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禁书禁闻馆 >> 历史真相 >> 陈诚回忆录之抗日战争 >>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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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副总统陈诚辞修先生,早岁献身军旅,历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等要职,先后于北伐、平乱、剿共、抗战、戡乱诸役中,屡膺重寄,迭着丰功。民国三十八年,大陆变色,临危受命,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其后两任行政院长、两任副总统,十余年间,殚精竭虑,建设台湾,绸缪生聚,勋绩尤着。

  辞修先生主持台湾省政,虽短短不到一年时间,然而其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实施三七五减租、改革币制等措施,对战后台湾经济的起飞贡献卓著。他曾对人表示:「民国三十八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年。」三十九年三月,辞修先生更上层楼,首度出长行政院,他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其中尤以完成渐进式的土地改革,最脍炙人口。台湾民众感念其德泽,尊称为「陈诚伯」。

  辞修先生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的保留与整理,特设「石叟资料室」,保存其参与国政的重要史料。晚年更亲自口述平生经历,经秘书整理汇编而成《石叟丛书》。惜未公诸于世,学界至今仍难窥其全貌。

  以辞修先生襄赞蒋中正先生处理国政的重要性来说,毫无疑问,《石叟丛书》为研究辞修先生及民国史的重要史料,有助历史真相的追寻与探索。国史馆负有搜集国家重要史料的任务,本着不容青史尽成灰的使命感,并适值「总统副总统文物管理条例」通过,特商请辞修先生家人提供《石叟丛书》并同意编印出版。有感于学界对公开《石叟丛书》的迫切需要,本馆立即成立编辑小组,进行编印工作,希望尽速将此一宝贵的资料公诸于世,以利读者查阅。

  此次出版的《陈诚先生回忆录》,系就《石叟丛书》八大门中的传记门、文电门中的上蒋中正先生函电以及附存门中的「总裁手翰影存」与「石叟手稿影存」,汇编而成。依时间先后,分别为北伐平乱一册、抗日战争两册、国共战争一册、建设台湾两册,共两百万字,约占《石叟丛书》的五分之一,可说是全书的精华。在此要向辞修先生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敬意,由于他们四十年来兢兢业业的保存,使得《石叟丛书》完整如新;更要感谢陈履安先生及余传韬先生,由于他们的鼎力相助及仔细校阅,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国史馆馆长 张炎宪

            二○○四年十二月


  出版缘起

  先严陈诚先生,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以旧居接邻明代诚意伯刘基读书处之石门,而青田又产美石,因以「石叟」自号。先严自江西剿共起,即留意文献资料之搜集,民国四十年代特设「石叟资料室」,整理其治军从政数十年间所搜集之珍贵资料,民国五十二、三年先后整编完成七十二册,分之则各自成书,合之则为丛书,因名之为《石叟丛书》。

  民国五十四年三月五日,先严积劳病逝,履安中辍在美学业回台奔丧,六月乃商请原编辑诸先生续编《石叟丛书》,八月完成续编十二册。合前编,共八十四册,约一千万余言。

  《石叟丛书》分成文电、言论、专着、计划、传记、语录、杂着、附存等八大门,各门内容大要如下:

  一、文电门:又分甲乙两类,文电甲类:凡上呈蒋中正总统之函电签呈报告等均属之,共二百四十四件;文电乙类:除上呈蒋总统以外之函电手令等均属之,共二百二十九件。两类文电总共四百七十三件。

  二、言论门:收录先严历年讲词共九百八十九篇。

  三、专着门:收录先严所撰《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抗战方略》、《总裁革命之理论与实际》、《法令不能推行之研究》,及《台湾土地改革纪要》等专书五种。

  四、计划门:收录「国防建设计划」、「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国家建设计划大纲」、「大武汉市建设计划大纲」,及「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计划」、「军事委员会抗战军人及其家属抚恤救助计划」等六种。

  五、传记门:收录先严回忆录《北伐|从军回忆之一》、《平乱|从军回忆之二》、《抗战|从军回忆之三》、《剿匪|从军回忆之四》,《我与湖北|从政回忆之一》、《台政一年|从政回忆之二》、《四年行政院长之回忆|从政回忆之三》,及《陈辞修先生言行纪要》等八种。

