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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命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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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三年四月的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把我从京西宾馆召到中南海勤政殿,正式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去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在此之前,我已被中央内定离开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当时正在北京协助中央组织江苏省新的领导班子。新的任命,出乎我的意料。

  为香港回归中国,中英两国正在进行谈判,对此我虽有所闻,但所致甚少。新的职务,对外名义上是“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实际上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才是“正业”,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总管”。而在此中英外交谈判紧张、微妙的阶段调我去香港,显然是中央对我的信任和重用。不过,我大半生一直在内地工作,搞外交纯属门外汉。加之时年已六十有七,老来还要“重新打鼓另开张”,难度不可谓不大。

  看到我踌躇不定,迟迟没有表态,急性子的胡耀邦快人快语,不断催我接受。他说:“中央决定收回香港,在香港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试验。改革开放,中央要借重香港、澳门,需要一个有魄力的人,你在江苏搞经济有经验,有创造性,新的工作适合你。”又说,“港澳工委在你去后,提升为省级单位,不久将发正式文件。”他还告诉我,“你去香港是我提议的,常委一致赞成。报告小平同志后,他也同意。”

  突然而来的任命,令我想起参加共产党的初衷,就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西方列强的凌辱,建设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其中自然也包括收回香港,洗雪国耻。再者,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共产党的铁则,也是我多年养成的党性,从未讨价还价。而离开江苏时的某些不愉快之事,又使我憋了一口气,可以去开创一个新的天地。我下决心接受新的挑战,说道:“感谢中央的新人,我去!”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特殊使命——由共产党人去维护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至少五十年不变,并保证香港继续繁荣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听到我的话,胡耀邦高兴地笑了。

  新的任命,同样出乎国内一些人的意料。江苏几个反对我继续在江苏工作的老人,有人慨叹:“真没想到,许家屯因祸得福。”其实,我自治离江苏非祸,去香港非福。而江苏省还有些干部不了解香港新华分社负有特殊使命,将其同江苏省真正搞新闻的新华分社(省厅级)等同起来,甚至说:“许家屯为何去做新闻工作?为何降级了?”他们以为我犯了什么错误,改行降级使用了。

  香港方面的不少人也感到意外,反应却大不相同。首先,他们意外的是这次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规格”超过了前任,居然由一位中国中央委员、省的第一号人物(我当过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出任,很不寻常。

  意外之二:新上任者,竟是一个从无外交经验,出身内地的“土八路”。原来,香港盛传原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王匡调回后,将由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接任。在中英正进行香港回归祖国问题的谈判时,以柯华使英的经历,出任此职,显得较合情理。据我所知,这种传闻亦非空穴来风。北京某些老人确有此建议,负责侨务及港澳工作的廖承志也曾表示“可以考虑”,惟中南海始终没有表态,胡耀邦等似另有想法。

  意外之三:二十多年来,香港新华分社历任社长,都是广东人:就连副社长及其他负责人,也多为广东人。而新上任者,同广东毫无关系,是一个地道的“外乡佬”!这里讲一段插曲,或许能解答这一改变我人生命运的意外任命。

  一九八三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全家在上海休息、过节。春节后,全家到苏州。我从南京赶往苏州,陪同邓小平游览苏州园林、郊区名胜古迹,参观人民公社。那几天,邓小平全家都玩得很愉快。我们同乘一辆面包车。一路上邓小平谈笑风生,经常抱起邓楠的女儿——他的小外孙女逗笑,也不时听我说明沿途的景物。很少涉及工作。

  邓小平下榻南园宾馆。南园宾馆原先是蒋介石的前妻(大概是陈洁如)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苏州市政府将几座国民党官员的住宅——当时称作“逆产”一一没收,合并改建为招待外宾和高级领导人的宾馆。林彪看中了这个地方,在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又专门拨款为他在此新建别墅一座,让他长期居住。这座别墅,可供林彪足不出户享受日光浴,他的老婆叶群在室内游泳。邓小平全家,这次来就住在这座别墅内。

  我是地方官,中央负责人来地方,尽管是休息,我也要汇报地方情况,请求指示。我找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请他安排时间。王瑞林先是“挡驾”,说:“老人家来休息的,免了罢。”随后又来电话:“老人家同意和你谈谈。不要超过二十分钟。”给的时间太短了。我问:“谈些什么好!”王瑞林回答:“讲些带新意的事,老人家有兴趣。”

