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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统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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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权,并不同内地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中央起初提五十年不变,后来胡耀邦又公开讲:“一百年或更长时间不变。”这一总的方针、任务,确定了在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内地有显著不同。
  
  我的理解: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以前没有提过。列宁曾讲过利用资本主义,是一种局部的利用。以全中国范畴来讲,香港是一个局部;然而,从香港地区来讲,却是一种全面、长期的利用。“九七”前后,如何规定香港共产党组织的责任,不管称之“领导”也好,“推动”也好(我后文将有论及),都要在那里实行“一国两制”,贯彻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原则。而要长期不变,就不仅仅是维持现状,中英联合声明中提的要求是要“保持繁荣、稳定”,因此,香港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就必须研究如何使当地的资本主义不断繁荣,亦即不断有所发展,以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对香港的共产党组织来讲,这个命题完全是个崭新的课题与挑战。
  
  这就需要研究香港过去的发展经验,以及今天的状况,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就必须重新认识香港,对香港社会重新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调查研究,这也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前提。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要从重新认识香港开始。重新认识香港,又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认识其在战后进行改革演变,适应发展规律,得到新发展的经验,求得香港资本主义继续繁荣稳定。
  
  邓小平讲过多次,在香港不实行包括共产党领导在内的“四项坚持”[注],在此原则下,“港人治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前提下的“港人治港”,是资产阶级为主执政下的“港人治港”,而不是工人阶级为主执政下的“港人治港”,因此,也不可能由北京派人来“京人治港”。
  
  注:思想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作为中国在港的派出机构,港澳工委、香港新华分社,也不能派出人员参加治港。毛钧年虽是道地的港人,但他已是新华分社的副社长,公开的共产党员,不管未来其个人主张为何,如果他以共产党员身分参加“港人治港”,不论实际上,或观感上,都是中共代表治港。即使有少数隐蔽的,即秘密共产党员以港人身分参加治港,他们也要执行基本法与香港原有的法律、规则。如果党那时有“指示”,不符基本法与香港原有法规,他应拒绝执行。除非依法定程序,修改基本法和原有法规。
  
  总之,未来的“港人治港”,其性质是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各阶层联合政府。有别于大陆的工人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随着经济的改革,未来发展会有变化——这是我现在的观点。)也有别于港英统治下的殖民专制政府。还可能有别于西方某些大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工人阶级很少能直接影响的政府。
  
  我和赵紫阳、姬鹏飞个别交换意见时涉及这一认识,没有深入探讨。赵紫阳的回应很简单:“香港的事情,我们少管,越少越好。”看来他是同意的。我还估计:“第一任行政长官,很可能是‘亲英’的。”两人都没有表示反对。
  
  这些认识,不仅成为我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依据,也成为后来制订香港未来政治体制模式的主要考虑。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当前是为了多交朋友,争取香港通报关心;并为九七后,无色、培育治港人才。
  
  根据邓小平意见,香港统一战线不要求和内地一样:爱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所提“更广泛开展港澳统一战线”的概念,对港澳统战对象只要求“爱国、爱香港”。这是符合香港、澳门当前实际,可以广泛团结港澳各方人士,实践“一国两制”的设想。我在统战工作上的思想和作法,都是根据他的这些思想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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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和中共中央常委的一次谈话中,主张在港澳的统战工作,“要敢于做大右派、大特务”的工作,“敢于和他们交往,做朋友”。我决心打开统战局面,就从这方面着手。
  