  六、语录门:收录「湖北省政府委员会议主席指示摘抄」、「台湾省政府会议主席指示摘抄」、「行政院院会院长指示摘抄」、「革命实践研究院联战班各期组座谈会主任指示摘抄」,及「客座谈话」、「随感录」等六种。

  七、杂着门:收录先严所撰「书告」二十篇、「论着」十五篇,及「杂文」二十五篇。

  八、附存门:收录「总裁手翰影存」、「石叟手稿影存」、「友声集」、「舆情集」,及「各方建议」等五种。

  传记门所收八种传记中,前七种均系先严口述,由执笔者参照资料所作之笔录。除《台政一年|从政回忆之二》系吴锡泽先生笔录外,其余六种参加笔录者,先后有柳克述、叶梦麟、叶其臻、涂翔宇、赵虚吾诸先生,最后由赵虚吾先生统一整理编校,再经先严亲自审定而成。《陈辞修先生言行纪要》则系根据资料所编成,起自民国前十五年,迄于民国四十五年年底。在此期间,举凡先严言行出处之大端,均着录于此。编者完全根据资料执笔,不以己意出入其间,以求真信,惟因限于资料,致全书详略互见,未能一致。

  先严辞世倏忽已近四十载,履安禀承先严叮嘱,务期选择适当时机,将此宝贵史料公诸于世,以助我国人了解中华民国生存发展之艰难,并增进国人珍惜现今所拥有之民主自由与安定繁荣。适值「总统副总统文物管理条例」通过,经与家人审慎研商,采余传韬先生建议先就传记与文电两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汇编成《陈诚先生回忆录》,委请国史馆编印出版,当蒙张馆长炎宪先生慨然应允,并谓将予纳入「总统副总统文物」系列,以昭慎重。

  此次出版之《陈诚先生回忆录》,共六册,分别为北伐平乱一册,抗日战争两册,国共战争一册,建设台湾两册。为求记载精确及便于阅读,抗战部分请余传韬先生批注并酌加地图;其余则请国史馆编辑人员加以考证,感荷隆情,非言可喻。兹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出版缘起。

  陈履安 谨识于台北

  民国九十三年十二月



  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敬悼陈故副总统辞公

  国史馆即将出版《陈诚先生回忆录》一书,余传韬兄嘱撰一序文,乃商得传韬兄同意,将余于辞公逝世不久在传记文学月刊第六卷第四期发表之〈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敬悼陈故副总统辞公〉一文,权以代序,藉使读者对辞公的风范与勋业能有更深切的认识。



  一、一个不堪回想的日子

  天是那样阴沉,寒风里飘着细雨。夜幕低垂,四顾苍茫。就在这一片凄清迷离的景象中,中华民国的副总统陈公辞修于他的亲友、同志和僚属的环侍下,在台北市信义路官舍里与世长辞了。

  这是民国五十四年三月五日下午七点零五分,∣∣一个令人不堪回想的日子,不堪回想的时刻!

  台北去年的冬天,仿佛未曾经过很冷的日子,就悄悄地溜走了。现在已是阳明山杜鹃和樱花盛开的季节,可是在人们的心里,这一天却是最寒冷的冬天∣∣一个春天里的冬天!



  二、真诚的爱国者

  无情的病魔,使一生充满着光和热的辞公在与大家作最后的诀别时,不能挥一挥手,说一句话。

  他留下来的,只是两天前由他的长公子履安所记录他口授的遗言。遗言中说: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可见他一生所念念不忘的只是领袖,只是党国,只是革命。他殷殷希望全国军民要积极,要团结。他永远表现出乐观奋斗的精神,永远坚定着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信心。

  在他的遗言中未曾一语及私。

  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最后遗言中,看出他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而且更可举出许多大小的实例,来说明他的国家观念是如何的坚强。

  除掉国家的需要,总统的命令,像近年之代表政府出国访问美国、越南、菲律宾以外,他生平从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国家。

  他常说:在对日抗战以前,他只是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奉派赴日参观过一次秋操。其后,本来有很多次出国考察军事的机会,但都因为国家发生了特别事故,需要他留在国内而自动作罢。

  民国三十六年冬,他胃疾复发,经医生诊断系十二指肠溃疡,病况极为严重。政府当局和一般亲友僚属,都劝他到国外施行手术,彻底根治。但他为节省国家的外汇,和表示对国内的医药治疗具有信心,下定决心在国内医治。于是三十七年六月,便在上海江湾国防医学院由张先林大夫施行肠胃截除的手术,胃疾遂以告愈。

  前年(五十二年)年底,因积劳久病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以后,也曾有很多人劝他出国作短期休养,调节身心,但他都婉言表示不作出国的打算。

  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东征、北伐、剿共、抗日、戡乱及其它任何一次大的革命军事行动,辞公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领导同志,效忠领袖,为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国家的独立富强而牺牲奋斗!

