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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节 长沙大火

  抗战八年,有两件最使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汪兆铭甘心作汉奸,一件就是张治中长沙放火。汪兆铭的事上一节已经说过,这一节专谈一谈长沙大火。

  武汉会战告一段落后,广州亦已陷入敌手。此时,敌人在战略上虽不再作速战速决的打算,但打通粤汉路,藉以切断我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的联络,却是因利乘便之举。为达成这项目的,敌人下一步的企图就是占领长沙。长沙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前人多有言之者。而今日在平汉、粤汉、浙赣、湘桂黔铁路通车后,长沙更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重镇。因此第二期抗战的重心,实以长沙的攻防战为之首。九战区于武汉撤守之先,即以长沙为后方基点;武汉撤守以后,长沙更成了九战区的心脏。我是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保卫长沙,自是责无旁贷之事。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上旬,敌军分路进迫湘北,九日临湘失陷,我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益阳等地,一面令饬沿江沿湖各军严密警戒,一面遵照委员长电令抽调各残破部队开至后方整补。其时敌军也需要整补,并无立刻大举进犯的能力,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我的前进指挥部原设平江,十一月十二日乃迁设长沙南门外土地堂之章宅,部署粗定,即于是日深夜,张治中就在长沙城内放起火来。

  委员长自武汉撤守后,在衡山的时间多,并且还在衡山召集过一次军事会议。直到十二日我来之后,才赴韶关处理广东方面久延不决之要案。谁知我虽然来长沙,也并不能挽救这一次惨绝人寰的浩劫。

  本来第二期抗战开始之前,确实有人提出过「焦土政策」的,以为这才是粉碎敌人「以战养战」毒计的根本办法。焦土政策也可以说是「坚壁清野」之一道。而所谓坚壁清野,中国战史上有过,外国战史上也有过,本不足为奇。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在应当如何实施上面。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理论,固不免失之于迂阔,但如仅仅为了坚壁清野之名而放火烧城,并不计较有无成效,致使万万千千无辜的人民作毫无代价的牺牲,这就谈不到什么计划或政策了,而是一种无可原恕的残暴。「为成功不择手段」,我们犹且以为不可,何况既不择手段,又不能成功,这岂是有天良的人所忍出此!有知识的人所肯出此!

  再则在实施焦土之先,至少应先期有一次预告,不怕时间短暂到一天或半天,总要给人一点逃避的机会。而长沙这次放的火,不但不曾预告,而且在深夜中为之,全城四面突然一齐火起,居民在睡梦中闻警,多半只身逃出性命,仓皇中葬身火窟者达万余人。而逃出来的人于家破人亡之余,亦多痛不欲生,此情此景,尤使人不忍卒睹。

  十三日大火整整烧了一天,十四日以后火势始渐小,直到十六日犹有未熄之余烬。

  这场火是有计划放的,非常明显,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但是谁是火头?谁是主使者?却成了当时的一大疑案。起初重庆方面传说是共产党人放的,在军警林立之下的长沙,事实上无此可能。委员长于十六日由韶关亲临长沙巡视,我因职责所在,不能置身事外,乃于十七日上书自劾,书云:

  委员长蒋钧鉴:此次长沙有计划、有组织之暴行,其惨状令人闻而心酸,何况目睹?影响所及,足使军心动摇、民众失望,显可成为抗战之危机。昨闻钧座莅临,实不胜喜惧。喜者,必有以昭示天下而挽人心也;惧者,此种惨状,钧座目睹,必增加烦恼与虑也。今数聆训示,仅及扫街、巡查、救护、警戒、收容等末节,则钧麾似无莅止长沙之必要矣。以职之愚,实深感姑息优容、讳疾忌医之非计,忧愤曷胜!窃维一切大计,钧座固自有成竹,今日职之态度,自知失体,顾心所谓危,不能不痛切陈之。尤恳明令处职以应得之罪,以慰湘民,而定军心,迫切陈词,伏维垂。谨此,敬叩钧安。

  书上,委员长令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严惩肇事人员。二十日,军法会审讯结: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

