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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初到香江

10

列车缓缓驶入香港九龙红磡车站。

陪同我和李储文到香港赴任的,是广东省委第八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广州的后方机构)主任李相国。

动身前,李相国通知我,第二社长李菊生会到车站接我。

火车停稳后,我看到新华分社副社长李启新、曹维廉、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现英国驻北京大使)在月台等我。李菊生并没有来。

和麦若彬在火车站贵宾室寒暄几句之后,他们告诉我,一群香港记者在大堂外等候,可能要我讲几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立即说“不接受采访”。

当我随着新华分社保安人员匆匆步出禁区时,没想到香港记者一下子便围了上来,保安人员和我走得很快。他们也追得快,边追边问:“你为何来港?”匆忙之间我只好从实说:“为祖国统一而来。”没想到我到港第一天在红磡火车站的首次亮相,给香港人的印象竟是个大陆“土”高干。

几十年来,我从未穿过西装。即使七十年代出国几次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日本访问,穿的都是“中山装”。八三年春节前,心血来潮,在南京做了平生第一套西装,做好了一直放着没动。来港上任,把西装也带过来。动身前一天,首次穿上,并请李相国品评。那几天,李相国很照顾我,为我打点一切,李相国看了,很正经地说:“不行不行,这是冬天的料子。”其实,这不仅是冬装,而且是很不合身的冬装。镜子里,我看到衣服既肥且短,十分难看。一时无法,便打开衣箱找,李相国指着一件短袖衬衫说:“这件可以。”第二天,我就穿了这件香港传媒称为“夏威夷装”的短袖衬衫来港。我夏天经常戴墨镜,赴任这天,我也习惯性地戴了。

想不到这身打扮竟变成话题。当时有报导形容:“当他步出红磡火车站时,他的打扮令人生疑,他戴着一副黑眼镜,身穿不称身的衬衫,披着一头乱发,完全是一个共干的典型打扮。”

社会上对我戴墨镜反应很强烈。一些报刊专栏著文正面规劝、侧面讽刺都有,新华分社也接到多封“人民来信”,建议我摘掉墨镜。信中指出:“在香港戴墨镜,人们一般视为黑社会人物,有损中国政府干部形象。”当时,在大陆,高级干部夏天戴墨镜很普遍,想不到在香港成了严重问题。这使我强烈意识到注意形象绝不是只关个人的小事情。

在形象问题上,《百姓》杂志社社长、资深记者陆铿还为我上了专门一课。经过社内一个较开放的同仁的介绍,我会见了陆铿。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我知道他坐过中共廿多年的牢,有意让他多讲,给他发抒一下。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多是听他的。陆铿姿态高,不提个人恩怨,所谈多属批评中共之意见。最后,他直率批评我不懂资本主义礼仪,特别指出我有时见客不打领带之不当。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很注意形象,您的意见要人能接受,影响上占的分数很高。美国总统雷根每次见记者,上电视发表讲话,都有专门的形象顾问负责为他打扮。“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当即真诚地表示:”谢谢你的好意见。“以后,打领带就成为我见客的必修课了。

到港第二天,头一件事便是到国货公司做了一套西装。用国货公司发给新华分社人员购货的八折卡,花了六百元港币。我感到很不错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个干部好心地对我说:“外面有反映,说你的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也差,不合你的身分。”我也注意到副社长们在机关里都穿便服,外出时才换穿西装,且看来多属穿着已久的。我在开会时谈到这件事,大家认为靠现在的低薪,没有办法解决。国务院规定,副社长以上,每年每人补助一套服装。在香港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衣着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还要转换新款式,这个规定使我们根本无法适应。这次谈论,虽然无法解决问题,却增加了我的穿衣常识。一年后,经过争取,征得财政部同意,新华分社副部长以上干部都有一套衣着补贴,副社长以上则增加一套。

不仅穿着打扮,连座车也有考究。行政处主管征求我的意见,喜欢坐什么型号的车,我回答他,在江苏用的是日本车“皇冠”。还是用“皇冠”好了。他不同意,理由是“和社长的身分不称”。有些地方的大门都进不了,要我坐“平治”。还问我座车用什么颜色,我不理解,难道座车颜色也有什么考究?他解释说,原来社长们用的车是黑色,与港英政府高管用车同一颜色,港英政府的警署向新华分社保安部门提意见,要求改成他色,王匡社长没有同意。他还介绍有关用车的安全问题,如预防港英政府情报部门利用保养、修车、停车机会,安防窃听器,分社自设了修车厂、社外停车不离人等。我便说:“为了安全,可以不再用黑色,也照顾了英方要求。”

座车型号代表身分,还有两个小故事。

八四年,有人愿以九十万港币将一辆九成新的劳斯莱司车,指名让给我,这样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他是通过一位副社长向我提出的,指这样的车“才合社长身分”。我谢谢他的好意,不能接受。李嘉诚更是一年内两次当面向我建议:“以你的身分往来香港、北京,应有一架小型飞机,这样便利得多。”这个建议较称作劳斯莱司更不可能。我推托:“没有小型号的喷气机吧?”李嘉诚认真地说:“有,性能和大型的一样平稳。”我理解他的好意,以暂时没有迫切性,谢谢他的关心。

八三年九月,我乘回内地述职之便,花了十几元人民币,在南京买了一副平光镜,国庆前夕,我又花了八百元港币,做了一套西装。在“十·一”国庆酒会上,我带上新眼镜,穿上新西装“亮相”,果然,朋友们看了称赞有加,一些专栏作家以及“人民来信”称我“从善如流”。一位专栏作家甚至估评我的新眼镜要花一千港币,我为自己的形象能获得香港社会的接受而高兴。

11

我做过地方工作,带过兵,打过仗,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先看看“地形”。到香港头两个多月,香港岛、九龙、新界,能通汽车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会注意的,首推九龙城寨。

一八九八年,英国租借九龙北部,即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区,清廷坚持保留九龙城寨不让,派官员镇守。但租借第二年开始,就没有再派官员驻守。关于城寨的管辖权,晚清至民国初年,交涉频仍。由于城寨地位特殊,港英政府人员不能进入,成为三不管地区:国民党政府不管,中国政府不管,英国政府也不能管,成为“黄、赌、毒”肆虐地区。

分社副秘书长黄文放,是老香港,他对城寨情况比较熟悉。我提出要去城寨参观,请他介绍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城寨黑社会势力已减弱,“黄、赌、毒”情况较前改善很多,“城寨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是居民自己成立的自治社团。城寨里有几个中共党员,和自治组织的秘书——自治社团实际负责人,私人关系较好。他认为,我去参观,安全不会有问题。

八月七日我在办公室主任陈伟陪同下,驱车前往,我们在城寨边下车,步入狭小街道,只见两旁楼房破旧,抬头望去,上空被床沿、走廊盖满,黑暗潮湿,一线天空也看不到。保安人员不让我停下来去找居民访问。走不多久,出乎我意料,陪同的保安人员说,已经出了城寨了。我诧异地问:怎么这样短!陈伟建议去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访问,我跟他沿城寨外边街道走去,看到不少牙医招牌。陈伟介绍,这些多为无牌照医生,港英政府管不到,收费便宜。“我们分社职工,也有到这里看牙的。”

走过一道狭窄的楼梯,在一间约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见到自治组织的办公室秘书刘子群,他年轻精干,热情地接待我们。他说居民比较团结,但生活条件差,饮水特别困难。在居民申请下,港英政府也曾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与实际要求差得很远。我同情他们的处境,表示在现在情况下,还只能靠他们自己向英国政府争取改善。我也考虑适当时候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但当时没有公开承诺。刘子群还说,不少大陆逃港居民担忧九七后,会遭“秋后算帐”。也担心将来香港同胞会歧视他们。我知道香港不少大陆出来的人,都有这种顾虑,就利用此机会说:“香港市民同大陆来港人士都是同胞,香港很多市民本来就是从大陆出来的,大家要团结起来,来了就来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赞同祖国统一,就是爱国的,就是在大陆有问题出来的,也不会‘秋后算帐’。”

