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禁书禁闻馆 >> 历史真相 >>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 第七章 短暂的合作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
第七章 短暂的合作


  41

  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经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字,标志中英进入合作、协商、处理有关香港问题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英双方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草拟香港基本法方面,中方尊重,并尽量接纳英方建议。当然,有争论,但以合作、妥协为主。
  
  第二,在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方面,双方是合作的。
  
  我和两任港督尤德、卫奕信,在这一期间,相处也比较融洽。
  
  八五年五月一日,尤德应我邀请访问江苏省、上海市。我先一天回到南京,和江苏省长顾秀莲在机场迎接尤德,他下榻南京中山陵五号宾馆。这是“大跃进”期间,为接待毛泽东、刘少奇所建造的。一号楼为毛泽东专用,二号为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用,都是一簇配套齐全的平房,坐落在孙中山园陵和明太祖朱元璋园陵“明孝陵”之间,古木参天。中共十三大后,对外开放,用来接待贵宾与外商。
  
  江苏省政府的负责人陪尤德参观游览南京市的风景、工厂,介绍了江苏省的情况。
  
  尤德是旧地重游。四十年代末、国民党政府时代,尤德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参赞。据我们所知,他还是资深的英国情报人员。四九年四月廿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廿三日攻占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长江下游出口江阴要塞,当时,英国“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正在南京附近江面,为国民党助威,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全面封锁长江,不让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逃逸”。情报为尤德获知。英国大使馆令他设法通知该舰廿二日夜冒险图为。尤德为此立功受奖。
  
  当时,我是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八师政治委员,率一个先锋营,廿一日夜乘木船在渡江战役的战线东端,江阴县的长山强攻登陆,廿二日夜正向无锡市挺进,忽然听到身后江阴方面炮声大作,数十里长的天际,给炮火染红,延续约一个小时方止。第二天才知,紫石英号被击伤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则“逃逸”了。
  
  在香港时,尤德就和我提及他向往文化古城扬州,过去任职南京时,未能去成,引以为憾。此行便特地安排他去扬州访问,给他欣赏了扬州博物馆珍藏的明清两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的艺术珍品,而后在镇江渡江,到了无锡,住在太湖边的蠡园别墅,相传这是战国时代越国大夫范蠡住过的地方。
  
  尤德访问江苏时,正值长江鲥鱼当市。鲥鱼在柳絮纷飞的清明时节,从长江出海口沿江逆水而上产卵,正值肉肥味美之际。我在香港邀请尤德访问时,曾允诺届时将请他品尝。我先一天到南京,即交代负责接待的旅游局长,宴会上要有鲥鱼,结果,尤德在南京并未吃到,因为那几年长江受工业污染,加之捕捞过度,鲥鱼逐年减产,市场供应很少。我表示歉意,约定到无锡再作补偿。岂料在无锡也未能如愿。
  
  到了上海,市长汪道涵在锦江饭店设宴款待尤德,席上赫然出现鲥鱼,使我尴尬不已,只好自我解嘲,对汪道涵说:“还是你们上海人有钱、办法多,江苏生产的东西,江苏找不到,上海能找到!”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我向汪道涵打听,原来他们派了专人直接到江上渔船买来的。
  
  尤德访问江苏时,英国已在港推行代议制。中英之间已有争议。我在无锡和尤德就此交换意见,各带译员一人,对谈了两个小时左右。
  
  我首先表示,欣赏港英政府经济政策,和咨询制度的成功。九七年后,特区政府的设计,这些经验很值得参考。要尽量予以保留。由于香港以往没有民主传统,在香港推行民主,尤其是“直选”,要一步一步走,不宜太急。未来特区政府要照顾、平衡各阶层利益。香港大资本所有者最担心的,是搞民主的人改变港府现行的低税、窄税税制。要给大资本家时间,让他们组织起来,参加竞选。
  