  以此为断,罪魁祸首应当是酆悌以下三人,但省主席张治中又为什么革职留任呢?倘因其为主使者,则罪应在酆等三人之上;倘如全不知情,似又不应有罪。于是街谈巷议颇不以此种处置为然,公开张贴文字诋斥张治中者,随处可见。有一副嵌入张治中姓名的联语及横额,最为一时传诵。联云:「治绩云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云:「张皇失措」。即就文字而论,亦是可传之作。

  两大政策云者,张于到任之初,即宣布组织全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团,归他自己统率,此其一;再则就是宣布于寇兵进犯之时,实行焦土政策,此其二。这两大政策之前者,未闻有何交代,大概是说说算了。后者算是兑现了,但却是在寇军并未进犯之时付诸实施的,未免荒唐得出奇。

  据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寇军于十一月十二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二百余里∣∣这一字之差是使他「张皇失措」的原由。一方面他自己赶忙登上汽车,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划行事。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文二人干起来,落得张治中事后因无凭无据而将责任推卸得一乾二净。十三日午间,我和张治中见面,他说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真亏他说得出口。



  当大火责任难明之际,我的修养太差,常不免有愤愤不平的表示。十一月二十二日,委员长手谕训勉,使我非常感动,原谕云:

  辞修长官弟鉴:此次到长,未将政治部整顿与充实计划,以及整军全部方案面商为歉。尚希详陈意见,总使以上二案能得一实施根据,以便进行也。最近吾弟情态,常思得机面道,而未得其时,但又不能不急道,俾能从速改正也。吾弟之长处,在能任劳任怨,与负责知耻,因此自以为直为能,不知不觉中常带骄矜侮慢之态,而外人且以为放肆横暴。故今年以来,无论上下,尤以同僚辈对之十分不满,而且怨尤日加,此最为吾弟代虑之一也。此次长沙火灾,无论如何,皆不能疑及于弟身,因此更不必避嫌避责。尤其在此时,对于负责之朋辈,必须全力协助善后,不能袖手不管,甚至要为人分谤代过,如此方是任大事成大业者之风态。且以吾弟今日之地位,此种大度包容之态度,实为必要,否则不能当大事也。中令由长官名义出示安民,而吾弟犹不肯为,此岂负责当难者之所为乎?又当武宁危急,而弟不能留驻防地,以定军心,将此重要任务,付之部下,此乃非在上者负责御下之道也。此次在长沙会议时,吾弟忽由平江回来,并言前方已稳定,而城陵矶方面,尤青(罗卓英)又报俘获甚多,敌被击退,故中以为前线真已稳定,而又有吾弟回长镇慑,乃中敢离长,急赴韶关,处决久延不决之要案。如果当时弟不回长,若知前方尚未稳定,则中决不敢离长。以文伯(张治中)慌张浮躁,不能当此危局,乃中所深知也。总之,吾人经此长沙大火之教训,全体上下,皆应引为戒慎恐惧,对内尤应和衷共济,不怨不尤,互助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长沙善后,更应同心一德,早日完成,以安定军心,而减少民众对我革命之痛苦与怨尤。此非某一人之责,而实为吾人共同之天职。总之,厚于责己,轻于责人,分谤代过,舍己从人,浑厚宽大,不矜不伐,是为任事负责者必备之素养,务希于此存养省察,期得圣神功化之用则庶几矣。顺颂戎祉。中正手启。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南岳。

  委员长教我存养省察,这不是第一次,可惜我生性驽钝,对于看不过眼的人和事,总好较长论短,作是非臧否的批评,自不免开罪于人,以致遭受围攻。所幸委员长不为浮言游语所动,不因其有尺短,而轻弃其寸长,乃得奉命驰驱,始终如一。我和委员长的这种遇合,无论于今于古,均不多见。待罪海隅以来,亦既十有余载,抚今追昔,愧悔何极!然以垂垂老迈之年,虽欲补过,已有噬脐莫及之感!搔首问天,可为奈何!

