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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展开“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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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深圳工委扩大会上,正式提出执行“一国两制”,依靠“两翼”的方针,一“翼”是依靠工人阶级,另一“翼”是广泛开展爱国爱港、澳统一展现,这和一贯提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大大“出格”的。
  
  这是我认识上的变化,“出格”有据:
  
  其一,中央决定,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或更长时间不变,由当地人实行“港人治港”,未来特区政权应是资产阶级为主,有工人阶级参与,各阶层联合的政权,它基本上属资产阶级性质。这就需要有一个广泛身后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工作为基础。
  
  相反地,如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工人阶级为主,组织特区政权,“港人治港”成为“港共治港”,其政权属工人阶级性质,显然不符中央所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其二,重新分析香港的工人阶级。香港新华分社以前的领导层,仍停留在划分蓝领工人、白领工人这样的层次上(蓝领从事体力劳动,白领从事脑力劳动),对中间阶层既未涉及,也未分析。我初到香港也是按这样的区分来认识问题和确定方针的。不久,在认识到香港有一个中产阶层后,我感到把香港工人阶级局限在八十多万产业工人上,显然不符合已发生的阶级状况。
  
  香港人称为“打工仔”的范围很广,凡是为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服务的人,都包括在内,总人数不仅是八十万,而是二百八十多万。香港还有一个名称——“打工皇帝”,是指企业、机关管理阶层的中、高层人士,他们虽然并非投资者,不是资本家,月薪却很高,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都有。从阶级观念分析,实际上,称中产阶级为中间阶层更符合实际,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讲,其中一部分已属于工人贵族,接近资产者,他们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已不完全属于工人,而更接近资产阶级。广泛地讲,依靠工人阶级应该包括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中、下层。
  
  从香港社会实际看,很多人又不完全是“打工仔”,从某个角度看,他们自己也是投资者,所以工人阶级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所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分化。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所追求、向往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完全是资本主义,他们追求的是现实利益,情况比原来想象的复杂。
  
  要保持香港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长期不变,就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同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至少在当前是矛盾的。当前实际状况和“一国两制”方针,都不是“埋葬”,而是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埋葬”至少是个长期的未来。
  
  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对当前和“九七”后“一国两制”方针下,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亦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提出:在资本主义不断繁荣和发展的前提下,要不断改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素质,这样才能不断改善劳资关系,使双方关系不至于恶化以至对立,保持香港长期和平共存的情况下,在经济上劳资两利,在政治上合作共处。由此也决定,在“一国两制”下,工人阶级对政权的参与,是合作、监督、影响,而不是领导、实行专政。
  
  我理解这就是邓小平所说,不在香港实行“四个坚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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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工会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应、支持内地的运动,成为主要任务,忽视为香港工人争取自身福利,严重脱离香港实际,“中间”工会乘此空隙,脱颖而出。我在新界见到一个老工友,他很不满地告诉我:“我们不断搞运动,忘掉为共有争福利。刘千石到处为工人争福利,哪里闹劳资纠纷,哪里就有刘千石。现在刘千石在全香港有名,我们工会领头的没人知道。”那时我刚到香港几天,还不知道有个人名叫刘千石。
  
  “反英抗暴”活动就是受这种“左”的政策影响。主导这个活动的“左派”工会,在香港社会的政治形象损伤很大,甚至被视为“暴徒”,英国政府逮捕几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会的工人,被释放后,又被资本家大批解雇。此后“左派”工会就处于停顿状态,共产党员身分暴露,党组织被英国掌握;再加上工会领袖年岁大,社会形象不佳,有些人被直指为“左仔”,又对现状拿不出办法来。而且工会会员大多属于蓝领阶级,文化水平低,年纪大。
  
  因此,整顿“左派”工会,确定工会的正确方针,解决工会干部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就成为我到香港后很重要的工作。
  
  许多工会干部和工人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很不理解为何“反英抗暴”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反对英国有什么错?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应该反吗?他们对中央新的香港政策也不理解,认为香港“收回不解放”,仍然保持资本主义那么多年,“港人治港”实际上是资本家治港,岂不违反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什么香港不能让工人阶级领导?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反复说明“反英抗暴”是四人帮利用香港工人的爱国情绪,试图改变中央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正确方针,使用暴力提前收回香港。这是四人帮控制的中央犯的错误,不是香港工人阶级犯的错。但香港工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对“收回不解放”的问题,我们说明工人阶级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原则,希望能说服他们,“统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党章指出,党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实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当前实现社会主义,演绎到香港的现实斗争中,“一国两制”是党在香港的最低纲领,是当前斗争的纲领。我们没有放弃在香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的提法,但那是远期目标,至于将来怎么实现,要在今后实践中探索。
  
  我们确定了工会的新方针,即香港工会要为收回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服务;当前,要为争取工人本身的福利服务。工会应该关心香港社会,关心自身福利,这是主要任务。配合内地,应从香港的实际出发,不能同内地采取一样做法。在争取工人本身利益时,应服从“一国两制”的总方针,在同资本家的矛盾和斗争中,应采取劳资两利的政策,劳资协商的方式,不要动辄用罢工斗争手段,必要时才考虑其他适当方式。换言之,应该视协商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形式。
  
