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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节 奉命远征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日寇突然疯狂的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遂全部展开。翌日,我政府正式发布对日宣战命令,并宣布对德、意二轴心国立于战争之地位。

  是月二十三日,在我委员长蒋公主持之下,召开中、美、英三国东亚军事会议于重庆,会中决定:如日军侵入缅甸,中国将派陆、空军协助防卫,美国则以战略物资供应中国。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三日,盟国推举委员长为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统帅之下设参谋长一人,由美总统推荐史迪威将军担任,史迪威即于是年二月来华。

  先是于三十年七月,日军已占领越南,三十一年一月,日军攻缅并已突破泰、缅国境。至是中国为履行派兵援缅之诺言,因有远征军之组织。同年三月,我远征军先头部队已到达缅境之同古前线,委员长即于是时,授予史迪威以指挥入缅国军之全权。史迪威这个人,成见极深,不肯完全遵照委员长的意旨行事,亦不能与中国将领密切合作,同时英军又骄矜自私,战志薄弱。所以缅境的战事,日渐逆转,至五月中旬,敌军由缅境窜入我滇西之龙陵、腾冲一带。我入缅部队除一部辗转撤入印境外,大部均转进怒江东岸,隔江与敌成对峙之势。

  我政府为防止滇西敌军东窜,并为准备反攻,入滇国军日增,为统一指挥起见,因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之组设。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我奉委员长电召赴渝,商讨远征军负责人选问题,委员长说,史迪威欢迎我去,并分析史之为人,恐其它将领难与合作,所以只有我去,是当前最适当的人选。我对于这一问题,原是另有一种看法的。当时一般论者,动言欧洲为第一战场,北非为第二战场,而以缅甸为第三战场,但对于关系国家民族兴亡的本国广大战场,反不加措意,致使这一战场倒成了无名战场。中国抗战,自有其根本要点所在,未可轻于取舍。充其量至必要时,中国可以无湘北、无缅甸,但绝不可以无江防;可以无长沙、无腊戌,但绝不可以无重庆。假如轻为国内外之浮言所动,重兵远征,主力他调,敌人乘虚而入,危及国都,动摇国本,岂不成了舍己耘人、广田自荒了么?所以我的看法,在盟国真有协力同心联合反攻之诚意以前,中国的抗战方略,仍应以本国战场为第一,不宜轻言远征。这可能是我一时的偏见,但自信亦可以言之成理。在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底,我曾将此意报告过委员长。不料事变之来,出人意表。远征的计划,我方在怀疑之中,远征的责任,却落在我的身上。

  因事与愿违,我本不想去,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得应命前往。我当时提出来的要求,是准我辞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以免顾此失彼,贻误大局。后来决定将战区职务交副长官孙仿鲁(连仲)升代,省主席职务交民政厅长朱怀冰代理。

  我的远征军司令长官的任命,是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十一日发布的,同时委员长训令驻滇各军云:

  查我驻滇各军,庞杂骄矜,不相统属,最近军风纪日渐败坏,险象丛生,如嫖赌、吃空、走私等恶习,不一而足。本委员长忧念之余,弥深痛恨!为求其能切实整顿,与精神振奋,使今后反攻,确切有效,特派陈司令长官诚前往云南,先从事整顿,并作反攻准备,期待适时反攻,不致贻误大局,为国人所痛心,为外人所蔑视。

  兹特手颁训令三条,为我各高级将领深勉而切戒之,如下:

  一、振刷精神:精神力量为一切力量之根源,我国之能抵抗强寇,全赖革命精神,而非坚甲利兵。自古迄今,凡朝气蓬勃、纪律严明之部队,战无不胜,反是者无不败,可为殷鉴。况此次准备出国反攻,关系尤为重要。故废弛敷衍之积习,在所必除;纵情嫖赌之劣性,在所必去。而吃空、走私之罪恶,尤当深恶痛绝,铲除净尽。

  二、锻炼体魄:卓绝之精神,寓于健全之体魄,如果身体脆弱,必致百弊丛生。况在中、缅边境作战,天候、地形,以及交通、补给各项情况,均与平常大异。若不于事前有周密之策划,必致疾病、死亡之数激增,是对官兵为不仁,对国家为负罪。故今后训练,必须特别注意于此。除应有之医药设备外,更当本防病重于治病之精神,平日从积极方面厉行官兵体格之锻炼,与环境卫生之讲求。举凡奢侈、浮华、亵荡、浪漫,足以摧残身体之行为,尤当切实反省,彻底改正。

