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禁书禁闻馆 >> 历史真相 >>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 第三章 中英谈判内外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
第三章 中英谈判内外

  18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在我任职香港的第二天,中英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第二阶段会谈,将于七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这一宣布,对当时正为香港前途持极为复杂心情的五百万香港同胞来说,是一件有人欣慰、有人期待、有人焦虑的事情。对一直关注香港问题的本地及国际投资而言,也是瞩目的大事。
  
  十九世纪,满清政府在英国的炮舰下屈服,鸦片战争后,先后同英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还有一八九八年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及香港地区二百三十五个岛屿九十九年。凭借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迄今已有一百多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不承认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自然包括这三个条约在内。但是毛泽东、周恩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的严峻形势,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决定暂不收回香港,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使香港成了中国对外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对打破西方的禁运和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中美建交之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解冻,香港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利用。周恩来曾经讲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做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建国几十年,一直不收回香港的原因。
  
  据我所知,中国并没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英国谈判香港问题的计划。问题是英国提出来的。
  
  一九七九年,港督麦里浩访华,他向外交部提出:“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将于一九九七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九七年以后继续租让。”很明显,麦里浩是来进行续约试探的。外交部对此没有一点准备,请示中央后,才答复他:“中国要收回香港。”外交部还希望他在会见邓小平时,不要向邓提出这一问题。麦里浩仍然坚持向邓提了,结果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他:“中国届时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麦里浩表示这样做,香港人会担心,邓讲了一句名言:“请香港的投资者放心。”请他回香港公开声明。
  
  邓小平这样一种说法,我估计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有了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参与有关香港的工作,这段历史情况不甚清楚,但可以讲,如果不是麦里浩来试探续约,不是英国首先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不会那时开始,很可能会推迟。
  
  中英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前,港督尤德从伦敦回到香港,记者们知道英国谈判代表团名单中有尤德,并且排名第二,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问他:“你是代表英国?还是代表谁?”尤德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回答:“我以港督身分代表香港市民参加会谈。”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即对尤德的讲话予以反驳,声明港督尤德只代表英国政府参加谈判。
  
  这是中英谈判活动中,中方第一次公开进行反对英国“三脚凳”谈判策略的斗争。北京会议上,我们曾议论到英方这一谈判策略,结论是:英国企图在两国政府代表之外,挤进一个代表香港的席位;在会谈中,借代表香港“民意”,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们决议,中英谈判,是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不容许有“第三脚”参加。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会征集尊重香港同胞意愿,那是中国政府应做之事,无需英国政府代劳。
  
  为此外交部还拒绝尤德的谈判随员、港英政府的新闻处长曹广荣,以港督私人秘书身分参加谈判的入境申请。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英国驻华大使很快宣称:英国政府不坚持曹广荣赴北京参加会谈。
  
  这样,几经周折,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英两国终于在北京台基厂头条三号外交部宾馆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会谈。
  
  我开始接触中英谈判,是在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廖承志去世,姬鹏飞接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新官上任,第一次召集了由他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这是一种由港澳工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不定期召开,分析研究港澳情况,拟定港澳工作方针政策,供中央决策。
  
  会议在中南海国务院第四会议室举行,与会的除主持者姬鹏飞外,还有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钟英,李后(李后这时已从秘书长提为副主任,乃兼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第二阶段中英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姚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陈楚,我以即将上任的港澳工委书记、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身分参加了会议,陈楚开我玩笑,见面握手戏称:“我们的港督。”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专门研究香港工作的会议,自认没有发言权,主要是听。
  
  会议的主题关于中英香港谈判问题,先谈到英国首相戴卓尔给赵紫阳总理的一封信。姚广读了信,信中戴卓尔表示对中国主权的立场已有所了解,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并表示她本人愿将香港主权问题交国会重新讨论。
  
  我知道,自八二年九月戴卓尔访问北京,两国高层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阶段会谈以来,中英一直未能开始正式谈判。英国不愿意交回香港,戴卓尔始终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
  
  她访问北京前不久,英国在与阿根廷争夺福克兰群岛的战争中打了胜仗,她是挟胜利余威到北京的。无形中表明了英国为了保持它的殖民地,甚至不惜一战。她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傲慢地表示,维持香港的繁荣,需要英国人留下来;并警告说,香港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邓小平非常强硬地回答她,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中国有信心,不认为收回香港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即使有,中国人也会勇敢地去面对。邓小平还告诉戴卓尔:“中国希望和平收回,谈判收回,如谈不成,中国也要收回。”虽然没有讲用什么手段收回,但意在不言中。
  
  以强硬见称的“铁娘子”碰了这个“钉子”,精神恍惚,在走下北京人民大会堂台阶时,跌了一跤,虽然这只是意外,实际上显示戴卓尔受挫折之深。尽管她在尔后的记者会上仍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声称:“从国际法论,这三个条约是有效的,我们的一切行动也是以这三个条约为依据的。”但她也不得不签署表示两国要对香港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联合公报。
  
  戴卓尔访华之后,两国外交部一直为谈判程序交涉。英国坚持要把主权问题列入谈判内容,中国则坚持主权不容谈判,只谈如何移交主权和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双方僵持、胶着了半年多。
  
  现在戴卓尔这封信显示英国终于退却了,不得不放弃“三条约有效”的立场。姚广读完信后,会场笑声一片,都为这个结果高兴不已。
  
  英国政府为何放弃“三个条约有效”论?会议并未讨论。会后,我与几个当过大使的朋友一轮,得到几点“共识”:
  
  第一,中国虽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也并未主动提出提前毁约收回的要求。问题是英方首先提出来的。说到底,三个不平等条约是大英帝国不光荣的侵略历史,在国际道义上站不住。
  