新华分社内专责新闻通讯的机构——“小分社”的资深记者殷新诚陪同我一起访问。原来约定,此行只发“内部参考”,不发新闻稿,他听了我这一段讲话,建议发新闻,对安定从大陆出来的人,可能起些作用。我感到他说的有道理,同意了,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二天,香港多数日报在主要地位刊登了这个消息,有些报刊还发表评论。同天港英政府发表声明,指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非注册团体,其会员数目及选举程序亦无记录,并说政府对城寨居民情况向表同情关注,因环境所限,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受到限制等。声明特别强调,我在访问前,没有知会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即到城寨边沿地区“视察”,还许诺改善对城寨的供水。想不到,我的访问还意外地使居民改善了生活条件。

港英政府的反应,显然过份。城寨属中国地方,社团为何要向你英国注册?我“跑”了香港那么多地方,没有触犯香港政府法令,我到中国城寨参观,为何须“知会”港府?

我和新华社外事部商量最后决定对港府声明“置之不理”。但外事部提醒我:“还是向外交部报备一下为好。”我同意,用分社外事部名义发文向外交部报备。

对于舆论界的批评,宣传部认为有些报刊为了配合港英,对我这次访问批评得过份,主张“反击”。我初来乍到,不知深度,不仅同意,还主张对过份者可以点名反批评。从而又引起反批评,说我们“随便给人扣帽子”,反应很差。

我接受教训,与宣传部商量,以后对批评谩骂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一般不做反批评,特别是点名反批评,须采“正面宣传”作法。我体会到,大陆、香港一个样——越批越香。

我以为事件就过去了,九月回北京述职,去看望国家主席李先念。

李问:“你去看了九龙城寨?”我答“是”。李先念说:“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去看!”我感到北京高层,似乎有人不同意我去城寨,对我有批评。李先念是在保护我,为我抱不平。

后来有人告诉我,港澳办和外交部为此事都写了报告,就是说,向中央告了我的状。

接着又发生一件事,香港重光日(纪念二次大战后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重新恢复对香港统治的节日),副社长陈达明拟会同东江纵队(共产党抗战时在香港附近的武装游击队)在港同志,在新界抗日烈士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工委会议研究后同意了。《大公》、《文汇》等报做了报导,《文汇报》还发了专页。当时我在北京开会,会上,李后将《大公》、《文汇》的相关剪报拿给我看,附有李后的批条:“请鹏飞、家屯同志阅,李后。”

我意识到,李后不同意陈达明参加纪念活动,不同意公开报导。我立即向李后解释:“纪念活动,不违背香港法律,有助于提高香港同胞民族意识,是经过工委讨论同意的,报纸这样处理,并非工委授意,但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妥。”李后听了没有表态,随机将剪报拿给姬鹏飞看。姬鹏飞正在讨论问题,只看了一眼便放下。我奇怪为何事情已发生了一个多星期,李后现在才发觉有问题?后来还是港澳办的工作人员透露:香港有人“告状”。

我开始意识到,我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在一次和我漫谈时,带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香港码头这口饭,可不好吃呀。”

我理解他话的意思。

12

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社会知道新华分社的人并不多,即使知道,大多以为它是个新闻机构,真正了解这个特殊形态组织的人很少。说是个新闻机构,但它发的新闻不多;说不是,出去的人拿出名片都说是记者、编辑;更多的人连名片也没有,既不像记者,也不像编辑。总之,在很多人心目中,新华社很神秘。

新华分社同外界有接触,但圈子窄,领导人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到港后,拜会一些外国驻港机构,包括领事机构时,发觉部分人士竟然不知道新华分社还负责外交职务。

一九六七年所谓“反英抗暴”(香港左派暴动)后,香港有些人对新华分社,对中资机构还产生恐惧心理,本地干部形容:“一个时期,中国的国货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进去买东西,有些甚至绕道而行,避免接近。”“我们与外界接触也不敢公开身分,社会上对中资机构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视心理,背后称呼为‘左仔’。”

我问“左仔”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这是“反英抗暴”后,香港社会对“左派”机构中言行“极左”的人的贬称。他们还反映:社会上对新华分社有几种形容,一种称谓“城隍庙”。城隍是阴间小鬼的头子,城隍庙既神秘又阴暗,显然是个贬词。

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是新华分社干部不接近人,很少接受社会上的宴请,主动请人吃饭就更少。有人形容新华分社的人,是“属虎的”,不请人吃饭,却专门“吃人”,反映了同新华分社有来往的人的不满。

在分社新闻机构和中资机构内工作的干部,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反映,分社领导限制他们活动,对大陆派出干部如同对驻外使馆外交人员,规定不许一个人单独上街,必须三人同行,任何事情、任何关系都要汇报;香港本地干部也要汇报自己的行动。

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家庭、亲戚、朋友,怎么可能有什么行动、有什么关系回来都要汇报?这是很难做到的,做不到,硬要做,因此机关人员很有意见。中资机构的人说,他们对分社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怕招惹是非。

这些反映,使我感到必须改变作风,让新华分社和分社干部同社会接触,让他们了解社会,也让社会了解分社,了解中国机构的干部,只有放开干部的手脚,广泛开展社会活动,才可能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政策,向社会人士宣传,争取他们接受我们试图建立的新形象,包括干部个人以及机关的形象。要香港社会接受我们这批人,我们必须地方化。必须与地方“同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李菊生说:“这样做,会不会被资本主义融化?会不会庸俗化?周恩来总理曾提出,外派人员应该‘出污泥而不染’,应该保持纯正清洁。”

我说:“孤芳自赏只会脱离群众,单只这么一条原则不能适应香港今天的任务,要再加一条:‘同流而不合污’,要适应这个社会,要迎合这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才能接近社会,进行工作。当然,对这个社会腐败的、肮脏的东西,我们不靠近,不沾污。不仅我们,共产党人排斥这些东西,我想香港社会正派人士也是排斥的。”

13

要打开香港工作局面,我知道必须解放思想,打破以往港澳工委在工作上“一左二窄”的种种设限和禁忌。

长期以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大楼被视为“深似海”的“侯门”,有人说,过去几位社长大都是“闭门不出”的神秘人物,形容不免有点夸张,形象保守则无可置疑。我决定打破“侯门”,把客人请进新华分社里面。

我到港后十天,就在新华分社大楼里设宴招待刚夺得世界超级女子排球赛冠军的中国队,借此邀请了香港体育界的知名人士。

邀请香港人士进新华分社大楼,也不只是参加社交活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交换意见。九月十二日,我邀请香港大学学生会代表来新华分社见面,陈达明、杨奇一起参加。这批学生是八月中旬来分社递交请愿书,对时局提了他们和中共不同的意见,并要求与我会面讨论。我希望借此会面,让外界知道我们不只听所谓“亲中”人士的意见,也听其他反对的意见。我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回答了他们提问的问题。青年们热心社会,关心祖国,天真纯情,十分可爱,和他们在一起,自觉也年轻很多。会上我首次公开表示,中共容许将来香港存在不同政见,“右派”可以继续活动,出版报纸刊物,甚至批评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报刊进行了广泛地报导。

利铭泽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六月赴任前,他到北京探望李先念,李先念接见了他,当时我也在场,后来李先念在中南海请吃饭,我们又再度碰头,席间天南地北一番。