  尤德针对我的话解释说:他们设计的是精英政制,不会专为资本家所有者利益着想。对于“直选”的进度,香港政府做过精密计算,自认有能力“控制”,中国政府可以放心,“我们的态度是很慎重的,”他说。
  
  我没有评论他的殖民专制、代表英国大资产阶级的精英政制,只说:“希望贵国不要把从其他殖民地撤出的做法,用于香港。”因为,香港的条件、情况,都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特别在经济方面,中英两国保持香港繁荣的愿望相同。而且,英国十一年后才撤走。我们愿和英国共同团结香港各界而努力,避免社会分化,产生负面影响。我用了“希望英方不要犯经验主义”这样的词汇。
  
  意见虽针锋相对,用意是争取合作,气氛始终保持友好。
  
  后来,我与新任港督卫奕信谈及香港政制改革时,同样也用了“不要犯经验主义”这个词汇。
  
  尤德在江苏访问时,闲谈中提到他们夫妇对中国古文化很有兴趣,我便建议他们去西安看看不久前出土的秦俑。尤德很高兴,表示愿意找机会一游。回香港后,尤德公务繁忙暂无空闲,夫人愿意先行,我便请西安当局做了邀请和安排。
  
  尤德去世时,他的夫人正由邓莲如陪同在西安旅游。消息传来,我正在北京参加港澳办的会议,大家都觉得很突然,因为前一天晚上,尤德参加姬鹏飞在钓鱼台宾馆举行的宴会,我也在座。他身体、情绪都很好,还饮了几杯茅台酒。听说他是夜里心脏病发作,被人发现躺在地板上。有人估计,可能是他发病,自己去取药,没来得及,就倒下了。我为他这样去世感到惋惜,回港后参加了他的丧礼,毕竟对手了一段时间,感到彼此熟悉了,并非不能沟通的对象。
  
  42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美国纽约股市狂跌,世界性的股市危机波及香港,恒生指数一日下跌约一千点,被成为“黑色星期五”。香港股票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四日。全市股民惶惶不可终日,一片凄凉景象。
  
  那天,正好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为筹办亚运会,来香港募款。我请了一批工商巨贾,设宴美丽大酒店,准备席间请他们慷慨捐赠。当时已知发生股票危机,未开席即谈论不已。而且,赴宴者之中,已知不少人损失很大,他们人虽到场,看起来却心不在焉,勉强应酬的样子。我向张百发打招呼:“今天席上不要提募款的事了,改日再议吧。”张百发表示理解同意。
  
  我请教人称“香大侠”的股票专家香植球,他主张:“香港政府应该出面挽救股票。”并简要解说了些道理,我虽然没有弄懂,但“政府可以出面挽救”这句话听懂了。
  
  隔了一天,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来电话,为股市有急事要见。我请他即刻来。他告诉我,汇丰主席蒲伟士央请中银出面,一齐挽救股市,并说这是港英政府的意思。共需二十亿港币,三家出资,港府十亿,汇丰五亿,中银也是五亿。征求我的意见。
  
  我立即召集工委的经济领导小组商量,大家认为,中英现在关系友好,既是港英政府要求,可以同意合作救市。但汇丰在港的业务范围比中银大,他在股票市场利益也大,不应要求中银承担同样负荷;同时,既是“救市”,也可能有一定风险,总要有人负责任,不能只由中银负。中银可以不要利润,不管出资多少,“社会知道中银参加‘救市’,表示中国政府对于香港股市的支持,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成为会议的共同认识。
  
  我将结论电报中共中央、国务院,请求批准。
  
  第二天商务,汇丰主席要求来新华分社见我,见面后,提出同样要求。我回答他原则上可以考虑,并告已电报北京请示。下午或明天可以告诉结果。也向他提出:“汇丰、中银都出资五亿,有欠公允,你们应多拿一点。”蒲伟士表示感谢中银合作,出资多少可以再商量。同时,新华分社外事部也接到港府政治部同样要求。财政司长瞿克诚,也请人转话向我提出同样要求(以前从未有港英政府官员这样做过)。我把回答蒲伟士的内容转告他,请他考虑。
  