  港澳工委,新华分社传统把社会各界从政治倾向上,分成左、中、右。社会上也有类似这种分法。所谓大右派,是指大资产阶级中的亲英派、亲美派、亲台派等等香港社会上层人士。
  
  自我和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在中文大学马临处会面之后,就与他们建立了一个经常接触的“君子协定”。钟士元是行政局首席议员,是华人参加香港政府的首席;邓莲如是英资财团太古洋行出身,是英国政府和英国财团培养推重的首席精英,后来,英政府还让她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皇室授予她勋爵爵位,可见倚重之深。利国伟是香港世家之后,恒生银行董事长,属于汇丰集团,在华人银行界居首位。我想,同他们建立定期直接接触关系,可以了解香港亲英阶层,以及港英政府的意见。我们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李储文在职时,李同我一起去;李去职后,乔宗淮同我一起去。主要是一起吃饭,多数由他们请我们,地点在利国伟恒生银行的俱乐部,也有几次我们出面请他们。吃饭时,互相交换对香港问题的看法,比较融洽。因此后来也逐渐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在以后的接触中,他们要求以行政局、立法局的名义同香港新华分社、同我接触。对此,港澳办表示反对,坚持不承认他们代表行政局、立法局与我们接触,认为他们意图利用这个机会,让中国机构承认他们两局的地位。我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不但同他们进行私人个别接触,并利用春节、国庆节宴请两局全体议员,也接受他们集体请我吃饭。
  
  中国承认不承认香港政府两局地位,一时也成为香港的敏感问题。在记者问我既然请两局议员一起吃饭,为什么又不予承认,我只回答:“尊重不等于承认。”因为我在宴会上讲了“尊重”两局的词汇,免与北京相违。考虑他们在香港的地位,在中、上层甚至下层某些人心中,他们有相当影响力。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在未来特区政府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地位,争取他们,无论在当前或以后,都非常必要。
  
  为了对港英政府中的华人高级官员开展工作,前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告诉我,他部下总政文工团有一女团员要到香港来,她的义父张有兴是香港市政局议会主席,因为有这层关系,河北省委不批准,要我帮忙。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专门向总书记胡耀邦打电报,希望能批准她到香港,打开与张有兴交友之门。胡批准了,并指示公安部派专人去河北省委所在地石家庄办理这件事。经过她介绍,我们与张有兴有了接触。
  
  当时港府华人官员与新华分社接触,包括接受邀请吃饭,都要事先经过港英政府批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主动争取多联系多接触了一些人。后来包括警务处长李君夏及他的英籍前任,我都请他们吃饭,开始有了个别接触。
  
  在交朋友、互相增进了解和沟通的目的下,我们同香港政府高层官员的交往逐渐增多,不仅是我,分社的其他同仁也交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对港英政府的政策、情况都比较熟悉,其中有不少人,在“九七”后的特区政府中可能会继续任职,对政权延续、顺利过渡,将会起很大作用。
  
  在文化界、传播界的一些所谓大右派,很多都是反对共产主义,以至反对中共的。有些人还经常发表文章批评中共,“香港前景研究社”就属于这一族。这一族人士也有区别,不少表示反中共,但爱中华民族,也有一些人当时“批毛不批邓”,批判毛泽东,赞成邓小平,认为邓的改革开放主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香港有相当多数年纪大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传播界人士、专栏作家、评论家、老报人,是从大陆到香港的,对共产党多少都有意见,以至怨恨,他们有些坐过中共的牢,受过摧残,吃过苦头。
  
  和这些人相聚,我同他们采取不强辩观点,意识形态的差异暂搁起来,先求缩短差距,“求大同,存大异”,在爱国,或爱中华民族,国家统一上交朋友。前景社的人士与我第一次接触时,尖锐地批评中共,但他们表示不反对香港回归祖国。《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李怡当时问我,“我们是不是爱国者?”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们是爱国的。”我至今仍然这样看。我当时在另外一场合曾表示:在爱中华民族,在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赞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在批评毛泽东,批评共产党方面,可以存异。
  
  当时在报上几乎天天写反共文章,尖锐地笑骂讽刺中共、拥有相当读者的《明报》专栏作家哈公,他也是从大陆来香港的,且在香港中方机构工作过。此公好酒,我同他接触,就是吃饭喝酒,我酒量不好,只能勉强陪他喝几杯,不谈他写文章反共的事,也不谈政治。他真名叫许国,与我同姓,酒过三巡,他称我本家,彼此间距离拉近,交上了朋友。可惜他不久去世,结束了再进一步交往的可能。
  