利铭泽回港后不久,心脏病突发,住进养和医院,我得讯去看他,已是发病的第三天。利铭泽夫人告诉我,“利先生平常身体很健壮,过去也没有发现心脏有病。他才住院三天,便要回家。”利夫人要我帮忙,劝劝利铭泽,再住院休息几天。我进病房见利铭泽时,他已下了病床,坐着等我。我向他问好,他说:“我很好,他们太紧张。”我劝他留院多休息几天。我说:“我看你红光满面,身体很好。老人家还是要多注意,越是身体好,越要注意,还是听医生意见,多休息两天。”利铭泽很自信地说:“我自己有数,谢谢你的美意。”寒暄几句后我便告退,利铭泽跟着出院回家。岂知,第二天他又心脏病发,终告不治。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统战对象,副社长祁锋参加他的治丧筹划。祁锋提议我参加治丧委员会,当主任委员,但举行葬礼仪式时,能否参与扶灵却不能决定,因为这是没有先例的。

港澳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国务院的代表。为一个过世的资产阶级名人当治丧委员会主任,为他扶灵,做“孝子”(习俗上,扶灵者多是死者子孙),是否成为阶级“立场”问题?祁锋不敢做主。我想:既然可以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何就不能扶灵?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

按惯例,这种事情须报北京批准,我担心北京办事的人又会有异议横生枝节,就不提报此事,其他副社长也没有提,决定就通过了。

七月十一日葬礼那天,用的是佛教仪式,我随俗参礼,出席全部过程。扶灵仪式进行,我站在前排首席,扶灵共八人,有港府立法局首席议员钟士元等。我们缓步扶着灵柩走出礼堂。站立在两旁参加丧礼的来宾肃默地注视者。

我思绪万千,为了实践一国两制,我愿意承担任何风俗。事后我同几个较谈得来的同事半真、半开玩笑说:“万一再搞文化大革命,香港这一段,恐怕说也说不清楚了。”他们说:“怕什么?为了工作才这样做,又不是为了个人。”

是的,我可能是第一个公开为资本家扶灵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党内可能有人视为丧失阶级立场。但利铭泽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他去世了,我们应表达诚挚的怀念和敬意。我也希望香港资本家及市民看到,共产党并非无情,是不能共处的异类。

参加唐翔千公子的婚礼,又是另一考研,唐翔千是香港沪籍富商,在大陆有投资,也是老统战对象、老朋友。他公子结婚,送喜帖给我。我查问统战部,新华分社惯例如何处理。他们说:王匡没有参加过这种场合。这里也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为了表达中共实践一国两制的诚意,为了顺应民俗,进入社会,我送了贺礼,也出席了唐府的婚宴。我记得婚宴在尖沙咀丽晶酒店举行,当日宴开百席,贺客盈门,热闹非常。唐家见我参加婚宴,欣喜非常。我自始至终出席了宴会,观了礼、听了歌、看了舞、吃了菜,尽兴而归,心中坦然已没有什么顾虑了。

为了争取接触社会,融入社会,很多场合如某些公司企业开幕或周年纪念、建筑物平顶、展览会开幕、酒会宴客、体育比赛、戏剧活动,我都出席。

八四、八五年的时候,此类活动一年出席五百多次。我动员大家改变作风,多参加社会活动,多接触社会人士。特别希望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生意来往多,接触人也多,我不要求他们见人就谈政治,能多交朋友,就是工作。

我也入境问俗,逢年过节,对重要的朋友和统战对象送礼问好,一则联络感情,一则也让对方觉得受尊重。开始时我请统战部门拟了三、四十名对象,送中国名产水果,荔枝上市送荔枝、哈密瓜应市送哈密瓜。这是大陆出产水果中,少数可送人的礼品。香港水果供应丰富,世界各地的水果应有尽有,但大陆产水果,有资格上席面的只有两个半:荔枝、哈密瓜,还有半个是天津鸭梨,这是大陆多年执行“以粮为纲”方针,忽视水果培植,品种退化的恶果。

随着朋友越来越多,送礼对象也扩增至一百人。每年春节、元旦,必发贺年卡,从一千多张增至三、四千张,对少数社会名人我们又赠送牡丹花,送果送花对象,包括港督、布政司等港英政府高层,这都是新华分社过去未曾做过的事。

香港社会交朋友、谈公事,谈生意,多通过吃早茶、午餐,更多是晚饭进行。我在工委会上提议,要将主动请人吃饭,也接受被请,列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方法。并规定分社领导干部及各部的负责人请客人吃饭的标准。

有专栏作家嘲笑:新华分社把毛泽东的“红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戏改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我不以为忤:一字之改,改得好,改得符合实际。

在吃饭当中,做工作交朋友,开始我很不习惯。

广东菜有许多我都不能吃,像香港名贵的石斑鱼、老鼠斑,我都不吃,我只吃黄鱼,后来有几家我常去的酒楼知悉,在上鱼时,专为我做道黄鱼,变成吃“小灶”。黄鱼在香港是上不了正席的,我只好自我解嘲说:生来“穷嘴巴”。我也不太能饮酒(不像周南到港上任后,大杯豪饮XO)。

“吃饭”不久便变成很重的负担,不但中午吃、晚上吃,有时还要一晚赶几场,令我经常是借吃饭来谈事。每次吃饭,我若非主人就多是主客,如主题已讲过,必须不断找话讲。政治话题,客有问,我必答,客不提,我不讲,不随便令宴席气氛政治化,是我到香港后学到的经验:只有不停搜肚刮肠,锻炼闲侃的本领。结果每次吃饭嘴巴用来“吃”的时间少,“说”的时间多,这是我过去未曾经历过的训练。

至今我仍认为这种作法相当重要,效果很好,周南上任后批判我铺张浪费,我认为这是歪曲事实。我到美国听到这说法后笑一笑:他们既批判了,就应该完全放弃这作法,周南能做到吗?周南在新华分社这几年,不是还在“吃吃喝喝,铺张浪费”吗?

14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的名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整风”运动后,成为我党性的一部分。从那以后,我做过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地方上的党政领导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每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每接触一个新情况我都会全力以赴,都要先调查研究一番。

来港前,我对主管香港事务那些同志介绍的情况,深感不足,觉得介绍浮面现象多,深入分析少。例如,他们估计香港同胞普遍拥护香港回归祖国,并以英首相戴卓尔夫人北京谈判回到香港机场,遭香港学生抗议为例。事实上,这只能视为学生的爱国活动,并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都赞成回归。我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同胞内心极为复杂,真正拥护回归的并非多数。我痛感不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香港社会的真实情况,就不能正确决策,也就必定做不好工作。几天后,在港澳工委的会议上,我提出重新认识香港问题,建议把调查研究列为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大家都动手。

这时中英第二轮谈判即将开始,新华分社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派出机构,我认为调查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配合谈判斗争,摸清楚英国将在谈判桌上采用什么战略、策略,什么战术等,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是李菊生不冷不热地说:“我们和英国斗争,从来都是‘后发制人’的。”当时我对分社的情报工作还不知底细,没有和他争论。

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我知道在“反英抗暴”斗争后,我们的情报系统遭港英政权严重破坏,已无可能事先掌握情况。李菊生所谓的“后发制人”是完全被动的。

于是我在工委会上做了评论,我认为“后发制人”必须事先掌握对手的基本情况,知道其斗争策略、手法、步骤,而后制订我方的斗争策略、方法、步骤,待对方出手后,予以还击,才能主动地“后发制人”,控制全局。如果我们事先不知对方底细,待对方出手后,才一点一点明朗情况,再予还手,虽“后发”,却不见得能“制人”,更无法主动控制全局。这种没有主动权的所谓“后发制人”策略,应极力避免。