  中国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全国都在讨论执行邓小平提出、中国中央通过的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产值翻两番,国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的目标。党内许多人充满信心,劲头十足;但对此缺乏信心,担心浮夸再现,重犯“大跃进”错误的也不在少数。

  我从一九五六年起即担任江苏省的领导工作,起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曾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领导人之一。“文革”时期被打成“走资派”,中断了四年。一九七零年复出担任副职。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翌年出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到一九八三年,已在江苏省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七年。

  当时,我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江苏省卅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为江苏省已经开始摸索出一条不同于全国其他很多省市的高速发展的路子。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到六年的时间,江苏省的经济成长就在原有基础上翻了一番:在中央新的决定的鼓舞下,估计不需五年,可以再翻一番。因此,江苏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不必等到本世纪末,可以提前达成这一目标。但省内几个反对我的老人,指责我“日子才好过几天,又搞浮夸”,“只顾自己,向上虚报邀功,不想想全省的日子怎么过”。把我说成是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我压力很重。

  向邓小平汇报时,我就以江苏省围绕能否提前达到“小康”水平的分歧和争论为主要内容,从我为何认为可以做到这一点谈起,具体阐述了我的根据。

  邓小平听汇报不需要人记录,室内只有我和他两人。以前我跟邓没有直接接触过,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谈话,我印象中,他水平高,是一个原则性强,一丝不苟的领导人,他说话不多,言简意赅,我对他很尊敬,心情有些紧张。

  记得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北京一次全国性的农业生产会议上,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等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我和其他几个省委书记也安排坐在台上,会议结束后,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首先离座步下主席台,邓小平和李先念这时也站起来,两人谦让,谁也不肯走在第二位,当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排名在李先念之后,看来李先念尊重邓小平党内的资历,让邓小平先走,双方谦让了一会,邓小平很严肃地对李先念说:“按原则,你应先走。”李先念很尴尬地只好先离开。这件事更加深了我对邓小平一丝不苟的印象。

  汇报一开始,我就发现邓小平对我的话题很有兴趣,他不但专注地听,中间还不断地提问。王瑞林约定的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看见王瑞林在门口转了两趟,见邓小平和我谈兴正侬,就走开了。

  我首先告诉邓小平,江苏省的情况有别于许多省。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党政,宣布“全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然而,江苏省在七六年前的那几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均在二位数,农业成长也在百分之五、六左右。我根据现实,在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江苏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要有一个新的跃进。结果招致省委持反对意见的几个老人批评:“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顿还要盲目冒进”。但我们坚持高速发展的方针,到一九七九年,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上海、辽宁,跃居全国第一位。其后也一直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调拨给国家的粮、油、猪肉等连续几年高居第一、二位,成为支援全国的重点省。

  听到这里,邓小平问:“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

  我分析说,这恐怕同“文化大革命”中军管期间许世友——当时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做了两件好事有关。一是把江苏省造反派两个主要派别的坏头头压下去了,使江苏省比起其他地方乱的时间比较短,范围比较小,程度也较轻;二是较早“解放”了大批地方干部,从省、市到县、公社,掌握生产的,大多是原来有经验的干部,不像有些地方出现军人“瞎指挥”的现象,基本上没有走很大弯路。

  我并说:“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时,确实认真地分析以前犯的错误,‘解放’后,根据这些认识,主观上尽量避免重犯,同样有这样经历的地方干部不在少数,我看也是一个原因。”

  邓小平频频点头。

  接着,我大胆说明了江苏省近年来在发展经济方面,一些有所创新的尝试,我说“我们走的是与全国不同的路子。”

  我说:在农业方面,江苏省的“农业学大寨”,实际上有点“走样”。就是说,我们主要学大寨“改天换地”的精神,我们一方面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土壤改良,提倡科学种田,尤其是使苏北、苏中地区过去“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六、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做到了旱涝保收,从根本上改善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外出逃荒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搞全国风行一时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活动,没有没收农民的“自留地”,没有取缔农村集市贸易市场,没有去“杀小刘少奇”——这是当时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活动的代名词——强迫农民把自养的猪、禽等宰杀,不允许再养殖。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出格”的做法。

  在农村,我们发展了社、队企业(即现在所说的“乡镇企业”),农村兴起许多新的小城镇,广大农村从小农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讲到这点时,我担心邓小平批评,就先来了个自我检讨,说我们说“钻了国家政策的孔子”。因为社、队企业属集体所有制,自产自销,自己解决原料、燃料,利润百分之五十一作为税金上缴国家,其余自己处理,自定投资项目,冲击了国家计划经济。