  第二,中国不是阿根廷,英国无力用福岛的方式,赖在香港不走。
  
  第三,英方已知中国收回香港的“底牌”:采用“一国两制”方针,这不仅可保持英国在香港既有的利益,还可以利用这一方针,争取更多的利益。
  
  第四,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让香港回归中国,避免中国采取其他方式,英国可以光荣撤退。
  
  姚广又把外交部正与英方就谈判开始时间,以及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向与会者通报,大家都认为,中英之间可以开始正式谈判了。
  
  李后将港澳办准备的一份文件发给与会者,是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收回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注],对香港回归和“九七”以后的香港政策,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既是和英方谈判的根据,又是“九七”后实践“一国两制”的根据。
  
  注: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1)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2)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外交由中央管理;(3)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人员和警务人员可以留用,可聘请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5)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依法保障居民的权利自由和私有财产;(6)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灌水地区的地位;(7)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卷、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自由兑换,继续流通;(8)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不向香港征税;(9)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10)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11)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负责维持社会治安;(12)中国将以《基本法》规定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及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五十年不变。
  
  后来,我才知道,这十二条基本方针,是麦里浩访京要求续约被拒之后,中央负责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廖承志等会见了几十位香港各方面人士,广泛听取意见,有关部门又配合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的。
  
  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中英谈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九七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九七年以后的管治解决了,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中方主要的一条策略;二、谈判日期要设限,订八四年九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具体的收回限期,邓小平没有讲。会议上估计,一种可能是,如果谈判无结果,到九七年七月一日强制收回;另一种可能是,加入九七年前,英国既不合作,双方又谈不拢,“他又在香港捣乱,‘拆烂污’,或者香港发生意外的动乱或暴乱,那中国也可能提前收回,不至于搞到不可收拾。”(这是邓小平的话)
  
  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活动基本上依次设计展开。
  
  然而有些干部对邓小平的“谈判设限”策略不理解。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梁威林、现任副社长的祁锋,在广州回答记者说,关于中方规定谈判最后时间是属于咨询。受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通报批评。
  
  19
  
  中国要收回香港,需要争取人心,前提是要真正了解港人心态。多数港人看法如何?中国共产党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
  
  来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绍情况的人都讲,大多数香港同胞拥护祖国收回主权;只有“极少数”不愿香港回归。
  
  来港不久,我就感觉,这一估计和实际情况差距甚远。我估计实际状况是,相当多人不愿香港回归,但不便公开反对;只有极少数公开表态。
  
  虽然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香港一直是个华人城市,中国人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外国人不到百分之二,其中英国人只占百分之零点几。从民族感情上讲,中国收回香港,港人应该感到高兴。然而事实使我改变了看法。
  
  七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各阶层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文化教育水准提高。英国殖民政府利用时机,改善和市民的关系,扭转形象。在它的诱导下,相当多的香港人特别是在中青年港人中,产生一种“归属”的情绪,自称“香港人”。我在和社会各方人士接触中,有强烈感觉,不少人出口便是:“你们中国人”、“我们香港人”。似乎香港已非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实体似的。
  
  有一次,我接受某巨商宴请,他的三个公子在座。谈到热门话题收回香港,我解释中国政策是“一国两制”,一切不变,要变的只是港府英国国旗换中国国旗,英皇委派港督换成港人自选的港督,不再是英国殖民地。一位公子很不以为然地反诘:“那不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了吗?”他那时脑袋中,已视香港非中国领土,自己是具独立性的香港人了。
  
  对于“爱国”,港人也有新的定义——这也是我的新知识。有一次,我和一些反对共产主义倾向的文化人接触,他们告诉我,他们是爱国者,但爱的“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爱国民党中国”,“我们爱的是中华民族。”
  
  香港五百五十多万居民,约一半从大陆来。主要有两次入潮,一次是四九年前后,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一次是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那次有六十多万人。新中国建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不少人逃离内地移居香港。
  
  这些从大陆移居香港的人,相当多数曾在大陆遭受过政治、经济,以致精神、肉体上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香港相当多数居民中,存有“惧共”、“仇共”情绪。几十年来,他们在香港立足生根,有些发家致富。中国要收回香港,他们第一个反应,便是会不会再来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共产党又要对他们“共产”。我和江苏籍的几位巨商比较熟悉,他们中有个第二代,更出言直率:“华人资本家怕共产党,‘上海帮’更怕。因为已经被共产了一次,余悸犹存。”“你说一国两制,不会共产了,毛泽东开始不也说,资本主义太少了!后来还不是‘共’了!”当时,我只能解释,共产党已经接受教训,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
  
  一些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则担心,“九七”后共产党在香港搞政治运动,“秋后算帐”,他们有些已成香港文化传媒闻人,在他们的制作言行中经常批评共产党。大陆移民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受西方教育,普遍担心香港的自由环境能否继续,相当多的中年人怕共产党来对他们实行“洗脑”运动。
  
  我感觉基层(香港称“普罗”)阶层多数有爱国热情,但也并非全数真诚“拥护”香港回归。即使“左派”阵营内的基层群众,他们对“一国两制”方针也有意见,认为“回归不解放”,即不能和大陆解放后一样,“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平常不关心政治的多数基层一样,他们担心“九七”后,生活水平下降,对大陆“大跃进”后,向大陆家人、朋友寄送粮油视频的记忆犹新。
  
  这些“惧共”、“拒共”、“反共”情绪,在香港社会弥漫着。相当多数港人开始希望英国人不要走,中共不要来。后见收回香港已成大势,又希望英国人多留异端时间;或中国收回香港后,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国际共管”。
  
