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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英关系的新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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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事件后,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关系恶化,中英关系也恶化了。中英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中英关系又进入了低潮,结束了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短暂的合作期。
  
  英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共同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制裁政策,英国中断了与中国之间的外交接触,也片面中断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会议,中英之间关于香港问题的一切磋商,几乎完全停顿。英政府对社会群众的爱国运动,采取支持的策略,这样不仅可取得广大市民的好感,也可更加恶化中国的形象,削弱市民对中国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展,会影响香港的治安,以致无法控制,引起中国的交涉和干预。六四后,他们处理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的做法,是矛盾而高明的。
  
  港英政府对市民的爱国活动给予便利,例如开放跑马场让群众集会,这是开了以后从未有过的先例。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强保护新华分社与中资机构。当时,新华分社大楼门口不断有游行、请愿、日夜静坐、绝食示威等群众活动,新华分社对面墙上贴满了标语、漫画,观望的群众很多,情况紧张,港英政府除了增派警察巡逻之外,还加派了几十名警方人员常驻在新华分社。我们把大楼底层让出一部分给他们住,他们架设了电话、监视电视等,布置了相当周全的保安措施。以往历史上,香港的九龙暴动,也曾发生过袭击中国在港机构的事情,当时,港英政府事先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这次,他们很主动,而且还是事先征求我们意见,取得同意后,才这样做的。他们对中资各银行、报社等其他中方机构,也是如此。
  
  六四后,工委也做了发生最严重情况的准备。我们将工委负责人分为两组,一组坚守新华分社大楼,准备应付任何严重情况,一组撤至赤柱招待所,准备在新华分社无法与外界联系时,能继续进行必要的活动。我决定留在新华分社大楼,郑华、乔宗淮去赤柱。
  
  “六四”前,港督卫奕信主动邀请我去港督府吃“午茶”,经外事部报告外交部同意后,我去了。卫奕信问我对北京发生事情的看法,我能告诉他个人的看法吗?我特殊地运用了外交方式:“奉命告诉阁下,北京天安门前的活动,是动乱。”卫奕信表示理解的态度。
  
  当谈到香港本地社会支持北京学运活动时,卫奕信告诉我,四月廿一日号称百万人的游行活动,据港英政府警察部门统计,约五十万人左右。他们尽全部力量,保持了活动没有发生意外。他并向我表示,他们也会尽力维护中国在港机构的安全,在这方面,感谢新华分社给予他们的合作。我也对港英政府保护在港机构安全的措施,表示了感谢。
  
  我与卫奕信正式谈话后,在他从会客厅送我出港督府邸的中间闲谈,他谈到,现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事情很难,表达他处境有困难的心情。我当即同情地表示:“我理解。”他听后很感动地说:“你在一个大省负过领导重责,有经验,知道遇上这种情况会有什么问题。”我同情地回答他:“我理解你的困难,我们彼此差不多。”卫奕信普通话很“标准”,我们是用普通话直接交谈的。
  
  我与卫奕信第二次见面,也是卫奕信主动邀请我“午茶”,当时中英两国关系已相当紧张了,按北京指示,新华分社外事部与港府政治顾问正为取缔港支联问题,进行交涉。我方提出要求,要港英政府撤销港支联的注册,英方表示,注册是按香港法律办理的。我们又提出,按香港法律,也不能容许一个组织颠覆英国皇室,据此,还应撤销港支联的注册。英方反驳:按香港法律,港支联可以存在并活动。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但我和卫奕信见面时,双方都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他关心的,似是北京的高层情况,我无法满足他的企望,朋友似的闲话了一阵。
  
  我向卫奕信谈起香港有人提出的“居英权”问题。这件事,先是香港某集团的经理以一个组织的名义提出的。出发点是“六四”后香港的精英移民太多,影响了香港企业的运作。这确是事实。由于企业界的管理人员移民太多,没有移民的也不安心,纷纷准备移民,人才流失严重。香港社会上普遍感到企业管理人缺乏,采用高薪挽留准备移民的管理人才,一年加薪两次,有的甚至三次。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人提出“居英权”的想法,就是现在给予居英的权利,但不马上移民英国,九七后,假如中国政策开明,香港还同以往一样,就不一定移民,假如认为情况不行,那时再移民。依照港人的说法,现在的移民办法,都要坐“移民监”,要住在当地,取得居民身分后,才能回香港。“居英权”就 避免坐“移民监”,不致影响当前为企业服务。他们将这个想法公开登报,私下活动,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政府给予这种权益。看来,英国政府把这个想法接受过去了,并用来解决在港英政府中服务的公务员问题,借此解决他们没有信心、想移民的情绪。
  