  他生平爱护青年,奖掖后进,容纳众流,与人为善,这是他为国家维护人才的一面。

  他生平布衣蔬食,刻苦俭朴,提倡节约,不尚铺张,这是他为国家爱惜物力的又一面。

  在他的心目中,好象永远只有国家,没有个人。他常说:「只要国家有出路,还怕个人没有出路?只要国家有前途,还怕个人没有前途?」

  这一切的一切,都充分表现出辞公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



  三、你们的青年时代是怎样过来的

  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中央陆续发表了很多党政军方面的职务由辞公兼任。比较重要的是武汉卫戍总司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副团长、湖北省政府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等。在这期间,因为对日抗战工作的实际需要,军官团、战干团和青年团都分别训练了大批的青年干部,分发到前后方各部队、机关、学校去服务。其中有若干青年干部派出工作不久,因生活上缺乏照顾,以及看不惯本单位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常有书面报告中央表示不满或请求调动工作。事为辞公所悉,乃通知有关单位抽出一部分报告送给他看。恰巧不久辞公召集了一次规模颇大的党政军联席会报,很多战区的政治部主任和党政军重要首长都前来参加。会中他特别向出席人员强调爱护青年、教育青年和信任青年的重要性,尤其对分发到各部队的青年干部,要加意照顾,多与他们接近,为他们解决困难。当时曾有几位单位主管向辞公诉苦,表示这些青年干部能力不足,经验缺乏,公文不会办,只知唱高调。辞公听了,颇有不快之色,立即以极其严正的态度指责他们。他说:

  你们自己应该想想看,你们的青年时代是怎样过来的?青年们刚出学校,不会办「等因奉此」的公文,算不上什么缺点。他们因为没有经验,对任何事便也就不会有很大的成见,你们指导他们,也许比对有经验的人更加容易。青年人都是纯洁的,肯上进的,你们做长官的如果能本着作之亲作之师的态度对待他们,我相信他们没有不乐于接受你们的领导的!

  辞公一向会说故事,讲笑话,接着他并以他自己离开学校初到部队时所受到的种种痛苦为例,像说故事讲笑话般地告诉大家。另外,他又说到从前乡下做过童养媳的人在自己做了婆婆以后,往往把自己做媳妇时所受的痛苦再加到自己的媳妇身上。他认为这种变态的做婆婆的心理是绝对要不得的,希望负有领导青年责任的党政军干部,千万不要像乡下有些做婆婆的人一样,再把自己青年时代所受的痛苦,重复加在自己今天所领导的青年们的身上。



  四、任劳任怨 无愧我心

  辞公固然非常爱护青年,但同时对青年干部的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他每次到他所领导下的各种训练机构时,总是先尽量听取各个学员对生活、教育以及一般政治社会问题的意见,然后针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作一次或数次坦诚剀切的讲话,直到他们心悦诚服而后止。

  记得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天,他到四川綦江杜市去看一看中央训练团设在那里的军训教官训练班。杜市本是一个小镇,训练班又位于市镇数里以外只有几户人家的一个祠堂内。所有一切设备,自然极为简陋。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大都有相当的资历。有的曾任过将校级的部队主管、有的曾做过地方上的专员县长,对于班里生活和教育方面,难免有若干不甚满意的地方。另外,他们又风闻将来毕业分发到各学校担任军训教官时,可能在阶级职位上要吃一点亏。因此一般学员的情绪,都表现出相当的苦闷。

  那时,辞公是军委会的政治部长,而学校军训业务即系由政治部第二厅所主管。教官班的学员在受训时是中训团教育长的学生,毕业后担任学校军训教官,又是政治部长的部下。所以当时的辞公,即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长官。以一位老师和长官的身分对学生和部下讲话,自然格外显得亲切而诚恳。

  辞公在教官班一共住了五天,他每天领导学员们升旗,并利用升旗时间向他们讲话。晚间则和学员们举行座谈会,很有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往往到深夜才停止。