  后来,港英政府公开打出“代议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内涵——以香港民意为基础抗拒中国对港事的干预。中英开始谈判以来,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参加,影响两国谈判,争取有个好的前景。
  
  英国在谈判斗争中,采用的“三脚凳”、“民意牌”、“代议政制”等策略,我认为,是英国基于前述港人的情绪,并加以利用;既赢得港人的信任,打击中国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中英在谈判斗争中,“针锋相对”,势所必然。
  
  英国政府常根据谈判斗争需要,不断“放风”,运用得比较灵活。中国方面则僵硬不化,固守“保密”原则,常陷于被动。
  
  我逐渐理解香港人这种在“两大”之间,极力争取自我存在、自争前途的情绪。于是尽力设法,增加他们有接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的机会。例如,尽可能多组团去北京会见中央领导人。然而限于两国谈判斗争策略,和谈判保密原则,我们始终没有找到更满意的途径。
  
  相当多的香港人在无法直接参与谈判以影响自己前途的情况下,不但对中共不信不满,也对英国失望。英国口头虽说,“从道义上讲,要尊重港人议员”(戴卓尔夫人语),使一部分港人想依靠英国抵制中国,以维持现状;但事到临头,英国本身利益与港人意愿矛盾时,便弃港人意愿于不顾,英国抛弃“三脚凳”策略,同意谈判只在两国之间秘密进行,使港人感觉被出卖。
  
  《信报》林行止在他的评论里,概括称:“中国不可信,英国不可靠。”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港人心态。
  
  当时,相当多数香港人对前途无可奈何,非常悲观,视香港回归之日,中国管治香港之始,即香港末日到临,相称一种世纪末的思想,在口头与文字上出现“九七大限”、“时光倒数”等悲凉词汇。不论有财无财,都尽量设法在“九七”前多搞一些钱。有人一面移民逃资,一面搞钱;有人则是准备有钱后,再移民他国。社会上也出现“无厘头现象”,即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嬉笑人生。
  
  几年来,我深感香港土地回归较易,香港人心回归很难。地归人心不归,不能算完全回归。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很难。
  
  20
  
  推盘恢复后,英国在香港就玩起民意,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三个条约有效”,另一方面又推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新策略,和中国政府的主治权不可分的立场对峙。一时间,香港社会纷纷出现代表英方立场的言论和方案,以主张“公司论”与“绝缘论”者最活跃。
  
  乔宗淮来港后,通过中文大学校长马临,认识了港英政府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议员邓莲如、利国伟。他(她)们是当时华人在港英政府中的最高级官员。我到香港后才知道,他们就是杨振宁向北京领导人所反映的,不满香港新华分社的代表人物。
  
  我来港三天,就约见了乔宗淮,随机在中文大学的校长别墅,一起会见了钟士元等三人。那是在新界中大校门对面的一处半山上,风景极好。校长马临出面设宴款待我们。吃饭之前,大家先在花园内坐下饮茶,闲聊起来。
  
  他们先向我“介绍”了香港人心动荡的情形,移民日益增多、移民心态无奈;又谈到投资者不放心,把资金分散——“鸡蛋不再放在一个篮子里”,纷纷外移。主要原因都是中国要收回香港。
  
  他们建议,中国稳定香港人心最好的办法是,采取香港经营“公司”的作法:中国收回主权,当公司的董事长,聘请英国为总经理,继续管治香港。英国驾轻就熟,香港人心就可稳定,投资者放心。
  
  主讲者是钟士元,他普通话生硬,结结巴巴,三人中邓莲如普通话说得最好。他们极力迁就我这个不懂广东话的内地人。
  
  我向他们较详细地推荐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看来,他们已有所闻,语气婉转却直率地表达:香港人对中国没有信心。中国政府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并无先例,试验能否成功,港人没有信心。而且还说中国政府也曾对西藏允诺给予高度自治,后来还是变了。中国过去的记录,使港人疑虑。
  
  我注意到,他们用词极为小心,不似香港多数传媒称“中国”为“中共”。
  
  我对西藏情况没有做详细的解释,只是告诉他们,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到西藏纠正了以前的错误。“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以后是不会改变的。”
  
  我应允将他们的意见,向北京反映。
  
  我估计自己并未说服这批香港社会的上层人物。他们同英国政府、英资财团关系较深,知名度高,具有社会影响力。要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了解、赞同中国政策,需要费较大功夫。我考虑让他们去见北京高层领导人,这样不仅可以让领导人直接听听他们的反映,还可以争取领导人对他们做工作。而他们也有此愿望——在他们去伦敦向英国政府游说之前,曾向我表示,希望有机会能去北京,代表香港政府行政局反映意见。
  
  我立即向中央报告与三人会面情况,建议邀请他们去北京,特别建议邓小平接见他们(邓小平很少会见宾客),北京很快便同意了。由我出面邀请他们以个人身分访问北京,而不是代表香港政府的行政局。邓小平见了他们。钟士元虽然比较老练,但思想比较固执,同邓小平见面时,仍然强调他们代表港人;邓莲如比较灵活,她随机应变,扯开话题。邓小平一开始讲话就不承认他们是港人代表,强调他们只是以个人身分来见面的。
  
  北京之行后还有个插曲。他们三人回港仍向新闻界表示是代表港人去北京反映意见的。我们立即向港澳办提出要求,将邓小平与三人谈话记录传来香港全文发表,一方面是不要港人产生错觉;另方面让港人了解邓小平讲话的全部内容,由他这位权威人士谈方针政策,争取港人放心。
  
  为配合我们的舆论,我利用向青年经理午餐会发表演讲的机会,批评某些要求英国继续管治的人,用了“殖民主义的孤臣孽子”这个词,试图对他们心理加压,改变他们的想法。后来听到社会上负面反应,感到用词确实重了一点,以后就吸取教训,注意讲话用的词尽可能照顾港人的心态和情绪。
  
