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禁书禁闻馆 >> 历史真相 >>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 第八章 北戴河风波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
第八章 北戴河风波

  46

  八六年夏天,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到北京开会。到了北京,办公厅接我的人告诉我去北戴河,中央负责人正在那里开会,姬鹏飞也去了。
  
  我到达北戴河,先去看望姬鹏飞,他没有对我说什么,让我先休息几天。第二天,派秘书送了两份材料给我,是准备做为发给各省市的中央文件的草稿,一是关于香港工作的,对各地去香港的人员做了一些规定,其中对港澳工委当时的工作有评论。第二个文件是中方在起草基本法时应掌握的几条原则。我看过之后,看出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是批评我们在香港的工作,是针对港澳工委,针对我的。事先一点招呼也不打,就这样拟定文件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打算以中央正式文件的方式,把我的“错误“向全国各省市、各部委通报,这是很不正常的。
  
  我商务看了文件,中午就给姬鹏飞打电话,我说:“两个文件我看过了,对《基本法》这个文件,没什么意见,另一个文件,我有意见。这个文件定稿没有?假如没有定稿,假如在中央会议上讨论,我准备发言,提出我对这个文件的看法,我请示你,这样处理如何?“
  
  姬鹏飞表示要考虑一下。晚上,他叫秘书通知我,他同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商量了,明天中央开会,只讨论基本法那个文件,另一个文件,条件不成熟,这个会上不讨论了。这件事就暂时这样过去了。
  
  自从我到香港工作,港澳工委升级为正部、省级,直属中央管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与香港新华分社成为同级的“兄弟机构“。按中共组织原则,地方党委对中央部委在工作上接受指导,与王匡士气港澳工委在党内地位相比,不同在于:廖承志个人代表中央管理,改变为直属中央管理;王匡在日常工作上的汇报请示,不能直接上达中央、国务院,及任何中央负责人。我到任后,按组织原则,港澳工委的报告,只须报中央或国务院即可,中央、国务院收文后,秘书长或常务书记、常务副总理会批给有关部门提意见或办理。我开始几个月也是循此处理的。以后听到反映,港澳办、外交部有意见,我就把对中央、国务院的汇报请示,改为“中央、国务院,并港澳办”,如属党务问题,则仅向中共中央报告,如属外交问题,则为“国务院,并港澳办、外交部”;同时,对纯属事务性、部门性的问题,不以工委、香港分社的名义,概由部门直接向港澳办、外交部报告请示。胡启立曾对我说:“报告提头(即称谓),不必提港澳办,我们会批给有关部门办的。”我为缓和关系,还是用“并”报办法处理。姬鹏飞是党内资深党员,我的老上司,我对他本来就尊重。他当了港澳办主任,受中央委托,主管港澳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有需要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的事情,除文字报告外,口头的报告一般都先向他汇报,听取指示。
  
  这些年来,在港澳工委的干部调配上,在内地干部到香港新华分社工作的调配权限上,做了很大的改变,实际上改变了港澳办的权限,他们的抵触很大。在我们的要求下,港澳办放弃了调配一般工作人员(科员级)权力,让港澳工委自己处理。然而对干部调配权,他们迟迟不放。后来中组部出面干涉,决定科级干部由工委自己选择、任命,护照手续由港澳办、外交部办理。以后又放宽到处级。最后确定,副部长一级的干部也由工委自己提名和决定,报中组部批准;组织手续由中组部办理,外交手续由港澳办、外交部办理。放宽到这一级,港澳办的情绪究竟如何,我自然不便猜测。
  
  从对我上任的冷漠到对深圳会议的消极对待;从视察九龙城寨引起的议论到本子风波的处理,我逐渐感觉,在对香港的认识和具体工作方针、政策上,自己与港澳办、外交部存在许多矛盾,而且一直在延续和发展,虽然这个“通报”性的文件暂时不交中央讨论了,事情并没有过去。我预感,不久还将有事。
  
  47
  
  北戴河会议以后,北京与香港新闻界都传出我要调动的消息。对这些传言,我没当一回事。我明白自己是超龄服务,随时准备退休;但我一贯的总之,中央让我在职一天,我都应尽力把工作做好。
  
  过了两个多月,港澳办通知我,要召开一个负责人谈心会,由外交部、港澳办、外事办公室,和港澳工委四个单位参加,要求工委去三个人,没有指名,我决定李储文和郑华同我一起去。
  