  他勉励学员们以后到学校担任军训工作时,一定要健全自身,爱护学生,加强生活教育,培养优良校风。尤其应该坚守个人岗位,不可见异思迁。他并很幽默地向学员们说:有人讲当兵的是丘八,学生是丘九,丘九比丘八更难带(领导之意)。你们如果能在学校里把学生带好,做一个好教官,将来一定可以到部队里把士兵带好,做一个好将领。

  另外,辞公又告诉他们:「初到社会上服务不要把名位看得太重,过高的名位对青年人往往是有害的。大家只要肯努力,有成绩,国家一定不会埋没你们。」他又说:「你们到学校担任教官,也许有的在级位上要吃一点亏,但是不必太介意,要忍耐。」他特别以自己为例说:「我于民国十三年九月初到黄埔军校服务时,当时的校长发表我为上尉特别官佐,可是我原来在粤军第一师已经做过师部独立连的少校连长了。我们只要所担任的工作本身有意义,一时职位的高低是不必过于重视的。」

  辞公在离开教官班时,还特别亲笔写了几句话要我交给当时的班主任杜心如先生,请他印发给全体学员作为做人做事的参考。那几句话是:

  为负重何妨忍辱;要求全必须委曲。

  任劳任怨、无愧我心;为毁为誉、听之于人。



  五、计划教育与公费制度

  辞公平日时常向他的朋友和僚属谈及他少年时期求学的经过,他说他小学毕业后初入普通中学,以后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改入师范学校,所以他深深体会到穷苦青年读书的痛苦。后来他自己到了社会上,亲眼看到很多从学校里毕业的青年,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弄得走头无路,变成无所事事的游民,甚至误入歧途,危害国家。他认为这不只是单纯的青年和教育问题,而且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所以他在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以后,就开始研究如何彻底解决青年和教育问题的有效办法。

  那时对日战事已接近「武战大会战」阶段,湖北省的鄂东、鄂南地区,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辞公就任主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先把鄂东、鄂南以及武汉一带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抢救出来,分别安顿在鄂西、鄂北等地继续施以教育。当时的办法是把全省的中等学校暂行加以合并,成立一所省立的联合中学。联中的校长由省主席兼任,副校长由教育厅长兼任。在各地设立的联中分校则另设专职的分校校长。联中校长之所以由省主席兼任,主要是因为战时情形特殊,军事变幻莫测,如果不是辞公以战区军政首长的身分兼任校长,则全省一万多中等学校在学青年的转进、运输、食宿、衣着等问题,便很难迅速地加以解决,更谈不到在后方各地重新建校继续上课了。

  这一项紧急的抢救青年的工作,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湖北全省一万多中等学校的学生都能免于日军的蹂躏,获得继续读书的机会;而且鄂西、鄂北素来被称为文化落后的地区,因为新设立了几十所联中分校,地方民众的知识水准和文化程度,也无形中受了那些教师和学生们的影响提高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可是在联中成立之初,规定一万多学生的衣食等生活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确实有人对此项沉重的负担发生疑虑。我记得辞公当时曾坦率恳切地向湖北有关人士说:「这一万多青年真正是我们湖北的精华,最重要的资产。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子女,负责抢救出来,好好教育他们。」他又坚决地表示:如果经费发生困难,宁可把本省的保安团队裁撤一两团,以所节省下的钱来救济青年学生。他认为当时的保安团队有名无实,并不能对地方治安发挥很大的作用。

  辞公二十七年六月就任湖北省主席不久,就经常到前方指挥军事。省政府的政务实际上系由民政厅长严立三先生代为负责,所以当时大家称严先生为严代主席。直到二十九年九月,辞公才摆脱后方一切兼职,到恩施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主席。他到达鄂西亲主湖北省政之后,便斟酌当时客观环境与人民需要,手订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湖北为施政方针。

  当时辞公所最重视者是经济与教育。在经济方面,推行「战时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其具体措施如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凭证分配等,均有显著成效。同时又颁布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分期实施二五减租,并扶植自耕农,一时农民生活大为改善。辞公以后在台湾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可以说即系以此为张本。

  在教育方面,则实施计划教育与公费制度。所谓计划教育,简单说来,就是要使教育设施与国家建设需要密切配合,以根除过去办教育无目的、无计划的流弊。第一步先要办到的是:所有学龄儿童一律入国民学校接受完全的义务教育。天资聪明成绩优异的国校毕业生,都能逐步进入中学和大学继续深造。学成毕业的青年由政府统筹分发工作。