  不久,汇丰董事会主席沈弼请我参观汇丰银行,并在顶楼宴会厅设宴款待。
  
  当时,汇丰新大厦尚未建,老楼低于中国银行大厦,大厦面临维多利亚港,可惜沈弼没有请我看海景。宴请用的是西餐,一道汤、两道菜、一道甜品。时间却长达三个多小时,作陪的是议员谭惠珠、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了),还有我的英语翻译。
  
  讲话最多的是谭惠珠,看来是有备而发。她也从社会人心动荡讲起,讲到香港人对中国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资。(她也用“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类词,但不用“逃资”。)她建议中国政府采用“香港公司”办法,当香港的“董事长”,聘用英国当“总经理”。她很露骨地说:“这样的办法,英国可以接受。”
  
  因为她用英语讲,连同翻译,用掉两小时。我虽和她第一次见面,其实已发现她普通话说得还可以。
  
  沈弼在谭惠珠讲话后,画龙点睛说了十多分钟:“就在社长先生您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上,”他指着我坐的长靠背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前次来,也坐在这张椅子上说:‘香港应该是西方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绝缘体,起这个作用。’”
  
  沈弼加重语气说:“李光耀先生说得好。如果贵国政府采用谭女士的建议,香港人就可免于恐慌,保持稳定繁荣了。”
  
  沈弼这番坦率的发言使我了然于心:以主权换治权,已成为英国政府对付中国收回香港的主要谋略。这个谋略的创始者是香港人,还是李光耀?为英国所接受?还是英国人自己创造,利用香港人传播?这有待验证,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这一阶段对中国收回香港的谈判斗争,谋略已明。
  
  我回社后,立即把我的分析电告中共中央。
  
  中国政府掌握各方面反映后,通过政府发言人和领导人讲话,重申主权治权不可分,没有治权就谈不上主权;“九七”后主权、治权要一起收回。
  
  沈弼口中所说的李光耀“绝缘体”理论,大陆决策部门认为,同戴卓尔夫人讲的“独立”有关系,她曾经讲,“假如香港是一般的殖民地,香港早就是另一个新加坡了。”这对香港社会某些人影响颇深。在我同一些港人的谈话中,就有人讲,“应该有香港自己的李光耀”,很明显地表示他们希望“独立”。有人干脆公开提出,希望在联合国或英国的监督下进行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居民是否赞成独立。也有一些学者建议用波多黎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认为波多黎各是美国辖下的一种“半独立”或“准独立”的自治模式,香港应该借鉴。
  
  所有这些言论,同“绝缘体”一样,都是希望香港脱离中国“独立”,或者成为某种变相的“独立实体”,这当然不符合香港是中国固有国体一部分的实际,不容允许;而在客观力量上,香港要像新加坡或英国其他殖民地那样“独立”,也是做不到的。
  
  当时更多的一轮,是希望保留英国人管治。实际上是希望香港成为变相的“独立实体。
  
  八三年七月,中英两国第二轮谈判开始后,英国代表果然提出了“过渡论”:认为英国撤出香港,把治权转移到港人手中实现本地化,需要过渡,距离“九七”只有十四年,时间不够,至少需要三十至四十年来过渡,香港才会稳定。这个过渡期,可以在中国主权名义下,由英国继续管治。
  
  至此,一直在香港各界酝酿传播下未公开的英国官方的“以主权换治权”谋略,终于明朗了。“过渡论”、“绝缘体”和“公司论”异曲同工,如出一辙。钟士元、沈弼等见我,是表达自己见解?还是英国透过他们向中国传达信息,进行试探?都有可能。
  
  然而无论如何,英国动员各方力量,为其谋略服务的本领,的确令我大开眼界。
  
  21
  
  英国在谈判的同时,为了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不断影响舆论,刻意发挥“民意牌”作用。对此,中国方面也动员舆论配合谈判斗争,不仅在内地,《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要发挥作用;在香港,对英国的“民意牌”也要有反应,不能回避。
  
  围绕“治权能否延续”等问题,中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宣传战。
  
  我们在香港发动了“左派”七十二个工会举行座谈,表达香港劳动群众赞同中国收回主权、“港人治港”的决策,在香港社会引起轰动,有报刊评论:“颇具声势”。
  
  为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我走访香港的工会、农会、群众团体、新界的居民区。我还广泛地接触中上层人士、传播界负责人,以争取他们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政策的支持。
  
  对此,香港报刊评论说:香港有些奉“中华民国”为正统的报纸,或者一向立场较为反共的报纸,在许家屯的宴请攻势下,逐步调整言论尺度,不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政策唱太明显的反调。电视台也起了一些变化。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夸大了。
  
  我也积极向港英政府人士、英资财团的负责人宣传中国的政策。
  
  怡和洋行的董事长西门·凯瑟要求见我。怡和是鸦片战争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他这是主动要见我,估计是代表在港英资财团,推销英国政府以主权换治权的谋略。
  
  我们在新华分社会客室见面。西门·凯瑟由怡和的一位华人买办陪同,他年约三十岁左右,有一股青年人的傲气。
  
  果不出所料,他是推销英国谋略而来的。我在他讲话后,向他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方针和想法,他很不以为然,多次打断我,批评中国政府的不讲信用。
  
  我耐心解释:中国情势已变,未来不会改变香港的经济制度,损害私人和企业家的财产。我理解他的心情,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大陆的产业损失殆尽。
  
  西门·凯瑟年少气盛,粗暴地打断我的话:“香港现在被英国人管得很好,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收回?既然一切都不变,为何要把英国赶走!”
  