  我看会议参加者的名单,港澳办是李后、鲁平,外事办公室由李钟英参加,外交部是周南和柯在铄,但柯在铄请假没出席(究竟是真有公务还是回避,就不得而知了)。
  
  谈心会在中南海召开,由姬鹏飞主持。会议开始,姬鹏飞要我发言,我感觉会议似乎是针对我的,我就讲:“我不知道要发什么言,谈什么心,还是你们先谈吧。”李后就先发言,讲我在中央关系上处理不当,他没举什么例子,只是把周恩来对外交工作的指示读了一遍,大意是:在外交问题上,中央对驻外机构授权有限,大事一定要请示,不能擅自主张,李后讲,香港新华分社也是个外交机构,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虽然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指责我在这方面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
  
  鲁平接着发言讲群众工作,说我到香港以后,在群众工作上,过分张扬。在有些方面,给人形成第二权力中心的感觉,把内地的一套,搬到香港去了。
  
  周南的发言,主要是批评我在香港工作方针报告中,关于“香港社会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说法。认为这个估计不恰当,香港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不存在“三大”。并说,这是毛泽东的语言,不应该用。
  
  一上午主要是他们三人发言,看来事先有准备、有分工。下午,针对他们的说法,我做了发言,我也讲了三个问题,一讲对形势的看法,二讲中英斗争,三讲统一战线、群众工作。
  
  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后,香港发生的事实情况。香港人虽然对英国近几十年的统治有不满之处,但由于香港经济的发展,基本上,香港人是满意的。对中国却存在疑虑。对于香港回归祖国,在道理上,在民族感情上,有些香港人拥护,有些心理不用户,嘴上说不出口。即使拥护的人,也害怕将来生活受社会制度改变的影响,心理上动荡很大。
  
  英国不愿意交回香港,搞殖民地撤退的那套办法,实际上是对社会进行分化。香港因要收回,本身已在分化,加上英国人的动作,形成了大规模的分化。具体表现包括:相当多数人赞成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不赞成我们的主张;移民人数在增加,资金外流在发展……,这些都是动荡、分化深刻的现象。
  
  从社会阶层、意识形态、所谓亲中亲英来分析,两极分化日趋激烈,当然也有人对双方都不相信,离开香港。社会改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趋表面化。
  
  我讲,对这些情况的分析,可用也可不用“大”字来形容,用了不一定不对,毛主席晚年犯过错误,不等于毛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引用。
  
  对李后的观点,我指出,香港地位同外国不一样,它既是“外国”(因为是英国殖民地),但中国又不承认它殖民地的合法性,我们要收回主权。香港新华分社是外交机构,又不完全是外交机构。我们港澳工委在香港未收回之前,斗争对象主要是英国人,我们天天同英方打交道,假如像驻外机构那样,每件事都要等北京答复后再做,不仅你们不胜其烦,我也不要做事了。大事我会请示的,但我不可能像纯粹的外交机构那样,事事请示。
  
  至于“第二权力中心”的说法,是否真是那样,我们可以不必讨论。我在香港也是尽力避免外人有这种印象的。但是面临即将收回香港,作为中国派驻在香港的机构,需不需要公开做工作?既然党中央、国务院派我出去,我就应该代表他们做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当然,在方法、形式和内容上,同内地应该有区别,但总要公开做工作。如果不公开,岂不是自缚手脚吗?
  
  第二天,他们要李储文和郑华发言。李储文的讲话,同李后、鲁平、周南完全一致。后来我才知道,他到了北京,即先去看望他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老上级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吴学谦,预先知道了这次会议的“底”,就一反常态,完全站在港澳办一边批评我。郑华对我做了一些批评,也做了一些解释。
  
  我们三人发言之后,李后、鲁平又讲了话。李后发言主要是批评我,讲我骄傲,对他们的意见一点都没有接受。鲁平发言讲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多方面的,有时候这方面矛盾突出,有时候另一方面矛盾突出,不能讲主要矛盾是中英矛盾。
  
  他们发言之后,还要我讲,我表示时间不多,明天再讲。这时姬鹏飞开口了,讲了十几分钟,批评我在香港的工作犯了“左”的错误。
  
  真是出乎意外,我意外他们会批评我“右”,却给带上“左”的帽子。我才意识到,他们所列举我的“错误”,加上具体如九龙城寨事件,特别是“本子风波”等,都属“左”的错误。(邓小平肯定“本子风波”:“你讲得对”,是这次会议以后的事。)
  