经过考虑,我决心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加强分社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整顿充实政策调研室。刚开始,我对于由李伟庭负责的政策调研室抱很大希望,因为他们为中英谈判,提供不少材料及建议,做了许多工作。但当我提出进一步要求时,往往感觉不足。

李伟庭他们搜集的,几乎都是公开材料,且缺少深入分析。例如,我要社会人物资料,他们只能提供报章杂志的现成文章,却没有自己独到的调查了解;对人的评论往往也浮于表面。

调研室人员当时所占比例很大,新华分社全体只有百余人,调研室就有二十多人。李伟庭凡事自己动手的精神不错,但手下干部只能听命找材料,无法主动,即使从广东调来几个水平较高的研究员,也因李伟庭不放手的作风,无法相处。有一位实在无法工作,要求去香港大学深造,我无法挽留,只好放走。

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改进,后来在起草基本法期间,我只好另成立调研小组,由乔宗淮、毛均年负责,配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八八年,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借调他们的高级研究员佐牧,出任调研室主任,李伟庭调任中区分工委书记,给他到基层锻炼的机会。

二、要求小分社(北京新华通讯社在香港专门从事新闻工作的部门)加强采访社会新闻,将不宜公开报导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我供稿,帮助我了解香港,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罗保动议事件中他们就为我提供了社会上罕知的情况。

我还要求“小分社”派记者参加我的一些公开活动,向中央发报有关工委和我的活动的“参考消息”。

根据我在江苏的经验,地方上某些事件,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党委一时不能或不宜向中央报告的,可以由记者发“内参”,这个方法有助中央领导及时了解下情,并且融洽地方党委和新闻机关的关系。

三、扩大动员各机构参与调查。大陆派出的外贸机构,如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华润贸易公司等,都设有调研机构,暗示发表调研结果对内发行,我建议他们扩大发行,供给有关中资机构阅读,我还将其中有价值的资料批示给工委编辑的刊物《香港参考》转载。以便让全国省部级的领导干部都有机会看到。

四、为了加强掌握国际经济信息,我决定成立“东南经济信息中心”,搜集世界经济讯息,研究后提供见解,供工委、北京领导机构及国内有关单位参阅。

“中心”并接受委托,提供调研服务,打算由研究香港问题开始,再逐步发展成类似美国“蓝得”研究所的研究机构,成为国际经济、金融研究的权威。

我选择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负责,出任“中心”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由我兼任,但不对外公开。可惜的是,九零年周南上任后,以一句“不务正业”,把“中心”解散了。

五、编纂《香港概论》。当时中央宣传部要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由部长邓力群主编,各省、市分工写自己省市的专册,要求我们写香港分册。我支持分社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杨奇的主张,编纂《香港概论》,作为《大百科全书》的“附册”,以示区别(因为香港尚未回归,出“分册”不宜);同时还可以结合我们试图重新认识香港的要求。

杨奇约请了内地与香港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专职编撰。经过三年努力,他们交出上卷经济篇初稿,我参加讨论,肯定他们的成果,也提供修改意见。

来美后我曾担心能否出版,可能周南还未曾有暇顾及,终于看到它问世,很兴奋。前不久,又看到下卷出版的报导,我托友人邮购,一气看完,感觉基本上做到了“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了香港现况及其历史背景”。然而看到金应熙教授名字加上了黑框,不禁黯然良久。一个默默耕耘,头发花白,面布深思皱纹的学者面孔,不断在眼前闪耀,他对《香港概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遗憾的是,在一些篇章的叙述中,渗入了某些当前“左”的观点,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原作者们的手笔。

六、整理情报机构。中共中央规定,邓小平也指示,中国驻外机构不搞情报工作,但香港新华分社不在这范围内。

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组织,以往颇有基础,港英政府内部,有较高层的关系。例如目前广东省某位省级官员,就层在港英政府任高级警司,因暴露身分撤回大陆。

大陆在港澳的情报工作,也渗入台湾在港澳的特工人员内。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陆公安部门靠港澳情报,对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工活动,了若指掌。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中外记者在香港称作印航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台湾方面认为周恩来在飞机上,趁飞机在港停留时放置定时炸弹,台湾这项行动事先已为中国获悉,通知英国注意预防,英方不信,结果出事。

飞机爆炸后,大陆又加强对台情报工作,记不清哪一年的国庆,台湾拟趁游行活动,毛泽东登天安门城楼观礼的机会,谋杀中共领导人。大陆据香港情报侦知情况,在台湾特工人员从香港携带武器过罗湖桥之后,即予逮捕。那几年,台湾特工进入大陆,多随即被捕,港澳反特情报工作,做得很有成绩。然而“反英抗暴”时,对台的情报工作也遭严重破坏,重建也没有达到原来水平。



太平山下。作者摄于八九年七月廿三日



司徒华(右)与李柱铭。(联合报档案照)



香港社会各阶层参政力量,有若游击队发展,经过大吃小、强吞弱的合并过程,终会成为“正规”部队,向政党发展。(东方日报资料照)



现任港同盟副主席杨森。(联合报档案照)



与查良镛交谈。



与苏海文。



与聂卫平(左)。



为香港记者在名片上签字。



与广东省省长叶选平。



九零年三月参加七届三次全国人大。在小组会上发言。



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查良镛、张浚生。(联合报资料照)

在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中,港英政府大肆逮捕了三千多人入狱,香港地下党员及情报组织成员为港英侦破极多。在港英政府内部、社会各方面的情报组织濒于瓦解。

大陆派到香港管理情报工作的人员,大都安排在新华社内的保安部。成员来自公安部与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任务主要负责新华分社(港澳工委)、中资机构的保安工作,也管理少数情报工作人员。国家安全部派出人员,主管社会情报工作。

军事部门也有派出管理情报的人员,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派出人员寄职在新华分社或中资部门。如总参派来某人,以新华分社文化体育部副部长面目出现,管理该部在港的情报人员。八十年代后期他年届退休调回。又被派来香港,自组公司掩护其工作。

社会上的情报人员,他们渗透在社会各方面,多数是香港本地人,大陆也派出一部分。发展情报人员的惯用手法,是“派出去,打进来”。

有一个曾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议员的某人,通过关系请我到他家里吃饭,要和我交朋友。我去了,坐下来才闲聊了几句,他突然申明:“我不会给你们做情报。”我感觉奇怪,这人怎么会这样说话?既不礼貌,也不自重。我正经地回答:“我们是交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绝不会有对不起朋友的要求。”但更奇怪的是,随后的谈话中,他又讲了不少港英政府内部,也可说属于情报的故事。我深感香港社会的复杂,人们性格中的矛盾;同时也警惕到,我们发展情报人员是否过多过滥,引起如此严重的反应。

回北京我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谈及此事,彭冲曾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主管过公安、安全、政法部门。离任后,因他好客,原下属部门一些负责人还时常来往。这次谈话,在座的有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听了我的故事,既嘲笑了“这位仁兄”,也感叹香港的情报工作有些做法的不当。

据我了解,沿海一些省,如江苏、浙江、福建的国家安全厅,一些大军区如广州军区、南京军区,都派有情报人员在港澳。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曾介绍军区联络部长与我认识,要求我给他的情报关系予以支持。有些香港商人为了做大陆生意有靠山,也乐意接受。结果是多头派出,管理混乱,数量虽多,质却不高。一个关系替几家做事,向几家送情报,拿几家的钱,我就不止一次接到几家送来同一内容的情报,还看出其中有一份是我认识的人提供的。

我同分社主管情报工作的副秘书长商量如何整顿。他主管情报工作多年,有经验,公安部已决定他退休,我取得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同意,留下他当分社保安部长。

