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禁书禁闻馆 >> 历史真相 >>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 第十四章 “六四”风云

|<<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
第十四章 “六四”风云

  72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中国的政治气候大有山雨欲来风啸满楼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我要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采取每天通过新华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国务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香港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于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为然。
  
  北京学生从游行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应强烈不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摄录,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况的录像,以及香港传播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早日妥善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后,对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况要多,要求陆续给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月廿五日,邓小平见了杨尚昆、李鹏等人,邓听取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发电报通知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学运,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操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性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游行,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游行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矛头主要是对着李鹏的,社论发表后,情况就变了,开始把矛头直接对着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平被李鹏出卖了”。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他们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趋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开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绝食的学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鹏出面,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的“定性”。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华分社内一些同仁看后,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光了。他不出来对话还罢,出来对话后,形势肯定将进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是“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加严重。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京,连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着横幅参加了游行,声势空前。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共产党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们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个角落,史所空前。
  
  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后不久,新华分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社会上支持北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分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党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要叫制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已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后,大部分退出了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么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们还决定,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游行,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以公开出面参加游行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如果群众团体领导人不参加,就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后来,发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导,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客观地报导北京学运的情况,以及香港支持学运的消息。对报纸本身的言论,也没有进行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五月廿日,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拟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赞成他的意见。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顶了回去。后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后文再叙述。
  
  从我个人情绪讲,看到香港市民群众这样热情地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看到香港空前规模的游行、集会、募捐义卖活动,心情十分复杂。五月廿日以后,香港受台风侵袭,挂八号风球,狂风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华分社门口,通宵达旦地彻夜静坐,请愿唱歌。我在十二层楼上的卧室,看着下面风雨交加,歌声、口号不断,心中百感交集。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以前,为了人民群众利益,领导他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现在,反过来了,群众向共产党示威、提要求,共产党不仅不能满足他们,还要镇压他们。面对这个我无能为力的场景,我无法入眠,看着楼下群众在风雨交加下,不顾一切席地而坐,听着他们悲愤的歌声和呼喊,我眼泪止不住地直流。
  
  73
  
  八九年四月卅日,赵紫阳从平壤访问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动身,并把香港传媒界反映这次北京学潮的许多材料、录像带,带去北京给赵紫阳。
  
  五月三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一开始就问我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诉赵紫阳,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后,接触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况,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社会上最积极支持学生的人有两种,一是个体户,一是企业经过改革后的主管人员,这些人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担心政策改变,走回头路。
  
  我讲:“这次学生运动,可以看出有水平,口号相当策略,提拥护共产党,拥护邓小平,一方面表达出多数人确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帮他们出主意,我估计可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一些年轻教师、研究人员,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势力的介入、参与,但运动的主导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报》四月廿六日社论,称学生运动为“动乱”,激化了矛盾,我认为这是极为不智的。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表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邓小平;也有人讲,等选择有上了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的当。据说李锡铭、陈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报告说,学生要暴动。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可以马上镇压下去。看来邓小平听信了他们。
  
  我提出:“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我还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赵紫阳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说:“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给了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
  
  他又说:“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惩治‘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备向常委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讲了一些他的具体考虑,如反特权,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给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对高干子弟搞特权的做法,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他还表示,要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来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建议,长远来说,要考虑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银行利息,提倡储蓄,多吸收社会游资。
  
  我们还议论到“学自联”和“工自联”的问题,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现在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赵紫阳表示,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
  
  赵讲,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在常委里面,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在李鹏、姚依林。
  
  我义不容辞,接受了赵紫阳的委托。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杨尚昆约定。第二天,我们在杨尚昆家里见了面,我把与赵紫阳谈话的主要内容和想法,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我,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到了赵紫阳对亚银年会代表团团长和亚银高级官员的讲话,认为讲得很好。也碰到乔石,乔也很赞许。赵紫阳这个讲话中,针对“四·二六”社论中“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的说法,表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认为学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还表示,要通过与各阶层的对话,来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后来,我知道,赵紫阳的讲话在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过,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也是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常委讨论时,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加进去,赵解释了一下,表示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
  