  至于实施公费制度的目的,乃在使一般青年不致因家境贫寒不能接受适当的教育。辞公认为要想实现政治上的机会平等,必须先做到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可是要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理想,就不能不铲除青年们所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障碍。他以为凡资质优异可以深造的青年,政府都应该负责培植他们,使他们接受适当的教育,充分发展他们天赋的潜能。他之所以决定供给联中一万多学生的全部生活费用,固然系对当时流亡学生不能不采取的救济办法,但最主要的,还是辞公要贯彻他多年蕴藏在内心的这种公费制度的理想。也可以说,他不愿他在少年读书时期所尝受的经济上的痛苦,再让下一代的青年继续地尝受下去。

  总之,辞公以为只有计划教育与公费制度配合实施,才能真正贯彻「人尽其才」与「才尽其用」的三民主义的教育理想。

  当时的鄂西和鄂北,真是地瘠民贫,和今日的台湾大不相同。那里没有美援物资,只有苞谷番薯。在那里看不见西装革履,只看见布衣草鞋。然而在短短几年内,辞公所主持的湖北政治,却呈现出一片蓬勃的新气象。那时重庆有一家大报的特派员到鄂西访问以后,曾一连发表了几篇报导,认为在那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中,各方面能有如此卓越的成就,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他的结论中说:「这主要由于陈辞修将军领导全体军民,充分发挥了克难创造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六、严立三和段书诒

  在辞公所有的已经故去的朋友同志中,辞公生前最常提到的是严立三(重)和段书诒(锡朋)。

  严先生和辞公私谊之深,是大家都知道的。记得民国二十七年秋,在鄂南的一个临时的战地指挥所内(时辞公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严先生由武昌前来请示省政有关事宜(时严先生以民政厅长代行主席职务)。不知为了什么一项问题,两个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事后辞公曾笑着告诉我说:严先生是和他交情最厚,争吵最多的一位朋友。

  二十九年九月辞公到恩施亲主省政以后,严先生便因健康关系辞去民政厅长(改由朱怀冰先生继任)移家宣恩养病去了。当时很多人都劝严先生留居恩施,因为宣恩比恩施更闭塞,医药更困难。但是严先生坚持一定要搬到宣恩去住。他说:留在恩施,难免没有朋友托他向辞公说情或求职,不说则开罪朋友,说则麻烦主席。既然要养病,还是躲在宣恩这种小地方清静清静吧。

  不幸没有两年,严先生便因营养不足感染时疫在宣恩逝世了。

  由二十七年夏到二十九年秋这一段期间,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是严先生代替辞公负责的。就在这同一时期中央训练委员会的业务,辞公则请段书诒先生以副主任委员身分代为主持。后来辞公决心摆脱后方一切兼职,坚辞训练委员会工作,段先生遂由代主任委员正式真除主任委员职务了。

  在段先生代替辞公主持中央训练委员会的那一时期,训委会始终是中央各单位中年终考绩最好的一个单位。大家都知道,训委会用人最少,用钱最少,而工作效率最高。

  有一次段先生告诉我说:「你以后如果主持机关,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人要用得少,用得好。编制内所规定的名额,最好不要用足。因为人用多了,大家闲着无事做,不是请假,就是借钱。再不然,便彼此闹人事摩擦!」

  训委会在重庆时期,段先生平日都是住在该会自己的办公室里。周末回小龙坎家中时,经常搭乘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以节省公家的汽油。如果偶需使用自己的轿车回家,则必先遍询有无须搭其便车下乡的同事。他的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公家器物之使用价值。

  这便是段先生办事的精神与做人的态度。

  因为辞公和严先生、段先生有着这样深厚的公谊私交,所以生前总是对他们两位念念不忘。严先生在鄂西逝世时,辞公适在云南指导远征军军事,曾电嘱湖北省政府妥善办理丧葬事宜。段先生久患喘疾,胜利复员后即在南京疗养。记得三十七年八月间,我由杭州回南京路过上海时,辞公留我在他的寓所小住整理文稿。事毕将返南京,辞公特别要我到南京后去看一看段先生,问他愿不愿同辞公一道至台湾养病。后来我往南京傅厚岗看望段先生时,段先生曾表示与家人仔细商量后决定。那知过了不到几个月,京沪局势紧张之际,段先生便因病情转剧突归道山了。

  这两位素来极为辞公所敬重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可以说都是由于贫病交迫而早逝了。

  就我个人的体会,辞公和严、段二先生,他们三位的性格和作风,有其不同处,亦有其相同处。

  严先生似略近于儒家与墨家,段先生似略近于法家与墨家。而辞公的仁民爱物,讲求绩效,刻苦节约,则似撷取了儒、法、墨三家的精粹于一身。这可以说是他们三位先生的不同之处。

  至于他们三位先生的相同之处呢?我以为那就是:一样的风骨嶙峋!



