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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节 调整机构

  纷歧错杂的行政机构,足以降低行政效率、虚糜国家财用,我前在第二章中,经已约略提及,并将调整机构,列为「施政要旨」之一端。

  任使机构不合理状态的存在,我认为这就是敷衍塞责「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是万不能有的。所以我从二十九年(一九四○)复职之日起,到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离职之日止,对于湖北省各级行政机构,曾作过四次之多的调整。我觉得唯有这样「不惮烦」的做,才不致落入官僚主义的窠臼。

  这四次调整机构的时间及其范围是这样的:第一次是在二十九年九月办的,以裁并骈枝机构与减少主管兼职为范围;第二次是在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八月办的,以调整社会行政机构为范围;第三次是在三十一年十二月办的,以调整全省省、县各级机构为范围;第四次是在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元月办的,以调整各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组织为范围。

  这四次调整的详细经过情形,此处无需备言。简略的说,我们调整的原则,只用四句话即可包举无遗,那就是「精简组织」、「统一事权」、「分别责任」、「功过有归」。

  根据这一简单原则,我们把:

  一、各种特殊或临时机关,一律取消,其业务划归同一性质的机关办理,务期事权统一、责任分明。如省级的非常时期地方行政人员研究会、建设合作委员会、战区学校员生登记处、教员检定委员会、教育设计委员会、施巴警备司令部、军事教育队、保安团指挥部等机关,均经分别归并或取消,所有业务交由各厅处、局负责办理。县级之教款清理委员会、国民兵团、经理委员会、空袭紧急救济办事处、夏令卫生委员会、义教社教推进委员会、教育设计委员会、教款稽核委员会、农林推广处、合作促进会等,亦均裁并。所有业务分别交由县政府各有关科、室办理。这些裁并的机构,都是在原有系统以外另行陆续设立的。其中有些是本省为适应当时情况,自行设立的,但大多数都是中央各部会所设置,实际并无必要。我们既已深知骈枝不合理机构之存在,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所以就不问其为中央或省、县所设,均一律予以裁撤。其中容有不为中央所许者,我们也反复呈明不便遵办之理由,以求贯彻初衷。如粮食增产督导处、图书杂志审查处、统计处、电化教育服务处、国民体育委员会等,我们就始终没有成立过。

  二、由省主席或县长兼任主管的兼属中央系统的机构,以及省、县内部或与其它机关合组之委员会,均按其性质,切实加以调整。如省主席兼管的军管区司令部、保安司令部、防空司令部、省训练委员会、省干训团、省航空建设协会分会、省动员委员会、省委任职公务员铨叙委托审查委员会等事务,均分别交由各厅处长代为负责。其由县长兼职的机构,各防护团、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监所协进委员会等,其事务均分别交由警佐兼副团长、县党部书记长及审判官等代为负责。因为主席、县长的本身工作,已极繁忙,再兼管更多的其它职务,实为事实所不许。

  这只是一次初步的调整,以后感觉此类机构,有些根本就可以不必设置,还不单是省主席或县长能否分身兼任的问题。因而再作一次进一步的调整,就是将这些无需骈设的机构,予以裁并或改组。如:

  省级方面

  省保安司令部防空司令部组织取消,业务并入警务处;

  省动员委员会予以结束,仅留名义,所有业务视其性质分别划归党政各机关办理;

  省训练委员会名义保留,业务并由人事处办理;

  航空建设协会湖北分会名义保留,业务并由财政厅办理;

  省军管区司令部改组,缩小编制,由副司令负责主持;

  省赈济委员会名义保留,业务并由社会处办理。

  县级方面

  县动员委员会保留名义,不设机构,业务并由县政府民政科办理;

  国民兵团撤销,业务并入县政府军事科办理;

  县农业指导处撤销,以原有人员,充实县政府建设科;

  县训练所与合作指导室均直隶县政府,不另成系统。

  三、省政府所属各单位,认为没有独立设置必要的,按其性质一律归并原有各厅处。其有虽应设置,但无直属省政府必要者,亦按其性质,分别改隶各厅处局,使其系统简化、责任分明。如:

  省驿运管理处撤销,业务由建设厅接办;

  省合作事业管理处撤销,业务并由社会处办理;

  省卫生处组织缩小,改隶民政厅;

  省人事处改设人事室,隶属秘书处;

  省粮政局与省田赋管理处合并,改为田赋粮食管理处,隶属财政厅。(此系三十一年十二月所调整,其时中央尚未设置田赋粮食管理处)

  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之组织,则略予充实加强。除原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警保五科和秘书、会计两室外,并加设视察、技士、军法承审员、统计员等,使能配合省、县两级,增强行政效率。

  以上是我们四次调整省、县各级机构的实施概况。经过这四次调整之后,省、县的组织,都显得精简多了。在省的方面,仅存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和秘书、社会、警务、会计等四处;在县的方面,仅存民政、财政、建设、教育、警保五科和秘书、会计两室。此外,再有就是绝无裁并可能的直属中央机构了。在这些机构中,仅军管区司令部的主管,规定仍由省主席兼任,其它均由中央令派。至此,不仅省、县机构已大为精简,而且主席与县长也可不必再为兼职的问题所烦扰。主席与县长能专心致志于省政与县政,然后综名核实、励精图治,才谈得到提高行政效率。

  机构由繁复而简单、由分散而合一,这种调整办法,就是根据「精简组织」、「统一事权」的原则来的;职责由兼摄而专主、由集中而分任,这种调整办法,就是根据「分别负责」、「功过有归」的原则来的。

  调整机构之后,究竟有什么效果没有?难免有人会提出这一疑问。《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和朱启平两君曾经有过下面的报导:

  川鄂公路在管理上分为两段:川境一段归西南公路局管,湖北一段由湖北建设厅管,因此也就各开各的车。湖北段每天可有车行驶,川境段几天一班。相隔不远的两个站,前者售票、检查、养路三种工作,共为一个机构;后者同样三种工作,却分为三个机构,人数前者少而后者多,工作效率前者高而后者低。这对照太强烈了。(三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大公报》,孔昭恺:〈恩施之行〉)

  役政本是难办的,难办到一直使我进了湖北境内,才略略松口气。在湖北境内,我没看见在川境所见的情形。市镇上照常赶场,没有吓退单身远地的客商。老百姓绝对拥护抽签,但是没有抽到的,不致被强迫了去,被抽到的,也无法逃避。(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大公报》,朱启平:〈鄂西纪行〉)

  朱启平君的报导,只不过是说:湖北办理役政,尚无多大毛病而已。他并没有说为什么能够有此结果。这原因当然并不单纯,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湖北役政由县政府直接办理,责有专归,苛扰减少,所关实甚重大。比起设有组织庞大的军管区司令部及国民兵团的省分,反而易于居功诿过者,自然要稍胜一筹。至孔昭恺君的报导,一望而知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了。

  机构由多变少、由大变小,由堂堂设置官署变为仅仅保留名义,自会节省许多经费。此为不证自明之事,故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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