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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敌我一般情势

  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撤守起,一直到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日政府无条件投降止,这中间将近七年的时间,都是属于第二期抗战的范围。

  第二期抗战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因为国际风云的变幻不测,使中国成了得道者多助的国家,而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从国际情势变幻中,可以看出敌我一般情势的消长。

  从苏俄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世界本已逐渐剖分为二:一个就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一个就是非共产主义的自由民主世界。两个世界能否和平共存?这问题一直就是剧烈争辩的对象。答案是「能」或是「否」,自今日视之,也许在最近的将来就可确定。但当我们抗战之时,这两个世界的敌友关系就非常模糊不清,国际风云的变幻不测大半由此发生。

  在一九三六年,日德义三国本已签订了一项防共协议,那时日本侵华的要求之一,也是共同防共。抗战发生以后,近卫内阁的「东亚新秩序」,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也是共同防共∣∣共同防共是当时侵略者的金字招牌。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德要求日本以共同防共为基础而签订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时,日本却又趑趄不前了。是年八月,德国乃幡然改图,而与苏俄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协议签订后,德已无后顾之忧,跟着就爆发了欧战。欧战初期,德军挟其雷霆万钧之势,纵横欧陆,所向无前,举世之人莫不为之惊心动魄,希特勒的大名,似乎还不是凯撒、拿破仑所能望其项背的。

  一九四○年七月,近卫二次组阁,以投机取巧的打算,趋炎附势的心情,终于和德意签订三国军事联盟。三国同盟的要点有三:一、美如对德战争,则日助德;美如对日战争,则德助日。二、德拟作日苏亲善调人。三、日德意苏联合拟定新的势力范围。三国同盟由始议的共同防共一变而为此时的共同亲共。这种波诡云谲的巨变,那里还有一点是非道义之可言?一切都是为了霸权和利益的攘夺,此外即一无所有。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外相松冈洋右访德,德意对他均有不信任苏联的表示,但松冈于归途访苏,却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日苏中立条约,德意亦为之愕然。是年六月,希特勒终于发动了攻苏战争,以为或者可以借此转移英美敌对的关系。谁知英美的反应是援苏,于是苏俄立即投入英美阵营,也成了自由民主的斗士。此时的世界,敌友的关系完全陷于混乱状态,思想对立的藩篱亦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成了一时因利乘便主义者,谁都想利用机会,叫旁人为自己「火中取栗」。

  国际间敌友关系之不可靠,大率类此。

  日本在欧战发动之前,与德意有共同防共的条约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并不比中国孤立。其时,中国除与苏俄订有互不侵犯协议外,几乎再没有第二个与国,而苏俄对中国之包藏祸心的友善,自有以后的事实为之证明,可勿置论。而英美法诸国,无论在欧战发动之前与以后,均集中其全部心力于对付德国;在远东方面,与其说他们有同情中国的心,无宁说他们更愿意讨好日本,以免促使它帮凶德国。所以英国和日本,竟于一九四○年六月十七日,签订「天津条约」,自七月十七日起封闭滇缅路。法国继英国之后,接受日本的要求,也封闭了滇越路。只有美国于同年八月始禁止飞机汽油输日,十月再禁止废铁输日;在此以前,美国道义的呼声,也还是敌不过商人的贸易利益的。

  由此观之,第二期抗战开始的两年(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年秋季),日阀在中国战场上虽陷入泥淖,但当时的国际大势却对日本利多而害少。它可以藉此机会,由清除远东第三者的势力,来结束「中国事件」。先由近卫内阁提出所谓「东亚新秩序」,以开其端倪。其时「东亚」的范围,似乎仍以日、「满」、「支」为限。及至法国战败,「东亚新秩序」一变而为「大东亚共荣圈」,并公开声明「大东亚」应包括南洋在内。此时,日阀俨然以大东亚主人自命,其踌躇满志之丑态可以想见。不过它这些作为,对于中国战场本身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中国抗战意志,随着时间的愈久而愈奋,它除去利用空军的优势,大肆狂炸我后方都市,杀伤我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外,即再一无所获。

