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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节 手定施政要旨

  我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九月一日复职后,觉得有和我的省府同仁,拟定一种工作方针,以为今后共同信守之必要。经过几天的考虑,手定了一项施政要旨共十项,于九月五日发布,其文为:

  诚奉命主持第六战区军事,兼任本省主席。兹当视事伊始,特订施政要旨数则,希各厅处务须本此要旨,首立其体,次究其用,矢勤矢勇,朝干夕惕,以期完成抗战之使命,树立建国之基础。责有攸归,时不我待,愿共勉之。

  一、为政须顺乎自然之法则,适应世界之潮流,切合人群之需要。查本府自二十七年改组以来,严、张、石诸公对于施政纲要,业已具有规模;今后精神仍属一贯,方针亦毋庸变更。至于因地、因时、因事、因人,泛应曲当,则在负责同仁之善为制宜也。

  二、当下社会人心,充分表现悲观、衰颓、老残、破落之现象;省府同仁,移风易俗,立己立人,责无旁贷。全省同胞,救省、救国、救己、救人,咸应奋起,见义勇为。

  三、现百废待举,吾人处此,首当别其轻重缓急,始不致忙乱寡要、顾小遗大。其各种事业,如确实需要,又为力所能及者,则须争取时间,迅速施行;如限于人力、物力,则暂缓兴办;至当前不急之务,虽有余力,亦绝不为。

  四、全省政务,中央既经设厅分处,自足纵横综理,不应另设骈枝机关,误时糜财。兹除特别规定者外,应一律归并,或裁撤之。

  五、全省东、西、南、北、中五区,与农、工、商、学、军、警各界,其需要各有不同,亟应分别研究,拟定计划,次第施行;而目前足为抗战建国之障碍者,如汉奸、伪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反动分子等,均须彻底铲除之。

  六、财政为庶政之母,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同属重要;今后一面应顾及财源、民力,以为适当之支配;一面须注意事业之进展,以应时代之需要,与财源之开发。

  七、本省对于财政,廉洁刻苦之风,已有基础,惟今后关于核发之手续、节余之缴库、预算之编造、报销之核实,均须依法改善,而重计政。

  八、教育为培植人才、转移风气之枢机,亟应整饬学规、砥砺志节,深植革命之基础;尤应普及国民教育,与实施各种专门人才之训练,以为百年大计之造端。

  九、改进农业、开发矿产、兴办水利、培植森林、创设水电,以及推广合作事业,与振兴轻工业等,均为本省建设之急务,应即厘定计划,积极推行。

  十、赈济灾黎、清理监犯,各级负责同志,务本「己饥己溺」之心、「痌瘝在抱」之情,切实施行,勿稍怠忽,为要!

  总上所述,求其一以贯之之道,则在我同仁守法务严以律己,用法则勿拘勿泥,始可以符天理运行之必然,而适人情因时因地之变化矣。

  兹再将以上十项要旨,加以简略的说明如次:

  古人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我常想:这个「天」就是社会自然进化的法则,我们可简称之为自然法则。革命的政治,是顺天应人的,自非顺乎自然法则不可,正如人的生长和季节的运行一样。所以在要旨第一项开头我就说:「为政须顺乎自然之法则。」

  自从世界交通发达以后,任何国家不能脱离世界潮流的激荡。闭关自守与故步自封的态度,是不合乎世界潮流的,背离了世界潮流,「存在」都会发生问题,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建树。所以我在要旨中接着说,要「适应世界潮流」。

  社会人心之堕落,到处皆然,湖北似乎尤有甚焉者,默察当时人人心中都充满了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念头。一提到振作有为,总以「钱」、「才」两难为搪塞的借口。其实不必专才、无需大量金钱也可以兴办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例如民间清洁卫生的指导、乡间桥梁道路的修筑等类,几曾见有人做过?所以不做事不能全归咎于「钱」、「才」的两难,要从心理上找寻病根,那就是责任感的缺乏。

  所以我在施政要旨中接着呼吁我的同仁,要奋起「立己立人,责无旁贷」的精神,此即所谓心理建设,比什么都还要重要。

  但是做事要有本末先后,不能务广而荒。如果「百废俱举」,终至「一事无成」,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我又和我的同仁相约治事要懂得「急办」、「缓办」、「不办」的道理,以免本末颠倒、先后失宜。