  邓小平没有插话,依然饶有兴致地听着,我就具体介绍了无锡县等社、队工业和企业大发展并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情况,“以工促副”、“以工补农”的做法,以及农民“亦农亦工”、“亦农亦商”,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认为是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一条出路,是创造小农自给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同时,我也汇报了某些尖锐的,甚至将此指责为“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反对意见。

  工业生产方面,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和乡村社、队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成为江苏省工业成长的主要因素。我们根据江苏的具体情况,以发展轻工业为主,中、小型企业为主。这些中小企业占江苏省工矿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特点是投资少、见效快、转产易。集体所有制占工矿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我坦率地对邓小平说:“中央对市场经济曾有肯定,后来又改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我们公开只得跟着这样提,但实际上已经退不下来。江苏全省经济中国家计划和市场的比例,大致是各占百分之五十:市、县国家计划所占比例,比省更少,一般为四、六开乃至三、七开,大部分是市场经济;苏南地区有些县甚至有二、八开,一、九开的,几乎全靠市场经济。”“集体工矿企业和部分国营企业,自供、自产、自销,催生了市场经济,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江苏省经济不到六年翻了一番,主要靠这些。”

  邓小平听到此处,高兴地插话:“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至此,汇报看来要结束了。邓小平突然又问:“你看上海、浙江怎么样?”我理解他问的是关于上海、浙江“翻番”的看法,因为邓小平肯定了我的观点,我就放胆答复:“上海走的路子和全国一样,它基础好,能量大,包袱重,能量还未释放出来!浙江、山东,他们来江苏看过,开始走江苏的路子了。山东条件比江苏好,天然资源底子厚,江苏不能比,未来几年,有可能超过江苏。”

  这是,王瑞林进来催吃晚饭,我起身告辞,邓小平站了起来,与我握手道别。出来后一看表,竟然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3

  一个月后,胡耀邦电召我去北京,当面告诉我:“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在常委会上表扬了你,说江苏搞得不错!让许家屯再‘过渡’一段。常委都很高兴,一致同意小平的意见。”

  当时中共中央正按照十二大的精神,实现干部的年轻化,进行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年届六十七岁,已超过正省级干部的退休年龄规定。“过渡”,意指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耽误了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所以让一些超过规定退休年龄的老干部留任一段,作为中青年干部接班“过渡”的桥梁。

  因为邓小平已经表态,我当即欣然接受。回到南京后,我遵照胡耀邦的交代,暂不宣布,等待中央的正式通知。

  没想到江苏省一直和我作对的几个老人坚决反对我留任。他们得到陈云的支持。中央派专人工作也不行,形成了僵局。最后,中央常委做出了决定,将我调出江苏。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经问我:“为什么陈云支持他们?”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其实,那几个老人同我的矛盾,主要并非是个人恩怨,而是工作上的是非之争。他们坚持反对在把经济搞活的基础上高速发展,尤其反对放手发展社队集体企业。此外,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早,在党内资格比我老,认为我对他们不尊重。他们都按规定先后退下来了,而我却继续留任,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两年前,江苏班子也经过一次调整,中央调整方案已定案,他们找到陈云出面反对,结果推翻重来。其反弹之强烈,能量之大,令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奈何他们不得。

  正式通知我的还是胡耀邦。他说:“中央考虑,勉强下去,你的困难太大;决定另行分配你的工作,江苏就不用回去了。”同时要我帮助组织江苏省新的领导班子。我无话可说,点点头表示理解。

  在组建江苏省新的领导班子的任务基本完成时,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场面。我接受了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任命后,向胡耀邦请示:“要不要去看看邓小平、陈云同志?”胡耀邦说:“不用了,不要去影响他们的休息。”

  不过,为了表示对邓、陈的尊重,我还是给他们两位的办公室打了电话,“邓办”回答:“小平通知说,耀邦都已谈了,以后有事再见。”“陈办”回话:“陈云同志身体最近不太好,他说你下次来再见。”

  后来我去见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他向我透露:“常委对你的去处讨论了几次。紫阳有次主张你去华东经济协作区(属国务院管辖,负责协调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市场经济建设事务)当主任。常委讨论,这个安排还是没有脱离江苏,仍会有麻烦。后来耀邦提出让你去香港。耀邦说,香港需要人,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许家屯有魄力,是合适人选。这样安排,对许家屯本人也好交代,党内也过得去。结果常委一致同意。征求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的意见,廖承志表示‘欢迎’。报告小平同志,他也表示赞同。”