  会后,我考虑姬鹏飞的表态,意识到这个会的不寻常,本来讲是谈心会,却做了详细的记录,印成“简报”,实际上是“繁报”,把每个人的发言都记下来全文刊登在“简报”上,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总理、副总理。从发的范围说明问题之严重,实际上是开了对我的“批斗会”,他们是有备而发,是北戴河事件的继续,我再发言已是多余的,至少在这个范围内是如此。我改变了主意,决定会上不再讲话。
  
  第三天的会议,一开始姬鹏飞就要我们港澳工委的三个人发言,李储文表示完全同意姬对我的批评,也“上纲上线”,批评我犯了“左”的错误,并列举了他认为我“左”的事例。郑华仅做了一些解释。我简单地表示了态度,说:“我原来准备发言的,现在不准备讲了,你们的意见,我考虑;但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作为共产党员,按党章办事。以后,大事我会向你们请示。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他们看我这个态度,知道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只好怏怏收场,结束了会议。
  
  48
  
  谈心会刚结束,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先念同志最近身体不好。我表示要去看望他。当天,我就去李家。
  
  李先念见了我以后,没有谈这次会,寒暄一番之后就讲:“你岁数不小了,辞职吧。”我回答他:“我早就想不做了,是中央要我做的。”李问:“哪些人要你做?”我讲:“不久前,胡耀邦还说要我做。”李讲:“假如胡耀邦要你做,你就做下去吧。”
  
  从李先念处出来,我思索他的话应该事出有因。郑华告诉我,当天下午,赵紫阳把他找去,仔细询问了会议情况,在得知李储文发言情况后,赵紫阳表示:“这样子,他们怎么能够合作下去。”
  
  我回想起这次到北京,接触到习仲勋、杨尚昆,都赞许我在香港的工作做得好,习仲勋甚至说:“有人讲你是香港的邓小平,中央很满意。”和港澳办、姬鹏飞的态度完全相反。我有必要在中央搞清楚。
  
  我先找胡启立,要找胡耀邦谈话,胡启立要我先同赵紫阳谈,我就同赵的秘书约,赵没有马上回话给我;我想找邓小平,但觉得这些事情太具体、太麻烦,又涉及我个人,不合适。
  
  正在犹豫之中,恰好邓朴方来看我。以往每次我去北京,邓朴方都会同我见面,或是我约他,或是他主动找我。见面之后,我向朴方讲了会议的情况。
  
  可能朴方回去向邓小平反映了。隔了一天,赵紫阳约我去谈话。我知道他与姬鹏飞先谈了十几分钟。赵紫阳首先肯定我在香港的工作,然后告诉我:“小平同志决定,要你在香港继续工作一段。”我表示,按自己现在的想法,不想再工作下去;中央的决定我服从,我想只工作到十三大(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八七年底召开)。
  
  赵紫阳听后一愣,没有再说什么,他问我:“你同姬鹏飞不是老同事吗?为什么关系搞不好呢?”我没有答复,只是笑了笑。
  
  我对赵紫阳讲,到现在为止,中央组织部没有派第二把手,我没有得力助手,工作有困难,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接班的人。耀邦曾经表示考虑过几个人,后来又说不行,希望中央进一步再考虑。我还要求:工委的领导班子要再调整一下。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与姬鹏飞商量具体的人事安排,再告诉中央组织部,并要我回香港之前,同姬鹏飞谈一谈。前后也只是谈了十几分钟。
  
  谈话后,我即去见姬鹏飞,告诉他赵同我谈话的内容。看起来,赵同姬也是谈了这些内容,因为他已经差不多都知道了。姬鹏飞听到我讲,在人事调整问题上,赵要我同他商量时,很感动地说:“赵紫阳一贯是尊重人的”,表示很满意,我征求他意见,让李储文退休,他立即同意了。
  
  我和李储文共事三年多,一开始对他极为信任,极为重用,几乎言听计从;对他的工作,我也全力给予支持。
  
  不久新华社外事部有人向我反映,李储文在私下批评我,甚至说,李可能想当社长。我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吴学谦数次出国访问,途经香港,李储文都不告诉我,迳自去机场迎接,并陪送到深圳,不让我接触,我未曾怀疑,因为李储文分工管外事,吴学谦是他业务上的顶头上司,不和我打招呼,只以为是他的疏忽。
  