  我想,同反对派对话,就有沟通的可能,也就有可能减少阻力,有些人还可能成为助力。当然,不能讲反对派意见没有正确的部分,从马克思主义观念讲,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是发展的,真理是相对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总应该注意接受他们意见中正确的部分。
  
  我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基本态度是待人以诚、以信、以礼、以师。对待朋友,相待以诚,不虚情假意,不搞权术。相处之道,不说假话,一时不能说的,可以暂时不说,或用另一种方式说。平等待人,相见以礼,“大”人物、“小”人物都一样,还要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虚心求教态度。另外一个重要原则是有容有忍,特别是要容忍别人反对甚至当面责骂,否则难与反对我们的人相处,也就无法去争取反对派。对反对的批评和舆论,如有必要,可以在报刊上辩论,但仍可继续做朋友;见面时,可以辩论,可以少辩论,也可以不辩论;甚至只讲友谊,不谈政治,通过朋友之间交换意见来谈一些问题。友情深,可以适当辩论,由浅入深,视对象而异。从淡淡之交走向逐步深交,以求逐步改变反对者的质与量。可惜在这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够,失去不少机会。
  
  香港中国联合银行董事长余兆麒,是一个国际反共组织的副会长(会长是台湾的谷正纲),有人介绍我同他见面,他提出要我去见他,我同意了,他年岁比我大,依中国人尊老的习俗,我应该“移樽就教”。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房间正中挂着蒋介石的大幅照片,室旁还插有一面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幅“国旗”。老人八十多岁了,身体显得很好。见面时,我们相对而坐。我就面对着蒋介石像。余兆麒表示对中国大陆当时的政策很欣赏,对邓小平评价很高。他说:“共产党现在变了,变得好,既然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把名字改一改呢?不要叫共产党,叫民主主义党或其他什么。行吗?”他说过去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他向我讲了他们从大陆撤退时的情景,还讲了一些恩恩怨怨的话。对他的态度和说法,我没有介意,我讲:“国共两党过去的帐,不管谁欠谁,都过去了。都是中国人,不要再做什么回忆了,还是面向今天,共同为中国的繁荣、民族的统一,大家再重新做朋友、重新合作。现在大陆改革开放,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并没有放弃,你的想法很好,但这种想法是互相不够了解造成的,谢谢你的好意。”我同这位老人,以后就相处颇好,每逢过年过节,他还特地送些小礼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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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稳定香港,我领会中央意图,首先要把华人资产阶级中的大资本家稳定下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对香港华人大资产阶级,以及在港的华侨大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香港资金流出多少,流进多少,他们的动态如何?
  
  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同香港著名人士会见,都是经过新华分社提名,大多认为是爱国的资本家。中央负责人告诉了他们有关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也听取了他们对收回香港的意见,不少人回香港后或多或少开始向境外转移资金。这种事瞒不了社会,引发社会性的移资、移民潮。因而,稳定和争取大资产阶级,成为稳定社会的重心。
  
  对这些人做工作,困难在于不易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和过往的实际,本质上是对付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本家的。其次,香港许多资本家,在内地有被“共”了一次“产”的经验,对共产党怀有戒心,他们担心“九七”后,在香港新发展的财产,又可能被共产党没收或者“公私合营”,当时,香港流传一个说法,叫“联合国”,意即共产党先用公私合营的办法同你“联合”,后再“国”有化。包玉刚便亲自向我提过:“香港人怕‘联合国’。”
  