  就这样,几经周折,我从留任江苏变成了改去香港就任新职。

  4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今后是我的定投上色。接受任命后,我最先要做的就是去见他。

  我以往和廖承志见面的机会不多,在我当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后才有所接触。久闻他为人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胡耀邦向我介绍他时评价很高:“水平高,原则性强,很坚定。容易相处,为人厚道。”他是中共首屈一指的华侨事务专家,港澳通,日本通。除党内高级领导人仍习惯地称他为“小廖”外,党内党外都尊称他为“廖公”。当时我已得悉,在六月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推荐他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说起来,廖承志还帮过我一个忙。那是一九八零年清明,他到南京扫墓——他的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合葬在中山陵,南京称为“廖墓”。我到他住的中山陵五号高干招待所去看他,谈起外商投资的南京金陵饭店已经建成,外界反应不错。他很感兴趣,于是我陪他去参观。他见金陵饭店的总经理是本省人,就问道:“有没有外边人参加管理?”我理解,所谓“外边”,指的是外国或香港。我告诉他,原来拟请香港南华酒店来人管理,因省委内部有人反对而作罢。回到招待所,我向他请求指示。廖承志先批评了北京饭店搞得乱七八糟,原因就是不肯让外人来帮助。接着说:“我们自己没有管理现代化大酒店的经验,沿用招待所的老一套,不去学习现代管理知识,进步不了!管一个现代化的大酒店,各种用具、器皿就有三、四万种,总经理应该都知道。就这一项,就不是我们管招待所的人可以做到的。”廖承志的这番话,说到了我的心上。

  南京金陵饭店是在华国锋当政时确定的项目。是当时全国楼层最高的饭店,后来北京发动“倒华”,反“洋冒进”,全国同类项目纷纷下马。我坚持不能对外商失信,才保住金陵饭店建成。但因省委内部有人反对,游泳池、商场等被砍掉;原来计划请香港有经验专家帮助管理,以及派送服务员到香港培训等,也被认为“花费太大,没有必要”,给反对掉了。

  廖承志对北京饭店的批评,成了我“翻案”的资本。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做了“传达”,同时重提金陵饭店请香港专家管理和派人去香港培训之事,借廖公之权威,把反对者的嘴堵住了,提议通过了。金陵饭店开张后的几年中,备受中外宾客赞扬,在全国也获得普遍好评,各地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这里面有廖承志一份贡献。

  廖承志在家里见我,方式很特别:他同时接见查济民。查济民是香港有名的华人企业家,浙江人。由于他又是我们江苏省党外副省长刘国钧(以前江苏纺织大财团的老板)的女婿,我们曾经见过面。我知道,他是廖承志的老朋友。在廖承志家碰面时,我们双方都有些意外。查济民找廖承志要谈的是有关中国收回香港时的建议,当时我去香港工作尚未公布,他不知我为何始终在座;而我是第一次见顶头上司,按照中共党内的做法,上级要交代工作情况和任务,有一个党外的香港人士在场,多有不便。

  三人谈话历时一个多小时。廖承志把气氛搞得很轻松。开始时他养的宠物——一条小狗跑过来,他摸摸它的毛,然后轻拍它的臀部,挥手说:“去!到外边去玩。我们要开会了。”

  廖承志手执查济民给中央负责人——可能包括廖承志在内——的建议书,侃侃而谈。查济民看来花了很大功夫,建议书内容详细广泛,共二十多条,均属政策性问题,廖承志首先表态:“建议书不错。”建议书是英文,廖承志边译边讲,读一条,评一条,“这可以,同意。”“这条某一点需要斟酌,这一条可否改一改。”等等,一气呵成。他也不时看看查济民的反应,然后又继续下去。

  事后我才理解,廖承志是利用和查济民商讨建议书的机会,既给查济民以答复,讲述了中共关于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表达了对查的尊重,又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党对香港的主要政策精神,给我上了一课,可谓别开生面,一举两得。廖承志思想之开放、敏锐,风度之潇洒,外语之熟练,谈话之深入浅出,都令我深为折服。