  看来,他祖先的侵略心态依旧,我正色回答他:“为什么要收回?道理很简单,这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结果,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了。”“制度虽然不变,要变的是英帝国的侵略历史。英国殖民政府要下旗,撤回伦敦!”
  
  他见我面色起变,忙承认自己失言,请予原谅。
  
  我当即表示谅解,说:“我愿意和您做朋友。朋友间偶然说错话不要紧,您也不要放在心上。”
  
  八四年三月,怡和迁册百慕大,我想这不是偶然的。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内地遭受的待遇,给西门·凯瑟家族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南京长江大桥边,现在的江苏肉联加工厂,过去就是怡和洋行的一个大企业。中国实际上是把它没收了。因此,他们怕香港收回后,对怡和进行第二次“共产”。
  
  我曾想,我的话是否也成为西门·凯瑟家族决心迁册的因素呢?我如果和缓地回答他,是否可以避免事情发生?当然,这是个我无法得出结论的猜想。不过我当时想,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时,我将更理智对待。
  
  怡和迁册以后,收到香港各方面舆论的斥责。西门·凯瑟又要求见我,这次他改变了态度,解释怡和迁册纯属商业行为,希望予以谅解。我没有批评他,只是对他说:“你们迁册是没有必要的。中国过去在上海所执行的政策不会再继续,我们在香港完全采取新的作法。当然,你已经这样做了,我也能理解。”看起来他很感动。我考虑,怡和已迁册,不可能再挽回。我们的政策是“拖住英资”,希望英商继续留在香港,并尽量保持他们的利益,还是应该做好英商的工作。
  
  西门·凯瑟也表示:虽然迁册,怡和的主要业务仍在香港,今后也还有兴趣进大陆投资,重点仍在香港和中国。他这话并非全属敷衍之词,我知道他们在广州有投资。我表示赞同。
  
  我和西门·凯瑟兄弟还真的做了朋友。以后他兄弟每年来香港,双方都有宴请。西门·凯瑟不再称我“社长先生”,而称“叔叔”。我临退休,他还送我四幅画,要为设宴饯行。我那时心情不佳,也不愿再给李鹏等人增添借口,对外界饯行活动几乎一律谢绝,自然也没有应他们兄弟之邀。
  
  八四年一月十日,香港大学评议会例会,校长黄丽松邀请我到会讲话。那天,黄丽松主持会议,一百多位港大教职员和毕业校友出席,他们多半是香港著名的学者、教授、社会各界的精英。
  
  我根据中央制定的“十二条”收回香港政策,做了题为“前途和希望”的讲话,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由负责官员,较正式的公开、全面地做有关收回香港政策的讲话。与会人士很重视。香港中外报刊、电视台广泛地做了报导。也在社会各方面引起注意和反响。
  
  不久,邓小平见到我,讲:“你那次讲话,反应很好!”给予肯定。显然,邓小平也知道了,因为我并没有向北京报告这次讲话的反应。
  
  总之,针对英国打“民意牌”,我们采取一系列做法,目的主要是争取人心,打开香港工作的局面,也为了配合谈判。当然,这两方面是统一的。
  
  22
  
  八三年九月八日,台风“艾伦”袭击香港几天几夜,整个港岛风雨交加。中英双方“民意牌”之战,也随着风雨越打越激烈。
  
  中英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后,英国一直坚持“过渡”,“以主权换治权”,谋求先谈香港的主权问题,而中国则坚持主治权不可分割,九七年整体收回,先谈九七后香港如何管治问题。双方谈不拢,关系很紧张。从第三轮开始,公报上就没有“有益的”、“建设性的”表示谈判气氛良好的字眼,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惶恐心理,股市、地产不振,港币币值节节下降。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批评这是中国收回香港的强硬态度使然。
  
  我们认为港币贬值确有政治因素,但并非中国单方面造成的。地产不振,还有供过于求因素,更非中国造成。更不寻常的是,通常各个国家在币值失控时,政府都会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港英政府不但故意放手让它动荡,港府财政司彭励治还公开发表讲话,称:“港币贬值主因是政治前景,香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没有政府可以控制币值的趋向。”也就是明白告诉香港同胞,是因为中国要收回香港,才造成港币贬值。矛盾指向中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增强英国的谈判筹码。
  
  香港政府执意不采取措施的态度,无异对形势火上加油。我察觉到港英政府在对陷入僵局的中英谈判施加压力,不惜牺牲港人利益。当天晚上,我就到深圳打电话给北京——港英政府对新华分社电话全天候舰艇,我们有重要事情和北京相商,都到深圳通电话。我连夜找主管宣传的杨奇商量,针对英国这种作法,在舆论上予以揭露。
  
  当时大陆三位理论权威正在香港访问,他们是经济学家钱俊瑞、许涤新,以及外交、政治学家宦乡,我曾就港币贬值问题请教他们。于是就决定请三位专家用适当的形式公开发表意见。钱俊瑞、许涤新都公开表示了态度,批评香港政府对港币不断下挫不负责任。
  
  中央之间“民意牌”之战,延伸为“经济牌”之战。社会心理,更为紧张。
  
  九月二十三日,中英第二阶段第四轮会谈在北京结束,因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谈判陷入僵局。消息传出,香港金融外汇市场立即发生疯狂抛售港币、挤兑美元的狂潮,使港币从一美元兑八·一二,急剧下降至九·七,并且大有破十之势;金价狂升达每两七零·五港元;人民币半日内调升三次,卖价达每百港币二二·一二元。
  
  报刊对那两天的描述是:整个市“癫”了。称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是“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六”。
  