  我与卫奕信谈了个人的见解,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这方面的指示。我对卫奕信讲,关于“居英权”问题,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设想的提出,可以理解,但有些问题将难以解决,后果可能严重,假如“居英权”应用在公务员身上,九七后特区政府在连续运作上会产生很大困难,有“居英权”的公务员,对未来特区没有信心,大部分走了,特区政府内将缺乏熟悉情况的人。假如那时香港情况好,大部分公务员有信心,拿着居英权不走,留下来为特区政府办事,他是效忠英皇?还是效忠特区政府呢?那时他们在心理上、在实际上,都会存在这种矛盾,希望你们能慎重考虑。实际上,我向卫奕信预告了中国难以接受的立场,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北京的态度。因为我采取商量的口吻,卫奕信听了,只是点点头,没有表示态度。
  
  不久,在姬鹏飞召集的港澳工作会议上,周南把外交部准备给英国外交部针对“居英权”的抗议书,提出讨论,文稿上把问题提到违背和破坏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要英国政府为其后果负责。
  
  我发言建议,这样过于强硬了。我讲,据我了解,问题不是英国提出的,是英国“接受”过去,并增用于港英政府公务员,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港人上层和中层相当多数人是赞成和希望英国这样做的。是不是要提到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需再斟酌。我们如果太强硬了,会影响这些人的情绪,影响到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如须公开发表抗议书,是否措辞和缓些,提法上不要这么高?姬鹏飞同意我的看法,当场叫周南改一改。但后来公布的抗议书,态度还是很强硬,实际上还是指责对方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中英之间还发生了几件事。一是徐海宁事件,一是杨洋事件。
  
  前文已述,新华分社干部徐海宁在六四期间,频频参加香港社会上的活动,四月廿一日百万人游行大集会时,他打着新华分社的横幅参加,并且在跑马地大会上,以新华分社人员的身分发表演讲,被媒体广泛报导,一时成为香港的风云人物。这件事发生后,我制止了郑华要追究的想法。但徐海宁自己很紧张,离开新华分社,躲藏起来。我们担心他外逃,派人找到他。据找到他的人讲,他住在一个朋友家,情绪有些恐慌,精神有些失常。派去的人告诉他,回新华分社不会有事情,他不相信,不肯回。可是不久,他自己又回来了,我们不但没有责备他,我还交代有关部门领导去安慰他,试图稳定他的情绪。
  
  但是隔了几天,他又悄悄地跑掉了。我们很快得到消息,说他被港英政府送到伦敦去了。我们立即向北京做了报告,北京要我们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交换徐海宁,港英政府表示不知道有徐海宁其人,事情就“挂”(搁置)起来。
  
  当时,新华分社有关部门发现不少中资机构的人,在一些国家总领事馆门前排队申请移民。还有一些中资机构的人私下谈论,不调他回内地则已,如调他回内地一定不回,必要时准备去外国。我们在心理上对此已有准备,估计香港中资机构会跑掉一些人,因此,徐海宁的事情,没有做为一件重要的事情看待,向英国交涉,也只是让港英政府有所顾忌。
  
  不久,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发电报去外交部和港澳工委:徐海宁自己跑到中国驻英大使馆,要求回国。徐海宁自称,是港英政府派人把他送到伦敦的,至伦敦后,被安置在一个难民机构,一天给他七十英镑。开始几天,还有人陪他在伦敦参观。后来,就没有人理会了,他感到没有希望,就跑到大使馆要求回国。大使馆给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法宝,征询如何处理。
  
  我们同国务院港澳办和外交部交换意见后,给伦敦大使馆回了电报,希望把徐海宁送回国内,可是大使馆又来电报说,徐海宁又跑掉,找不到了。原来英国方面知道徐海宁与中国大使馆联系后,给徐海宁转移了地方。
  
  隔了几天,徐海宁再一次跑到大使馆,这次大使馆把他留下了,并同英国政府交涉,要让他回国,为他订好机票。英国政府要求派人同徐直接谈话,被中国大使馆拒绝了,只同意在机场由使馆人员陪同下,让英国方面派来的人问话。据说,英方只问徐海宁:回国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愿?徐表示是的。就这样,他离开英国,被送回国内。
  