  廖承志以后几次同我见面,也没有专门谈情况和工作,只交代我看文件找谁,了解某方面的情况找谁等等。我见他很忙,也就少去打扰。没想到不久后六届人大开会期间,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了。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廖承志在,我在香港工作的六年多,是否会是另一个样?是否会提前离开?当然,这是无从回答的假设。

  我这样想是事出有因的。接任前夜,在北京接触中央负责人多了,或明或暗,察觉中央一些人对廖承志有所不满。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一次要我今后多向中央反映情况时漏出一句话:“廖承志很少向中央汇报。他垄断港澳情况!”用语相当严重。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则要求我:“你能不能三个月内,向中央做一个较完整的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我作为任务接受下来,也完成了,此为后话。

  还有一件在组织原则上很特别的事。诺贝尔奖得奖者、物理学家杨振宁,很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反映,香港有些人对香港新华分社不满,说不能向中共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见。杨振宁建议:另设渠道。办法是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学派个“访问学者”,此人能直接向中央负责人反映港人意见。胡耀邦同意了,由万里选人。选的是已故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他早我三个月去香港。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之外,另一条直通中央胡耀邦、万里的专线。在我临行前,万里见我,交代说:“中央认为这条线没有必要了,决定交给你。”由此亦可见习仲勋所言“垄断”,在一些中央领导人心目中的严重程度。

  5

  廖承志去世后,中央在姬鹏飞(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谷牧(国务院副总理)两人中选择继任者,李先念力主姬鹏飞出任港澳办主任。

  李先念当时是国家主席,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为副组长。港澳工作也属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管辖范围。我和李先念过去在工作上接触多,比较熟悉。早在他当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我当江苏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在中央会议上就经常见面。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期间,华兼总理,李先念是当家副总理,兼管经济建设;我已任省委第一书记,直接抓经济工作。那时,我们是“洋冒进”错误的“共犯”。江苏许多大的经济建设项目,如南京的三套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就是李先念在上海时,经我当面要求批准的。江阴长山两座九十万千瓦的核电站项目——反“洋冒进”时被迫下马,后来移至广东大亚湾——也是他统一的。所以,李先念可以说是我多年的老领导。

  人大开会期间,李先念身体不适,在家休息。我去看他,请求给予指示。一见面,李先念就说:“你去办洋务,好啊,我支持!”随即发牢骚:“你看看,他们计划订得那么大,搞了几个‘洋冒进’了!那时还批我们!”我理解,他指的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当年为反对华国锋的“洋冒进”,波及李先念;如今六届人大提出的经济建设计划,规模远远超过“洋冒进”。李先念当然愤愤不平。李先念说这话时把我也拉进他的“我们”里去了。我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姬鹏飞、谷牧,哪个当港澳办主任合适?”李先念突然向我征求意见。

  我事先对中央内部考虑的人选一无所知。不过,因为和李先念平时很熟,就毫无顾虑地随口答道:“恐怕谷牧比较合适。”我同姬鹏飞、谷牧都挺熟,也并无任何成见,只不过感觉上似乎觉得后者更好相处些。

   “谷牧是革命派(我理解即海外通常所说的‘改革派’),我不欣赏!”李先念提高声音说。

   我还有点不知趣,坚持说:“姬鹏飞外交有经验,经济上还是谷牧……”

  李先念没有等我说完,打断我说:“我还是主张姬鹏飞当。”

  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姬鹏飞接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6

  五月十九日,新华通讯社正式向外界发布消息:人大常委会通过对我的任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六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期间,我作为江苏省代表出席,但参加的是港澳小组讨论赵紫阳政府工作报告等活动。同时,还列席全国政协港澳小组会议,探望与会的港澳委员,其中多是港澳社会的知名人士。李先念接见香港名流世家利铭泽,我也参加了。这些是我公开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身份,接触香港社会的开始。

  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招待我去他在中南海的家里吃饭。胡启立有事找万里商量,碰在一起。万里喝了两杯茅台酒,谈到我去香港,说:“港澳工作‘一左二窄’毛病不除,局面难以打开。”胡启立点头称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也邀我去他家谈谈,话题一样,批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他具体谈到对过去廖承志“垄断”港澳情况的不满,同时批评香港新华分社前任社长王匡等太“左”,特别提到:“何铭思粗暴,在政协小组会上,不让党外港澳知名人士发言,随便批评人家。王匡让这样水平的人当新华分社的统战部长,还推荐他当全国政协委员,真不像话!”我当时还不知何铭思为何许人。习仲勋又说:“尚昆同志要我对你讲,这样的人,不要让他当统战部长了。”