  后来,曾在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告诉我,他以前在上海是个“两面派”,见风使舵,原上海市委副书记赵行志,同李在地下党时期就一起工作,关系很好。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彭冲主持上海市委,李在这一时期观点同市委与赵行志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肉麻地吹捧赵行志。可是批判华国锋士气,中央派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主持上海市委,他们发动批判苏振华、彭冲为首的上海市委,李储文立刻应声转向,反过来公开批苏、彭、赵。上海的老同志称他为典型的“风派”。
  
  他们警告我:“你要小心!”我还将信将疑。
  
  共事一年多之后,我发现李储文比较专长具体事务;但做领导,进行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并不适应。自己做可以,调动广大干部一起做不行。我想,这可能是与他以前长期在宗教界工作、经验狭窄有关,我曾数次要求他拿出一个他所分管的统战、宗教工作的规划,迟迟拿不出来,使我深感他缺乏负责全面工作的能力和经验。
  
  李储文在社会上反映大致还好,也有负面反映。国民党政府时代,李储文在上海徐家汇教堂当牧师,曾为现在香港事业发达的“上海帮“的某些人士或子女洗礼。这些人士私下一轮:共产党太可怕,李储文表里不一、深不可测。
  
  李储文在机关内的反映比在社会上的差。他分管的几个部门曾反映:他工作不放手,对下属不信任,只信任他从上海调来的那几个人,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我只当个人气质、修养看待。
  
  他从上海调人来,事先没向我打招呼,调来后,也不告诉我;后来参加会议,我看到有不认识的人,询问以后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负责台湾工作,对一些台湾、美国的秘密关系不告诉我,只讲这些关系的代号;与他们接触事先不讲,事后也不告诉我结果,直到要向中央发报,需要我签名时,我才有机会知道。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不管多么重要的关系,都应该告诉我,因为这样信任我,派我在香港负全责,除非中央有讲许某人不可信,不要告诉他,否则不可以这样做。
  
  即使这样,我仍然与他保持合作共事的态度。
  
  但是,这次他在“谈心会”上的表现,证明他确是个“风派”,工委讨论方针时他是表示赞同的,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进行否定和批判。这样以来,他对香港工作的认识已与我意见不一致了。我对香港问题的认识与做法,获得中央的肯定,他却站在港澳办、外交部一边,对我进行全盘否定,如何继续合作呢?况且他已到退休年龄,也该退下了。
  
  综合“谈心会”前后看来,实际上是以姬鹏飞、吴学谦为主导,要拉我下台的会。在北戴河就想发我的“通报”未遂,又变成搞“谈心会”,实际上是开批判会、斗争会,他们还把会议内容印成不是简报的“简报”,向中央领导层造舆论,李先念劝我退休,赵紫阳问我同姬鹏飞的关系,都说明中共中央某些人,可能打算要我退下。
  
  当时香港传言,我要调回内地。北京则有传说,周南要来接我的工作。我曾询问中组部主管港澳干部的某副部长,他力言中央没有交给任务,也没有这个考虑。并说:“周南不是这块料子,他只有办外交的经验,香港需要的政治家。替你找二把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对象,也是这原因。”还说:“他从联合国调回来,是因为他内部人事搞得很糟,又有‘私人’把柄给外国人抓到,怕他出大问题,怎会再让他去香港呢。”看来,当时要周南接我工作的打算还没有落实到中组部,在等待“谈心会”后再定。
  
  我向邓朴方谈这件事,只不过是想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我确实是想退休了,所以我才对赵紫阳讲,工作到“十三大”。
  
  49
  
  宋任穷和中组部分管港澳干部的副部长一齐约见我,征询港澳工委班子改组的意见。
  
  我提出方案——李储文退休调回,毛钧年、乔宗淮提为副书记、副社长,并要求中央选第二把手,帮助我掌握全盘工作,便于接我的班。那位副部长建议:陈达明也届退休年龄,可考虑和李储文同时调回。我领会这是为了不过分刺激李储文,表示同意,但提出陈达明是广东人,情况熟,可否循祁锋例,当顾问,留港工作一段时间。宋任穷表示,同意陈达明留港帮助工作一段时期,不同意当顾问。至于提拔两位新人,是我大胆的建议。他们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组织部将派人到香港就地考察二人表现,而后再定。交代我回港后,不要在工委讨论老人退休的事,由中央决定;关于提拔信任,工委应广泛征求意见。
  