  八五年“的士”司机大罢工,在九龙弥敦道游行,罢工代表到新华分社请愿。我们由祁锋出面接待,并告诉他们,这是香港政府管的事情,应该去找他们解决。社会舆论反应很好,认为新华分社没有利用罢工干预香港政府的事务。让祁锋出面,是我们商定的,因为祁锋曾指挥“反英抗暴”,被某些港人指为“左仔”,对他印象不好,我们想通过这次,改变他和“左派”工会的形象。后来,工会根据“劳资两利,协商解决”的方针,与资方协调,很快达成了协议,顺利解决了罢工问题。在香港社会,尤其是工商界反应比较好。当时“中间”工会也介入了罢工,争夺罢工的领导权,提的口号、条件高,但未被工人接受。
  
  事实说明,“左派”工会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后,符合香港实际,能被香港工人阶级和香港社会接受。
  
  在新形式、新工作方针下,我们对“左派”工作进行了整顿,依靠工会自己的努力,培养新领袖,以代替老领袖。老一辈思想上“左”的意识多,社会形象不佳,要改变很困难,所以需要培养年轻、有知识、思想开放的一代。现在工会的几位领袖都是这样产生的。我交代分工管理工会的郑华,允许工会领导人有自己的风格、语言,对外言论可以不同于内地、新华社的表达方式,即使有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责备追风,放手让他们去做,以免他们脱离群众。我们还让谭耀宗专门去英国学习,这几年他在立法局表现不错,既能代表工人,又不给人“左”的印象,社会上比较能接受,知名度也高。他同右派工会的立法局委员彭震海的关系也处理得好。又如陈婉娴,九一年直选,她获得四万多票,只差一万多票即可当选,社会形象也很不错。这些都是工会培养的新领袖。
  
  调整工会结构,也是重点。工会会员重新登记,并且着重发展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白领阶级,成立新的工会来吸收这些人,而且在行动中树立新的形象来扩大影响。八四年工会开始整顿后,“左派”工会发展的人,每年约减少一万人(因年老退休或死亡),而发展吸收的新会员也约有一万人。“收支”相抵,保持十七万人。
  
  为了进一步发展工会,通过工会发展其他方面的群众组织,新华分社成立三个分区办事处即分工委以后,工会就实行双重领导,即基层工会由上层工会及分工委双重领导,业务工作以上级工会为主,党的工作以分工委为主,开始他们有些不习惯,抗拒较多。但双重领导的目的,是想在分工委统一部署下,除工会本身业务外,配合做一些其他工作,如屋邨的居民工作。九二年直选以后,我从报纸看,“左派”工会设立了分区办事处,我认为他们认识到地方工作的重要性了。
  
  香港工人阶级有三大特色:一是处于分裂状态,二是白领工人不断增加,三是流动性大、变动性大、福利少。
  
  大多数工人并未加入工会组织。工会总人数不到二十五万,如以香港有八十多万产业工人算,只占三成;如按香港工人阶级二百八十万人算,工会会员还不到百分之十。
  
  处于这样状况下的工会,又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右派”工会是台湾国民党控制的,还有“中间”工会,主要领袖为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刘千石。
  
  三种工会,“左派”的力量比较大,当时号称有二十万人,其中登记、缴会费的有十七万人;“右派”工会有三万多人,“中间”派工会有二万至三万人。
  
  由于左、右两大派势力的划分,香港的工会、工人阶级一直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彼此很少往来。
  
  港澳工委的方针,是逐步解决香港工人阶级分裂的状态,要求“左派”工会做统战工作,争取和“右派”工会、“中间”工会团结合作。
  
  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左派”工会举行纪念酒会,工会、新华分社都邀请“右派”工会的人士参加。我每次都到场。八五年,我利用参加工会酒会的时机,主动同香港“右派”和“中间”工会的领导人、工会工作者见面,进行了一次不算座谈会的座谈会。那天,事先并未如此安排,“左派”工联会郑耀棠告诉我,他们都在,我临时提出要去看看他们,并坐下来谈话,主要讲香港工人要团结起来,不要分左、中、右,一起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繁荣香港而工作;并且解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看来比较满意。“左派”工会与“右派”工会逐渐地增加了联系,香港政府组织劳工顾问委员会,港英政府有意让“右派”工会也有代表担任委员;“左派”工会有两种选择,一是抵制,二是也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决定参加,确定同“右派”工会合作。并联手选代表,形成左、右两派工会联合的局面。
  
  鉴于香港实际的情况,工人对共产党的看法,受到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白领阶层本身就意见分歧,因此吸收他们进入“左派”工会的可能性不大,要团结这些人,就要发展“中间”工会。我们决定支持港九劳工社团联会的李启明等人所组织的“中间”工会,并推荐李当咨委会副主任,以提高他的知名度。
  
  要争取“中间”,不仅对工人,也要对教师、公务员做工作。素图话(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会长)曾经是年轻教师爱中国、要求回归中国的这一派,他曾经自己要求参加共产党。我到香港后,每年与司徒华见面一、两次,他曾向我表示,看了《陈云选集》之后,不想加入共产党了,假如以非党员身分,工作会更好做一些,个人自由度也更大一些。我同意他的想法。我认为,香港中间偏右的人占多数,争取中间偏右势力很重要,我们许多工作都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
  
  消除分裂状态,争取三派工会团结合作,成为“左派”工会新的工作目标,这些年来,虽经努力,但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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