  杨尚昆对我讲:“我去同老爷子(指邓小平)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以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我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尚昆斩钉截铁地讲:“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
  
  与杨尚昆谈话后,我打电话告诉赵紫阳,他又约我当面细谈了我同杨尚昆谈话的情况。赵紫阳告诉我,他也找李鹏谈过了。但是他没有讲效果如何。
  
  当时,赵紫阳在“五四”纪念会,以及对亚银官员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以致我和赵紫阳对当时的形势估计都过于乐观。赵当时对我讲:“看来,这次学生运动还可能推动改革。”这样,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后,在工委会内部传达了关于处理学生运动的基本方针(没有涉及中常委的有关情况),并讨论了香港、澳门的有关方针政策,专门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报告,以配合赵紫阳在北京的工作,报告内容共有四点,基本上体现了在北京与赵紫阳的谈话内容。
  
  五月十三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生们开始绝食了,连续几天,加上国内外媒体的连续报导、渲染,学生绝食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有的学生甚至宣布开始绝水。
  
  我专门打电话给赵紫阳、杨尚昆,建议处理学生绝食活动,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备几百辆大客车,腾出医院,动员医生、护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晓时,几个人扶一个或抬一个,把绝食学生强制送往医院,再封锁天安门广场,进行对话活动。我担心如果有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两人在电话中都讲这是好主意。但后来我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看到行动。大概他们那时也无能为力了。
  
  五月十五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访华,十六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赵紫阳却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中国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接着赵紫阳又讲:“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决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仍需要邓小平掌舵。”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消息,就对几位副社长讲,这个话讲糟了,他讲这个话也许是好意,但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邓小平要起误解的。
  
  果然,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常委开会,邓小平不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赵紫阳辞职了。但十九日凌晨,赵紫阳仍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来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开会,一直开到凌晨,否定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意见,赵在会后即去广场看望学生,含着泪讲,希望学生停止绝食,爱惜身体,并讲他去晚了,对不起同学们。
  
  我在香港知道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消息后,因为新华社大楼门前也有日夜静坐、绝食的香港学生,我就决定也去看望他们。
  
  在现场,有记者问我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我完全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看法。
  
  当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鹏板着面孔宣布北京市戒严。
  
  五月廿二日,中央来电报,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计是关于中央改组的事,即于廿三日到北京。在机场接我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神色迥异于往常,很紧张。他告诉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执行任务,市面上由工人、学生、居民沿途设卡,查询行人车辆,遇到政府、军队车辆,随时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现在党、政、军、机关用车,车牌一律都换用一般市用车牌。我们从飞机场去住处,为免麻烦,须绕道而行。这位副主任还告诉我,中央已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调来,来时为免麻烦,下飞机后伪装称是医生。我问他,中央调江泽民来干什么?他回答说,“不清楚”,只听说已接管胡启立主管的宣传工作。我因赵紫阳没有参加十九日的党政军干部会议,心里已有准备,也就不再询问了。但我没有想到,江泽民会任总书记。
  
  廿五日,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我。当时,他们把北京市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邻而居,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在我等待他们召见时,我已经知道,此行是属于中央“打招呼”性质,全国不少省、市负责人大多已来过北京,我属于最后几个人,至于打的什么“招呼”,不用讲,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杨尚昆没有和我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为我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尚昆没有讲是哪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常委决定,赵紫阳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我当时十分难受,一时讲不出话来。半晌才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杨尚昆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意见。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不会的。”我便问:“谁当总书记?”杨尚昆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我立即郑重地向杨尚昆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在这样的问答过程中,我激动地流泪了。
  
  杨尚昆又问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学运,以及驻港中方机构的情况,会见约二十分钟后,他说还有事要处理,要我去见李鹏:“你去和他谈谈香港经济方面的情况。”我想,是不是我刚才提过对李鹏的意见,他让我去见李鹏,缓和我和李鹏的关系?
  