  三、增进学术:精神、体魄之重要,既如上述,但现代战争日趋复杂,如非吸取新知,力求进步,不断增进其技能,仍难达成其任务,而以对于新式器械之了解与应用为尤然。故今后欲求克敌,必当力戒虚骄,诚心学习,埋头苦干,以求学术之增进,方无愧为现代之革命军人。

  以上各节,我各高级将领亟应深刻警惕、痛切反省,分别改正加勉,勿得违误,致干重处为要。

  读过这一训令,我到远征军的使命,已可知其梗概。具体的说,我所要做的事就是整训部队,准备反攻。

  我于三月十二日偕同史迪威由渝飞抵昆明。经过数日的咨询研讨,已可明了敌、我的一般情势:(图三八)

  一、滇南地形险要,而国防工事之建筑,在高连山地之中间地带,非在山地前缘,尤不在国境线上,此方面较宜于守,不宜于攻。

  二、滇西保山正面,固属重要,而危险处实在两翼。即右翼之片马方面,及左翼之滚弄方面是也。后者可沿滇缅路便道,经云县直出祥云,尤大可顾虑。此方面必须控置有力部队,现有残缺之两师不足以当此重任。

  三、车里、佛海方面,后方联络线过长,补给困难,不宜使用大军。惟将来全面攻势时,为威胁腊戌,使主力作战容易,并摇撼泰国军民(时泰国已附庸日寇)之战意起见,必须以有力之一军,由此进出景东。

  根据以上了解,经呈明委员长调整部署如下:

  一、滇西方面:以七十一军任怒江防务,三十六师改为独立师,属十一集团军,接替腾北游击任务。第六军之九十三师任车里、佛海守备,军部率其余二师开盘县、普安整训。第二军主力二师开顺宁镇接替第六军之云滚路方面任务,余一师开祥云附近。第九十三军军部及所辖二师开西昌会理整训,余一师另有任务。

  二、滇南方面:第一集团军仍旧,第九集团军所属五十二、五十四两军开文山附近。

  三、昆明防守:第五集团军所属五、六两军任之。

  四、其它:五十三军暂驻镇远、黄平,第八军先开兴仁、兴义,七十四军暂驻衡山。

  在调整部署期间,我并不能专心致志的为远征军而工作,六战区和鄂省府,差不多天天都有战报和其它重大事项要我裁决处理。到五月上旬,因鄂西军事吃紧,索性我又回到六战区去指挥作战,前后历时竟达两个多月之久。中间曾一度请辞远征军的职务,未蒙核准,于七月下旬,奉召飞渝,直到八月五日,才又飞回远征军任所。九月四日,又因出席十一中全会,由昆飞渝,历时二十余日,始于二十七日返滇。十月中旬,胃溃疡症剧作,勉强支持到十一月底,仍无痊可希望,势非回渝调治不可,这才奉准摆脱了远征军的职务。

  计自三月十二日到职,至十一月底离职,在职期间不到九个月,而除去返鄂作战、赴渝开会前后占去三个多月的时间外,留在远征军任所的时间总共亦不过六个月耳。

  在离渝之前,委员长问我: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拟设何处?我答称:拟设楚雄。委员长极为赞成,并谓绝不可设在昆明。

  此外,委员长又问: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请示。现在我有一点较原则性的意见,想当面陈述。就是抗战至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已绝对不成问题,这是民族主义的成功,自无疑义。今后的问题是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如何实现问题。目前大家盛倡「民主」,民主是与民权有分别的,如何导向民主与民权合流,这一步工作似甚重要。至于民生主义,是革命的目标所在,抗战胜利后,民生问题能否解决,与能否保持胜利的果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现在在这方面我们什么基础也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是很可忧虑的。这段谈话,在当时事实上是迂阔之论,委员长亦不免为之怃然。

  这是一段与本节无关的插话,随手附记于此。

  至于长官部不设昆明的理由,我所考虑到的是:

  一、高级指挥部不能离开部队太近,但也不宜太远,如设在弥渡,就嫌太接近滇西,而不易兼顾滇南;如设在昆明又嫌太远了。楚雄是一个比较适中之地,滇西、滇南均可兼顾,所以我把长官部设楚雄。

