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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节 「第六战区第一」

  第六战区前后有两个,前一个第六战区成立于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月,为防止敌人进攻湘西而设。其时第一次长沙会战正在进行中,因辖境与九战区毗连,所以第一任的司令长官,也由我兼任。会战胜利后,事实上我不可能兼这么多的差,六战区司令长官乃改由商启予(震)接任。

  二十九年(一九四○)四月,统帅部全盘调整部署,撤销天水、桂林两个行营,及第六、第十两个战区,业务分别归并,人事另行安排,前一个第六战区就此结束。

  第六战区既已于此时结束,后来又怎么重设的呢?这就要说一说二十九年六月宜昌失陷的事了。

  是年五月敌军先发动襄河攻势,于豫南、鄂中集结兵力约六个师团,以南阳、襄阳为攻击目标,分进合击。(图三五)我军以一部由正面抵抗,另以一部固守桐柏、大洪两山,主力则向侧翼机动,力争外线。敌大部被我包围于襄河东岸平原地区,损失甚重,乃以一部并力南窜。十六日我张总司令自忠督战阵亡于番瓜店,敌势大炽。六月初,陷襄阳、宜城、南漳等地,直扑宜昌。同时汉宜路敌,亦由沙洋渡河策应,宜昌危急万分。(图三六)

  宜昌为川东门户,宜昌得失,关系陪都重庆之安全甚大,委员长因又派我出一次临时的差,要我赶赴宜昌指挥,以图挽救。无如宜昌之不能守,此时已成定局。原来守备宜昌部队,本有三个军不许他调,在襄河攻势发动之时,敌扬言无意进犯宜昌,我军竟为所绐,而将这三个军调走。敌之此来,乃转锋乘虚而入,势如破竹。我到了,虽尽力支撑,亦终无济于事,延至六月十二日,宜昌遂告失陷。我奉命动身之前,张文伯(治中)开我的玩笑说:「你本是智不可及的,可是这次前去,却成为愚不可及了!」其实我之此来,结果如何,早已前知。但临难苟免,不是军人应有的态度。就算宜昌是由我手里失的,充其量不过又代人受过一次罢了,又何不可之有?

  我所期期以为不可的,倒是不能专心致志的做一件事,以致顾此失彼、误己误人,实在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我在奉命东下途中(搭民本轮沿江而下),曾于六月二日上书委员长云:

  (前略)职分属军人,杀敌报国是其天职,无论就性能与所学,均当以军事为本分。若复滥竽党政,不仅不自量其所短,亦且重荒其天职。当此抗战建国、千钧一发之秋,职所念念不忘者,即为对此民族百世之冤仇,应作锲而不舍之奋斗,自不容一暴十寒、分心外骛,更不愿以有限之精力与时间,自陷于无谓之纠纷与摩擦。尤其近数年来,钧座迭次训诫,不可予人以不快之印象;同时一般同僚、友朋之批评,亦谓职对于统率部队与作战指挥,尚能刻苦耐劳,发挥所长;而对于党政工作,则不免动辄得咎,事与愿违。职于钧座之训诫,自应恪遵,而于僚友之批评,亦当接纳,毫无疑义。不过夷考其所以致此之因,实皆由于拋荒本分、滥竽党政、职责不专所致。故在前方军事方面,尚可竭诚尽忠,负一部分之责任;而在后方党政方面,则无能为力,亦无法为力。凡此皆属实在情形,实不容长此自欺欺人、一误再误也。职外怵于抗战之大计,内恫于奉职之无方,清夜思量,难安方寸。用敢直陈,贡其信守。仍乞钧座俯赐鉴察,于最短期内,物色政治部及青年团之替人,准职解除党政方面之职责,而于军事方面,力图自赎,以免长此贻误。(下略)

  书上后十日,宜昌沦陷。我虽不眠不休的作撤退后的调遣,将所有部队,转进大江两岸,步步为营,节节设防,以防阻敌人的西进。究竟宜昌之失,关系重大,不能不作更进一步的战略部署。

  于是二十九年(一九四○)七月一日,乃决定重设第六战区,以为亡羊补牢之计。辖境包括鄂西、鄂中、鄂南、湘北及湘西、川东、黔东等地,此一地带山岳连绵,形势绝险,即孙子所说的屺地、绝地。如能运用得宜,进可以反攻宜沙,光复武汉,退可以拱卫川、黔,保障陪都安全。且敌如来犯,尚可选择适当地点,予敌以歼灭之打击。第六战区的使命,大致就是如此。责任相当重大。

  此时德、意、日轴心,正在形成中,日寇为了表示它的强大,很有大规模狼奔豕突一下的可能。西犯重庆之路有三,左有川黔路,右有老白路(老河口至白河),然俱不如沿江西上之为近捷。矧在宜昌失陷之后,川东第一道大门已被打开,溯江而上的公算,实较其它任何企图为大。以故重设后的第六战区,其重要性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般的看法,都觉得当时抗战的重心所在,就是第六战区。

  委员长在一次重大的会聚场中,当众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可想见当时抗战大局的一般情况。

  我很荣幸的被命为重设后第六战区第一任的司令长官,我觉得我会有更多的机会为国家效力与效命。不过我的任命还是兼任,在中枢党政方面的工作,并未准我摆脱,未免有悖初衷。

  我过去因为兼职太多,且多次受到临时派遣,东奔西驰,席不暇暖,很遭受一般人的嫉视。甚至有人讥诮我是「党政上之游击」,亦即「党政上之疟疾」者。横逆之来,倘于大局有益,在我也无所谓。无如像桂南战役、宜昌战役之例,人家偷了牛,由我来拔橛,就未免于公于私,都无是自处了。因此几年来,曾多次请求派任专职,以赎前愆。一直未蒙核准。在民本轮中的上书,也无下文。其时第六战区犹未成立,尚有可说。及至第六战区成立,我所辞的未准,反而更多兼了一份,这将何以自解?于是于八月七日在恩施军次,再上书请予专职云:

  (前略)国难益急,上劳宵旰,职深荷知遇,无能分忧,且多阙失,惭悚何似!爰于午夜自责之余,深维今后亟应措施之处甚多,尤于军事方面,在此襄河失利之后,就恩施会议时所得各级将领之报告,其种种不平之气,与一般意志之动摇,较之桂南失败,有过之无不及。而职盱衡全局,枨触尤深。兹谨竭其愚诚为钧座陈之:……职自抗战以来,东奔西驰,前后靡定,数年经过,本身职务既已荒旷,所负使命复多挫失,虽承钧座视犹子侄,曲予宽容,但人言啧啧,内省多疚,拟恳此后无论前方或后方,予以专责,稍图报称。职之所以一再吁请,喋喋不能自已者,非不知仰体钧座之忧烦,稍存自便之念,实求对事有效、于国有补,以报钧座,而赎前愆耳。(下略)

  这一回算是生效了,委员长准我摆脱中枢方面的职务,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从二十九年(一九四○)八月起一直到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底我接任军政部部长时止,未再在中枢任职。这中间四年多的时间,以在第六战区任内为最久,虽尚不满三年,但也所差无几。事后检讨,这三年总算尚未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在军事方面,宜昌以西,敌人未得寸进,拱卫陪都的责任,差不多可以交代下去;在政治方面,湖北省政府在地瘠民贫的条件之下,军民生活大致尚称安定,我在《我与湖北》一书中,对此有较详的报告,此处不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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