我问他可否统一管理在港澳的情报工作,以加强香港方面,特别是高层方面的情报。他说,邓小平也曾有过指示,对外情报尽量避免重复。

九月我回北京述职,将这想法向胡耀邦、赵紫阳、姬鹏飞提出,胡、赵要我提具体方案,姬则不置可否。报告送到中央后,我找安全部长凌云、公安部长刘复之商量,他们同意合并,但条件是为了保密,有个别重要“关系”(特别秘密的情报人员)不交给工委,仍由他们管理。我表示同意,也提了一条:这些“关系”提供的有关港澳的情报,要送给工委一份,如含有内容不宜扩散的,可只供我一人阅读。有关港澳的台湾情报,也按此办理。他们也同意了。

军事部门不同意合并,他们通过杨尚昆向我打招呼。杨尚昆派副总参谋长徐信与我商量,主张军事部门派出单位,由军方统一管理,不和地方合并,并说这是杨尚昆的意思。中共中央书记胡启立、习仲勋为此对我打了招呼:“不好勉强。”我向徐信提出同样要求,即有关香港情报,要送给我看。他也同意了。

地方两大部门的情报工作合并以后,经过整顿,不断改善,有了新的发展,在中英谈判中做出贡献,两次得到外交部、安全部的表扬。但仍未达到反英抗暴以前水平。

作为新华分社社长,我在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上全力以赴。我几乎调看了港澳工委历史上所有的主要文件,对前任王匡他们“一左二窄”的错误作法有了更形象的认识,我还大量听取汇报,深入了解下属各部门的具体情况,换约见一些专家,请他们为我“上课”,增加知识。我把香港所有的报刊都浏览了一遍,了解全貌后选择订阅十二份港澳出版的中文报纸,连内地报刊在内,每天必读二十份左右。又请分社宣传部、外事部将每日的英文报纸社论及主要新闻译成简报供我阅读,此外,还订了十多种杂志。

从我的沙发椅在六年内更换两次,就可知我整天勤坐沙发阅读传媒材料的程度。每天早上起来,我先浏览大标题、要闻、社论。晚上酒店后或应酬以后,再用三至四小时边看电视边详细阅读,久而久之居然也能理解广东话了。偶尔出差内地,回港后便要“恶补”。香港情况变化速度太快,几天不阅读报刊,便有脱节之感,非“恶补”不可。每日坐沙发数小时,八七年沙发坐坏换成皮沙发,不到三年,新沙发又给我坐坏了。

我阅读报刊的方法,几乎是遍及各版,不仅看新闻、评论,还看专栏、娱乐新闻,连马经也扫一扫。一些看似不重要,实际很有用的情况,往往从中可得。读“马经”能知道社会上某些人士的脾气、嗜好等等。《信报》曹超仁的《投资者日记》,往往透露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金融动态。他讲某些闻人,多用代号,如称王某某为“红色肥猫”,邵某某为“排骨”……。

香港还有一份半公开的小报,姑隐其名,它专好揭工商名人隐私,据说,有些知名人士因此曾被要挟。阅读此报,可获知一些坊间流行传闻。例如它曾刊登大陆某公子在港奢侈、阔绰的生活消息,报导他有高级住宅、数辆名牌汽车、两艘游艇、高级音响、打高尔夫球入会费就花了一百多万港币等等。有人把这张报纸送到北京,赵紫阳、张劲夫都看过。某公子声称该报捏造,到处喊冤,声明要上法庭控告它诽谤,后来不了了之。

此外我还广泛接触社会,与社会各方人士会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倾听,了解他们的心态。接触越多,互信越增,了解越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越多。我就这样逐步加深对香港社会的认识,也交了不少朋友。

15

奔波了三个月,对香港有了初步认识。九月中,带着自己草拟的汇报提纲,回到北京。请示了耀邦同志,他请外事领导小组听汇报。

汇报安排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厅,外事小组组长李先念、副组长赵紫阳、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先后到场,胡启立也来了。到会的还有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炳乾及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他两人是我向胡启立点名邀请的,我持的理由是:要钱、要人。

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他说时间只有一个上午,要我择要汇报。

汇报围绕三个问题:香港形势、经济情况、党和干部队伍。首先报告香港形势。我说,香港通报知道中央决定九七收回香港后,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上层社会尤为严重。基于民族大义,他们即使不赞成、口头上亦要说拥护,至少也不好说反对香港回归。但实际上,他们担心九七后私人财产被社会主义改造、共产。担心失去自由。此外知识分子怕“洗脑”,中下层担心生活水平下降。据我这几个月的接触,香港多数同胞还不知道中央收回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少数知道的,担心将来会变:他们对党不信任。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世纪末来临的气氛,逃资、移民情况在发展中。

我注意到与会者都在专注地听。

李先念插话:“逃资严重不严重,逃了多少?”

“根据我了解,情况是严重的。带头逃的是一些爱国资本家。中央负责同志请他们来北京谈话,他们得到消息,回香港转头便逃。但据香港中国银行的估计,进来的资金比出去的多,他们认为,只要香港继续有钱赚,出去的还会回来。”

李先念再没说什么。

我说,这几个月我接触过很多香港同胞,包括不少中、上层人士,希望维持现状,让英国人继续管治的不是少数。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就公开提出要中国当“董事长”,英国当“总经理”,这种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究竟是英国人的策略,影响了他们,还是英国人接过他们的想法,形成英国人手中的“民意”、斗争策略,我的看法是两者皆有可能。我说,当前香港同胞正在“信中”还是“靠英”、留港还是移民的天秤上动荡、摇摆,加速分化、重组。争取香港同胞信任,是迫切任务。

李先念听到这里,有感而发地说:“争取人心,是第一要务。”

对香港经济,我说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七十年代后半期“大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当前外在由于国际经济因素,内在是港英的高地价政策,导致楼宇供过于求,加上“九七”因素,地产市场正处于低潮,香港消费市场亦受到拖累。赵紫阳插话:“地产活动,只是整个经济其中一环。”

提到香港工业问题时,我说,香港工商界要我转达,请求中央允许香港工业产品进口大陆。我解释,工业是香港经济支柱,让工业产品开拓大陆市场,可令当前不景气的香港经济有所转机。

李先念立即插话:“不行,香港应去找世界市场,国内市场有限,不要来挤国内的产品。”我理解他认为允许香港产品进口,会减少国家外汇收入,并影响大陆工业的发展。

我继续说,香港经济是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英资依靠特权、垄断、控制不少经济部门,处于举足轻重地位。近十年来,华人资本崛起,他们不少依靠英国起家,现已逐步成长为英国资本的主要竞争者。东南亚华侨资本、台湾资本,以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都认为香港是容易赚钱的地方。“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为他们带来不同的忧虑和打算,要繁荣香港,必须争取他们继续在香港投资。我说:“我们考虑的方针是: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

胡启立听了很感兴趣,他重复说了这二十二个字,和我一句、一句核对,做了笔记。

我对实施这个方针,汇报了初步想法。说到壮大香港中资企业时,我建议说到:可否学习香港商人改革进出口业务的经营。对投资房地产、股票、黄金等业务,进行试点,而后考虑逐步推开。

李先念立即回应:“陈云同志说,‘肥水不落外人田’,国内资金还不够用,哪有钱出去投资。”

此外,我又提到中国银行做生意的手法太谨慎,生意对象只集中在中小户,开拓大户不够,要改善。

对此,李先念、赵紫阳都没有插话,散会后,赵紫阳个别做了交代:中银的改革要小心,整个国家的外汇都靠它!