  我辞别杨尚昆即去见李鹏。李的秘书说李去国务院开会,要我坐一会,他通知李鹏马上回来。我在会客室方坐下,李鹏的老婆朱琳出现,和我打招呼,说:“你们在香港辛苦了。”摆出一副大首长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后,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坚持正气,不怕人家反对,这阵子很不容易啊!”又说:“学生闹得那么凶,赵紫阳还去打他的高尔夫……。”唠唠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沉默以对,她只好没趣而退。
  
  李鹏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觉,当时也不好对我怎么样,转而以缓和语气询问香港情况,我便叙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鹏听后,要我与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对运动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报》、《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我当即向李鹏表示,“香港情况同内地不一样,处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顶回去了。李鹏听后,怏怏不快,再也没有表示意见。我没有再按照杨尚昆的要求,向他谈香港的经济情况,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关于海南洋浦特区的开发问题。前文已述,我这是受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说服李鹏能尽快批准海南省委的报告,李鹏也重复了他按项目批土地的一套,推托过去。这是我和李鹏最后一次单独谈话,话不投机,不足半小时,我就告辞了。
  
  在北京宣布学生运动为动乱以后,姬鹏飞两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建议”(他大概知道我对运动的倾向),处理香港有关学运的事务按李鹏决定的三条指示:一、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一次动乱;二、对机关干部和工人要进行正面教育,不参加支持学生的街头活动,一发现情况,就要严格说服和制止;三、要坚持工作,坚持生产。
  
  我们港澳工委讨论后决定:李鹏三条照传达,但是,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还要按照三条执行。事实上,这是对这三条有保留的做法。与杨尚昆谈话后,我回到香港,在工委会上传达了杨尚昆的讲话,并在机关重申了李鹏的三条意见。但大家并未因此对北京学生运动和香港群众运动,改变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打电话告诉我:“北京开枪了!”因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开枪的地点。
  
  从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连续三天三夜,我没有睡觉,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困了就躺在沙发上。这些时日来,我面前放了两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电视每半小时播一次北京情况,电台每十五分钟播一次北京新闻,实际上是连续二十四小时在播送北京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应。没有言语能够叙述我当时心情的矛盾和激愤。我想,共产党变了,北京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变了,他们怎么能够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呢?我下决心要退休了,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还有一个善后的问题,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机关干部受连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后,尽可能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做些实际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产党员不行了,并不等于共产党就垮了,将来共产主义还是会实现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赵紫阳的职务,由江泽民继任总书记之后,我立即请人带给赵紫阳两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体健康”。带信的人回覆我,赵听后讲了两个字:“谢谢!”我想,历史上坚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历史终会还予他们公道,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真理是不会被泯灭的。
  
  74
  
  “六四”,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开枪,群众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从九七“大限”心态出发,看到“六四”,联想到九七后,自己也可能有类似遭遇,因而益发空前激烈地投入运动,“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号,明确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态,引起市民共鸣。“黑色”大静坐,“黑色”声讨会,从各种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以至上百万人的大集会、大游行,牵动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历来对政治的冷漠,几近疯狂地参加运动。过去,《国际歌》、《国歌》为共产党、大陆人所唱的歌,现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风采》,竟成了香港当时众人唱的流行歌曲。这种借歌发挥的心态,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这个运动影响的人数,实际还远超过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华分社、左派团体内部的当地员工,几乎都参加了活动。我们的基本群众:爱国学生、工人、共产党员,包括一些老共产党员,相当多数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右派势力也举着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公开参加游行。从大资产阶级到劳动群众,政治上各种倾向的人士,甚至少数外籍人士,都参加了活动,在香港社会上形成一种现象:谁不参加这个活动,谁就受孤立、受歧视。
  
