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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节 汪兆铭认贼作父傀儡登场

  国民党出了一个汪兆铭,真是国民党无可洗刷的一大耻辱。

  抗战以前,这个人的政治活动之反复无常,人人知之,然犹可说是仁智之见不同,未可以某一种固定的尺度作普遍衡量的标准。但从抗战阵营中逃入敌人的怀抱,居然认贼作父,作起刘豫、张邦昌来,其为汉奸、卖国贼,可真是虽有孝子慈孙也无法替他辩护了。

  汪兆铭最后既肯于作汉奸、卖国贼,则在此以前,他的任何作为纵使轰轰烈烈,也不过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表演,连「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未必是由衷之言。假如汪兆铭不搞政治而从事戏剧活动的话,我相信他的成就可能会超过谭叫天(鑫培)、梅兰芳的。

  庐山办训练时,他常常去演讲,每次讲材都准备得很周到,我那时就发现他不但长于「讲」,而且长于「演」,种种装腔作势,与冯玉祥有异曲同工之妙。委员长就和他们大不相同。委员长与学员们讲话,多半想到什么讲什么,见到什么说什么,很少有宿构的。然而真挚亲切,相对有如家人父子,学员们很受感动。可见「不诚无物」的道理,实在值得我们永恒拳拳服膺。

  汪兆铭逃离抗战阵营时,以去成都对学生训话为由,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离渝,事先他曾有函给云南主席龙云,说:赴蓉讲演后,即来昆明,约住一个礼拜,再赴桂林。二十一日,他突然到了昆明,与龙氏晤面,仍说有一个礼拜的勾留,并假定一游览日程。龙氏不疑有他,当夜请他吃饭,则以病辞。殊不料次日清晨,他即离去。龙氏得信往送,问何以如此匆卒?答云:将往香港,访日本某要人洽商议和;如日果有诚意,即建议中央,以备采择。龙氏以有战自必有和,故未加反对。但到二十九日,汪兆铭竟在河内发出响应近卫所谓「更生中国」的声明∣∣汪兆铭之立志作汉奸,至此遂自行招供于天下。

  近卫「更生中国」的声明,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内容要点是:一、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支协同一致建立「东亚新秩序」。二、经济提携。三、「新中国」应清算过去一切误谬之政策,而与「满洲国」携手。四、共同防共。允许日军在华北内蒙地区驻屯。五、要求在华北内蒙与以特别开发的便利。六、中国政府应给与日本臣民以内地住居、营业之自由权。声明中总结一句说:「此等要求,实为日本对中国最低限度之要求。」这最低限度的要求,无异就是整个吞噬中国的要求。根据历史上二十一条要求、田中奏折、济南惨案、制造满洲国和冀东自治政府等前例,任何天良未泯的中国人都会明了近卫声明的内容是什么。

  想不到以中国党政领袖自居的汪兆铭,竟认为近卫的声明可作为中日和平谈判的基础,他于二十九日即发表响应通电(是即所谓「艳电」),建议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氏这种行动,起初好多人都表示奇怪,谣言满天飞,有人认为是一时失足的,其实完全是利令智昏使然。据说他是上了德意政客的当,德意不以日本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淖为然,所以怂恿他出来倡导和平;而他本人对于抗战,则彻头彻尾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如此,也就认为和他同一看法的人多的是。他如出面倡导和平,外有德意的声援,内有失败论者的拥护,敌方自更求之不得,于是他的和平运动成功了。和平运动的成功,相反的自然就是抗战运动的失败。那时他想中国的第一号领袖当然会舍我其谁了。这种说法相当合情合理,所以汪兆铭的出走,是想投和平运动的机,是想作一票出卖中国的大生意,所以他这一次的倒行逆施,是利令智昏使然,正和他过去多次反复无常表演的原因一样。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元旦,中枢举行团拜,并遥祭总理,委员长藉此机会提出有关汪氏出走的报告,老同志一致认为事态严重,定于当日下午三时半开中央执监委谈话会。出席委员吴稚晖、张溥泉(继)、覃理鸣(振)等愤慨异常,林主席说:「有意见拟提出,但如为谈话会就算了。」他以为事态重大,须离开本人地位始能讲话,于是实时改开正式会。林主席当即提议:「此事关系国家存亡,不能因维护一个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汪兆铭应予严厉处分,否则将无以对因抗战而牺牲之同志与军民。」表决结果,出席执监委共六十八人,以六十四票通过,其余四人则主张先予警告。处分办法是开除汪氏之党籍,并撤销其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及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任。

  中央开除汪氏党籍后,汪氏的和平运动在抗战阵营中,除惹起广大的愤激和唾骂外,即再一无所获。日政府本来期望他可以做李鸿章第二,谁知他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银样蜡枪头。