  北京的意见是要港澳工委自己处理这件事。我们就确定让他先回到广州,在广州八办招待所休息,派人给他做工作,稳定他的情绪。因为香港的传播界到处找他,徐海宁又是杭州人,我们就与浙江省委联系,把他送到杭州,请浙江省安排一个地方,让他休息。我们考虑徐海宁这样的情况,已不适宜回香港工作,就同浙江省委商量,让他留在浙江,另外安排工作。
  
  同一时期还发生杨洋事件。杨洋是北京市的游泳运动员,到香港旅游期间逾期未归,并且公开声称,因为怕回国受迫害而要求政治庇护。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江苏同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后来才知是北京的运动员,派人了解并向北京方面查询,知悉杨洋并没有受迫害,只是他不想回去了。据我们调查,当时港英政府还没有与杨洋接触,但台湾方面有人同他接触,台湾当局也表示愿意接收他。我们很担心他会到台湾去,就一方面派人对杨洋做工作,希望他能回内地;另一方面,新华分社外事部长纪绍祥直接向我汇报,港英表示,只要我们发表声明,保证杨洋回大陆后不受处罚,可以把他们已扣留的杨洋,按处理逾期居留者的惯例,送回中国。
  
  我表示可以,并征得北京的同意,发表了声明。大意是:对“六四”前后滞留在港的内地居民,无论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返大陆后一律不予追究。
  
  声明发表以后,美国总领事馆却给了杨洋签证,让他去美国。外事部知道后,立即向港英方面交涉,港英却表示,人已经走了,“无能为力”。对港英这种不重信用的做法,以后如何交往呢?纪绍祥又找政治顾问交涉,他只是表示歉意。
  
  北京港澳办、外交部和新华分社商量,为遏止港英政府不守信用的做法,要同英国较量一下。因为大陆每天都有非法逃港人员,中英双方协议,港府的边防抓到后当天立即遣返。因此决定,假如这一问题得不到英国进一步承诺,我们就拒收遣返人员。在港英交涉不得要领的情况下,我们边境上就开始拒收遣返人员。香港社会反映十分强烈。我当时考虑,如果时间拖延太久,不利于争取人心,因此,我就请包玉刚去见港督,告诉他,北京采取强硬态度,是邓小平的意见,不是下面工作人员决定的。我并且请包玉刚告诉港督,解决杨洋事件,我们只要港府重新做一承诺,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同时,由纪绍祥向政治顾问,也提出同样要求。
  
  包玉刚把信息透露给港府后,没有答复。我又专门找了嘉道理,请嘉道理运用他的影响,再一次向港英政府传达这个消息。过了一天,嘉道理告诉我:“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好了,等消息吧。”果然,港府政治顾问找纪绍祥做了口头承诺。我们认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传媒界有人问起,我们就把港英的承诺予以宣布。可是,政治顾问又出面否认,我们不得已,又做了澄清。最后,港府在十月廿六日《南华早报》头版,发表了他们的承诺,表示香港政府无意让香港被用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基地,……港府将继续对香港的特殊情况、中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和利益,予以慎重考虑。
  
  我们在十月廿三日,港府私下口头承诺后,即结束了拒收遣返人员的做法。在整个事件中,广东省很支持,广东的边防部队给了很好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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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关系的恶化,还突出表现在英国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采取强硬、进攻性的态度,使双方关系进一步紧张。
  
  八九年八月十四日,港英政府常务司屈珩发表题为《收拾残局》的讲话,表示“六四”事件使港人信心受到打击,他要港人研究九七后中国的驻军问题,以及基本法草案中有关宣布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条文,还提出希望中国当局延期颁布基本法。
  
  香港本来就有人担心中国在香港驻军。在中英联合声明谈判期间,邓小平批评耿飙讲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曾引起震动。“六四”北京用军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更使港人震惊。屈珩重提这一问题,政治上的企图显而易见。
  
  屈珩用《收拾残局》这个讲话向中国发动攻势,显然不是他个人的举动。我们研究之后,根据北京确定的精神,决定给予回应。并报告北京备了案。
  
  八月十八日,我们以新华分社名义,评论屈珩的讲话,是“公然干涉基本法起草工作”;并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专论,指出屈珩这样做,违背了起码的外交常识。第二天,北京也有反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是中国的事情,不容干涉,并突出:“最近一段时间来,包括港英政府常务司在内的一些英国官员,公然对基本法起草工作横加指责,粗暴干涉,甚至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提出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的荒谬主张。”把事情提高到英国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
  