  实际上,香港这一活动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广大群众表达了空前对中国爱护的热情,希望国家进一步改革、进步,支持学生要求民主、改革的爱国运动。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不满、不信任和反对,以及不满共产党镇压学生,反改革、反进步的做法。
  
  当然,不排除一些对中国共产党采敌视态度,企望社会主义中国垮台的势力从中起影响的一面。但应该讲,这不是主要的。
  
  因为各种势力、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运动,形成一个爱国的、反对北京当局错误政策的统一战线,人心起了大变化,使得我们在香港多年争取人心的工作,亦即爱国爱港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毁灭性打击,使我们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地位。
  
  “六四“北京开枪后,香港市民一直处在激愤之中,不少市民以罢工、罢课、罢市,来哀悼北京死难同胞。股市下跌一千点,市值损失二千亿港币;地产物业的市值至少也下降二千亿港币。也就是说,仅是股市和地产,已损失了近四千亿港币。
  
  市民在政治上的义愤无处发泄,就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来势异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学一批青年学生,拥护毛泽东思想,热爱社会主义中国,被成为国粹派。现在,这批青年多已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有的在外国银行香港分行任总裁、经理,有的任职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后,他们中一些人聚会,多数人愤慨地主张,乘挤兑中国银行之机,把中国银行搞垮。这说明什么呢?一度他们是香港最爱国、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竟然发生了这样激烈的变化!
  
  当然,挤兑风潮对香港金融有破坏作用,受损害的,最终还是香港市民。工委经过讨论,由中国银行向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紧急交涉。他们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发表声明,汇丰也准备调集一些资金支援。当然,中国银行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度,大陆总行也调来资金支援,尽快平息了挤兑风潮。
  
  六四后,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申请移民,不少内地的外派干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开在领事馆外排队等候。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外逃的消息,也不时传来。
  
  香港的公司企业,迁册风潮又起。连一向表示不移民、不迁册的李嘉诚,也改口声称,是否迁册,由董事会决定。
  
  六四之前,新华分社门庭若市,就是请愿游行期间,接触面也很广。“开枪“之后,一下子冷清下来。很多一向同中国关系较好的人士,都开始疏远;连平时和中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见面了,他们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一些商人纷纷停止与国内的生意,甚至把办事机构从内地撤回。
  六四后,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学运的团体,在新华分社大楼的对面设灵堂,祭悼六四死难者。行人经过,都参加吊唁致敬。郑华很紧张地告诉我,黄文放带头搞了横幅,准备率领社内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去灵堂祭灵。黄文放是对台工作部部长,前次部长们的签名,也是他带领的。郑华告诉我,他们对黄文放做工作,劝阻无效,郑华要我出面再做黄文放的工作,他去劝阻群众,我答应了。我把工委的意见告诉了黄文放,希望他不要带领,自己也不要参加祭悼活动。黄文放不置一词,转身依然率领香港本地员工,打着横幅,走出新华社大门,在对面灵堂前做了祭悼活动。郑华的劝阻工作,只在少数内地来港的员工身上产生效果,他们没有参加祭悼。
  
  四个月来,新华分社大楼,以及对街体育馆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六四”一个多月后,我们征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备由新华分社员工自己动手洗刷干净。由于贴大字报所用的是胶水,洗不掉,行政处就请中资机构下属的清洁公司帮助清洗,当然也是要给钱的。但是,“左派”机构的清洁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华分社大楼墙壁上的大字报,坚决不肯接受。
  
  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去东南亚参加围棋比赛,途径香港,与他同行的还有浙江省的桥牌队。我邀请他们在新华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约他们下午四点钟就到,因为我也喜欢下围棋,想借机向聂卫平讨教。
  
  聂卫平和其他人下午四点多就到了,桥牌队的队长须在九龙办一点事,会晚一点来。我们一面谈话,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他才到。问他为什么这么迟?他讲,在九龙叫“的士”(出租汽车),的士司机听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华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车而去,不肯载他,连叫四辆的士都如此。
  