  二、昆明为昆明行营及云南省政府所在地,如长官部设此,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与摩擦。

  三、龙志舟(云)据滇多年,形同化外,其所属骄奢淫佚,集腐化、恶化之大成。人是学坏容易、学好难的动物,所以我不愿意设长官部于昆明。

  四、官兵生活一向就很苦,把长官部设在二、三等的城市,比设在大都会,生活较易维持,因「不见所欲,使心不乱」之故。楚雄的居民,都称我们长官部为穷长官部,我对我的部属说:这是我们官兵无上的光荣,长官待遇既如是之低,不穷何待?官兵穷,军民尚可相安无事,否则官兵阔,人民尚能有活命的余地吗?

  这几点考虑想必正合委员长的心意,所以当时立刻得到他的鉴许。

  我当时提倡:「穷就是力量」,有「穷长官部」,才能有「穷总司令部」、「穷军司令部」等等。也许我做得有点矫枉过正,但当时军风纪废弛已极,委员长要我整顿,在无法改善官兵待遇以前,也只好以身作则,作「穷」的领导了。

  在远征军六个月当中,有很多时间,用于巡视各地驻军。我经常往来于昆明、楚雄、弥渡、大理及昆明、晋宁、文山、开远、蒙自道上,不敢自逸。所至宣达委员长意旨,晓以国际大局及抗战形势,以激励、抚慰、鼓舞等方式,以求士气之提高、军风纪之改善;同时并听取部队官兵意见,寻求疾苦所在,以为上达中枢要求逐渐改善之张本。部队知道我肯苦干,多少也起了一些迁善改过的作用。

  至关于整训部队准备反攻方面,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训练。以往六年多的抗战,我们只知孤军苦斗,我们的空军固然是象征性的,重武器也非常缺乏,所以谈不到步炮协同,更谈不到陆空协同,至于三军联合作战,尤属无从说起。远征军负有联合美、英并肩作战的任务,美援装备源源而来,因此远征军已不同于国内以前的一般部队,协同作战(包括步炮、陆空)是一个重要的特质,这是需要训练的。重武器以及其它各种美式装备,如通信、防毒、新式轻武器等之使用技术,为前此之所无者,也是需要训练的。此外,卫生知识的缺乏、政治认识的薄弱,以及军风纪之重建等,也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始足以转弱为强、去腐生新、化无用为有用。所以无论为整军与反攻,都要以训练为第一课题。

  远征军的训练,在中、美合作之下,进行得十分顺利。在昆明设有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下设步、炮、通信、军医各训练队。在大理设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以训练一般战时工作人员。在各军驻地分设各该军训练班,轮流调训军中各级干部。另设司令长官部巡回教育组两组,亦由中、美人员合组而成,分头巡回督训,以策进行。

  除精神训练外,一切技能训练,都由美军人员担任。美国人员的教育方法,确实有许多可取之处,他们凡作战不需要者不教,不教者不讲,对时间与效率,甚为注重;又教育时,准备非常充分,每教一课完毕,即进行测验,以视受教者之是否领会。其工作之切实认真,往往非国人之所能及。

  对于精神训练,我提示几点要领如下:

  一、革命成败的关键,在革命者个人的穷与富。革命的力量,在革命者的穷;革命的目的,在求民众大家的富。

  二、革命者的生活,要能吃在一身、穿在一身、用在一身。

  三、革命事业的根源,是大智、大仁,绝非小聪明、专会替自己打算者所能成功。

  四、革命者要守穷,如节妇之守节。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未免期望太高,「人人可以为尧舜」的话,是靠不住的,但打民穷财尽的仗,不这样砥砺自己,又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之如此作,亦正自有所不得已。

  训练以外,我们做的事还有补充兵员、加强补给、修筑道路、改进环境卫生、充实医药设备等等,不能备述。

  这些事做起来都是困难丛生。最大原因还是没有钱。即就重武器装备一事而论,使用这种装备,要用骡马驼拉,要有道路可走。据估计远征军所属部队就需要一万匹骡马,修筑几千里公路,试想这岂是我们罗掘俱穷的财力,所能负担的?我们只能一点一滴的穷凑,像这种情形,看在美国人眼里,难怪他们要摇头摆手,作无可奈何状了。

  总之,我在远征军任内,仅仅做了一点奠基工作,上层建筑尚未着手,就病倒了,真辜负了国家和委员长对我的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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