  杨尚昆(当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我以前在会议上见过面,我认识他,他是否认识我,就难说了。他着人通知我,要来看我。杨尚昆是党内老前辈,军委负责人。我去香港工作,他可能有任务要交代,我应当去请示,接受任务。我表示他来看我,不敢当,要求去看他。结果,他仍然来到我住的房间看我。至此我们才有直接的交往。

  见面中,杨尚昆也批评了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问题,要我到香港后注意改正,否则香港工作打不开局面。

  杨尚昆和蔼可亲,不摆架子;讲话直率,坦诚,能听进不同意见;对港澳工作关心、支持。我在香港工作六年多,每次我返回北京,或他南下广州,有事无事我们都要见上一面。这样,我们在公谊的基础上建立了私交,彼此相当融洽。

  后来在“六·四”事件中,他同意我的“游说”,支持赵紫阳于先,但又镇压民运于后,这是共产党专政体制的悲剧,也是杨尚昆自身性格的悲剧。杨尚昆的一位秘书私下议论他:“原则清醒,不能坚持。”我深有同感。有关情况,将在后文详述。

  7

   上任之前,除了在北京面会有关中央领导人外,我主要作了两件事情:休假旅行与阅读有关文件、材料。养精蓄锐,准备一搏。

  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同意我去香港之前,休息一个月。

  参加共产党四十余载,终日忙碌奔波,没有想过暂停工作,休息十天半月。只有两次例外:

  一九四八年在江苏苏北地区的新安镇,我所在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与国民党部队激战,一发迫击炮弹打过来,我身边的警卫员当场牺牲,我身上三处受伤,住院开刀,算是休息一个多月。

  第二次不言而喻,是“文革”期间作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时,“休息”的时间可谓比较长。只不过那种在“牛棚”里的“休息”,比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还要难受。一个星期七天,一、三、五“好”派批斗;二、四、六“屁”派批斗——江苏省当时“造反派”主要分两派,一派夸他们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另一派斥之为“好个屁”,人称“屁”派。——只有星期天让我们这些“走资派”苟延残喘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好得很!”“好个屁!”

  如今我已届退休之年,眼看要退下来了,本想这次真的该长期休息了,甚至打算好要趁腿力未衰,到名山大川悠哉一番;岂知党中央又要我重新披挂上阵,而且新任务要求从头学起,真是“老来重学吹鼓手”,又要过紧张的日子了。

  因此,平生第一次向党提出:休息一个月。休息的形式是到各地走走。

  第一站是天津。市长李瑞环知道我要到香港去,在介绍天津经济、外贸发展等情况的同时,希望今后在外贸和利用外资方面得到我的帮助。我对李瑞环说:“这是我的职责。天津市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吩咐,我尽力照办。”

  此行我所到之处,各地负责人都盼望我到香港后,能为他们所在省市与香港及海外的经、贸交流方面做些事情。游山玩水之外,听取介绍成为不可获取的日程。我从地方来,对他们的心情感同身受,决心今后在香港为内地多做些出尽改革开放的事情。

  随后取道西安,转赴延安。延安是我年轻时向往的“革命圣地”,抗战时期曾经投奔延安,走到半路被中共地下党员说服,在河南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创办的“抗日青年军团”接受训练,进行工作,没有去成。这次也算了却一桩心愿。身临其境,见到以往只在电影、照片上见过的众多革命遗迹,虽然敬意犹存,但看到延安地区依然保持着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风貌,结合自己大半生党内外的种种经历,又多了一种莫名的感慨。

  最后一站是广东,主要在广州、深圳、珠海参观它们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又临近香港、澳门,“近水楼台先得月”,再加上数千万海外侨胞的关心、支援,正面临起飞前夜,一片兴旺景象,令人兴奋、鼓舞。特区及广东的许多方面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预感到,前几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江苏恐怕很快要被别人超过了,特意托人给江苏省的领导班子捎话,建议他们带领干部到珠江三角洲和经济特区参观学习——到底是“旧情难忘”啊!