  后来,他只好请一个过路人帮他叫车,只讲地址,不讲是新华分社的地方,这才拦到一辆车载他回来。我和聂卫平听后都十分震动,没想到,连的士司机这样的基本群众,对我们都持这种态度。
  
  六四后,为争取港人恢复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领导班子的态度,我积极征求港方中上层一些肯接近我们的人士,鼓励他们访问北京。包玉刚、李嘉诚同意去北京,但只见邓小平。我同意为他们安排,包、李也先后见到邓小平。他们回来后都和我聚会,谈了会见情况。包玉刚谈及邓小平对英国政府持强硬对强硬的态度;李嘉诚则语焉不详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如邓先生所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邓先生所言”,是和包玉刚讲的同一内容。
  
  其他先后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条件是只见江泽民,不见李鹏。我也答应,做了安排。他们见到了江泽民。也有人同意见江也见李,但要求见李不公开,不发新闻。我同样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罗德丞没有拒绝,他见了李鹏,做了公开报导。
  
  大多数去北京访问的,不管见了谁,回港和我谈及感想,都异口同声说“北京领导人不了解香港情况”,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说,“他们(指会见的领导人)把香港当敌人看待。”我不便细问,也就很难对这些人做解释。
  
  后来李后给我打电话说,江泽民不愿意再单独见什么人了,理由是如果他们不愿见李鹏,他一个人不方便单独接见。这样,约好的几批人士,便迟迟不能成行,又不便将江泽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给他们,只好借辞拖过去。我深感香港人心变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后香港工作实在难做了。
  
  75
  
  六四风波中,香港新华分社与各中资机构的不少员工,参与、支援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六四后,工委讨论决定,不管是参加签名、游行、募捐等支援活动,“一律不咎既往”,自己接受教训,不要求做口头或书面检查,并将决定报告中共中央。姬鹏飞很快通知我们,表示同意工委意见。四中全会期间,我向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又汇报了这个意见,得到他的同意,我们便向各单位做了传递,稳定了内部不安的情绪。
  
  可是,七月间,我去北京参加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上又要求工委及所属单位对六四期间港澳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所谓“反思”,就是“检讨错误”的同义词。当时,北京从市到中央,从个人到机关党委,都纷纷在做“反思”,实际上在搞“人人过关”,大搞“秋后算账”。姬鹏飞已经通知我们,同意工委“一律不咎既往”的意见,江泽民也同意了,现在又要“反思”,出尔反尔,我沉默以对,不表示态度。周南见状,出面打圆场说:“反思一下有什么要紧,我们外交部党组也做了反思。”我点点头,表示接受。
  
  回港后,在工委会上传达后,我表态说:“整个六四事件期间,我不止一次说过,工委在处理上如有什么过失,将来追究责任,你们(指其他工委委员)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实际上,也都是我做的决定。我们对下已经宣布对六四期间发生的问题,既往不咎,现在中央又要我们‘反思’,我考虑,我们没有犯什么错,但不‘反思’又不行,请大家考虑怎么处理。如果要‘反思’,也只由工委‘反思’,下面是否不传达,也不要求他们‘反思’。工委的‘反思’,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责任还是在我,不要大家负责。”会议上发言的很少,最后结论是:“写一个反思吧!”把“写”的难题,交给了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
  
  我考虑了几天,和佘孟孝商量,如何“写”“反思”。佘也有个初稿。共同的意见是,我们没有什么错误要检讨,但作为教训入手,可以“写”几点“认识”。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以及港澳的支援运动,如何提法?最主要的是对关于“动乱”、“暴乱”的定性,在“反思”中如何提,斟酌再三,采用了“北京风波”的提法。
  
