。

  我们于三十年四月制定「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提经省府会议通过实行。此项办法对于减租的原则以及推行方法、步骤等,都有详明规定。兹举其要点如后:

  确定「二五减租」的内容:

  农民佃租定为正产物总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总收获量先提二成五归佃,所余七成五由主、佃对分。

  原定佃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原定佃租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仍照原约定。

  确保农民利益并防止地主之巧取豪夺:

  正产物总收获量如因佃农改良耕作而有增加时,仍依承租时总收获量缴租。

  农地因不可抗力致正产物歉收时,仍依当地习惯协议减纳;但正产物之总收获量不及三成者,概免纳租。

  实施减租后,地主不得因减租而撤佃。

  地主如有用压迫或欺骗手段,诱使佃农私相妥协,于减租额外另行私立租额者,一经查觉或被人告发,得由政府将原租土地免租三年,仍发交原佃农耕种。其情节重大者,并得依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惩治。

  规定推行步骤:

  按年分区推行,其分区推行次序及办竣期限,由省府以命令规定之,期于五年内,次第完成。

  办理减租地区,由区乡公所或联保办公处办理调查事宜,限定地主及佃农于定期内呈报农地面积、地点,正产物种类及常年收获量,原佃租额及押金数目等。地主不于限期内呈报,佃农单独呈报,具有同等效力。

  为调解地主及佃户发生争执起见,省府并颁布「湖北省各县减租调解委员会组织规则」,规定各县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减租纠纷。

  此外,省府为减租新政推行尽利起见,并决定加强督导及考核工作。规定由省府及专署派遣督导员,县府派遣指导员出发各地指导,同时并训练青年学生分赴各地协同推进;以期督促各级干部公平执行,宣导民众自动遵从命令。又,为加强工作效率起见,规定推行减租人员奖惩办法,以别殿最,而戒玩忽。

  依照上述办法,即从三十年(一九四一)四月起开始实施,规定五年完成。第一年办理恩施全县各乡镇及巴东、建始、鹤峰、宣恩、利川、来凤、咸丰等七县各一乡镇,共计三十九乡镇,四百八十七保。第二年即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度,办理郧西、郧县、均县、房县、竹山、竹溪等六县,及来凤、宣恩、利川、巴东、建始、咸丰、鹤峰等七县未办的各乡镇;共计二百三十七乡镇,三千三百三十一保。第三年即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度,办理石首、公安、松滋、枣阳、襄阳、宜城、光化、谷城、保康、南漳、宜都、兴山、秭归、长阳、五峰等十五县;共计三百五十一乡镇,六千一百四十三保(公安、石首、松滋、五峰、宜都、长阳等六县,后因战事影响,呈准缓办)。第四年即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度,办理英山、罗田、远安、长阳、五峰、宜都等六县,及宜城、枣阳、襄阳等二十六县未办的各乡镇。因于是年七月,我已奉准辞职,办理情形如何,已不得其详;至于第五年是后任的事,更不是这里所能报导的了。

  现在应当检讨一下这三年多减租的成效。我们承认推行这项政策,是十分吃力的,并且也不敢保证每一个佃户都已得到减租的利益。原因何在?归总起来说,就是农村潜在的封建势力太大,有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净尽的缘故。一般愚昧无知的佃农,久处地主高压之下,早就养成等于主奴的关系,他们不但听受地主的拨弄,并且还有口不由衷地表示信仰。政府的法令和地主的意旨,如果听凭他们的衡鉴,往往认为后者较前者尤为重要。这与政府威信的堕落,自不无关系。而豪绅地主盘据乡里,根深蒂固,一般农民只有承望他们的颜色,与之分庭抗礼,简直不是他们想象得到的事,此种事实关系尤为重大。以故减租政令不免有遭受破坏的地方。诸如:

  地主有暗地指使佃户增加田亩数字或正产物的常年收获量,或将一部分田亩匿不陈报,以图抵补减租损失者。

  地主任凭佃户单独陈报田亩及正产物收获量,但佃户在地主积威之下,仍多方维持地主利益,不敢有所短失者。

  减租后,地主有不论年成丰歉,迫令佃户缴足法定租额者。

  地主于佃户请示送租地点时,往往假词威吓,使佃户不敢依照规定减租,致有寅夜送缴免使人知者。

  以上情形,均可见地主势力之大,竟可迫使无知乡农自动地放弃其应得的权益。

  不过乡农不都是这样愚昧的,地主中也未尝没有开明识大体者。像何雪竹(成浚)、罗贡华两先生,都是湖北的大地主,都能率先领导减租,以身为教,此种精神,至堪钦佩。更兼督导工作认真执行,宣传工作渐能普遍深入,减租政策还是收到了不小的效果。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重庆《新蜀报》曾刊载了一篇访问湖北的报导,其中有一段提到减租的事说:

  当后方各地土地兼并与土地投机成为风气的时候,记者踏进一个农地租佃纠纷较少、土地问题比较合理解决的地区,感到特别新颖。近年来,各地主阶层操纵粮价,得到意外的成功。对于佃农们任意加租、任意加押,加租、加押不成,便任意撤佃,弄得耕者无利可获,只造成若干大地主的兼并。这种情况是可忧的。在鄂西,我们今年也看到碧绿葱笼的稻田,但听说地主对兼并土地却并不感到兴趣,而相反的,大批佃农现在纷纷购地。「中农」恩施分行,在恩施、咸丰二县,半年内放出二百万元土地借款,大都是借给佃农购地的。而经他们统计的结果,在最近二年间,恩施、咸丰的佃农已有百分之四十变为自耕农。因为粮价增高,耕地的利益有保障,鄂西贫瘠的山坡荒地上便一块一块的变为绿田。增产有了显著的成绩,一般人认为这是减租政策的成功,……诚然不是过分的估计。鄂西改革土地的风气是造成了,地主大致知道什么是民生主义,而且知道政府是在实行民生主义。

  恩施是当时省府的所在地,咸丰是与恩施接壤的县分,减租才特别着有较好的成绩,偏远的县分未必都能和这两县等量齐观,这是无可讳言的。不过我总觉得对于减租政策能够有正确的认识,有实施的决心,再能坚持到底,不为恶势力的阻挠所软化,则成果必能更为扩大,终于使农民普被其泽,也并不一定就是难事。

  我这种乐观的看法,最基本的根据就是认定地主也是具有理性的人。在理性的启发之下,人人可与为善。让地主们了然于农民在走头无路之际是会造反的,中共就在这种夹缝中间成长起来,则他们自会选择:是接受减租政策好呢?还是等候受中共的荼毒好?再则农民怠耕的结果,足可使租佃双方两败俱伤﹙车水一事,可为明证﹚;那么地主们也就没有理由宁愿不减租之两败俱伤,而不愿意接受两利的减租政策。至于榨取别人血汗以营求自身安乐的生活,是不名誉、不道德的,并且还是可以贻祸子孙的,这种观念如能建立,则地主阶级欣然接受减租,将有「如水就下」、「水到渠成」之功效。所以我认为减租政策之未能普遍推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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