  这几天晚饭后,我一面等待北京回复,一面请专家为我补关于股票市场的课,一面研究股市情况,也查询了中资从事股票交易的情况。初步了解,除“光大”外(由王光英经营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其他方面不多。新华分社的“鑫隆”公司做“期指”,损失多少尚不明,但数字不大。
  
  当时,正值人大常委例会开始,已通知我出席。为救股市,特向人大常委会发电请假,留在香港参加港英政府“救市”。
  
  第三天,中银蒋文桂几次讲话,说汇丰追问结果,蒲伟士也和我直通一次电话,内容一样,他们显得很急。到半夜三时左右,瞿克诚又请人找我,催问结果(我那几夜都是凌晨才睡),我即直接拨电话找赵紫阳,我估计他已睡,通话第一句就说:“把你吵醒了。”岂知对方说:“哪里,我们正在开会。”我告诉他“共同救市”一事,港府催得很急,请他早给回复。赵紫阳说:“我们正在讨论,我请劲夫同志告诉你。”中央经济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随机在电话中问情况,回答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支持港英政府参加救市。他们要答应三个条件,第一,主要负担应是港英政府;第二,我们负担不能像汇丰一样,他们出五亿,我们应少一点,中央同意中银出三个亿;第三,港英政府担保,中银如有损失,他们要负责。”我随机告知蒋文桂,请他转告对方。这期间,中银集团并出面发表支持股市的谈话,以安定人心。
  
  事后,有人告诉我,汇丰在这次股灾中不仅未遭损失,且借“救市”获利甚丰。香港某巨商也获巨利。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新华分社做了“傻”事,社内经济领导小组的同仁中也有类似看法。我解说,我们不应只从经济上考虑,主要仍应从政治着眼。我们支持港英政府,与他合作,是让香港以及国际上知道,我们执行联合声明规定:在香港仍由英国管制的十二年间,中国给予配合合作。“何‘傻’之有!”
  
  王光英做股票交易,是国务院批准“试行”的,他不承认有什么损失,我也无法查核。“鑫隆”做“期指”损失了一千多万港币,其他中资公司那时还没有放手做股票交易,损失也不多,这次股灾,多少都增加了他们对股市的认识。
  
  43
  
  八六年,英国政府直接向中国外交部交涉,要拆迁九龙城寨。乔宗淮带回这个讯息,并说港澳办、外交部都倾向同意,征求工委意见。
  
  九龙城寨名义上仍是中国领土,实际上中国管不上。英国人也限于条约规定,不能管。并且中英联合声明已肯定,一九九七年英国要将香港交还中国,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提出要拆迁,改建为公园,究竟是什么动机?颇费周详。最大的可能,估计是想多做一件好事,在香港人心中,多留一些好感。
  
  我到过城寨,了解其中不少居民的衣食来源依靠城寨的特殊条件,例如无牌照牙医,有些人并非江湖郎中,他们不少是从大陆来的习医人士,有较高学历,在大陆医务界也有地位,因故来港后,受限于香港法律规定,无法公开行医,不得已才到城寨谋生的。一旦城寨拆除,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刚开始,我不赞成现在就拆迁。我尤其不赞成港澳办某些人的理由:“将来也是麻烦,不如现在让英国处理,由英国政府出钱。”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对他的国民怕麻烦吗?港英政府的钱,不也就是香港同胞纳的税,用的香港同胞的钱吗?
  
