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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奉命于危难之际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六月十四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我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对于这项任命,使我感觉异常惶恐。因为当时的抗战局面,已进入另一更艰危的阶段,自忖才力有限,而且兼职太多,如何再能肩负这样一个重任?

  当时我所担任的职务,最重要的如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自七月十三日起,改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都是必须亲自主持的工作。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精力,可以担负得了这样多的重荷?累月以来,早有分身乏术、顾此失彼之感。现在又加上一个湖北省政府主席,不用说出身军旅、政治非所素习的我,不敢贸然应命,单就无法分身一点来讲,我也不敢滥竽此职。

  我曾再三请辞,但均未能获准。

  当时中央有一种临时应变的措施,就是战区的军事长官得兼任省政府主席。用意所在,无非是为了军政配合,便利抗战。因此,兼任主席,如能达成便利抗战的目的,倒不一定非由本人躬亲庶政不可。在这种了解之下,我终于接受了这项任命。

  改组后的湖北省政府,是于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成立的。前数日(六月二十九日),马当要塞失守,敌军进窥九江,战火已然迫近武汉门户。其时抗战刚满一年,平、津、京、沪,相继沦陷,国人对于持久战、消耗战的认识,尚欠普遍与深入,一般咸以国内名城,仅余武汉,去此一步即无死所。所以保卫大武汉,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是胜败存亡的关键。武汉能守,则国可存;武汉不能守,则国将亡。

  正在胜败存亡关键的保卫大武汉战争中,我接受了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加上卫戍武汉的军职,是不啻以武汉存亡为己任,抑亦不啻以国家存亡为己任。时人谓我勇于负责,有如此者,其实这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罢了。武汉之不能守,从抗战一年的经验中,固已知之甚审。所以与其说我是勇于负责,毋宁说我是敢于见危授命,倒较为近于事实。

  改组后省政府的人事安排,经请准以严立三(重)、张难先、石瑛、卫挺生、柳克述、杨绵仲、郑家俊、陈剑翛为委员,并以严立三兼民政厅厅长、杨绵仲兼财政厅厅长、郑家俊兼建设厅厅长、陈剑翛兼教育厅厅长、柳克述兼秘书长。主席的职务,事实上我是无法经常兼理的,补救的办法,就是当我缺席的时候,即由民政厅厅长严立三先生代我负责。到了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明令公布严立三先生为代主席,这是强严先生以所难的一种办法,严先生早已绝意功名,然而为了国难和友谊,他也只得勉强担承下来。

  关于新省府的施政方针,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七月二十一日,我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过一篇谈话,于民、财、建、教方面,均曾略举数义,以资信守。其要旨为:

  在民政方面:当与人民共艰苦、共患难,严惩贪污,整饬风纪;组训民众,激发其为国家民族牺牲奋斗之忠忱,坚定其抗战到底最后必胜之信念;积极推行战时动员,以共同完成保家、保乡、保国之任务。

  在财政方面:简言之,务必剔除中饱,涓滴归公,严禁浪费,提高效率,一本穷人穷干之精神,俾取之于民者,依然用之于民。惟当此抗战期中,一切设施,动关国防大计,有非一省之力所能负荷者,自当请求中央,统筹兼顾,以利进行。

  在建设方面:当遵抗战建国之旨趣,择其确不可缓而力所能及者,酌量推行。对于未开发之资源,积极设法开发;已办理之建设事业,加以调整与扩展;尤其对于与军事有关之各种设施,应当特别努力,促其实现,以利抗战。

  在教育方面:当使一般家境贫苦之有志青年,皆得有求学上进之机会,并以养成其为社会服务之技能为原则。在目前情况之下,当特别着重于战时教育之计划与实施。

  这是我的意思,也是省府委员诸同仁的意思。陈义务求平实,以免徒落言筌。以后诸般设施,大致都没有离开这个规范。

  从我到任就职那天起,不到一个月,因前方军事紧张,即出发前方督师,以后亲理省政的时候,实在少而又少。一般政务,即由严立三(重)先生主持推动。至于关系重大事件,凡是严先生要我参加意见的,我无不抽出时间尽其所能而为之,以求有所裨补。在这种情形之下,军政配合的目的,确实达成了不少。譬如鄂东南各县,因公路失修,军运异常困难,假如我当时专负军事上的责任,则欲动员修路,即使不是办不到,至少也要费许多周转手续。因为兼任省主席的关系,可以直接命令建设厅加紧修路,并命令当地专员、县长,发动民众协助进行,公路很快地就修好了。又如部队良莠不齐,一些不良部队,沿途拉夫,致使已熟禾稼,无法收割,其它骚扰百姓之处,亦所在多有。一个非现任军事长官的省主席,可能对于这些事件,束手无策。因为我是省主席,也是司令长官,所以一方面命令政工人员,会同县、乡人员组织保护秋收队,协助农民收割;一方面即以司令长官名义,严禁拉夫,整饬军风纪。因此在很短期间,秋收完成,军民亦渐能相安。这便是军政打成一片的好处。

  不过一个湖北省政府的主席,时而前方,时而后方,时而南岳、长沙,时而柳州、桂林,到处奔波,席不暇暖,纵然省政经常有人主持,且可函电往还,保持意见之接触。究竟以主席之名,行奔波之实,是一种「名不正」的事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之言,信不我欺。所以在我兼领主席这几年,专就省政方面来说,实在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及今思之,这绝不是人的贤愚能否问题。尤其是立三(严重)先生的伟大牺牲精神,可谓罕有伦匹。然而我们的成就实在都还不够理想。我自己因为分心军务,以致对于省政无暇兼顾,自然不在话下,就是立三先生也正因为「名义」脱离了「事实」的关系,不能放手做去,所以成就受了限制,亦自在意想之中。可见凡事不易两全。军事长官兼任行政长官,好处虽然不少,坏处也还是免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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