  七、菩萨心肠 霹雳手段

  曾胡治兵语录中有两句话:「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辞公在向干部们讲话时,常常加以引用。他认为不仅治军应如此,主政亦应如此。

  这就是说:一个担任军政首长的人,居心必须仁厚,处事必须果决。

  辞公在湖北和台湾两度主持省政所表现的,便是这一种「仁者必有勇」的精神。

  他在湖北严禁烟毒,惩办土劣,雷厉风行,不稍宽假。来台主政伊始,即大刀阔斧地整编军队,改革币制,稳定金融,除谍防奸。同时更不顾少数大地主的不满,毅然推行土地改革政策。这一切工作的进行,可以说用的都是霹雳手段。为什么要用这种霹雳手段?就是因为他怀抱了一种爱人民爱国家的菩萨心肠。

  辞公这种仁厚果决的作风,我们从处理三十八年台北的「四六学潮」一事更可得到证明。

  记得是三十八年的四月初,我正在南京立法院开会。忽然接到台湾省政府的电报,要我立即到台湾来。我于四月七号到台北见到辞公时,他才告诉我前一天(四月六日)台湾大学和师范学院两个学校的学生,受到共党职业学生的煽动,张贴反动标语殴打宪兵警察,显系中共潜伏台湾的匪谍分子一种有计划的行动。如不即早予以扑灭,台湾必重蹈大陆的覆辙。他又告诉我师院因系省立,他已下令暂行停课,听候彻底整顿。至两校被捕学生,正由治安机关加以侦讯。他所以打电报要我来,就是希望我能担负处理师院学潮的责任。

  四月八号省政府成立了师范学院学风整顿委员会,聘我为该会主任委员,那一天晚上,辞公要我随他到警备司令部开会,商讨如何清除台大、师院及其它学校潜伏的匪谍分子。参加会报的,除台大校长傅孟真先生外,还有彭孟缉将军和其它少数有关人员。当时辞公对大家有一个最重要的指示,就是在「不流血」的原则下,清除匪谍,安定学校。

  关于师院被补学生的处理及在校学生重行甄审问题,辞公认为应力求「迅速、审慎与公平」,以免浪费青年宝贵的光阴,和冤屈无辜的青年。他特别告诉我说:「真正的匪谍分子往往只躲在幕后操纵,很少自己出面闹事。这些被补的学生,可能由于一时情绪的冲动,行为越轨,不一定就是共产党。你在办理甄审工作时,务须特别慎重。一方面固要嫉恶如仇,一方面更应爱人如己!」

  我遵照辞公的指示,很快就将甄审工作办理完毕,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那些被捕的学生经治安机关侦讯后,因非真正的共党分子,均陆续回校注册上课。这一次台北所发生的「四六学潮」,可以说没有牺牲一个无辜的青年。但自经过辞公用这种霹雳手段处理匪谍案件以后,台湾各级学校内便很少再发现匪谍的活动了。这不仅安定了台湾的学校,拯救了台湾一般纯良的青年,而且也使当时极为动荡的社会人心,慢慢地稳定下来。

  从辞公所特别提出的「不流血」这三个字里面,我们不难隐约地看出他对青年们是怀抱着一种多么仁慈的菩萨心肠!其后在我担任师院院长和师大校长期间,辞公对学校所有一切发展计划,无不全力予以支持。尤其在政府财政极端困难情况之下,设法增加学生公费,改善学生生活,更是一般师范生所永远不会忘记的。



  八、严肃而有风趣

  辞公个人生活的严肃,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辞公与一般朋友,尤其青年们作私人接谈时,却往往于严肃中极富风趣,使人有特别亲切之感。这里,我试举以下两个例子:

  有一次,大概是民国二十九年九月间,辞公初到恩施重主省政时,一所联中分校发生学生驱逐校长的风潮。辞公乃约集学生代表数人前来谈话,他在他的小会客室内,很细心地听取学生代表们的报告。听完以后,辞公乃以极慈祥的态度笑着问学生代表们说:「你们有多大年纪?」那几位代表有的说是十六岁,有的说是十七岁。这时辞公又问:「你们的校长多大年纪?」代表们答称约六十多岁。于是辞公再问:「你们的祖父多大年纪?」代表们大都说也是六十多岁。辞公听了便很剀切地向学生代表们说:「你们校长的年纪既和你们的祖父差不多,那么,你们看看有没有孩儿驱逐祖父的事情?你们的校长如果不好,政府一定负责调换,但是你们做学生的绝不能擅自驱逐校长!你们赶快回去上课,我马上派人去看一看你们学校办理的情形。」最后辞公又问:「如果你们的祖父来做你们的校长,你们忍心驱逐他吗?」这些年轻的学生代表们听了辞公一番恳切的谈话以后,便心平气和地返回学校,不再进行驱逐校长的活动了。

  另外一次,是到了台湾以后的事。有一天,辞公在家里邀约几位旧部便餐。客人到了以后,辞公便递过烟盒请他们吸烟。这些旧部都知道辞公过去是非常讨厌吸烟的,所以不敢动手取烟。这时,辞公很风趣地向他们笑着说:「过去我是不吸烟的,现在我却吸烟的。不吸烟的是『好人』,吸烟的是『好国民』。大家如果都不吸烟,烟酒公卖局的烟卖不掉,省政府的财政收入要大受影响,甚至连你们的薪水都发不出来。我今天是省主席,怎能不吸烟?从前我是『好人』,现在我是『好国民』。」辞公这一段笑话说过以后,吸烟的客人便不再受拘束了。大家都觉得这一餐饭吃得非常轻松而愉快。

  记得在傅孟真先生做台大校长期间,有一天我请他到师范学院讲演。他在讲演以前笑着对我说:「你约我到贵校来讲演,我怕你们的学生听了我的讲演以后会失望的。我不长于公开讲演,我只喜欢私人谈天。我自问谈天的本领可以打八十分,讲演的本领最多只能打六十分,也许还不及格。」接着傅先生又很幽默地说:「我的谈天的本领已经不错,可是辞修先生谈天的本领比我更高!」

  的确,很多人与辞公在一起谈天时,都有如坐春风之感。



  九、永不休息的人

  辞公常说:「我多操一点心,总统才可以少操一点心!我多劳累一点,总统才可以少劳累一点!」因此,他永远不肯休息。

  不管是党务、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只要他认为有问题,他都要加以研究,谋求解决。

  他希望从来访的客人中,多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多听取一些宝贵的意见,所以对于登记求见的客人,只要时间许可,总是一律欢迎。

  无论在前方,在后方,他都不肯让他的宝贵的时间有丝毫的浪费。甚至空袭警报声中,他还在地下防空室内批阅公文,修改讲稿。

  他曾鼓励恩施湖北教育学院的教授们组织论语研究会,并和他们一起研究论语问题,以示政府对民族固有文化的重视。

  他曾向湖北省训团乡镇人员训练班的学员们有系统地讲述「总裁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以坚定地方行政干部对领袖的信仰。

  总之,他的心中永远有问题,手头永远有工作。求新求变,永不停止。他不肯安于不合理的现状,他要不断地努力创造新境界。(辞公平日常喜亲自动手搬动房内的桌椅家俱等物,重新加以布置,也许就是这种求新求变性格的表现。)

  丘吉尔在一九四○年受命组阁时,对国人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有几句话说:「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只有血和泪、汗和工作。」辞公六十八年的大事记,可以说便是用他的血和泪、汗和工作写成的。



  十、您并没有离开我们

  辞公:您一生许国忘身,见危受命,一心一意为领袖分劳分忧,领袖是不会忘记您的!

  你一生以最大的热忱和魄力,实践国父遗教,贯彻党的政策,使先烈之血没有白流,主义之花能在民族复兴的基地(台湾)结出丰硕的果实,全党的同志是不会忘记您的!

  您一生为国家求独立,为人民谋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国的同胞是不会忘记您的!

  辞公:安息吧!您并没有离开我们,您将永远、永远活在大家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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