  回到香港,我根据宋任穷指示,在工委机关“处”以上干部中征求意见,反应虽不一致,基本上是肯定的。中央组织部考察组来了以后,考察结论是:同意两人任副社长,暂不考虑任副书记。考察组正副组长向我介绍了考察情况,并征求意见。我不表反对,同意让毛、乔二人在实际工作中考验一阵,再考虑是否当副书记。
  
  郑华为人谨小慎微,完全视领导意见行事,工作不主动,欠缺赶紧,不适合当第二把手。我一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胡耀邦很关系,主动提名吴官正来港。吴当时是武汉市长,不久,胡又告诉我,吴官正另有任用,不能来港,要我另外提名,并说:“江苏情况你熟,可以在江苏调人嘛!”我说:“我不想在江苏调人,免起误会。”因为党内、社会上都有留言,说我搞“江浙帮”。胡耀邦点头称是。
  
  原港澳工委绝大多数干部是广东籍。广东临近香港,语言相通,关系多,容易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是开展工作的有利因素。但由于前工委领导人思想上“窄”的影响,他们中有些人存在宗派观念。要打破这种现象,必须在干部任用上搞“五湖四海”。八四年,我在整顿组织时,向中央建议,从内地抽调干部,充实港澳工委。
  
  除中组部直接从北京调派外,我要求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和上海市选派人才。中央同意了,决定由中组部会同工委,赴四省一市进行选拔。工委派郑华参加,经过一个多月,选拔了二十余名新华分社部以上干部,多是各地的尖子。如上海的谭茀云(后任社长助理、经济部长),杨振汉(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的弟弟,任东南信息中心负责人),浙江的张浚生(任宣传部长),福建的翁心桥(任文教部副部长)等等。江苏省我曾提名几人,结果一个都未获省委同意,后经交涉,才同意让“秀才”牛钊调来,帮助我做文字工作。这批干部和原有干部关系大多不错,也能较快适应香港工作环境,新华分社因而风气一新,社会上出现的负面反应:“许某人搞江浙帮。”我想,这只是反映了内部某些人的反应。
  
  国务委员张劲夫很热心,他向我介绍:“朱镕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当你二把手很合适。”朱镕基以前是张劲夫部下,他很了解。他认为朱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我当然表示欢迎。两人商量好,我向中央要人,他向中央推荐。过了一段时间,没有消息,我再问张劲夫,他说:“中央已决定朱镕基去上海当市长,你重新找人吧。”又没有成功。
  
  有人推荐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可任我副手。还告诉我:他是赵紫阳在广东就赏识的人,也因此调去国务院。要调用他,还得赵紫阳同意。我见到赵紫阳,就请他同意把李灏调香港,赵紫阳摇摇头说:“你不要打他主意。”原来当时副总理田纪云很倚重李灏,不愿放任。可是,不久李灏调去深圳当市委书记、市长。田纪云为何又放他?后来我听说,“李灏和田纪云为了某些事闹翻了”。我私下庆幸,若不是赵紫阳不肯放手,我的麻烦可能也会很大。
  
  我与姬鹏飞商量,可否调鲁平到工委任第二把手,我当时对鲁平印象较好:熟悉港澳情况、思想较开放。姬鹏飞说他已经报中组部升任鲁平为港澳办副主任,而后对我说:“已报了很久,不知什么原因,中组部搁下了,你替我去查查,替鲁平做些解释。”他知道我和中组部关系较好。我问了有关副部长,得知原因出在文化大革命时,鲁平也“造反”,写了攻击领导的大字报。我当时替鲁平说好话:“李后在文革中表现不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不严重,现在认识了,就算了吧。”不久中组部批准鲁平的任命,是否因我的说项起了作用,我则不敢肯定。
  
  几经波折,工委副书记仍由郑华担任。
  
  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找我,要调张浚生回浙江。(王芳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老浙江”)王芳说:“张浚生不想去香港,我曾答应他两年调回,到省里工作。”张浚生自己也向工委提出,要求回浙江工作。
  