  驻军问题是基本法起草中,突出争议的问题之一。双方争执不下的背后,还有一个香港添马舰海军基地,及英军在港三军总部的问题。当时,英国似乎还不便公开提出。
  
  英军在港的驻地共有二十多处,分散在新界、九龙和港岛。英国给中方的交还方案,是九七年英军撤走时,将这二十多处兵营,一部分交给中国,主要是新界等边沿地区的驻军点;一部分交给特区政府,做为纪律部队(即警察)等部门使用;还有一部分位于市区的,改为商业用地,这包括添马舰海军基地和窝打老道兵营等处。
  
  添马舰基地是英国驻港的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部。据我们了解,添马舰不仅是英军的总指挥部,还驻有特殊部门,许多现代化的侦察手段、设备,可能都集中在那里。传说英国政府曾经想在九七后将其改为总领事馆,并放出空气进行试探;中国也放出空气,表示不赞成。也有传说,英国打算把添马舰拆毁。后来又有传说,把海军基地搬到一个小岛上,再把这里填海造地,作为商业用地。(现在英国已单方面将海军基地搬迁昂船洲,英方也单方面宣传,九七年就添马舰三军总部移交给中国。)
  
  中国的军事部门,以总参谋部为主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按英国提供的资料,在港英政府的同意和配合下,到香港实地视察。港澳工作会议上,也曾做过讨论,基本同意英国的设想,但有些方面也有异议,主要是认为应在九七后由中方决定。是否把市中心区的驻军点改为商业区,中国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军事部门想要全部接收,港澳办、外交部则不想全部都由军事部门接收……。他们之间交换意见得不到结果,因此难以具体与英国交涉。
  
  李后曾当着姬鹏飞面,要求我帮助他们向杨尚昆反映,要杨尚昆支持他们的意见。我尚未来得及向杨尚昆讲,就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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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宣布戒严之后,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原定五月廿二日国内草委组团来港,因北京政局剧变而临时延期,姬鹏飞也取消访问香港。一些香港人士先后公开宣称辞去基本法草委或咨委的职务,原定六月三日举行的咨委会第七次全体大会,因北京和香港的形势而宣布延期。
  
  北京“六四”的枪声,更使港人感到唇亡齿寒。九七之后,香港能否保持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中国能否兑现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还有没有民主和自由?都引起港人质疑。出于争取九七后有更多保障的心理,港人对基本法的内容,特别是政制的民主进程,有了新的要求,政制方案的争论,因而更为激烈。
  
  激进民主派势力乘“六四”之机,空前膨胀,他们又乘香港人普遍接受“民主拒共、民主限共”之机,要求基本法重新咨询、重新讨论,一部分人甚至喊出“彻底否定基本法”的口号。
  
  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派别,包括中间派(其中包括一些左派)所提出的政制方案,都要求加快民主进度,即直选进度。
  
  在叙述各方要求加快民主进度,提出新主张、新方案之前,有必要回述基本法征询草案中,“主流”方案的一些情况。因为,后来的所有加快进度的方案,几乎都是针对这个“保守”方案提出的。
  
  回顾八九年,基本法征询草案出现了“双查方案”,它是以草委查良镛“主流方案”为基础的产物。
  
  八八年底,草委会政制专题小组在广州开会前,十一月的某一个星期日,我正在深圳贝岭居休息,查良镛找我,他是草委专题小组的召集人之一。我即请他来贝岭居,顺便请他尝尝扬州新来名厨的淮扬菜。
  
  见面后,查良镛向我介绍了他所设想的政制方案:行政长官以大选团方式产生;立法局议员普选和其他方式产生的比例分配等等。最主要的是,他主张由第四届开始“检讨”全面实行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局议员,即九七后十五年,通过一定程序(例如立法局多数通过,或全民投票),决定是否全面实行普选立法局议员和行政长官。
  
  我并未对大选举团及议员产生比例表示异议,但对第四届就“检讨”,认为快了些,建议是否可以推迟一至两届。我当时考虑,形势发展难料,民主步伐之快慢,不可完全由人为规定,“立法”时应将“安全”系数打足一点。如果条件提早成熟,“法”是可以修改的,“检讨”也可以提前。
  