  机构越添越多,从中央以至于地方,到处都有这种现象。不必要的机构,分散了事权,破坏了统一管理,虚糜经费,关系还在其次,最大的损失,就是误时废事。公文旅行,即因机构过多之故。事权要攘夺,责任要推拖,即因机构过多之故。机构过多之弊,本甚显明,然而何以不能消除?其原因亦甚简单,就是凡为首长者,不免好大喜功,又莫不欲厚植势力,机构的纷歧错杂,遂由此起。我为一省主席,对于省内机构绝对力求精简,对于中央在省增设机构,亦尽可能期其减少骈枝。这就是要旨中第四项的命意。

  施政要因地、因人而制宜,不能囫囵吞枣,更不能张冠李戴。本省东、西、南、北、中五区,环境各有不同;农、工、商、学、军、警各界,需要亦不能一律。颁布法令、推行政务,必须顾及这些不同,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是负责做事的态度。公文上「事关通案,所请碍难照准」的话头,不晓得虚掷了多少时间、贻误了多少事机。所以在第五项要旨中,我要求我的同仁,要注意「分别研究」。又因为汉奸、伪军为国家之蠹,贪官、污吏为人民之蠹,土豪、劣绅、流氓、地痞等为社会之蠹,诸蠹不除,抗战建国是无望的。所以我又有彻底铲除诸蠹之呼吁。

  前面说,没有钱也可以做事,虽是事实,但毕竟有许多事情是非钱不办的。所以谈到施政,首先就得重视理财。自古理财之道,不外「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两个途径。中国是个民穷财尽的国家,理财完全以「量入为出」为准则,势必作茧自缚,一事不敢展布;反是,如以「量出为入」为准则,则百废待举,需用浩繁,虽使竭泽而渔,亦恐不敷供应。因此我们的财政,既要「量入为出」,又要「量出为入」,换言之,就是「开源」、「节流」必须兼筹并顾才行。这是施政要旨第六项的意义。

  贪污和浪费,是我们政治界最习见的通病。我们要革新政治,非痛除此弊不可。湖北过去在严代主席以身作则的领导之下,此种弊病,已渐铲除,但仍不能完全廓清。要作进一步的努力,就必须借重健全制度的建立。主计制度如能推行尽利,使与财务方面发生制衡作用,实在是除弊养廉的最好办法。惜我国推行此制未久,即多流于形式,甚至发生流弊。主计人员往往与财务及事务人员伙同一气,使舞弊者反得有「合法化」之保障,事之痛心,宁有过于此者?因此之故,我特别提出重视计政的要求,以为建立弊绝风清政治基础的张本,这是施政要旨第七项的含义。

  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无人能加以否认,但一涉及实际政治,教育就成点缀品,少有加以重视者。这从中央或地方教育支出的预算比例上,不难得到证明。湖北因为战祸关系,学校内迁,学风败坏,日益加甚。教育经费的支绌,可能是一个原因,未能力加整顿,关系尤为重大。因此我说,「教育为培植人才、转移风气之枢机」,绝对不能加以漠视。宽筹经费,着力整顿,都是振兴教育的应有之图。这是施政要旨第八项的意义。

  总理曾说:「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这真是千古不磨之论。谈到民生问题,不外衣、食、住、行、育、乐六项,而衣、食、住、行四项,人民需要尤为迫切。吃的食粮、穿的衣料、造房子修道路所用的木料,都要仰给于农业。故改进农业,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大计。兴办水利、培植森林,可以防止水旱天灾;推行合作,可以流通农村经济,这都是与改进农业有重大关系的。此外,开发矿产、创设水电、振兴轻工业等,或有助于国防,或有利于民生,都是本省建设的急务,亟应厘定计划,积极推行。这是施政要旨第九项所以提出来的理由。

  战争加给湖北人民的灾难,已极严重,又益之以水旱天灾,人民转徙流离、饥寒交迫,至堪悯恻。「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这是担负政治责任的人,应有的自觉。我复职来鄂之始,就先请准了两百万赈款,我是带着这笔款子到任的,对于老百姓,发生很大的安定作用。所以赈务是不可忽视的要政。至于在狱监犯,穷凶极恶者少,失于教养者多,为政者也应当有「我陷之」的感觉,才是负责任的表示。所以清理监犯,也不可视为不急之务。应判者判,应决者决,应释者释,应感化者感化,不可随便羁押、久延不决,以重人权,而免冤抑。这就是施政要旨第十项所以提出来的理由。

  这十项施政要旨,并无深文奥义,只不过是我和我的同仁共同订立的一种约束,于千头万绪的政务中,择其应行、可行而又能行的几大端,提示纲领,以为提前共赴之准则而已。这一要旨的整个性质,也还是要因时因地制宜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应当特别提出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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