  后来,省长顾秀莲来了,但省委第一书记始终没来。中共党的体制,第一书记是关键人物,讲的是民主集中制,实行起来,往往是第一书记说了才算数。我在香港几年,眼看江苏的改革开放起色不大,内心虽是焦急,但碍于多种原因,欲助无方,徒呼奈何。

  认识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和副书记、副市长周鼎后,他们改革开放的精神,处事的魄力及勇气,给我很深印象。当时有人批评梁湘:“深圳只对旅游事业有兴趣,不似蛇口,着重发展工业。”旅游业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了解的人不多。我支持梁湘强调要发展“无烟工业”,并办了全国第一间专门培养旅游业人才的学校。两人相谈下,成了知音。他庆幸我到香港,抱怨王匡对特区不支持。成立经济特区是中央的政策,我不明白王匡为什么不支持。到香港后,听到原《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讲的两个故事:特区成立之初,王匡评论:“多此一举。”香港有商人要在特区搞一个华侨、港澳同胞死后葬身的墓地,王匡反对说:“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如此上纲!真不可理解。

  我佩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开放、勇敢精神。当时北京方面,以及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对广东、深圳特区非议甚多。有人还“上纲上线”,职责特区是“新租界”,“经济上天,红旗落地”,“几十年闹革命流血牺牲,换来了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压力很大。

  任仲夷处变不惊,提倡“中央给的政策,要用够用足”,遇事要“变通”,灵活运用中央政策,鼓励和支持广东干部大胆放手创造,开创了新的经济局面。广东民间有新谚语:“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映了群众对一些保守政策和横加指责的巧妙抵制。

  我和任仲夷谈起这些,对此表示欣赏。他笑而不语,看来是默认、支持的。回京后我也向赵紫阳反映了广东这方面的情况,表示欣赏他们抵制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的做法。赵紫阳同样笑而不语,体现了一种理解、支持的态度。

  8

  胡耀邦叮嘱我,上任前要“吃透”中央有关香港、澳门的文件。胡启立介绍我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说那里有全套有关文件。廖承志也向当时的港澳办秘书长李后(后为副主任)做了交代。

  我同李后是第一次见面。他冷冰冰的,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严肃得怕人。

  李后找出几份中央文件,带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可能专供外来干部看文件用的,让我在里面阅读,同时声明不能带出,不许摘录。

  我很专心地阅读了两个半天。再向他要,李后说主要的就这些,都看过了,让我提出还想看什么。真是见鬼了!我怎么知道还有哪些文件?尽管我心中有些不快,但还是客气地表示,既然主要的都看过了,那就算了。

  奇怪的是,不仅李后,几乎港澳办的每一个我见到的工作人员,对我都没有笑脸。我是一个人都不认识,见到谁都是笑脸相迎,点头打招呼,可对方偶尔有人点头回应,多数是毫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即扭头走过去。两天来唯一见到的一张笑脸,是一个给我送茶水的女同志。

  我的秘书也遇到类似问题。他办理一些我们去港前的具体事务,也不顺利,港澳办的工作人员缺乏合作的态度。他问我:“港澳办的人似乎不欢迎我们去香港。”我当即批评他:“不要胡思乱想。”

  不过,我隐约感到,今后我这个派驻香港当地的“现管”同北京港澳办的“京官”之间,弄不好会有些麻烦。

  六届人大闭幕后,我抵达广州,准备赴任。在广州,我抓紧不到十天的有限时间,连续了解情况热身。

  香港新华分社在广州设有“后方”办事处,对外用广东省委第八办公室名义。我请香港新华分社的几位副社长,一天一人分别来广州见面相识,介绍他们各自分管工作的情况。

  第一个来的是第二副社长李菊生。他协助前任社长王匡管全面工作,并兼管外事、情报。我对他的介绍寄予很大期待。可是,他全面情况根本不讲,自己主管的工作也讲得很少,概念多于具体,叫人理不出头绪。谈话中,他还给我泼了冷水——我说起胡启立要求,三个月内给中央写一份关于香港、澳门情况和今后工作打算的比较全面的报告。他不以为然地冷笑说:“港澳情况复杂,我看没有两年,不可能有发言权。”听得我目瞪口呆。请他提供港澳工委的文件,也推说文件都留在广州存档了,让我自己直接找第八办公室索阅。李菊生同李后一样,不愿提供便利。

  其他几位副社长见面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对我态度不冷不热,介绍内容不生不熟。

  这使我想起了行前在北京有人的告诫:“广东有些人地方观念和排外意识很强,你这个‘外乡佬’可要当心。”还有人指出,香港新华分社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广东人。那时我还不相信,几天的接触下来,开始有所体验。