  新华分社不少同仁都赞成拆迁,包括乔宗淮。我要他去城寨问问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得到回复是,他们认为有条件的拆迁可以接受。
  
  这样,我同意有条件拆迁的意见,坚持两条:
  
  第一,香港政府要负责安排城寨居民拆迁后的生活,为他们提供生存条件,如拆迁户要给予优于现居的安排;无牌牙医要给他们继续行医的条件,或帮助他们专业。
  
  第二,部分街道自治组织成员,须参加香港政府主持拆迁的组织,并且意见得到尊重。
  
  乔宗淮转告了北京,他们同意。乔宗淮同时也接触港英政府的有关人员,代表港澳办、外交部和新华分社,进行沟通。我们也指定他参加主持拆迁的中英联合工作小组,不过未予公开。后来,港英政府在拆迁九龙城寨问题的具体处理上,还是尊重中方意见的。
  
  44
  
  一九八五年,嘉华银行发生危机,八三年以来接连几家华人的私人中、小银行发生危机,原因都类似,除受八二年以来香港经济低潮影响外,多数家族式银行,内部管理不当,违法贷款,以至坏账太多所致。
  
  嘉华银行为陈氏家族式银行,在危机发生时,找到中银港澳管理处,以及香港中国旅行社,希望中资参股,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中旅经中侨委(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当时廖晖为主任)同意,正与马来西亚一侨商合作,考虑增股嘉华银行。港英政府可能由于该行以难以维持,无法任令其拖延,引发新的全面银行危机,就由香港银行业监理处出面,找中银港澳管理处的蒋文桂,要求中方出面,协助解决嘉华银行的问题。
  
  过去恒隆银行、海外信托银行、友联银行等发生危机,港英政府为免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秩序,维护香港金融中心形象,保护存户利益,多由自己出面处理。以恒隆银行为例,港英政府重新立法,动用政府外汇储备基金收回为政府银行。
  
  中银港管处将问题提到工委经济领导小组讨论。我是小组组长,讨论了三方面的事:
  
  一、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后,中英合作关系发展颇佳。现在港英政府处理香港金融市场有困难,我们应给予配合。估计他要求中方出面,是由于前几次直接动用外汇基金救市,受到香港舆论和各界批评有关。
  
  二、根据中银派人到嘉华查阅账册的初步了解,该行坏账甚多,多系家族另组公司出面贷款,却无力偿还所致。这是违反香港银行管理法的。并且家族成员多为行内高级职员,不顾念银行亏损,照领高薪。
  
  因此,中银港管处对增股事有两种意见,一是从管理与坏账情况出发,主张不予支持;一是从政治上考虑,如果港英政府肯负责处理坏账,可以考虑。
  
  三、中资方面,中侨委已同意香港中旅与侨商合作参股,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也有意单独参股。如果答应英方与其合作,中资由谁出面?是参股还是接收?需做决策。
  
  除第三问题,小组决定,同意英方要求,但对坏账应请做出保证。并同时报中央、国务院,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请求批准。也请求北京裁示中资由谁出面。
  
  我随即去深圳,用电话向张劲夫汇报,请他从速批复。
  
  中侨委与中信纷纷表示对嘉华有兴趣。中侨委要香港中旅负责人找陈达明(他分管港澳侨委工作),要求支持他们参股或接管。中信董事长荣毅仁要他的副董事长唐克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原则上我们没有意见,只要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同意。但中侨委也有此打算,而且是在中信之前已和嘉华有接触。因此,究竟由谁参股、接管,请各家在北京解决。
  
  最后结果是,港英政府同意利用外汇基金担保,对该行坏账负责;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的中信接管,并派中国银行前董事长金德琴,担任嘉华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经过一年整顿,即走上正轨。
  
  45
  
  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早年动议,后经中国政府同意,港英政府决定参与兴建大亚湾核电厂。八六年四月底,苏联彻诺比核电厂、美国三浬岛核电厂发生意外事故,引起港人担心未来安全,引发了香港市民反核活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这座核电厂的核反应炉由法国厂商制造,发电设备由英国厂商制造,而由中国水电部所组成的公司,与香港英商嘉道理旗下的中华电力公司合营,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八六年三月,有关双方签订“大核”的主要合同,距动议初始已历七年,社会给予正面评价,认为有助维护港人和外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双方在谈判合作的最后阶段,一度为了一些“条件”讨价还价,争议不得解决。李鹏当时是国务院主管水电业务的副总理,找我到深圳宾馆,要我出面找嘉道理协商。他对我执礼甚恭,一口一个“社长”,向我介绍情况,要我出面同嘉道理讲一讲,转告李鹏的意见,假如再谈不拢,就准备拆伙了。(究竟哪些问题谈不拢,我也不清楚。)最后送我到宾馆门外,还笑着说:“烦请‘社长’帮忙。”
  