  我相信:“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是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了解香港中外资产阶级心态,为长期利用香港,稳定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而制定的。在这样的政策中,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立面,也不仅是同路人,而是实现这一政策的执行者。“港人治港”,或“香港由当地人治理”的实质,是由当地各阶层香港人,尤其是资产阶级自己管理。这就是邓小平所说,在香港,不实行“四个坚持”的具体内涵。除外交、国防外,中央政府能不管的,将尽量不管;只是如邓小平所说,在香港自己无力管治的特殊情况出现时,中央政府方出面给予支持、干预。
  
  而且,中央对香港不仅不会改变私有制,实行所谓“联合国”,又来一次“共产”运动,还会给予新的发展条件。胡耀邦要我“吃透”中央政策的精神,我以为这样的认识,是接近这一要求的。
  
  这也就是我在深证工委扩大会上,关于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既依靠工人阶级,又依靠统一战线,制定“两翼”理论和原则方针的依据。这一依靠两翼的方针后来经总书记赵紫阳口头批准。具体情况后文交代。
  
  我在港澳的统战实践,就以此为根据。
  
  我们开始设法打开接触面,特别是一些以前同共产党、新华分社少接触或没有接触的人。香港华人资本家当中,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产生不同的派系,如广东帮、上海帮、福建帮、齐鲁帮……广东帮里又有潮州帮、番禹帮……,附件帮又有侨帮……侨帮里又分印尼的、泰国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从关系上分又有亲英的、亲台的、亲美的、亲日的;还有一些豪门世家,是由过去英国的买办家族发展起来的。
  
  我们对各方统战人物广泛接触,力求不厚此薄彼。社长、副社长分工,固定经常联系交往对象,逐步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增长互信和有意。我分工的是包玉刚、李嘉诚、郭德胜、邵逸夫、霍英东、查济民等十多名,都是华人大资本家中的顶尖人物。他们关心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也关心内地经济、政治方面发展情况,经常向我提问,探讨发展趋势。
  
  生意上的事,他们反而谈得少,他们多是这方面的能者、成功者,和我交往期间,相互政治上的需要,多过经济上的需要。
  
  八三年前后那几年,正值香港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对于在香港“投资”,感觉彷徨。尽管邓小平要“投资者放心”,但大多数资本家相反,是“不放心”。
  
  邓小平的话,固然是以“一国两制”为基础,为稳定香港资产阶级而发,也说明要稳定香港,主要对象是“投资者”:资产阶级。
  
  香港的“金王”胡汉辉约了一桌朋友,在家中请我吃饭。“赌王”何鸿燊在座,他是一位很具幽默感,会说笑话、健谈之士,饭前几乎他一人“包场”,他说完一个笑话,大家笑一阵后,他又来一个,又笑一阵;席间,胡汉辉才涉及他请我赴宴的“正文”,他径问:“社长看香港前途怎样?”胡汉辉和杨奇是老同学、老朋友,他大概从杨奇那里了解到一些我的情况,也就开门见山,不怕我见怪。我也乘何鸿燊渲染的欢乐气氛,简单地笑着回答“谁有信心,谁未来得益最大!”胡汉辉也许听进去了,他未去世前,曾多次邀我吃饭,几乎每次都重复这句话,表示“欣赏”之意。我知道他那几年生意做得比较称心。
  
  我到港不久,体会到:商人的政治倾向,往往是和他做的生意“挂钩”。生意上、融资上,得到谁的支持,往往就倾向谁。多家支持,就看谁支持得多。有些人时东时西,有些人保持“中立”,往往也是这个因素起的作用。所谓“亲中”、“亲英”、“亲美”,大体如此。我就在工委会中提出: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资源”,在港澳培养一批亲中的资本家。在港的中资机构,不要怕受指责,要为此方针做贡献。还要运用内地“资源”——这是更大的“资源”,为争取人心、繁荣稳定香港做贡献。
  
  香港中资机构的客户发了财,内地往往批评说:“外贸公司养肥了资本家。”这种批评本来就是错误的。商人如果不牟利、不发财,难道还为你外贸义务服务?我的提议得到做财经工作大多数同仁的赞同。
  