  一份港刊对挤兑美元的情况描写道:“银行出现两条人龙,一条是兑换美元或提取美钞的,另一条是把美钞放进保险箱的。”
  
  在超级市场内,抢购油粮食品的人潮,把货架扫荡一空,一些地方乘机把视频价钱一再提高,原来十八远一包的米改售二十三元。一位大学讲师说,他明知抢购食品是毫无必要的,但也不得不多买几罐奶粉,因为家里的婴儿是不能没有奶粉的。
  
  香港政府这时才紧张起来,港督匆忙从北京返回香港,第二天即发表声明以稳定人心。财政司彭励治这是仍在国外,香港社会对他批评纷纷,港府压力很大,原先声明自由市场,货币不容政府控制,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干预了。十月中旬,港府宣布挽救港币措施:实行联系汇率,港币同美元重新挂钩,订出一美元兑七·八港币的“官价”,取消百分之十的港币存款利息税,港币就此稳定,直到现在。
  
  港币实行联系汇率,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年来,我看正面的作用还是主要的。中国政府也一直表示支持实行联系汇率。
  
  经过这一役,英国政府总算了解中国决心了。在接下来五轮、六轮会谈中,英国放弃“过渡论”、“以主权换治权”的策略,接受中国的“十二条”,从九七年以后如何管治香港着手,双方开始了实质性的讨论。
  
  自此,英国的策略改为要对香港“继续保持联系”。不仅在九七年以后要保持经济上的“联系”,还要尽可能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保持“联系”。这在后来的谈判过程,及制订基本法的过程中,都明显、具体地表现出来。
  
  23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商务,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大会秘书处通知我提前半小时到福建厅。
  
  我按时到达,姬鹏飞、李后也先后到达。
  
  李后告诉姬鹏飞和我:“邓办通知,用二十分钟时间,向小平同志做汇报。”我理解,邓小平要了解最近香港社会和人代会期间港澳代表的情况。这是姬鹏飞出事,可是姬鹏飞调转面吩咐我:“你汇报吧!”事出意外,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邓小平已经走进来了。边和我们握手,边说:“好啊,今天讲些什么?”随即坐下,听我汇报。
  
  最近,国内一些有身分的人,随意对香港问题发表讲话,引起香港社会一些思想混乱。如广州市计划委员会主任麦扬公开说:“香港未来会包括在以广州市为中心的珠江经济圈内”,引起港人许多猜测和不安:香港将来是否会划给广州,成为广东或华南的一部分?
  
  我发现后,立即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请他们澄清。广东省就安排报社记者再去采访他,让麦扬公开表示:“珠江经济区应包括港澳在内,只是个人设想,对引起的误会表示歉意。”以此来解除港人的疑虑。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北京有些负责人,对香港政策的一些说法,同邓小平、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如人大副委员长、前国防部长耿飙在人大湖南小组上讲:“中国军队不驻香港。”被香港记者公开报导了。耿飙这一说法,和邓小平的意见、中央的决策是不一致的。邓小平说过:要在香港驻军,以象征国家主权。我看到人代会的简报后,很讶异:为何没有把邓的意见和中央的决定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达?我当时就在考虑,这种现象应该引起中央注意,尽快纠正。
  
  我着重当前香港同胞,对中央收回香港方针、政策的种种疑虑,概括地做了汇报。也说到我们对香港同胞讲中央政策的工作做得不够。还有一些负责人,讲了一些和中央政策不符的话,包括少数中央负责同志在内,增加了香港社会的不安与疑虑。
  
  邓小平立即追问:“是哪几个(中央)负责人?”
  
  我举了耿飙、黄华的例子,他们都是人大副委员长。耿飙说:“中国在香港不驻军”,与中央决策“在港驻军象征主权”完全相违。黄华说:“九七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可以有香港代表”,为中央已定政策中所无。按中共规定,中央未定之事,负责人不应做公开承诺。
  
  邓小平听后没有再说话。汇报结束,我们陪着他走向东大厅会场,代表、委员们已站好,等待摄影,而后到会场就座。
  
  根据会议秘书处和记者的约定,开会之前给记者五分钟时间拍照。记者退出后,会议才开始。港澳和大陆记者数十人拥挤着对邓小平照相、摄影,银光闪闪。五分钟过去了,大会工作人员请记者退出。记者们依依不舍,有的一边倒退,一边仍抢着拍照。
  
  就在这时刻,邓小平突然向记者招收,高声说:“你们香港记者留下来,我要讲几句话!”
  
  太意外了。全场惊愕地看着邓小平发脾气的模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记者们又回到大厅,有些记者竟惊吓得面色铁青,有些则手忙脚乱,在找什么东西,原来有人连录音机都没有带。
  
  邓小平开始很激动地讲话。他的谈话内容,香港记者都如实报导了。邓小平说:
  
  “第一,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发言,我说是正式的,赵总理说是正式出。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港澳办公室,姬鹏飞当主任的;一个是我们的外交部,有部长和主管这个问题的发言人。还有,我相信许家屯会按中央意见讲,不会乱说的。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发言都无效,都不是正式的。
  
  “第二,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飙两位胡说八道,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么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
  
  “英国外相跟我谈的时候,他也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
  
  “明确得很的。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吗?”
  
  《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作为港澳首席代表,坐在邓的旁边,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言不由衷地说:“五分钟拍照时间过了。”他说了几次。我想他是为了提醒邓小平,要记者退出,可是他忘记了,记者是五分钟拍照以后被邓小平留下来的。
  
  我当时坐立不安,没想到邓在记者面前发那么大脾气。一方面,我为香港将会振动感到不安;另方面,也为邓在公开场合指责耿飙、黄华感到不安,对他们深感抱愧。
  
  会议结束,我赶紧出来找香港记者,他们有人也在人大会堂的北门外等我,想要探知他们退出(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有误)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他们见到我先问:邓小平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我则问:你们稿子发了没有?他们说:我们一出来就发了。我原想,说服记者们不要发,或换一种“说法”,以减少香港社会的振动。(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只是想努力试一试。)既已发出,我只好无奈地说:“那就算了!”
  