最后,我提议整顿新华分社、港澳工委的组织,改善干部士气低落,以及“一左二窄”的情况。要求中央批准扩充新华分社编制,增加经费,改革工作员工工资制度,逐步向社会工资靠拢。

赵紫阳说:“要人问组织部。”那位组织部副部长随即问我:“要扩编多少?”我已估算了今后的工作量,回答说:“分社现在连看门、司机等勤杂人员只有百多人,难以应付今后任务,估算要五、六百人。”他嘱我弄个详细编制,让他们考虑。(结果认识编制后来扩充到四百人。)

要人后又要说钱。赵紫阳指着王炳乾说:“要钱,你找他。”王炳乾是铁算盘,我在江苏工作时,每年至少和他吵一次架:地方要少缴多留,他则要多缴少留,最后总是算不过他。他这次说得慷慨,笑着问:“你要多少,预算带来吗?只要先念、紫阳同志点头,我给!”我也笑着说:“工作还未安排,哪来预算,你们给香港、澳门的钱也太少了,全年才给三千多万(港币),这点钱,就可以拿回香港吗?”说得几位负责人都笑了,赵紫阳也笑着说:“你向王炳乾开个价吧!我和先念同志都没有意见,是吗?”李先念笑着点点头。后来,经常费、特费共给了三亿多港币。第一年,没有用完,“盈余”了一亿多港元。

第二天,我到勤政殿见胡耀邦,简要地汇报一遍。胡耀邦说:“你三个月内做到这样的汇报,我很高兴。港澳工作中央分工,先念、紫阳他们负责,以后你多向他们汇报就可以了。”接着我又去找也在勤政殿办公的胡启立,他邀我一起午餐。中南海的膳食供应,极为简单,他们个别就餐,没人一份,两菜一汤,味道相当可口。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谈,我说:“你交代三个月要做到的任务,我总算勉强交差了。”胡启立笑着说:“不错!不错!你想要人,我可以推荐几个。”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说:最需要一个“二把手”,能够帮助“管家”;次要的,是管宣传的人才——“秀才”。他告诉我:“‘二把手’中央正在为你找。”他倒想起一个做宣传工作的人,向我推荐,说着便放下碗筷,写了两个名字给我。(这两个名字递给中央组织部考虑后,结果只来了一个。)我将胡耀邦的交代,向他复述一遍。两人又闲聊一会,很愉快地过了一个中午。

这次汇报,基本上得到中央肯定,三个多月的日日夜夜,没有白费,兴奋之外,更增信心。

16

回香港前,我专门去见了姬鹏飞。他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顶头上司。每次回北京向他汇报请示是必需的例行公事。

姬鹏飞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内。和其他几位国务院副总理一样,他的办公室共占三个房间。一间给他两个秘书,一间会客兼作小型会议厅,一间姬鹏飞办公用。三个房间都明亮宽敞,我们两人谈话,多在他的办公室。

我向他表示,打算年底在深圳召开港澳工委扩大会议,落实对港澳党组织的整顿调整,请他或李后届时到会指示,他听后表示同意开会,问谁来参加会议,“到时再说。”我又征求他对我的汇报作指示。(汇报会上,他没有发言。)他说:“可以,先念、紫阳都讲了,就按他们的指示办。”

回港传达后,工委扩大会的筹备活动随即开始。所谓工委扩大会,即与会的不仅是工委委员,还包括工委领导下所有党支部、党小组的党员代表,与会人员约有一、二百人。

我认为香港回归祖国,任务光荣、艰巨,一国两制,又是一项历史性创举。中央港澳工作主管部门,港澳工委本身,竟无通盘部署,这种局面需要改变。

当时港澳地区党内,新华分社内,干部工作散漫,思想问题多,多数人工作上处于半盲目状态,要他们做些什么,无明确要求。正如一个企业,要办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才能全力以赴取得成功。开扩大会议的目的在此。

开会的地点有人主张在广州,我主张在深圳,我的考虑是,会议预计要开一个星期,与会者多是各单位负责人,如果期间单位有事,可以随时回去。

离开香港开会,主要考虑是保密;即不能让外界知道港澳共产党在开会,也不能让外界知道开会内容。香港太敏感!我考虑,这么多单位负责人同时过关离开香港,能瞒得过港英政府?何况,港英政府有专门机构全天候监视新华分社和中国在港机构的电话,他们的情报部门也并非白吃皇粮,但事在人为,我们要尽力而为。

我们又担心如果传媒获悉,向社会报导,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为了掩护,对外采用了一个经济研究会的名称。果然成功地瞒过传媒。

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很帮忙,让出新园宾馆作会址,会期中要他帮助,有求必应,真的尽了我对他的要求:深圳是新华分社的“后方”。

最主要的筹备工作是会议报告,由分社代秘书长杨奇找人撰稿,内容以汇报提纲为基础。十一月开会前几天,看了初稿后发现无法使用。这不能责怪杨奇,王匡任期内,他虽然是代秘书长,但基本上“闲置”,办公室主事的是号称“二社长”的办公室主任。此人和办公室的秘书们看来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只好用了几个白天黑夜,自己重写了报告提纲。

会议是在十一月召开的,我发表工作报告一天,接着分组讨论。

港澳办姬鹏飞、李后都没有来,只来了两位处长列席会议。不可能请他们在会议上作指示了。他们也声称没有带指示来。一年多以后,我方知姬鹏飞、李后故意不来。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工作报告,有几个要点:
一、从中英公开谈判香港回归开始,到“九七”中国恢复主权十六年过渡时期,香港社会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争取人心是第一要务。

二、过渡时期,中英矛盾是香港的主要矛盾。中国对英斗争策略,是通过和平谈判,既斗争又联合,通过斗争取得联合,保证香港回归,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稍后,改“联合”为“合作”,词意更确切。)

三、依靠香港工人阶级、依靠广泛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是实践一国两制方针的两翼,缺一不可。

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一国两制方针。在意识形态上求“大同”——爱国爱港、赞同香港回归;存“大异”——可以批评共产主义、共产党,可以宣传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主义。

五、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维护香港经济繁荣。

六、整顿党的队伍。在政治思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香港、澳门就是实行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保持港人高度自治方针。坚决客服“一左两窄”错误倾向,要走出“左派”狭窄圈子,走向社会,深入各阶层群众,团结中间分子,争取“右派”。

小组讨论很热烈。同意、补充的意见较多。部分本地党员代表有异议。会上讲出来的,主要是:第一类,对过去工作成绩肯定不够,责备多;第二类,有些话是中央没有说过的,是否妥当,有怀疑;第三类,外界有人认为,我来香港后,新华分社成了香港第二权力中心。

讨论结束,我做了“总结”讲话。接受第一类批评,补充了过去工作成绩部分。对第二类意见,没有作解释,留待未来实践检验。

第三类批评,做了解释。我说:作为新闻机构的新华分社,人们不可能视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作为国务院派出机构,它要代表国务院尽派出机构之责,进行一定活动,在当前中英谈判回归之际,香港同胞承认新华分社为祖国代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争取人们归心工作的初步成果。在“九七”之前,新华分社不会,也不可能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侵犯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管治。

会议休息期间,私下品头论足的还不少。因此港澳办的两位处长,将这些议论,自然都带回去了。

从我七月上任到工委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以往香港工作“一左二窄”的倾向,改变工作作风,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改变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争取人心回归。也期望通过这次深圳扩大会议,落实香港工作的全盘方针、政策,团结全体香港党的组织和工作干部,为保持香港继续繁荣,贯彻“一国两制”而努力。

17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有组织活动的历史已很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依靠苏联援助进行北伐,从那时起,香港就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的组织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公开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负责。港英政府之所以允许中共机构在港存在和活动,是迫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希望得到中共抗日武装——东江纵队九大队的配合,保卫香港。香港沦陷时,中共游击队曾拯救了不少英国人逃出香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南方局曾设在香港。