  几年来,我们不但直接支持了一批人不同程度地发了财,也做了一些努力,影响内地决策,为香港人经营内地业务,增添条件,帮助港人发财。
  
  对于一些遇到经营困难的人,我们还给予支持。有人批评我们这种作法是政治“救火队”,违背自由市场规律,可能对自由市场起破坏作用。但是,只要不违背当地法律、规章,我认为,这是过虑。事实证明,我们的几次“救火”,不仅使困难者走出困境,得到新生,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也使不少资产者相信,共产党确是变了,不再“共产”了。还帮助他们免于破产,支持他们继续发财。
  
  已故巨商冯景禧在和美商美林、法商某银行的合作中发生困难,失掉了控制权和基本的领导权。社会舆论因他平日作为,多不同情。但他的创业与从业精神,社会颇为称道。冯景禧找到新华分社寻求援助。我开会讨论,中银集团负责人,以及社内的广东籍同事都不积极。我说服了蒋文桂,还是协助冯,让他有条件进行重组,重新控股、当董事长。事后冯景禧高兴地去休息旅游,不幸中风去世。我们继续支持他的公子,接掌他的事业。
  
  还有一位姓冯的香港世家,他的公司发生财务危机,要求新华分社、港澳办给予支持。他是中国的老朋友,港澳办也同意支持他,可是银行不同意。不仅香港中银集团,北京总行也不同意贷款。港澳办李后出面和北京总行交涉,仍坚持不同意。李后没办法,要郑华转告我,斟酌怎么办?他把棘手难题踢给我。既然是老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我决定在中央给工委的“特费”中,拨出他们要求的数字,存入中银作为抵押,再由中银拨给他们同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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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年深圳工委扩大会,我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统战工作主要争取的对象,是中间阶层,亦即中产阶级。为打开香港的统战工作局面,必须从大资产阶层突破。一旦大资产阶层代表人士肯与我们接触,中产阶层人士便易于和我们交往。
  
  八五年间,统战工作已打开基本局面,我要求主管统战工作的工委副书记李储文,对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包括宗教工作,提出规划,以供讨论执行,他拖延很久,直到退休,迄未做到。
  
  接下来乔宗淮分管统战工作,我请他筹划一个统战工作规划,巩固既有统战关系,扩展新关系,重点放在发展中间(中产)阶层。
  
  我们试将香港的中间阶层分为三个部分:中上、中间、中下。我们分析,中间阶层是个变动的、过渡的阶层。相当多的人会从中下、向中间、中上发展,已有一部分人接近社会上层,或已成为社会上层。也有人从中上、中间向下变动。
  
  中间阶层的普遍个性,是企求向上爬,思想倾向满足于沿现社会阶梯发展。也有不满足的人,他们正在日见增加,要求有一个较平等发展的民主环境。
  
  中英香港回归谈判斗争中,他们在维持和改变社会现状之间,急剧地变异、分化。他们政治倾向上的独立性本来不多,又夹在两大政治(中、英)势力交锋的夹缝间,因而不太可能摆脱两者的影响,真正独立行事。
  
  中间阶层也普遍存有惧共、拒共的情绪,这正成为英国争取他们较易,中国争取他们较难的所在。因为他们多数受西方教育,受益于港英经济发展;加之新中国建国以来,运动频仍,受害者对他们产生影响。
  
  我们从两方面开展中间阶层统战工作。一是工作基础,改进“左”派社团的工作方针,从“一左二窄”的框框里解放出来;二是工作重点,加强和各类社团交往。
  
  新华分社内部为此新建科技部、文教部,加强文体部,重点是在加强科技文体界的中间阶层的工作。
  
  香港中小学教职员,既是群众工作,也是统战工作的对象。我和“左派”教育团体负责人座谈,建议他们从自己的圈子里走出来,把全市广大中、小学教职员列为工作对象,要像司徒华那样,把全市大多数教职员团结起来。香港中、小学教职员薪给较高,生活比较稳定,但部分人士也对现状不满,亟欲向上发展。有些人还可能对港英统治不满。我们应多了解他们,依据他们的理想,把他们组织起来。
  