  他解释说,如果第四届时普选条件仍不成熟,“检讨”还是有可能通不过的。
  
  因为是交换意见,而且未来变数甚多,所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在广州的政制专题小组会议上,查良镛提出了他所建议的这一方案。据说他还有一个方案,主张将普选延至九七的三十年后,因为过早外泄,遭到反对,而改提现方案,将普选“检讨”提前了十五年。
  
  我对这个说法信疑各半。信的是:是否我的意见影响了他,在我们会谈后,他修改了原来的打算?疑的是:我的意见是推延一至二届,即五年或十年,而非十五年。立法局议员第五届、行政长官第四届“检讨”实行普选,是查和我交谈时他原来的主张。
  
  但不管事实为何,查良镛后来在争论日趋激烈之际,被记者所逼,说:“许家屯比我还保守。”确是实情。在他和我交换意见时,我的看法的确比他还“保守”。
  
  查良镛的方案,在广州专题小组会上略经修改,被称为“主流方案”,各方议论很多,主要批评是“保守”。
  
  当时,姬鹏飞事先没有召开会议,统一党内意见,我不知道李后、鲁平他们主持专题小组会议时,是否有“底”。我和查良镛交换意见,也只是自己的想法。当时其他方案也很多。以“主流”二字形容查良镛方案,我认为未免为时过早。
  
  为此,我曾问过参加会议的毛钧年,为何称查方案为“主流”方案?毛钧年回答说:“是小组多数人的意见。”
  
  两个月后,草委会全体会议在广州花园大酒店召开,主题是审查表决各专题小组的草案,为基本法第二次咨询草案做准备。会议决定,除将专题小组议定的条文逐条付诸表决外,草委在征得规定人数联署后,还可以提出专题小组草案以外的提案。
  
  在开会前,我曾向姬鹏飞建议,是否开一次党员草委会,统一党内认识。姬鹏飞只听进一半,要李后、鲁平找党内草委个别“打招呼”。
  
  表决结果,出现意外:查济民的方案获得了通过。查济民对查良镛方案——行政长官第四届、立法局第五届,进行全民普选的“检讨”程序,附加了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是:一、须获得立法会议员多数通过,二、行政长官同意,三、全国人大批准,四、需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合格选民投票赞成。
  
  查济民的方案,事先确未引起注意,但与当时内地某些草委和香港社会上层草委思想上接近,获得通过,不算意外。但是当社会对查良镛方案有争议,较多人认为查方案“保守”情况下,两“查”方案结合,更加平添“保守”内涵,的确出乎中方领导层意外。
  
  查案通过后,鲁平对李柱铭说,他估计不到查济民修正案可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他自己没有投票支持。李后也对记者讲,他投了弃权票。
  
  这次草委全体会上,还有一些小组议定的提案没能获得通过,例如关于特区政府财政政策的议案,未获出席委员三分之二票,退回专题小组重议,又如谭耀宗等草委关于劳工福利等等提案,也未获通过。
  
  财政政策的提案,未获通过,估计除与港英政府关系较密切的几个香港草委投了反对票外,内地草委也投了反对票。这条草案原来还有一个设想,是担心港英政府在撤离之前的十二年统治期间,改变以往的财政政策,改变税率,不自量力,增建公共设施,既为英商增添承建机会以获利,又增加港人负担;基本法虽然不能干预港英政府统治期间的财政政策,但仍可从政治上施加影响,有所制约。
  
  对这一条,英国政府不只一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修改,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的某些香港草委,也多次在专题小组内提议修改。内地有些草委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担心束缚未来特区政府的“手脚”,方案他们将来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未获通过虽属意外,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关劳工福利的提案未获通过,则很难理解。香港草委中,工商界委员比重较大,他们投反对票可以理解。内地草委共产党员占多数,他们不投赞成票,却投反对票、弃权票,则属意外。
  
  这个提案的内容是,香港工人有罢工权,以及有关劳资集体谈判、设立中央公积金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删除了有关罢工的条款,有人主张香港也要删除,我支持“左派”工会的意见,主张基本法应该列上香港工人有罢工权利。
  
  全体草委会前,我曾与姬鹏飞议论,认为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与资方斗争,罢工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虽然这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使用的手段,但不能把工人的这一重要权利剥夺。
  