  委员长的手谕是二十三日发下的,其实在这以前,我早已采取紧急措施,替张治中办理大火善后多日,至手谕颁发时,诸事略已就绪。委员长要我备文报告处理大火事件经过,乃于二十四日报告云:

  文夜长沙大火事件,迄今已逾旬日。此事之起因、经过,以及责任等问题,在钧座致孔院长电中,中宣部、政治部所发表之说明,及文白兄二十日告全湘同胞书,皆经详述。军警负责人员亦奉钧座令饬军法会审,将酆悌等三人处决。故真相业已大明。目前之问题,端在于如何善体钧座意旨与苦心,一致努力于善后工作,以求达成抗战目标耳。兹将职处理此事之经过,略陈如下:

  当大火初起之时,长沙负责无人,情况异常紊乱,于抗战前途影响过钜。职以责任所在,故一面电呈钧座请示,一面即采取紧急处置,以恢复秩序,安定军心。当于大火之次日,调集人员指示办理救济,恢复通讯,维持交通,指派政工大队掩埋死亡军民、收容被灾民众与伤病员兵;同时令派俞济时为警备司令,并发给特别费两万元,责成办理善后。

  大火十三日益猛,十四日始渐熄,全城尽为灰烬。被灾军民,惨不忍睹,损失情况,亦较明了。当以此种空前浩劫,实关系抗战与整个国家民族之前途,绝非个人问题,此理甚明。故始终抱定「只对事,不对人」之态度,以为处理此次事件之准绳。就事而论,则首先必须「明是非,负责任」。盖只有吾人本革命精神,负起责任,承认错误,然后才可以言平民气,定军心,才可以言办善后,图补救。否则只知讳疾忌医,一切自无从作起。此即所谓「民无信不立」也。同时,敌人广播谓我已自动放火,准备放弃长沙。因即对中央社发表谈话,一方面批评大火,谓破坏「必须有一定之时机,与求得相当之代价」;一方面即表示我方正决心保卫长沙,以打破敌人乘机谋我之妄图。

  至与文白(张治中)兄晤面,系在十三日午间,当以大火事相询,彼谓完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令人感触万分!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今一旦疏忽,遭此巨变,吾侪除齐心共负艰巨外,更有何策?然文过绝非得策,亦唯有「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在积极工作方面努力求解决而已。故始终本袍泽之义,事事与文白兄协商。二十一日早又集合政工人员训话,指示宣传方针:大敌当前,不可暴露我政府之弱点。须以全副力量办理善后,不可彼此埋怨,妨碍救济进行。此次巨变之发生,并非中央与地方当局所下命令,酆悌负长沙警备责任,实应负责。如此方足平湖南民气。此后省政负责有人,且已成立善后机关,故职所调集之善后工作人员,除令其继续努力工作外,并嘱其绝对听命于张主席及善后机关之指挥。

  钧座于大火后三日即亲临长沙,职不胜欣喜,盖此事之正确处理与认识,将由钧座昭示国人;但同时亦不胜忧惧,灾后惨状,钧座目之后,必益增其烦恼与虑也。十六日上午十时,钧座指示善后工作甚多,其一片关怀民瘼之情,令人感奋。所指各点,皆已与文白兄次第商办。是日晚,钧座复反复晓谕,此乃整个民族问题,非私人问题,大义凛然,益令职知所奋勉。十七日,钧座谕办之军法会审成立,当晚并手谕职以司令长官名义,出示安民,并肃军纪。当即遵谕照办,于次日印就贴发。计钧座莅长三日,大火问题即告解决。近接各方报告,长沙民众已陆续返城,附城市面已渐恢复,人心亦渐安定矣。

  今所余者,厥为一致努力办理善后之问题。近得政工大队报告,及所附名册,计自大火迄今,除救护伤民,掩埋尸体,设难民收容所三处收容难民外,并登记难民证者三三○人,在疏散中安置者约四万余名。又设施饭厂三处,临时市场五处。今后自当继续扩大工作,交由省政府指挥。同时,仍积极负责发动所有机关协助省府善后工作,以副钧座期望之至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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