  我说:“抗战时,我开辟敌后根据地,先从中、小学教师做工作,出干部。他们不满现状,为求个人出路参加革命。收回香港和敌后打游击,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问题,但这个经验还可参考。”
  
  我也接触了不少社团的代表人物,请他们吃饭、交换意见。有些歧见过大的,就不谈政治,只做感情上的联络,让对象感觉,不因政治见解不同,就不能共处。李柱铭、司徒华推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后,我照往常一样,个别宴请他们。李鹏飞、谭惠珠找我诉说政见,以及对中英两方的感受,我耐心听取并回答他们,表达中国方面对有关问题的主张。在我宴请新界几位政坛“新秀”时,立法局议员黄宏发批评中国不重视香港民意,赞美港英政府;我虽不同意他的见解,但没有和他辩论。
  
  一些社会团体如狮子会、香港杰出青年商会的聚会,我也出席发表讲话,表达中国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前者是个世界性的民间社团;后者是历届青年精英组成的联谊组织(香港每年选出十大杰出青年),李柱铭、李鹏飞都是会员。
  
  压力团体“汇点”成立一周年纪念会,邀我参加,我欣然赴会。会场布置简单,人数似不满百,我随便坐在一张排椅上,听该会副会长杨森致辞。他在致辞中批评了中国。有位政协委员也应邀与会,见到此情景,在会后好意地和我打招呼说:“你怎么也参加这种会?以后不要再来了。”他的善意我领情,含笑点头致谢。香港记者没料到我会出席这种的会,只来了二、三名记者,追上来采访,问道:“你为何来参加?”我答:“他们请我来,我就来了。”他们又问:“其他压力团体请你,你会不会去?”我答:“只要他们邀请,我都会参加。”可惜后来并未再有其他邀请。
  
  每年的春节活动中,科技、文艺、新闻传媒界精英,新华分社能够邀请到的,我们都邀请。我了多次参加香港京剧票友清唱会。在赤柱招待所,我也举办过京剧程派清唱会,邀请了几十位程派名票友聚会,互展歌喉,大饱耳福。想不到名影星夏梦,也是程派名票,一曲“锁麟囊”,倾倒全座。
  
  参加名歌星的演唱会,以示我们对演艺界的尊重,也是工作之一。徐小凤婚后宽广的女中音,我很欣赏,两次观看她在红磡的演唱会。林子祥、钟镇涛的演唱会,我也去听了。梅艳芳的演唱会,我本想去“捧场”,因为去了内地,未能如愿。我很喜欢听她的一些歌。
  
  为了争取演艺界的友谊,我参加了钟镇涛的婚礼,还专门安排无线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汪明荃为人大代表。汪明荃政治倾向上属中间性,在演艺界有一定代表性。以往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香港演艺代表多属“左派”人士,我亟思突破这种现象。但争取增加人大代表名额未果,只能请原代表让位。我也很欣赏原代表的艺术成就,为了工作,不得已方出此策,结果未获谅解。
  
  至于未能与成龙等名影星相聚,我迄今引以为憾。大概由于台湾政治那时不许与大陆有关系的影星的影片在台湾放映,不便与我们接触。
  
  几所大专院校,是我们工作的薄弱部分。香港大学、中文大学较好,我们与两校前后任校长都有友谊交往。香港大学前校长黄丽松、中文大学前校长马临,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但是,与教授间的交往,和总人数相比,能交上朋友的,就显得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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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交新朋友的工作中,听到一些老统战对象的反应,他们表示不满,讲我们“注意了新朋友,冷落了老朋友”。
  
  我听到这些反应之后,感觉我们虽然没有对老朋友故意忽视,在客观上会不会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呢?我在工委会上明确提出“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工作方针。
  
