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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节 严立三先生代主省政

  严立三先生和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其高风亮节,尽人皆知,用不着我来多所词费。我只说我平生最敬佩的师友,像严先生这样的,实在不多。

  严先生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即曾一度出任湖北民政厅厅长,因为所拟计划未能实施,脱然离职。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战军兴,委员长蒋公曾以共赴国难之义,请其再度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我为此事,亦曾驰电促驾,严先生算是答应了,然而却不能不说有几分勉强。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湖北省政府改组,要我来承乏主席职务,我终于敢接受了这一任命,就因为我有把握挽请立三先生继任民政厅长的缘故。不论为了公谊、为了私交,严先生是不能随同何前主席(雪竹︹成浚︺先生)离任的。民政既有所托,省政问题即已解决大半,再让我负起主席的名义来,还不致过于说不下去。

  严先生是湖北麻城人,其悲天悯人之怀,固未尝有疆界之限,然敬恭桑梓,古有明训。以严先生之久无宦情,终于再度出膺湖北民政者,亦欲小试其悲悯之怀于乡邦故耳。

  从七七省政改组之时起,到我二十九年(一九四○)九月一日回省主政之时止,立三(严重)先生在省代主政务凡两年有余,可谓艰苦备尝。在他自己的看法,不但一事无成,而且认为是「受气受辱」。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月三日,他给我一封信有云:

  至于我个人,在这九个月内,固然一件事都未做好,却是受气受辱,在我大半生经过中也总是空前的。我求你千万再不要以为湖北方面只我较为相宜。恰恰相反的,正因为我在此地,事事无法推动。我最近自处之道,「投江」、「跑到金亦吾部队去打游击」等等办法都曾想到,你即此可以知道我的苦闷。相交二十年,何必活活的把一个老朋友逼死呢?

  他认为主持湖北省政,费尽气力而无济于事,这是一次最露骨的表示。前后类似的表示,还有很多次。含辛茹苦,以至忍辱负重,确实都是实情。而以因军粮、民夫问题所受鄂北、鄂东军方当局的屈辱为尤大。然而若谓一无贡献,则不尽然。湖北省参议会秘书长贺有年君,称述他的功业,有云:

  先生于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都市民众之疏散,外来难民之安置,以及地方官吏战时应变之方案,端绪纷纭,一一规划,分别施行。又乘间出巡各县,视察驭众制敌之布置,指示临时因应之机宜,遭敌空袭,屡濒危殆,不顾也。至武汉沦陷前一日,始乘轮西上。省属各机关已先迁宜昌,先生至,命复迁恩施。己则留驻宜昌,镇抚流亡,收拾残破。于抢救青年、拯济难民、保存图书仪器,尤不遗余力。二十八年辞卸厅职,以委员代理省政,仍驻宜昌办公。更番巡视鄂中、鄂北,期以解决当地问题,加强军民联系。而抢运鄂中粮、棉各产,更视力所能及以赴。夙夜焦思,不遑宁处。(见贺有年撰〈严立三先生行状〉)

  以上所述,均为彰彰在人耳目之事实,绝无分毫溢美之处。综而言之,立三(严重)先生主持这两年多的湖北省政,正在大局极端动荡不安的时候。湖北位居全国腹心,各方震动的幅度,莫不牵系于此。此一地如应付乖方,其影响于大局之深重,是可想而知的。而立三先生能处危若定,措置裕如,以故万千的生命,得获保全,无数的物资,得免资敌,历年收藏的图书、仪器,得免散失。因为图书、仪器的保存,使省府迁至鄂西崇山之中,教育文化事业仍能持续于不坠,即此一事,立三先生对于民族国家的贡献,已足不朽矣。