一九四七年,新华社香港分社设立。同时中共南方局成立了港澳工委,以新华分社的面目出现,第一任社长是乔冠华,他也是工委的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南方局撤销,中央委托广东省委代管港澳工委。

文化大革命前,港澳工作一直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管理,小组长是廖承志,党的工作由广东省委管理。一九七八年,国务院成立港澳办公室,廖承志为主任,直接管理港澳工作,港澳工委也改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由廖承志代表中央领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八三年廖承志去世,我上任之前。

长期以来,香港始终是中共活动的重要据点。香港一直在英国管治下,中共只能秘密活动,是“白区党”。新中国成立后,形势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但在处理上不得不有所改变。同时,随着中国在香港的外派机构逐步增多,外派人员增多,党员也增多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的发展,特别是中英两国进行关于收回香港的谈判以来,英国统治香港已时日不长,香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虽未公开活动,港澳工委的领导机关——即新华分社——的一些活动已经半公开化了。中共在港澳有组织存在,一直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已成公开秘密。

中共港澳工委在我的前任王匡领导时期,领导班子的组成,有书记、副书记、工委委员,约四十人。工委委员中,除了书记、副书记外,还包括工委机关各部负责人、内地在港企业机构的党员领导干部。如当时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华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建华,招商局代董事长袁庚等,都是工委委员。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对内是中央侨委在香港设的港澳侨务领导小组,其负责人也是工委委员。

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区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这是澳门的特殊情况,葡萄牙澳门政府柯正平是中国政府代表。——分党委书记是郑华,他和柯正平都是工委委员。

香港共产党的组织,在廖承志主管期间,大体分两部分,也可以讲分为三部分。一是当地的秘密地下组织,完全是地下党的做法,通过个人单线领导,直接向廖承志负责。

另一部分是工委机关,即新华分社和中央及内地派出机构,派出人员中的党员。中央有不少部门在香港有外派机构或外派人员。所谓机构,有大的,比如外交部外派的签证处;有小的,如军委总参在港有一小组,专门收集国外的书报、刊物。各省也有派出机构,往往是在他们组成的香港公司里。这些党员由工委组织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领导。

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央侨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们管理的那部分党员,他们自成系统,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所有在一个地方的党员都由当地的党委或支部来领导,因此,侨委委托工委来领导这部分党员,人事由侨委自己负责。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门有中共党员六千多人,从内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当地党员。

虽然这些党的组织归港澳工委领导,但实际上,当时的工委只能管理党员的组织生活、学习、传达中央的指示、新党员的发展等。至于业务上、人事上一直是双重领导。这种双重领导执行起来情况很复杂,问题也多。比如王匡任内,曾打算由工委统一管理中资机构的一切工作,包括其业务部分,没有成功。我到港后,也有人向我提出这一建议,我认为不可行。各中资机构分属不同省、市和中央不同部门管辖,别讲共产党在香港处于地下状态,我在江苏的时候,中央各部委的下属机构也很难统管。他们对中央外经部业务的指示更尊重,因为他们要项目、要钱、要物,要靠业务上司。

我认为,只要求中资机构在涉及香港、澳门的问题上,接受港澳工委的意见,做到这条就很不错了。

果然,后来在一些问题上,常有分歧。如工委从政治上考虑,希望中国银行贷款给某人,开始还勉强做到,后来却坚持要由北京主管部门批准。我们也不反对,双方都向北京请示。可是要获得北京批准很不容易,有些勉强同意了,意见却很大,他们向中央告状说,许某人“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太多了”(指政治性贷款)。

其实,贷款基本上仍是按业务规则办理的。无条件贷款仅属个别现象。银行要我代表新华分社做担保,我照办,出具字据。

到任后,为搞清楚“一左二窄”的具体表现,成为我和干部及工作人员交谈的重点。几位原社长、副社长,大都沉默相对,不提供材料,不表态,部门的干部在会上见他们不讲,也都不讲了。个别谈话时,少数广东籍干部也不肯讲。内地来的干部可能“包袱”少,反映了不少事例。例如某人告诉我一个走极端的事例:

工委一度对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七十年代》(现改为《九十年代》)和《争鸣》杂志持支持态度。西单“民主墙”事件后,这两个刊物态度改变,批评邓小平的反民主言行。北京不能容忍,廖承志把王匡叫到北京,当面交代:“把他们彻底搞垮!”王匡回来要杨奇坚决执行。杨奇表示:在香港条件下,“彻底搞垮”有困难,而且和两个杂志以往关系较好,主持人都是“左派”的朋友,有的还是从“左派”机构出去的,还有个刊物原在“左派”印刷机构印刷,也不再替它们印了,想用这样的手法来“摧毁”这两个刊物。在香港社会,怎么能做到呢?结果反而引起社会对这两个刊物的同情,不仅本地,海外也一样。两刊非但没有垮,反而提高了知名度,发行量有所增加,影响更为扩大,这种“左”派幼稚病的作法,连廖承志也不能免。

机关风气保守,不伦不类。比如机关互相之间,文件上统称“兄”,例如一部门称另一部门“李兄”,保持地下党做法。事实上,看了文件内容,就会知道“某兄”是哪个部门,文件泄露出去,一样保不了密。部门之间互不沟通,把自己管的工作与“关系”,看作是个人资本,不允许别人过问,具体说法是“他不能插手”。这种作风,连工委一些主要领导人也不能免。

李菊生当外交官多年,实属中共中央调查部管辖。后来中央调查部撤销,转归国家安全部管理,是职业外交官,也是职业情报人员。在工委,他是第二社长,帮助王匡处理全盘事务,还分管情报保安工作。我遵中央指示,要纠正工委的“一左二窄”,除王匡外,他反感最大,只要会上提及有关反“左”反“窄”的事,他总是紧皱眉头,板着面孔。见面笑容很少,严肃异常。他开会时也很少发言,有不同意见,也只简单表达,给人一种冷眼旁观的感觉。

我到香港前后,他从未向我主动介绍工作情况。他专管的情报工作,更神秘得一句也没介绍过。

中英第二轮谈判,李菊生是中方代表之一,以工委的副书记、第二社长身分安排他参加会谈。按理,他是代表工委参加,就如尤德参加英国谈判代表团一样。(中方不承认尤德代表香港政府,只承认他为英国代表,避免英方借“民意”为谈判时的筹码。)李菊生应该每次参加会谈前,将本次会谈主题内容、我方的斗争策略,向工委汇报,以便工委根据本地各方反应,提出建议,供北京参考;会谈回港,亦应将北京对工委建议的看法、会谈情况,下次会议主题,工委要为那些问题搜集资料等事做汇报。李菊生从没有向工委或我个人这样做过,至于他有否以第二社长身分去搜集资料或找研究室研究课题,我亦不得而知。

中英谈判的情况,李菊生对我和工委是封锁。我了解谈判情况主要靠两个渠道:一、参加北京召开的有关会议。二、阅读外交部编印的“情况通报”(专供部长以上参阅的内部文件)。这种情况,至乔宗淮接管李菊生任谈判代表后才改变。

李储文和祁锋合作,分管统战工作。祁锋在港工作十多年,工作关系较多。李储文和他合作半年多后向我诉苦:祁锋从不向他介绍情况与工作关系,什么也不告诉他。李储文抱怨,无法再合作下去。我说服李储文:“他们几位差不多,不只祁峰,我们不要受影响,要放手工作,有问题,我会支持你。”