  这样,“反思”在工委通过了,报送给中央。十月,五中全会期间,姬鹏飞谈到工委的“反思”报告,竟说:“你们的‘反思’报告,写得很好!”我真不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七、八月间,港澳办一位干部私下告诉我,江泽民在工委的“反思”报告上做了“批示”,大意是,“看来,许家屯是‘右倾’,工作上应该调动一下。”中央办公厅将这个“批示”送港澳办秘书处,还没有来得及送给秘书长李后,中央办公厅又派人取回去了。什么原因,取回去的人没有解说。我相信这位干部送给我的信息。因为不久前,也是他告诉我另一件事:江泽民用了两天时间,听了李后、鲁平的汇报。汇报的情况他不清楚。从这位干部说话的神情看,对我不是一个好的讯息。
  
  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登上总书记宝座后,曾主动找我谈了一次话,两人谈得较融洽。他当时还同意工委的意见,六四期间,参加支援活动的港澳中方机构人员,不管情况如何,一律不咎既往。他是党的总书记,实际上他代表中央批准了工委的决策。
  
  从他听到李后、鲁平汇报后,他的态度有了改变。数次我去北京,我让秘书和他的秘书联系,要向他汇报港澳情况,他的秘书是他从上海带到北京的,以往对我态度很友善,每次接到我秘书的电话,有事随即解决;可是现在语气变了,老打“官腔”,先是说江泽民日程排得很满,有空再通知我,随后便无音讯了。一次还罢,两次,三次都如此。使我不仅感觉一旦官做大了,人就变了,还预感江泽民对我的看法,也有变化了。
  
  这位干部送的信息,证实了我的感觉,江泽民已给我“右倾”帽戴,准备“秋后算账”了。
  
  后来五中全会时,我主动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即缘起于此。
  
  六四风波“稳定”后,上至中央,下至市委、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从单位领导人以至个人,都纷纷进行检查、“反思”,大规模地进行“秋后算账”。中共虽然批准了工委在港澳实行“一律不咎既往”,实际上又不断施加压力,进行“算账”。不同的是,北京是全面“算账”,香港只是个别清点。
  
  港澳办在六月底,专门通知工委,要我去北京开会,讨论六四期间,关于港澳报刊报导问题。我和张浚生商量,汇报时,突出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虽然两报的报导有过分之处,但我们已经宣布一律不咎既往了,今后要“转变”过来,还是不能急,要逐步来,着重点还是要大家接受教训。
  
  我和张浚生一同参加会议,姬鹏飞主持,港澳办、外交部还是那几位与会。中央对外宣传组负责人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专门参加了会议。
  
  一开始,曾建徽便责问:“《文汇》、《大公》怎么搞的?”与李鹏廿五日和见面时的责问口气几乎一样。朱穆之随即附和,指明要工委汇报《文汇》、《大公》的问题。
  
  张浚生按准备好的提纲做了汇报。曾建徽不断插话,指责:“共产党自己的报纸,骂自己共产党,实在不可思议!”我估计他们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等待他们提出“指示”。
  
  张浚生汇报到工委的处理原则,转变要逐步来,不能急,要容许两报员工有接受转变、接受教训的过程,急则可能生变;并且也要让社会有个接受的过程。这是,我观察到曾建徽不断摇头。
  
  我还是做了补充。一开始,我用的仍是对李鹏讲的观点:不能用内地的标准来要求这两份报纸,更不能用内地六四后的处理办法,来处理这两份报纸。六四期间,两份报纸的做法,也是不得已,当时香港社会上与报社内部,群众激动的程度,报社领导已很难控制。连我们工委也是如此。报社为了不被内外部群众冲垮,为了保留阵地,才做了权宜处理。我们应设想当时报社领导人的处境。我强调,处理《文汇》、《大公》,特别是《文汇报》,不能急,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当时,内地各新闻机构正在大搞“秋后算账”、“人人过关”活动,还把大批参加支持学生爱国活动的记者、编辑,调职、撤换以至逮捕。)既然已将中央批准“一律不咎既往”的政策宣布了,就只能在原基础上,加强教育,逐步转变,,让他们有个接受教训的过程。
  
  朱穆之、曾建徽经我这么说后,他们相互看看,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与会的其他人看来也插不上嘴,姬鹏飞也没有表态。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开表示异议,我也就认为他们同意了。
  