  汪氏的和平运动丝毫不能动摇抗战阵营的毫发,只得忝不知耻地在沦陷区大发其贩卖和平的梦呓。他有一次在广州广播,煽动广东的军政长官拥护和平,提倡「由局部停战,逐渐推广及于全国」。他咒诅游击队的破坏,并斥责抗战行动的愚蠢,他说:「即使是整个城市烧光,也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来。」其丧心病狂,甘于为虎作伥,有如此者。

  我特别记得汪氏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在南京的一次精彩讲演,他痛哭流涕地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灰烬,不使敌人有一点好处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或有更严酷的随在后面,那就是只有做傀儡了。」

  前后不到两年,前之焦土政策提倡者,就是后之和平运动贩卖者;前之反对傀儡主义者,就是后之急于袍笏登场为日寇作傀儡的汪氏本人。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下半年,日阀、汪氏接触频繁,紧锣密鼓为组织伪政府而努力。然而汪氏之无用,即在日本国内也有人知之甚审的。田尻爱义(时任日本香港总领事)即曾表示:「汪精卫不足把握中国四亿民心,此时组织中央政府甚为危险。」又如吉冈文六在中央评论上说:「汪精卫是一条伸缩多变的蚯蚓。」「汪的性质实在柔软,他的声音好象猫一样的娇嫩,写的字正像女人的字。」可见汪之无能无耻,早已有目共见,有耳共闻。日阀之所以甘愿和他勾结,只不过是对日本国民施行欺骗,作一次无法交代的交代罢了。

  二十九年(一九四○)三月二十九日,汪记伪组织终于在南京开了锣,并以次日为「还都日」,汪以伪行政院长代伪府主席。至此,汪兆铭的领袖欲可能如愿以偿了罢?可是人格也就扫地以尽了。亏了他有脸用「还都」字样,粉饰他傀儡登场的场面,也亏了他有脸选择「三月二十九日」作伪组织开张的吉期,汪兆铭倘仍有一分人性,绝不至此!

  伪组织在日寇卵翼之下成立,自然要交卵翼费的。这笔卵翼费的庞大惊人,打破自古以来所有汉奸、卖国贼奉献于其外国主子的一切纪录。新创纪录的名称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内容计四条。又附件一为「调整日支新关系之原则」,共五条。附件二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项」,内分三目,第一目六条,第二、三目均七条,末更附备考两条。又另一附件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内分五目,第一目九条,第二目四条,第三目五条,第四目一条,第五目四条,末附备考一条。这部卖身投靠的新纪录,可谓洋洋大观,内容详情细节,没有在此叙述之必要。首先揭露此项新纪录的是陶希圣、高宗武两先生,陶先生曾有几篇分析评论的文字发表,其中有一段云:

  日汪协议的内容,无论文字上怎样修改和装饰,简单率直的说,日本对于中国,想要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换句话说,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上达天空的气象,下至地里的藏;中则由东南以至西北,由领海以至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以华北控制华中,以华中控制华南;由他方面看,他要化华南为华中,化华中为华北,化华北为内蒙,化内蒙为满洲,化满洲为朝鲜。

  汪兆铭为了作主席当院长,不惜签订这样一套酷苛的文契,让我们想起袁世凯为了作皇帝不惜承认二十一条,犹不免如小巫之见大巫。

  汪兆铭自绝于中国,中国人无不欲得之而甘心,他如何当得了中国的家?这一点日本人是不会不认识的。然而他们为什么还和他做此不必要的手脚?还是那句话,他们当政者对于「中国事件」无法交代,所以才干此无法交代的交代,以自解嘲。至于条件的酷苛,一方面是过屠门而大嚼的表示,聊以快意;一方面正自暴露日本积年侵华野心的全貌,以自彰其丑。

  二十九年(一九四○)十一月,日寇正式承认汪记政权,并在南京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以完成制造傀儡之手续。汪逆此时还异想天开,要以伪组织作中日谈和的桥梁,居然派人到重庆来活动,且有希望合流的表示。其为心劳日拙,自不待论。然而汪记政权之日暮途穷,也正可由此看出。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汪兆铭病死于日本名古屋,盖棺论定∣∣他是一名打破一切卖国纪录的大汉奸。

  我为什么不惮词费写这一段丑事?因为从这一段丑事之产生,我们得到两点认识:

  一、日寇侵华战争,自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底以后,实已陷入无以自拔之苦境,所以才百无聊赖的勾结汪逆,以图自拔。

  二、汪逆之逃离抗战阵营,本是以颠覆抗战政府为目的的,结果却使抗战阵营起了净化作用,朝野军民的意志和力量,反而越发统一集中起来。当时景象,正如严冬已过,斗转阳回一般。

  可知此事虽丑,关系甚大,故不可以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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