  这时,费彝民也走出大会堂,被记者留住,也利用这机会,对驻军问题做了一些补充解释。当日下午,我请新华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韩力,将邓小平关于驻军问题的谈话,较全面地搞了一份材料,分发给香港记者看,供他们做报导参考,力求减少港人的疑虑和社会震惊。
  
  后来回到香港,我也利用各种场合反复解释:中国在香港驻军是主权的象征,驻军费用不需香港负担,现在英国驻军,香港要负担四分之三,中国不会如此。驻军人数不会太多,邓小平讲只需三、四千人。驻军不会干预香港的日常事务,也不会管社会治安,治安由警察负责;只有在遇到灾害或者发生动乱时,应特区政府要求,军队才会出来帮助稳定。驻军只是预防性质。
  
  当时香港社会有相当多的人不主张驻军,他们担心解放军干预地方事务,不遵守地方法令等等。有人主张军队驻在深圳,不要来香港;有需要时再过来。
  
  邓小平关于驻军问题的讲话由香港传媒报导后,社会上果然出现强烈反响,恒生指数下跌三十点。我迫切感到,有关中央的香港回归方针政策,我们的宣传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应该筹划加强。
  
  24
  
  八四年元月,中英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第八轮,中方宣布更换谈判代表团团长,由外交部部长主力周南接替姚广。据我所知,这次“阵前换将”,是中央外事小组的决定,他们认为在前几轮谈判中,面对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纠缠,姚广斗争不力,致使谈判没能按照中方的设想展开。
  
  第八轮以后,谈判总体来讲是顺利的。四月,英国外相霍维访问北京后抵港,公开宣布英国在九七年放弃对香港的主权,他还说:“要达成一份能使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这说明,英国已决定,九七年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一起交还给中国,谈判的主要问题应该讲已经解决了。
  
  然而,根据外交部通报和乔宗淮自北京谈判桌上带回的消息,我知道,中英双方仍在为一些问题争执不休,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中方有关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提议。
  
  中英之间设立这个小组,是邓小平的主张,目的是在九七年前——即香港回归祖国前这十三年过渡期内,有关执行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问题,双方通过这个专门设立的小组进行联络和磋商,处理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此提议,英国和香港社会反应强烈:英国不愿意当“跛脚鸭”。“跛脚鸭”是个美国俚语,新总统当选而旧总统尚未卸任时,旧总统实际上已难再有所作为,被成为“跛脚鸭”。
  
  英国不愿意“九七”前的香港政府成为“跛脚鸭”,他们顾虑联络小组会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或另加港英政府之上的权力组织。抗拒情绪很大。他们采用一贯手法,把中国这个提议的内容公开,广泛地制造舆论,以此压迫中方收回提议。香港社会一时反对声浪不断。
  
  中方向英方解释,联络小组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权利执行机构,而是双方遇到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时,商讨解决办法的联络机构。它既不参与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对其起监督作用。
  
  在后几轮谈判中,这个问题一直僵持不下,眼看中国设定的谈判限期九月快到了,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谈判团很紧张,似乎找不到解围之道。
  
  八月,我返北京述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迎接,告诉我,中央负责人都去北戴河度假,姬鹏飞也在那里,要我立即去。
  
  北戴河的夏天凉爽宜人,海滩绵延几十公里,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每年七、八月,铁道部都要为全国各地涌来的旅客,增添加班列车。我先乘车去海滩,弄潮儿众多,五色缤纷;午间,我也参加行列,到近海去“泡”了几趟(我游泳技术太差,只有“泡”的份)。
  
  中央负责人住在以往外籍人士构筑的红色铁皮顶的小别墅内,他们半天休息,半天工作。住宅附近沙滩上,完全另个样,静悄悄看不到几个人。
  
  晚凉时,我在树荫下,向胡耀邦汇报香港近况,一轮到最近中英会谈的僵局,胡耀邦说:“英国人过去撤出殖民地的记录太差。香港收回,过渡期还有十多年,他们会不会不负责任,做些小平同志说的‘拆烂污’的事?还是要防范它一手。设联合联络小组,主要考虑是这样。当然,还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两国商量着办,对两国都有好处。”
  
  我汇报了香港一些人担心中国可能要借小组干预香港事务,以及英国人不愿做“跛脚鸭”,然后说:“为免除英国和香港某些人的顾虑,我有一个想法,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时间,设定到‘九七’以后,让他们理解,如果‘九七’前联络小组会干预英国对香港事务的管治,成为第二权力中心,‘九七’后岂不也会成为干预中国管治香港事务的第二权力中心?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不会这样考虑问题。同时,在面子上也让他们过得去。此外,从我们的立场着想,可能‘九七’后有些事,还需要英国合作处理。”
  
  胡耀邦很高兴,要我找赵紫阳,把这个意见告诉他。
  
  第二天午睡后,我去见了姬鹏飞,告诉他同样的意见,姬鹏飞没有表态。赵紫阳的秘书打电话要我立即去,姬鹏飞说:“你去吧,把你的意见讲给他听听。小平同志这几天可能要讨论这个问题。”
  