  我回港后,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内的“美心”宴请嘉道理,很婉转地传达了李鹏的意见,没提“拆伙”,我讲,李副总理希望合作,关于纠纷,有关部门的最后底线,你们也知道了,他不准备改变了,希望能谈好,不要终结。嘉道理二话没说,看来他是听懂了。老人可能罹患帕金斯症,双手颤抖不易进食,我一再为其助食。不久,双方签约。
  
  大亚湾核电厂离香港五十公里,处于香港上风。开始遭部分环保团体反对,继而一些压力团体参加,四月下旬终于引发号称有一百万人签名、声势浩大的反核活动,还遣专人将签名送北京,向国务院请愿,要求大亚湾核电厂停建或迁厂。
  
  反核声浪与日俱增,最为港人听得进的口号是,对安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是一个虽具理性,却偏重感性,很难解说的心结。同时,还对中国自己管理不放心。
  
  我专程赴北京,直接向赵紫阳建议:“可不可以考虑,把核电厂换一个地方,离香港远一点?”
  
  华国锋当政时期,我在江苏工作,争取到国务院批准,在江阴县长山建中国第一座核电厂,发电量也是九十万千瓦,还在苏州市成立了核电研究所,做筹备工作。为此,将水电部已决定在江苏筹建自行设计的三十万千瓦的核电站,迁往浙江省秦山,以便集中力量搞大核电厂。后来,反“洋冒进”活动,迫使长山核电厂“下马”。改革开放伊始,广东省捷足先登,将此“下马”项目争取到大亚湾“上马”!
  
  我和赵紫阳开玩笑地说:“假如核电厂仍在江苏,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事了。”
  
  赵紫阳答复我说:“这事已经考虑过,一个仍在原地建,一个搬个地方。小平同志已经过问这件事了,要看他的意见。”
  
  赵要我等待几天。
  
  隔了一天,赵紫阳要我去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小平同志的意见,要顶住,原地不动。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如果现在中国顶不住,将来香港政府遇事更顶不住。”
  
  中央既已决定,我回港后,只有争取港英政府合作,尽力做好市民工作。
  
  对于这次“核恐慌”、“核示威”活动,工委做了两方面的考虑,既要妥善应付“压力”,更要争取港人,平息风波。首先要力争港英政府合作解决,因为核电站是中英合作项目。
  
  香港政府很合作,推动行政局、立法局议员到法国、美国、日本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安全是有保障的。同年十一月,港府财政司瞿克诚发表公开报告说,已批准向核电厂购电的和约、已批准的中电参与核电厂计划,都不能贸然撤销,否则香港信誉及对外关系将大受影响。
  
  中英双方在民间都做了工作,以增加市民对核电站的了解。核安全咨委会就是那时候成立的,现在仍在运作。
  
  我们派副社长陈达明专门与水电部和大亚湾核电站筹备处联系,并取得中国科学院的帮助,公布了对核电厂技术安全的研究报告,结论是一致的:法国核电制式反应炉是安全的,与苏联用的不一样。我们还组织内地专家到香港办核技术展览会,组织港人去大亚湾工地参观。中国的核能专家、香港数所大学的自然科学教授,纷纷就世界核能科技的进步、泄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等等,在大众传媒发表意见。
  
  这些工作都得到香港政府的密切合作。虽然香港社会仍有不少人有意见,但激……(录入者注:扫描件中此处脱漏)建核电厂”风波逐步平息了。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