在干部使用上,原工委领导人有宗派情绪。我来港前就已听说,他们搞“广东帮”。七个社长、副社长,有三个是广东人,他们的小圈子,连广东省籍的干部也感到被关在门外,受歧视。

杨奇是代理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但王匡等对他并不信任。王匡如有事,不论公私,不找杨奇,直接交办公室主任处理。机关内部,称这位主任为“二社长”,对他意见很大,反映他眼里只有王匡、李菊生。只要是这两人交代的事,即使不符原则,他也会照办。对其他人,则一律“不买账”,对同级“目中无人”,对下霸道,分社做事务的员工,多是所谓“反英抗暴”中失业的地下党员和“左仔”社团职工,这位办公室主任对他们态度粗暴,极不尊重。被员工视为“虎”。

特别使人反感的,是不少干部反映一件事:有一位北京派来的外地(非广东籍)副社长,与王匡等关系很紧张,北京将他调回内地。按规定,副社长持有外交红皮护照,过海关免检,多带一些规定外的小件物品,一般不会引起海关例外检查。主要靠持照人自觉。据说在王匡、李菊生授意下,办公室有人写信给深圳罗湖海关,检举这位副社长携带走私物品。海关因此搜查了他的全部行李,查出多带了一块手表。海关上报到北京,这位副社长不仅做了检讨,还受到全国通报处分。当然,这位副社长多带一块手表是不对的,工委领导人既然发现了,就应该与人为善,当面指出错误,帮他改正,可是他们竟然当面不提,背后整人。这种作法,在党内、在同事中,很不光明磊落,连与王匡同过事的一些副社长,都觉得寒心。

王匡、李菊生还在内部搞情报,造成干部人人自危。他们对某些人——特别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一言一行都持怀疑态度,向上打报告或小报告,甚至动员安全情报部门,对一些人设立专案调查。按中央规定,干部管理,属党和政府的人事、组织部门,他们的日常工作、思想表现,由人事、组织部门了解。犯有错误,由人事、组织和纪律部门共同调查处理。情报部门没有调查干部情况的任务,除非干部有外逃、通敌等行为,否则情报部门不能对干部作情报活动。我阅读有关档案,果然发现王匡、李菊生将一个有关在港高干子弟情况的调查报送北京安全部。(王匡有一个女儿,李菊生有一个儿子在香港,都没有列入报告。)按规定,这种事可以调查,也可以向上级做报告,但这不是情报、安全部门的业务,应有人事、组织部门主管,属“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与“敌我矛盾”混淆。

他们又对代秘书长杨奇成立“专案”,指杨奇社会关系复杂,和港英、台湾等方面常有来往,怀疑杨奇传递情报。另外《文汇报》社长李子诵亦有“专案”,指李子诵接受台湾某高层任务,并有信件为证。被立了“专案”的还有外事部负责人谭干,甚至安全部本身负责情报工作的XXX,也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依据是他和谭干二人参加工委会议时,详细做记录。王匡等人规定,会议不许详细做笔记,只能用脑。要做笔记也只能提纲式。二人不遵守规定,便怀疑他们为敌方做情报,成立专案审查,这种立案态度,是很不严肃的。

在香港做统战工作,不接触社会,不接触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做外事工作,不接触各国政府在港人员,能团结绝大多数吗?领导对干部的工作接触不放心,甚至怀疑,令干部人人自危,担心被误解、被调查,工作如何开展?局面如何能打开?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我在工委会议和全体机关干部会上宣布:今后必须遵照中央规定,在内部不允许搞党员、干部的“情报”,调查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不管什么人,违者必究。但发现某人有叛逃、叛党、叛国行为,可向领导人检举,也可越级检举。如果须进行审查立案,仍须经工委集体讨论批准。就此安定了内部。

基层党组织问题也很多,当地的地下党员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年龄大、文化水平低、蓝领工人多、分布面不广。在“反英抗暴”斗争中,相当多的党组织暴露了,被破坏。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没有。据李启新向我介绍,地方党组织分两大线(即两大部分,工委称之为“线”),工业线和学校线,两条线的主要负责人家里,港英当局都曾安过窃听器。其中一线的负责人,不仅家中被装窃听器,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党员情绪普遍不振,认为“反英抗暴”出于爱国,现在反而受批评,心中愤愤不平,工作没有积极性,也不知怎么做工作,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已有好几年陷于停顿。

眼见香港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处于这样一个状况,我感到十分焦虑,依靠这样的队伍来贯彻中央交给的香港回归任务,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试验,太困难了。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整顿党组织。

整顿从调整机关部门开始。工委经过讨论,决定把统战部改名为协调部,因为香港人对统战这个名词反感;把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统一起来;成立青年工作领导小组、妇女工作领导小组,以开展青年与妇女工作。最重要的调整是在港岛、九龙和新界成立三个分区工作委员会,作为港澳工委的派出机构,领导这三个地区的组织和党员,展开群众、社团和屋邨居民工作。

对党的基层组织也进行调整,改变了原来地下党和机关、企业党两条线的做法,把两条线合并起来,以期让地方上的党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估计港英方面已相当了解地下党组织情况,继续依靠他们来发展新的组织,不可能保密,因而改变原工委不准他们公开活动的决定,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下,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开展活动,发挥作用。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发展一个绝对秘密的新组织,决定在原地下党组织里,筛选一些估计港英可能没发觉身分的党员在社会中、上层做工作。这部分人仍然实行单线领导,采取地下党严格的秘密做法。其余的合并以后,归三个分区工委管理。

随着机构、部门的变动,对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相应调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门负责人。

这一次调整,使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顿是不顺利的。几位原副社长实际上不肯合作,会议上,李菊生、罗克明讨论问题不表态度,或对一些问题三言两语、冷冰冰地持否定态度,如在工委讨论设立三个分区工委时,李菊生只说了一句:“为时过早。”在杨奇真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秘书长的讨论中,他和罗克明都不直接表示意见,只讲几句言不由衷的话。

李菊生等几位不合作的态度,延误了不少工作。中央书记处也知道他们和我“不团结”,我虽然反映过情况,但未提出改组要求。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经他启发,我正式向胡耀邦提出改组要求,胡耀邦原则上同意了,交代习仲勋与中央组织部和我商订调整方案。

不久中央决定,李菊生、罗克明退休调回内地,当时副社长中,李启新已退休,叶锋另行安排工作,两人已先行回到内地。副社长祁锋和曹维廉经我要求中央后,继续留在香港帮助工作,对内任顾问,对外保留副社长职称。习仲勋推荐调澳门分工委书记郑华到香港任港澳工委副书记,新华分社副社长,获中央批准。澳门分工委书记一职,我建议调前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继任,时周鼎已调出深圳,传说广东省委准备向省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他出任副主席,我征求赵紫阳意见,他高兴地说:“我正为他的出路发愁,你的考虑我赞成。”又说:“好是好,他经济工作还可以,政治上经验不够。”我说:“政治上可以锻炼嘛。”赵紫阳指示秘书打电话告诉中组部,说他同意这个安排;中央同意了。这样,我的班子不再设第二社长职务,副社长从原来几人(包括第二社长),减至四人,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包括部以上,从六十五岁降至五十五岁,具体情况是:

社长、港澳工委常委、书记:许家屯

副社长、港澳工委常委、副书记:李储文、郑华

副社长、港澳工委常委:陈达明、陈伯坚

港澳工委常委、澳门分工委书记:周鼎

中资机构的常委不变。

顾问(对外称副社长):祁锋、曹维廉

秘书长杨奇获真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并列席工委常委会。对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调整,主要是新设社长助理职务,人选包括:

谭茀云、陈凤英、王如登

副秘书长:乔宗淮、毛钧年
几个月后,祁锋退休回广州,曹维廉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在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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