  集体谈判也很重要,这样才保持工人可以依靠团结的力量,在和资方谈判时,有取得成功的条件。而且,香港工人多数未曾组织起来,“左”、“中”、“右”公会又分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与资方谈判时,有集体谈判法规依据,可以相对地增强组织力量,当然,解决劳资纠纷,还要坚持劳资两利原则,不能过分。
  
  香港劳工福利单薄,退休后无保障,中央公积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正常要求,我们应该原则支持。中央公积金实行起来确有困难,但可以采灵活方法实行。如果基本法不列入这些原则,工人最低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工人将降低对基本法的支持,不利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当时姬鹏飞都表示同意,竟未获通过。
  
  会后,姬鹏飞召集了党内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会议,议论了会议情况,大家基本满意会议表决结果,该通过的大多通过了,不希望通过的,基本上没有通过。虽然查济民提案出乎意料,但并非最后方案,经一定程序,仍可修改。对财政政策,李后等主动表示,争取做些文字修改后,再提请表决。我对劳工福利提案提出要求,请姬鹏飞、李后等做工作,说服内地草委在未来表决时,要给予支持,我特别强调:“基本法不能让香港工人失望。”姬鹏飞表示同意。
  
  但是,“六四”后,最后一次草委会全体会议,表决基本法草案时,“集体谈判”这一项,仍未获采纳。那时,我已被公布离休、调回内地,港澳办主持的港澳工作的内部会议,我已经不参加了,究竟什么原因不采纳,我也无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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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到六四后,政制政论激化的情况。
  
  英国政府一方面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中断中英间高层官员往来,拒绝参加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例行会议,另一方面,推动与他有联系的社会力量提出的政制方案,如“两局共识方案”,企图加快民主进度,既向中方施压,又与激进民主派争夺社会影响,限制其继续膨胀。当时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公开说:“两局能达成共识(指形成方案),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和香港市民声援行动的影响。”
  
  激进民主派重新提出“一九零”方案,建议立法会九一年应有半数直选议席,九五年实行全部直选;维持他们原来的提议,在九七年就由全民直选产生行政长官。他们声称,如果在九七年以前,香港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九七后就更无法实践。
  
  连一向赞同政制发展要循序渐进的工商界,以及“中间派”,也起了变化,认同加快民主步伐的主张。
  
  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是在各阶层政党没有组成,激进民主派力量空前膨胀,未来立法会向中下层倾斜,甚至向激进民主派倾斜的可能性加剧。
  
  当时,咨委会的副秘书长邵善波提出“一会两局”的构想,副社长毛钧年将构想方案送给我,经工委认为这个方案可以考虑。
  
  这个方案把立法会分成两局,“地区选举局”和“功能选举局”。“地区选举局”采混合选举,头一、二届半数以上议席为直选。“功能选举局”由各功能界选出议员,类似西方的上、下两院,或参、众两院。
  
  一个议案,如果两局都予以通过,当然没有问题。假如一个议案未获直选医院这一局通过,而另一个通过了,就在立法会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这时就由行政长官来决定,或由两局互推出代表研究修改,争取两局都通过。如果不行,则由全体会议的三分之二多数做决定。
  
  邵善波这个方案,当时还只是大致上的构想,细节上的考虑不够。我把这个方案带到北京,在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上研究,大家支持这个方案,认为在“六四”后的新形势下,这是个办法。回香港后,我们正在研究怎么推到社会上去,还未有具体步骤之前,罗德丞突然公开提出了这一方案。我很诧异,罗德丞怎么会知道这一方案?又如何拿去的?我仔细查问,但无结果。
  
  罗德丞推出“一会两局”方案之后,政制政论立即尖锐起来,本来社会上不同的力量各自推销各自的方案,现在矛头一起转向“一会两局”,认为这是中方支持的,罗德丞也这样宣称,事实也是如此。一些协调活动也活跃起来,试图联合起来对抗“一会两局”。
  
  “一会两局”方案,与当时社会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的气氛不一致,我们考虑要适当满足社会思潮,又要防止立法机构过于倾斜,以至影响“九七”后特区政治局面立即大变。鉴于社会气氛过于情绪化,考虑这个方案出笼后,难以避免会遭到批评,因此打算有步骤地推出,以减少阻力。岂知罗德丞抢先出笼。罗德丞的社会形象本来欠佳,他又公开讲过,反对因六四事件而要加快民主进程,引起社会更大反感。“一会两局”方案由他推出,一时形成“围攻”的对象。
  