  朱穆之还是开了腔,他问:“在香港办一份《人民日报》样的党报,怎么样?”曾建徽进一步问:“《大公》或《文汇》,改一份为党报,怎么样?”于是,姬鹏飞也加入了讨论。
  
  我很不以为然。在香港办《人民日报》式的党报,不可能办得成功,《人民日报》海外版便是例证。鉴于当时气氛,不便反对,只好敷衍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他们也同意了,算是结束了会议。
  
  回港后,工委讨论时,请两报党员社长、副社长杨奇、陈伯坚列席,传达后,大家都感到压力沉重,但还是坚持处理两报既要“转变”,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压的原则。“转变”则采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内外都能有一个可接纳的过程。要两报党内外工作一齐做。工委决议指定由张浚生出面告知《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有关北京和工委的意见,请他谅解,支持。
  
  说服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过于心急,往往语不择言,矛盾缓和不下来。他本人情绪也不正常,时常和张浚生起冲突。有一次,他竟然对人说,准备随时被调回北京,开除党籍,坐牢。我为此特地找陈伯坚谈话,我说:“你在运动中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岁数已这么大,早该退休了。看破一点,了不起受点处分。这也许是我们这类人最后一次的考验,不要太紧张,还是把当前的工作做好。”我和他也是老朋友了,新华总社要他退休时,是我留下他到《文汇报》工作的。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犯了一样的毛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共进退好了。”不料一语成谶,我来美后,他也被解职调回内地。不久,我从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怅然许久。
  
  陈伯坚和报社一些同仁,同社长李子诵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李子诵和一些同仁对“转变”,思想不通;陈伯坚又要求过急,报纸每天要和读者见面,特别是北京有人瞪着眼,盯着看这张“共产党自己骂自己”的报纸,看你如何“转变”。变成几乎每天都有陈伯坚和人冲突的消息。最后,爆发“文汇之友”事件,引起更大矛盾。
  
  张浚生在工委碰头会(每天的例会)上表示,有人报告说,李子诵某人和刘宾雁、陆铿、金尧如等一齐吃饭,商谈组织“文汇之友”,要《文汇报》“独立”,拉出左派阵营。什么北京不清楚,估计可能是台湾或某国,以台湾的可能性大。他还说,“文汇之友”已公开发表了声明,要《文汇报》“揭竿而起”,成为“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桥头堡”,情况显得很严重。讨论结果,一是要陈伯坚出面召开社务会议,争取李子诵参加,如果情况属实,要公开声明澄清。二是要报北京备案,以防真的“独立”了,不好交代。
  
  陈伯坚立刻会报社开会,拟了“声明”,李子诵对“声明”有不同意见,陈伯坚便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通过了“声明”。李子诵不肯参加会议,以陈伯坚越权,非法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议为由,发出书面通告,解聘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是社长李子诵发的聘书)。
  
  那天已经下午十点多钟,张浚生要求召开工委紧急会议,汇报《文汇报》所发生的事件,认为李子诵断然解雇陈伯坚,证明“文汇之友”的情况是准确的,如不相应采取措施,《文汇报》就有被“拉出去”的可能。
  
  讨论中,有人提出改组《文汇报》董事会、社委会,开除李子诵的一切职务。其他有关人员,也相应处理。但《文汇报》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这种做法也不合香港法律程序。一时之间,考虑不出更妥善办法,又担心不立即处理,第二天李子诵有进一步改变《文汇报》的行动,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
  
  我同意立即果断处理,但不赞同开除李一切职务。李子诵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文汇之友”活动他不是主动者,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解除他社长的职务,已无法解决问题,但要留有余地。我主张《文汇报》董事长职务不动,一切待遇(政治的、经济的)不变,得到大家同意。
  
  我们又继续讨论了几个问题,包括用什么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诵的社长职务?有人提议:采“停止留用”的提法,较为缓和,大家同意。
  