  一九四○年九月,日德意军事同盟成立;一九四一年四月,日苏中立协议签字;同年六月,德苏战争爆发。日阀南进的公算一天比一天增加,以英美为主体的自由民主阵营,这才感觉单独对日抗战的中华民国,在整个世界大战的战略中,地位相当重要,乃逐渐进行实际的援华工作,军火与借款都源源而来。

  一九四○年底,美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示: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兵工厂之职务,将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总统与英首相丘吉尔发表联合宣言,标举「使全世界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之保证」。并呼吁「全球各国无论为实际原因或精神上之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盖国际间倘仍有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军备,致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则和平势难保持。此等国家军备之解除,实属必要」。此即历史上有名的所谓「大西洋宪章」。此宪章公布后,日阀在远东所造成的侵略形势,已面临急待抉择的歧途:一、放弃一切侵略的成果,恢复各国原有的疆界。二、继续蛮干到底。第一条路事实上是不能采取的,除非敌阁官员一律切腹自杀,否则无论向日皇或是人民,这样做都将无法交代。那么就只好蛮干到底了。

  日寇蛮干的办法,最有声色的一幕就是: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大战。日寇侵略我国,是恃强凌弱的战争,是一国对一国的战争,至此已三年有余,犹不免泥足愈陷愈深,毫无办法。现在又挑起太平洋大战,等于以卵击石,以一国敌数国,其不免于败亡,原是尽人皆知之事。日人何以敢于如此?疯狂是一个理由。此时,日本人多已陷于疯狂状态,疯狂是毁灭之先必有的前奏,这不是正常理性所能说服的。再则行险侥幸也是一个理由。近卫是反对日美战争的一个,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曾有人对我主张:「人生有时不妨闭着眼睛冒一次险。」恐怕作这样主张的,也必大有人在。此外据我看,日本有真正责任感的政治家太少,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少壮军人的盲动,也就随着盲动,此种现象由来已久。侵华根本就是一种盲动,近卫事先不能制止,事后又为之百般弥缝,到了日美对立无法缓和之际,才表示反对意见,但也不过辞职而已,有什么用?近卫如此,其余更自郐以下了。

  从德意日同盟成立之日起,国际形势大变,中国成了「得道者多助」的国家,日寇成了「失道者寡助」的国家。多助者胜,寡助者败,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以上是由国际关系说到抗日战争的大形势,胜负之势已定,可谓了如指掌。

  兹再就中国战场局部的情势,择要略陈数义,以观其大凡:

  一、敌方的以战养战

  敌方自占领武汉后,知道以兵力战胜中国是不可能的,乃有「以战养战」这一如意战略的提出。对于这一战略的运用,他们先后提出过以下几个口号:「利用现地(占有地)物资,树立百年战争」、「整肃重于进攻」、「建设重于破坏」、「开发重于封锁」、「长期建设战争」。拿这些口号和「速战速决」、「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种种豪语作一比较,简直就无异是一种哀鸣了。在以战养战的战略之下,敌军在各战区的蠢动,不过是以攻为守的技俩。较积极一点的企图为截断我国际交通线,建立伪组织,巩固伪政权,以求达成其用我国的民众及物资来打击我国之目的,如是而已。在截断国际交通线方面,除东南方面外,西北及西南的国际交通,敌军均无奈我何。在伪组织及伪政权之建立及巩固方面,敌军曾作多次出击,夸张他们「扫荡」的成功;实际上除少数点线的占领外,广大的空间均始终在我有力的控制之下。所以伪组织、伪政权只是一种可耻的笑料,日寇像煞有介事地和他们建交立约,自欺欺人,「拿着无聊当有趣」,至今我都替日本的国格可耻。