  赶到赵紫阳处,他等得很急。原来胡耀邦告诉他,我有打开中英谈判僵局的建议,他急于知道,因为邓小平就在当天五时,约好中常委讨论这个问题。
  
  我做了简要的说明。赵紫阳问:“你看延到‘九七’后什么时候?”他急匆匆看表。
  
  看来无时间细说了,我说:“时间也不宜太长,二、三年可以,最长不宜超过五、六年。”
  
  赵紫阳点点头:“时间快到了,我们找时间再谈。”匆匆离去。
  
  第三天,姬鹏飞告诉我:“紫阳在常委会上提出‘许家屯的注意’,小平同意了。刚才紫阳已经通知我们。”
  
  李后在座,听到姬鹏飞讲话后,自个儿喃喃自语:“我们也有过这样意见的。……”他面部表情复杂,给我印象极深。
  
  不久,中英两国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中英联合声明中,决定联合联络小组一九八八年后设在香港,工作到二零零零年,即“九七”之后三年。
  
  我和姬鹏飞还讨论了航空权问题。我考虑,我们应该维护英国的权益,但也要防止他们的垄断;特区政府成立后,香港不应该只有一家国泰航空公司,即使现在也不应该这样。这问题我也向赵紫阳提过,赵紫阳同意我的看法;并从中国民航管理落后,屡训不改考虑,他认为在香港成立一家中外合资的航空公司,“刺激”民航引进外国管理经验。
  
  姬鹏飞同意我的意见,但因为时间急促,双方等着要草签,没有时间形成具体协议,就未能避免中英在航权问题上后来发生的争论。
  
  25
  
  经过二十二轮、一年多时间的谈判,中英两国于八四年九月廿六日,在北京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又经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英国国会上、下两院的审议通过。
  
  中英两国政府商定,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两国政府负责人赵紫阳、戴卓尔夫人,将在北京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向世界宣告:中英用和平谈判方式,历史性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开创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局面。
  
  这是中华民族洗雪国耻的大事。港澳办提议邀请香港各界人士,组成观礼团体赴京观礼,我和副社长们很赞同。但港澳办通知的名额,只有六十至八十名,显然少了。
  
  我到港已一年多,频繁接触中外人士,广交朋友,初步改变了过去新华分社“一左二窄”的局面。我的头发,要创造、利用每一个机遇,进一步打开统战工作局面。观礼活动有两国领导人出面,尤其有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出席,是动员一些平常较少和我们接触的统战对象参加,对他们进行工作的好机会。因此,拟定邀请名单时,我交代协调部的负责人,除照顾到各阶层,都要有代表人物参加外;尽可能多邀请社会上的“右派”人士,特别是港英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以突破港英政府限制官员与我方交往的规定。协调部据此,排出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超出港澳办的规定。经与港澳办磋商,同意增至一百名。协调部再做挑拣,提出一百零一人的名单,说没办法再减了。我们也就这样决定下来。
  
  观礼名单涵括中英籍人士,八名港英政府官员,十名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行政、立法两局首席非官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议员都在邀请之列。英国在港巨商有汇丰、太古、渣打的主席。(我一直抱憾的,没有邀请怡和与港电的主席。)此外,我们试探在港台湾势力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或无回应,或表婉谢。总之,这个名单,有所突破,也有不足。既限于名额,也有港澳工委思想“解放”不够的因素,包括我在内。
  
  北京同意这个名单后,再由新华分社外事部出面,征得港英政府及受邀人士同意,由我陪同,在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乘机飞北京观礼。
  
  十九日下午六时,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出席了仪式,采访的中外记者多达两百人,中国还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现场转播仪式实况,香港各界人士观礼团被安排在签字绿绒长桌的斜对面,目睹这历史场面。
  
  在摄影机的银光频闪中,赵紫阳的戴卓尔夫人分别在声明文书上签名,然后在一片掌声中,互相交换文书,正式完成签署中央联合声明。从此,殖民统治即将过去,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邓小平那天十分高兴,仪式结束后,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到九七年体力仍能支撑,一定会到香港看看。在场的港澳人士听了十分高兴,船王包玉刚,巨商李嘉诚、查济民等人立即向我表示,非常希望邓小平在九七以前就到香港看看,盼我促成。我转告赵紫阳、姬鹏飞,他们都笑而不答。我知道他们不便表示可否。我动员赵紫阳:“你可以到香港看看。”赵反问我:“怎样去?”使得,他是总理,没有邀请怎样去。“将来你访问英国,回国时,可以顺道访问。”我说。赵紫阳笑笑,“是个办法,但手续也不简单。”我看他有些心动了。
  
  回港后,包玉刚等又提到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九七”前来“看看”的事,谈到谁邀请,以及住宿问题。我说:“姬鹏飞来港,可以接受港英政府邀请,新华分社出面也可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就不适合了。”包玉刚满有信心地说:“总会有办法的。实在不行,由我们出面也行。”他和邓小平有死角,我考虑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但我没有说出来。
  
  谈到邓小平来港住在什么地方?酒楼总有些不便。包玉刚便带我到他石澳的别墅看是否合适。亚视老板丘德根也请我到他家吃饭,顺便看看,中央领导人来后可否供他们居住。他们的房子都很宽大,包玉刚的别墅踞山面海,风景极佳,但都只能住主客,随从及保安人员无法安排。我经工委同意,姬鹏飞批准,购买原佳宁集团主席陈松青赤柱住宅,一个院落里的七栋住宅,作为招待所,北京领导人来港可作住所,平时并可招待香港各方面的朋友。陈松青企业破产后,这七栋住宅为银行没收并转手卖给包玉刚,当时已属包玉刚的产业,因此很快成交。买时,社内有些同仁担心价格高,恐有反映,我说服他们,作为地产投资,也可买下。七栋高级住宅,当时购价为四千七百万港币,现价可能达一、二亿。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