  张浚生来香港工作前,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省委已决定,调任副省长。张浚生本人知道,不愿调香港工作。由于港澳工委,中央组织部指名“借用”,经王芳“说服”才就道的。
  
  张浚生工作积极,适应力强,思想上比较开放。王芳和我谈他时,我已向中组部提出,提升他为副社长。中组部原则同意,待考察组考察后再定。王芳知道后表示:“这样安排也可以了。”
  
  中组部提出,拟派潘曾锡为副社长,据说是姚依林推荐的。潘曾锡曾任中国船舶总公司副总经理,我同意了。这是,张劲夫又向我介绍外贸部副部长王品清,表示他虽然已届退休年龄,本人希望到新华分社当副社长,管中资业务。由于中组部推荐潘曾锡于前,我已同意,并也打算安排他协助郑华分管中资业务。我就向张劲夫说明情况,他同意收回推荐。
  
  港澳工委委员多达三、四十人,在香港现实条件下,不易开全体会议。我向中央建议,改组为短小精干型的新工委,由社长、副社长及澳门分工委书记组成,便于随时集中议决问题。为配合即将开展的澳门基本法草拟工作,建议中央将原拟由南光公司代表中国政府出面的做法,改为设新华社澳门分社,周鼎任社长。
  
  经过两个多月,中央批准新的工委:
  
  工委委员、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
  
  工委委员、副书记、副社长:郑华。
  
  工委委员、副社长:毛钧年、乔宗淮、张浚生、潘曾锡。
  
  工委委员、澳门分工委书记、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周鼎。
  
  既然邓小平和中央要我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我除了向赵紫阳提出调整班子的要求外,还提出港澳办对香港工作缺乏整体打算,没有完整的指示,又不对我们曾经写过的报告表示意见。我对赵紫阳讲,我希望在原报告基础上再做些调查研究,重新向中央写一个香港过渡时期方针、政策报告,请中央批准,使我们工作可以有依据。我说,我会把这个事情告诉姬鹏飞,赵表示同意。我又对姬讲,姬也表示赞成。回香港后,我花了三、四个月重新写了报告,并把报告草稿送港澳办提修改意见,结果他们只是对文字提了一些意见;对内容,原则上没有提修改意见。
  
  我就把报告正式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当然也送港澳办、外交部。在报告中,我坚持了谈心会中讲的自认是正确的观点,例如对香港的分析,我坚持“动荡、分化、改组”的说法,有变动的只是把“大”去掉。关系中英关系,我仍然强调,香港在过渡时期中英斗争是矛盾的中心,过去我们提“中英关系有联合,有斗争,以联合为主,以斗争求联合”,现在把联合改为合作,讲中英关系有合作、有斗争,以合作为主,以斗争求合作。对统一战线工作,强调主要对象是中间力量,继续强调从做大资产阶级、大右派工作着手,以此为突破,以影响扩展中间力量;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是香港工作的两翼。群众工作坚持提劳资两利,不仅做好劳动人民的工作,还要做好居民工作、屋邨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基本上在原有报告基础上,加了一些说明。
  
  报告送中央后,赵紫阳当面对我讲,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我们原则上都同意,具体问题上你再征求征求姬鹏飞,看他们还有什么意见。我认为赵紫阳讲的这个“我们”代表了中央和国务院。我把赵的意见告诉了姬,他没提什么意见,我讲:“你们都同意,最好有个文字的东西给我,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按报告执行。”我的意见是让港澳办替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文字的东西,答复我们。我想,在“谈心会”最后我说过:“以后大事我会请示”,这报告就是“大事”,姬鹏飞当时口头答应了。我希望有个文字上的根据,以防万一。可是以后一直没有下落。
  
  在香港工作上,不少事情都是港澳工委主动;我想,港澳办、外交部对此是有意见的。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姬鹏飞召集不少会议讨论具体问题,我们也提了不少建议,如未来政府体制方面,我们做了研究,有几次会议,是工委提出要汇报才召开的。李后、鲁平在不少场合发表谈话,香港社会反应激烈,我们认为也有不够妥当的地方,我几次向姬鹏飞提出,要李后、鲁平少讲话,如果要讲,最好事先多做些考虑。有一、两次,我还当着李后、鲁平的面提出这样的看法。姬鹏飞都没有表态。
  
  这些矛盾,发展到“六四”以后,就更激化了。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