  二、敌方拼死挣扎

  敌方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中国战场上犹作拼死的挣扎,其挣扎目标有四:

  打击我野战军:如三次围攻长沙,三次围攻太行山等,均徒劳无功。

  破坏我空军基地:初期尚能得手,经我反攻后,一切又恢复原态势。

  打通大陆走廊:目的在将中国战场与越南战场连接一气,平汉路为所打通,但粤汉路则打而未通,因无时间修复之故。

  进迫陪都之战:攻略我陪都重庆,也是日寇垂死挣扎的一种企图。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月曾先尝试之于鄂西会战,铩羽而去。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桂柳战事结束,敌乃纠众十余万,大举向西北进犯,以作窥我陪都再一次之冒险。十二月五日,独山陷落,贵阳震动,重庆人心惶惶。魏德迈(继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等主张政府撤至昆明,以避其锋。时,我已奉命为军政部长,偕同俞大维次长往告魏等,重庆万不能撤,因兵源粮源皆仰给川省,重庆撤退,即无异放弃四川;放弃四川,则凭借尽失,将何以为战?魏等始悟,并同意拨派飞机空运胡宗南部一个军入黔阻击,敌知狡谋难逞,亦即自动撤去,陪都始安。

  三、我第二期抗战要旨之决定

  我方为针对敌情,检讨第一期抗战得失,筹谋适应对策起见,曾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在南岳(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四日;其后,又于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月、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先后召开第二、三次南岳会议。这几次会议对于第二期抗战的政略、战略、战术,均有极重大的决定,其尤要者为由委员长提议决定的第二期抗战要旨: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用兵不如用民;精神重于物质∣∣以精神补助物质之不足;组织重于实际∣∣不重名位;训练重于作战;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整理重于购置;宣传重于作战;纪律重于一切;命令重于生命;行动重于理论;分组会议、检讨工作、自我批评重于正规教育;专技重于博学;紧缩重于生产,节约重于丰裕;建设、创造重于战争。从以上要旨中,可以看出第二期抗战的特质,也可以看出抗战旅程之愈益艰苦。要而言之,第一期抗战,敌人想把我们「打」服,所以我们不得不「以打还打」,而有「以战为守」之对策。到了第二期抗战,敌人「以战养战」是想把我们「困」服,对付这种战略,我们也只好「以守为战」。上述即以守为战之要旨,要旨的精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自力更生。

  这里应特别提一提的,就是「训练重于作战」这一要旨之实施。其法是将全国部队三分之:以三之一分配在游击区域,担任敌后游击;以三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之一到后方整训。如此轮流更替行之,以加强部队之技能与战力。

  四、我抗战大政略之实现

  委员长在第二次南岳会议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一方面在求中国之独立自由与平等;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国际信义与确立永久和平。我们认定中日问题,实在是世界问题之一环,只有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们这次抗战既发动之后,一定要与势在必起的世界战争连接起来,并且要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这是我们抗战的大政略。在第一期抗战中说此话,似乎为时尚早,第二期抗战开始,国际风云瞬息万变,欧战爆发,东西战场接连一气的形势,便已呼之欲出。后来太平洋战争继起,世界大战遂成为一个整体。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元旦,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发表反侵略共同宣言,一月四日,盟国推举我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为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最高统帅,中国遂一跃而为东方战场之盟主。

  五、我发挥劣势装备之典型战法

  我因装备悬殊,无法组成陆空步战炮联合之火力单位,故不能以正常战法与敌较一日之短长。迫不得已,乃在第二期抗战中,尽量避免阵地战,而以运动战代之;并于远前方破坏交通,改变地形,以隔离敌之重武器与优势装备,然后,用退避消耗之战法,诱敌于我预想之地,以正面之坚强抵抗,与两翼之截击包围,完成歼灭之态势。敌军多次蠢动,均因我运用此种战法,使其无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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