  当然,也有例外。副社长李启新,也是广东人,就相当热情、诚恳,详细介绍了他主管工作的情况和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是老华侨,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曾在马来西亚共产党中任过要职,当时是港澳工委(中共香港澳门工作委员会)的常委,分管港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直接向廖承志负责,也接受王匡的指导。李启新批评王匡:平时多半不闻不问。不过,李启新七十开外,当时已决定同王匡一起退下来。此外,新华分社留守广州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热心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从李启新的介绍中,我了解到,香港党组织分成两部分,一是李启新领导的当地地下党员,另一部分是新华分社本身及中央各机构派驻香港机构的党员(身分也不公开),由港澳工作委的组织部领导;副社长罗克明主管。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分成两部分,管理和整合都存在不小问题。后来,我上任之初立刻进行内部整顿,将港澳党组织合二为一,主要就是受了李启新的启发。

  在广州期间,本来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人对我的帮助反而很大。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大力支持我所提出了解港澳情况的要求,他不仅自己向我介绍香港、澳门的情况,还找来了一些曾经在港澳工作过的人,为我做介绍。其中一位,是曾经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多年的梁威林。

  梁威林很热情,和我交谈的时间也比较长,向我介绍了不少香港社会的情况。可是,对于我很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北京领导人提及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具体情况,他却一再回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文革”中所谓“反英抗暴”[注]运动的领导者,本身便是在香港搞极左的代表人物之一。

  总之,上任前的“热身”,由于时间有限,又有种种阻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只有鼓足勇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了。

  注: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事件,这是左派人士的说法,一般香港人称为“左派骚乱”,也有人把它叫做“香港式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左派群众的情绪、行动与当时大陆正在进行的“文革”如出一辙。

  六七年五月六日,九龙新浦岗“香港人造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警察对工人进行镇压,左派人士同情工人,络绎不绝前往慰问,变成向港英抗议的示威行列。狂热的人群手持《毛语录》冲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墙壁贴上抗议书和大字报,一如国内红卫兵的行动。

  港府出动大批警察和防暴队镇压,双方冲突扩大,左派人士提出“爱国无罪,抗暴有理”,组织“各界斗委会”,发出“立即行动,准备战斗”的紧急号召;后来又号召罢工、罢市,又遭受港英政府更大规模的镇压,事情延续约三个月才结束。

  这次事件,是在当时港澳工委书记、新华分社社长梁威林,常委、副社长祁锋直接领导下发动的。后来,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纠正了这一极“左”错误。责任在中央的“四人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责任在港澳工委的领导人,但由于王匡、李菊生奉命批判这一错误时,没有明确指出责任在上面,基层党员原以为是抗英爱国活动而参与事件,遭港英逮捕下狱,还有的被资方解雇失业,却被批判。这是港澳地下党员长期精神不振的主要原因。

  9

  带着满脑子的新情况、新概念以及许许多多的疑问,一腔迎接新挑战的兴奋和激情,我终于踏上了正式赴任的路途。

  同行的本来还有三位新上任的副社长,一个叫李储文,原是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一个叫陈达明,原为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另一个是郑伟荣,廖承志的秘书。中央让他们在六届人大闭幕后,来广州同我回合,同赴香港。可是后来廖承志突然病逝,郑伟荣在北京帮助料理后事。陈达明是广东人,久离家乡,希望多留几天,访亲拜友,我同意了。结果,最后同行的只有李储文。

  据中组部长宋任穷介绍,这三人都是廖承志推荐的。我以前则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连名字都是陌生的。

  李储文从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文革”中暴露身分。有人据此不同意他去香港工作,担心对外影响不好。但他英语好,有外事工作经验,廖承志坚持要他去香港新华分社。陈达明曾是广东东江纵队九大队的政治委员,广东、香港关系多,情况熟,英语也不错。我在广州同他们初次见面,两人都文质彬彬,给我好感。动身前,我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郑伟荣工作有变,不来香港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六月卅日我乘上广州——香港的直通列车,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车到罗湖桥,中国乘警在桥这一边下车,港英警察在桥那一边上车。

  当列车隆隆作响地驶过罗湖桥时,我想到自己:是出使?不是。中国不承认香港是殖民地,但实际上,英国管治香港已一百多年了,这是个不是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

  过了罗湖海关,已是英国国旗高挂,火车行不多远,又看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飘扬。

  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特殊的职务,一个特殊的使命。

  我有点心不在焉地听着随行人员的介绍,一路筹划着如何在香港打开新的局面,应对不测的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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