  再则立三先生的廉介清操,可谓并世无双。时人称石蘅青(瑛)、张难先及立三先生为湖北三老,都以「不要钱」为世所重,但亦各有一格。石先生不要钱,是不要分内应得以外的钱,他对于分外的钱,一丝不苟,有点欧美人的风度。张难先表面上不要钱,实际上是欺世盗名,这是一个标准的伪君子。至于立三先生有时连分内应得的钱都不要。他代行主席职务逾两年,主席的特别办公费,应当归他领用,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也不要。等我回省主政的时候,他全数移交给我。我既没有在省「实际办公」,自无领用此款之理,请他收回,他执意不肯。后来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即将此款存入银行,作奖助本省清寒学生之用。由他给这项存款立了个户头,叫「惠廉有道」,盖取孟子「可以取,可以勿取」、「可以予,可以勿予」之义。立三先生于取予之际,大抵可作如是观。所以立三先生一生,不但谈不到「余财」、「余帛」,简直还都过的是清苦不堪的生活,综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苦死的。

  立三先生立身行己如此,绝无半点矫饰。待人则一片肫诚,苦口婆心,必欲人人为圣为贤而后已。当然立三先生不能不有所失望,但其人格的潜移默化之功,不会是全无收获的。我个人虽然不尽赞同他的想法,但于束身自爱方面,未尝不是受他人格感召的影响。以我作一例证,则他一生在精神方面的贡献,可能还要大于事功。

  我觉得立三(严重)先生如能久于其任的话,人心是会转移的,风气是会丕变的。以人心风气的转变为基础,再致力推行省政,必有更宏远的建树,应属不成问题。不过「君子易退而难进」,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仅仅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他已三番五次的求去。有一次他来信说:「所以致我狼狈若此者,无非眼见一部痛苦无告之人民,没法找生活路,良心上总难自安,这是我所受的最高压力。」这种心情,我非常了解。大抵济世之念越深,责任之心越重。而济世救民,非可咄嗟立办之事,见有一夫一妇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因为难得心之所安,所以就只好求去了。至二十九年(一九四○)八月,我来他去的时机已然成熟,终于达成了他求退的初衷。

  他摆脱省政之后,移寓宣恩山中,扶助垦民,自耕而食。兼以暇日整理旧着,计有《道学会宣言》、《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大学辩宗》及《礼记大学篇考释》等书,为士林所推重。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他膺选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对于政治建设,曾为有系统之建议。休会后,游川西。以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十月返宣恩,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四月三十日病逝于恩施湖北省立医院,年仅五十三耳。设使天假以年,纵然不再问政,其于学术思想方面,亦必有更大之成就,不想赍志以殁,惜哉!

  立三先生谢世的时候,我正在重庆养病,虽已渐有起色,但又因豫战紧急关系,正被命准备前往视察中。虽拟来施抚棺一痛,而不可得。立三先生身后诸事,都是在电报中与恩施同仁商定的。丧葬全由省政府负责,由利息收入项下拨款办理之。其遗族生活及教育诸费,除以中央抚恤费拨充外,另由省府酌定发给,并照公务员眷属例配给生活必需品。凡此措施,在不奢不俭的原则下,一方面希望遗族的生活教养得有着落,一方面还要顾及立三先生生前不苟取予的清操令德。

  严先生退耕宣恩以后,与我常有书札往来,都极富于启发作用。随手摘录两则于后,以资纪念:

  总之勘透一分假,方见得一分真;摆脱一分虚,方落得一分实;冲破一分世俗网罗,即进入一步豪杰梯阶。人生数十年,细思何事由得我,惟就真理言之,却又无事不由我。忘其不由我而尽其在我,乐其在我而求其无愧于中而已耳。

  地方落后,民智未开;一切举措,总望从多数愚鲁民众心理、低能之下层工作人员,与乡间牢固之积习、贫困之经济状况着想,定能轻重适体,药至病除。且信立而威自张,恤周而情自固。军民同体,上下一心,环境愈难,功烈益着,此可为预祝者也。

  这两段话在立三(严重)先生的一生言论中,虽不过是一鳞半爪,然而也尽可看出仁人君子之用心,是如何的光明磊落,是如何的恺悌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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