  工商界的罗康瑞,和中间派的程介南等人,不久也推出一个“四、四、二”新协调方案,即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立法机关议席,由四成直选、四成功能团体、两成大选举团组成。他们强调,这是港人协调出来的方案,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罗康瑞、罗德丞原本都是八十九人工商咨委会的成员,现在各提一个方案,社会上称为“大罗”、“小罗”方案,与“双查”方案前后并存,而“大罗”、“小罗”本是同伙,现在却针锋相对。
  
  激进民主派则认为让步太多,仍坚持他们新的“一九零”方案。
  
  这是,我们得到信息,港英政府也支持“四、四、二”方案。还有信息说,“四、四、二”方案出自港英政府。我们估计可能性也不大,很可能是港英将方案“接过去”,予以支持。港英政府可能由于“两局共识”,英国色彩过浓,要中方接受的可能性很小,便透过所谓三派协调——工商界、民主派、中间派——的方案,企望中方接受。后来,卫奕信明白向中方“推荐”“四、四、二”方案,证实了我们这个估计。
  
  我从与英商高层某些人的接触中,间接证实这个信息,他们直截了当地向我“建议”:希望中国接纳罗康瑞的方案。
  
  新华分社同仁认识罗康瑞的人较多,对他多持好感。传说罗康瑞从父亲手中拿了十万港元起家,事业上做得很出色;政治上也有独特立场和见解,是个少有的人才。我有通过。
  
  罗康瑞为推销“四、四、二”方案,专门要求见我。我听了他的介绍,表示考虑他的意见,也做了解释,实际上表达了不尽同意的立场,他是一脸失望的表情和我握别的。
  
  中间派的张家敏、陈介南也要求见我,介绍“四、四、二”方案。我给了他们与罗康瑞相同的回应。
  
  在林立的方案争论中,社会舆论激烈展开,主要集中在“四、四、二”、“一会两局”、“新一九零”等方面,而“一会两局”、“四、四、二”成为争论焦点。这时,工商界八十九名咨委有部分委员,提出一个综合两方案的“新综合方案”,将立法局议员的产生,分成三个组别:功能、直选、大选举团;将“一会两局”方案中的两局,改为分组别计票。由咨委会副主任郭志权带到北京,向港澳办介绍,得到实际上的支持。他们回港后,公开向社会推荐。
  
  在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政制方案问题,大家同意李后的意见,以“新综合方案”为基础,协调各方意见,拟定方案,在最后一次草委会上提出表决。在直选议席上,英方已提出九五年二十四席,九一年二十席,会议上确定的“底牌”,是九五年二十席,九一年十八席。据此,不仅要在香港社会上进行工作,还需与英方协商。
  
  为了配合推出“新综合方案”,我于八九年国庆香港筹委会开会时,讲了一次话,呼吁各界和谐、合作,固然是希望缓和政制政论,也希望多少宽解一点六四后港人对中方的对立心态。原来就估计作用有限,讲话之后,政制方案的政论,仍然没有停止。
  
  81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三日,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幕。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逐条表决基本法草案,将通过后的草案,送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历经四年八个月的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最后一道工作程序,看来多数草委怀着严肃多于欢欣的心情与会的。
  
  这时我已退休,周南接任新华分社社长和港澳工委书记的职务。港澳办召开的有关港澳工作的会议,我已不参加了。有关港澳工作的文件,我也看不到了。会议开始,我主动去见姬鹏飞,他告诉我,政制方面和英国的交涉还未达成协议,估计在会议表决前会有结果。姬鹏飞要求我在表决政制方案时,先找霍英东、李嘉诚、黄丽松等人做工作,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大会草拟的方案,使得争议最大的分组计票条文,能保证取得三分之二的同意票而获得通过。我向姬鹏飞表示,尽力而为,“站好最后一班岗”。
  
  中英争执焦点主要集中于立法会九一年的直选议席,英方坚持二十席,九五年再增至三十席,后来又退为二十四席;中方坚持九五年十八席(立法会人数不超过六十人,直选议员不超过三成)。争执之二:中英双方关于九七年后,立法会、行政长官,经直选产生的时间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英方提及如果协议不成,将会单方面行动,中方又提出“衔接”,予以反击。本来在“本子风波”后基本上已获得解决的问题,又成为争执的热点。
  
