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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与湖北曾经有过几度工作上的关系: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三月,奉派为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工作目标是「整军」;同年十月,奉派为委员长宜昌行辕参谋长,工作目标是「剿共」;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奉派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工作目标是保卫武汉;同年六月,奉派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工作目标是在抗战建国的整个国策之下,推进湖北省政。

  整军、剿共与保卫武汉,是军事方面的工作,将于「从军回忆」中述之。这一本小册子所叙述的,都是我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内推行省政大体经过的记载与自反。

  当我接奉主席任命的时候,武汉已岌岌可危。其时对于省政之展布,困阻重重,可想而知。武汉沦陷以后,持久战的形势已成,省府迁驻鄂西的恩施,为了配合持久战的决策,无论如何艰难,无论如何困苦,省政必须积极展开,自是不消说的。

  不过鄂西是湖北最贫瘠而落后的地带,人民生活之艰苦、封建势力之嚣张,说起来真有使人难以置信者。先就生活来说,鄂西到处是山,山上的居民能够维持饱暖的,简直可说是绝对少数。一般都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饥寒交迫生活。严冬季节来临,人民户外的活动,几乎就全部陷于停顿。他们预储起一些苞谷,挂在墙壁上,就是过冬的食粮;截取几段树干,保持一点火种,就是熟食和取暖的根源。

  关于封建势力的嚣张,可以傅威凤一事做为例证。傅威凤是恩施县境西北部一个土司的后人,称霸一方,操当地子女玉帛生杀予夺之全权,并拥有枪械三千余枝。严代主席任内,曾拟登记民枪,以清乱源,傅某竟联合各乡镇长抗不听命,致不果行。我到任以后,派人加以劝导,也无效。乃改用开会方式,召集各乡镇长派员来省商讨地方应兴应革事宜。傅某及大部分乡镇长都派其子侄辈前来应命。当然年轻的人,易于接受真理,回去以后,无不规劝他们的亲长应当遵从政府的政令。不料傅某对其侄之劝说,非但不听,且于盛怒之下,竟将其枪杀。其凶残顽梗,至于此极,如果再事宽纵,后患何堪设想?这才调动一部分军队,协同地方保警,把他盘踞的地方包围起来,要他出来归案,胁从一概不究。傅某走头无路,只得以好汉的姿态,挺身出来投案。登记民枪工作以及其它政令,至此才得贯彻施行。

  还有一件使我永远难忘的事,就是鄂西各县都散布着一种迷信团体,叫做「神兵」。恩施之南数十里,有一个地方叫「黑洞」,就是「神兵」的大本营。他们为非作歹,杀人越货,时有所闻。但因其行踪诡密,取缔很难下手。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教育问题,民智稍稍开通,当能自归淘汰。所以我们后来不遗余力的发展教育,从「神兵」问题得来的启示不少。当然当时我们所办的教育,以现在的尺度来衡量,可能不值一顾,然而两年以后,「神兵」终于日就消灭,却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鄂西之贫穷落后,如上所述,可以见其一斑。在这样的地区施政,想要大有作为,实在不大容易。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人类最崇高的政治理想,当无过于〈礼运大同篇〉之所揭橥者。然大同由小康而来,小康由拨乱世使反之正而来,未有能不阶而升者也。在鄂西这样的地区,要拿整个进步国家的一套理论与制度来依样画葫芦,我反复想来,总觉得不是一个很妥当的办法。因为这不是一个「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问题,而是刚刚学步的孩子,能不能让他参加赛跑的问题。

  我承乏湖北主席几年,以现代的政治眼光,来评论我们的所作所为,可能认为我们蛮干、违法、不科学、不民主,是一无是处的。可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的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青年读书问题,以及禁吸毒品问题,我们才在抗战建国的要求之中,勉强达成了我们应负的任务。

  由此可知,为治之道多方,未可一概而论。以仁民爱物为心,举而措之,在能因时因地而制宜。施之于武汉而着绩效者,未必亦同样适用于鄂西。大而推之于省与省、国与国之间,亦未尝不可作如是观。易言之,穷有穷的办法,富有富的办法,落后也要有落后的办法才行。胶柱鼓瑟固不可,揠苗助长亦非是也。

  我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为了有意问世才写的,因为近年来落后地区问题,日形严重,倘如这一段落后地区的施政经验,有益于研究落后地区问题的参考,岂不是一件较有意义的事,因此就拿它来付印了。

  民国四十九年志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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