  利铭泽在世时,当时新华分社的社会关系少,如果春茗由新华分社出面邀请,估计一些人士不会参加,利铭泽就主动出面邀请,这样他请到一些当时新华分社请不到的客人,使新华分社负责人有机会同他们接触。利铭泽去世后,利太太秉承他的遗志,继续担任这样角色,由她出面邀请,八四年元旦这样做,八五年也是如此,实际上,到八五年已无此需要了,新华分社已经打开社交局面,邀请的对象已远为超过。但为了尊重利铭泽以前对中国和新华分社的帮助,表示对他的怀念和感谢,我同意协调部意见,请利太太继续做。
  
  利铭泽生前曾率先集合香港其他一些大资本家与广州合资经营广州花园酒店,这是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杨尚昆并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时决定的。
  
  香港资本在广州花园酒店的投资比例占百分之五十一,控股,但实际拿出的资金比较少,绝大多数是中国银行贷款,还由中国方面担保。
  
  项目开始建设后,由于香港正处于经济低潮,内地也开始紧缩经济,中国银行决定对外资在国内的投资项目,不再担保贷款;香港方面增加资金也有困难,而项目必须增加资金才能继续下去。为此,广州市方面组织了一个公司来经营这个项目,提议要不港方增加投资,要不港方把股份让出来,由广州市单独继续经营。
  
  这时利铭泽已去世,利太太主持香港投资方面的事情,找到杨尚昆申述困难。杨尚昆就找我,要我出面帮助解决,实际上是要我出面找广东商量,仍然维持原来的协议,支持利家。杨尚昆自己也可能向广东打过招呼了,我找到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叶选平,又找了当时经办此事的副市长朱森林(现任广东省省长),经过反复困难的交涉,总算维持了原协议。
  
  对一些著名的老朋友,每年春节我都要去他们家里登门拜年,探望问候。如中华总商会里当年第一个挂中国国旗的爱国商人高卓雄,以及费彝民、安子介(南联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李子诵(香港《文汇报》社长)等等,表示对老朋友的尊重。费彝民去世后,我仍去他家,向他夫人苏大姐拜年,并让有关部门经常注意关心她的情绪,照顾她的生活。
  
  何贤(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和霍英东(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政协常委),都是中国的老朋友,何贤在澳门、香港很得人心,他虽然出身基层,但上、中、下,左、中、右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中国在澳门的工作,一直对他倚重很深。
  
  八三年,他同霍英东同时患上癌症,我知道后,立即向他们两人建议去北京治疗,我表示愿意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给予特别的关心。结果霍英东同意了,何贤仍决定去美国医治。
  
  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交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电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部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何贤在美国没有治好,回来之后不幸去世。他的去世,同利铭泽一样,对中国的港澳工作是一大损失。在香港举行追悼会时,我同样参加,并为他扶灵。
  
  何贤去世后,家庭内有纠纷,事业也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在工委会上经过讨论,确定支持他的公子何厚铧,帮助他解决银行的麻烦,继续何贤的事业。
  
  香港的左派工商界,很多都是中国商品,即国货的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改革开放之后,外贸渠道多元化,不再完全由外贸部和华润公司控制了,各省市、各部门都在香港自己经营进出口,都有自己的代理。这样,原来国货的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就受到相当的影响,不仅经济利润降低,政治上也感到受冷落,因为以往新华分社主要就是和他们交往,我去香港为打开局面,重点做大资产阶级、大右派的工作,相形之下,同他们的交往就显得少了。
  
  既然听到反应,我就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我在工委会上提出,要避免冷落他们,应与他们多接触、多关心,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特别对中华总商会的老关系,要多尊重,多在经济上予以照顾。
  
  因此,新华分社同仁便加多与他们接触,关心他们的利益情况。我并交代华润总经理张建华、中银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在外贸和资金上予以注意照顾,帮助了一些老朋友,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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