  据我所知,“衔接”原指政制方案,以及进度的安排。九七前英国的方案与进度,须与九七后特区政府按基本法规定的方案相“衔接”。当时在中英双方协议过程中,不仅讨论了立法会的“衔接”问题,而且涉及公务员的“衔接”,以及首任行政长官的问题。英方实际承诺了政制方案和执行的进度,须与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也承诺:港英政府公务员除少数外籍高官外,九七后特区政府全部留用;双方还交换了关于首任特区行政长官,在九七年前,如何“见习”、“熟悉港英政府情况及运作”等问题。英方曾有在九七年前,设副港督,由中方认可的港人担任,九七年后,出任行政长官的设想,中方则认为,首任特区行政长官,由英国的副港督担任,有碍观感,不能考虑。双方虽未能达成具体共识,有所承诺,但非正式地有了可以交换意见的“默契”。
  
  表决基本法草案前夕,中英关于“衔接”的争执,涉及哪些内容,因我已离职,仅知姬鹏飞告诉我的,是直选立法会议员的议席问题。在会议之前,英国外相韩达德访港公开承诺,香港的代议政制发展必须与九七后的政制衔接,并说英国不能单方面决定香港的政制,一定要与中国商讨,这说明关于衔接问题,双方已经原则上解决。可是,会议开始前一天,李后、鲁平公开说,基本法中有关政制部分的草案,仍未能最后定稿,还要等待中英协商,公开暴露了基本法关于政制草案需中英取得协议,才能定稿。招致香港有舆论讽刺草委是橡皮图章。
  
  十四日上午,姬鹏飞高兴地告诉我,英国已知会外交部,同意立法会九一年直选十八席,九五年二十席。随即,会议上出现了廖瑶珠的书面建议,对草案的“主流方案”,即提交会议表决的方案,提出三点修改意见:一、要求九五年直选议席由十八席增加至二十席,二、分组计票只限于议员议案和议员对议案的修订提案,三、立法机关内,非中国籍成员的比例,由百分之十五增加至百分之二十。周南随即在小组会发言表示支持。我想,廖瑶珠这三点修改“建议”,可能就是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果然,基本上就是按照廖瑶珠的建议,对草案做了修正。
  
  姬鹏飞交代我的“说服”工作,进行得颇不顺利。
  
  李嘉诚对分组计票持反对态度。我与他交谈了三次,第一次李嘉诚坚持反对,第二次表示可以考虑,第三次又表示不能同意。香港草委中有几人是视李嘉诚态度行事的,他们在会议期间,经常交换意见。如果我们争取不到李嘉诚的支持,则持反对票的将不仅是李的一票。我向姬鹏飞反映了李嘉诚的态度。最后,姬鹏飞把李后招来。估计了情况,认为分组计票这一条,即使李嘉诚投反对票,也可能获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少几张票无碍。
  
  霍英东对分组计票也有意见,经交换意见后同意支持,但他向我提出,基本法草案第一百四十二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体育政策,民间体育团体可依法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否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以强调保障香港原有民间体育团体的权益。霍英东说,他这意见已提过几次了,都没有得到重视,他很不满意。我向姬鹏飞反映,建议考虑霍的意见。当时李后、鲁平也在座。李后不赞成,认为现有文字已有这层意思了。我讲:“这只是个文字问题,并不牵涉原则问题,只是加上‘原有’二字。但对霍英东来讲,就不是一个文字问题。霍英东也曾表示,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我建议,这样的非原则问题是否就满足他们?”
  
  但是,我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具体负责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是李后和鲁平,姬鹏飞又不明确表态,李后他们还是按自己的意见处理。他们连纯技术性的问题都不能灵活对待的态度,使我无法再见霍英东,给他答复。
  
  我还与另几位香港草委交换了意见,发现他们和李嘉诚态度大体一致。
  
  十六日大会对草案逐条投票,表决的结果,均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分组计票条文虽有七票反对,也通过了。我估计这七张反对票,是李嘉诚及受他影响的几位香港草委所投的票。
  
  基本法草案通过后,姬鹏飞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宴请全体草委,会上姬鹏飞、李后、鲁平等人兴高采烈,敬酒唱歌,满场飞舞,我却茫然若失,高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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