  其次是《文汇报》的股权如何转移给新华社指定代理人的问题。由于香港《文汇报》约有三分之一的股权仍由上海《文汇报》所有,须与上海市委联系,请他们支持转移过来。还有一部分由原总编辑金尧如名义拥有的,金尧如已离职,也要转移过来,以确保新华分社所拥有的股权。
  
  金尧如参加了“文汇之友”的活动,有人主张撤销金尧如在董事会内的董事职位。我不主张牵连,而且必须召开董事会才能取消董事,新华分社不可能出面做这种事,因此处理金尧如的意见,未获通过。
  
  有人提议报北京批准。我考虑时已夜深,又不能再拖,并且一旦上报北京,他们还可能说工委“手软”,应该要更严重的处理。我于是说,等不及了,我们报告备案就可以了。
  
  最后,会议决定张浚生当晚代表新华社去文汇报社宣布决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诵家,做李本人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内疚,到李子诵家去做“工作”。我能和这位爱国、正直的老人说什么呢?我当时只能请他谅解,请他保重身体,建议他外出休息,如去内地,我愿意代为安排一切。我真诚地表示:“李老,你仍是共产党的朋友。”(当时,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代表。)
  
  我对李子诵很抱愧。特别是,当后来知道,“文汇之友”活动真相,不是那回事时,更感不安。现在乘此篇幅,谨向李老道歉!
  
  76
  
  七月上旬,姬鹏飞专门召集、主持了一次讨论香港“六四”以后形势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港支联”的问题。
  
  香港支联会,以香港激进民主派为骨干,以司徒华、李柱铭为首,他们抓住了香港各界市民支援天安门爱国学生运动的机遇,建立了“支联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一个以中右为主,综合左、中、右的统战型的组织,其领导权掌握在激进民主派手中,当时几乎网罗了香港各方追求民主自治的团体,也包括不少原来对政治比较冷漠的中间性社团,甚至还有部分左派组织。他们在六四事件中,对北京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斗争策略,呼唤要“打倒邓、李、杨”、“打倒法西斯”,声明不承认“李鹏政权”的合法性,誓不与“李鹏政权”交往。
  
  会议上,北京认为这是一个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的组织,是西方某些国家和本地反共势力结合起来,企图将香港变成反共基地的工具,要求英国予以“取缔”。姬鹏飞同意李后的观点,“对英国政府纵容港支联的做法,我们要进行交涉,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港支联的注册,取缔港支联。”
  
  工委的看法有些不同,会上我们分析,据我们情报部门了解,支联会确有少数人利用这个组织进行反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些少数人当中,有外国、外方势力的代表,想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的反共颠覆基地,广大群众出于义愤,参加活动,跟着喊了些过激的口号,我们应该采取分化、争取的政策——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我们同意采取由英国人出面,用香港法律手段,取缔“港支联”。英国法律是禁止颠覆英皇的。在香港公开号召颠覆中国政府,打倒中国政府的口号,我们可以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但估计英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主要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今后的工作。
  
  有人要把香港变成反共颠覆基地,我们认为历来就如此,现在只是一些人想利用这次运动,把过去的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化。情报部门已经初步了解,内地参加民主运动的一些人外逃,靠港支联帮助他们,不但出钱,还有专人在进行。有些外逃的人,先住在这位“专人”的家中,然后取得外国签证,离开香港。这样一些少数人,是重点打击对象。
  
  会议中没有对工委的分析再进行讨论,结论是要向英国政府交涉,“取缔港支联”,并经过其他方面的工作,逐步削弱以至取消这个组织,取消这个被某些势力利用,以香港为基地,意图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
  
  会议还对恢复基本法起草活动,听了李后的发言。李后根据香港在“六四”中的表现,提出在基本法草案里,须增加防止颠覆政府活动,以及紧急时期实施戒严等内涵的意见。与会者没有异议,也通过了。
  
  会后,外交部和香港新华分社,分别向英外交部和港英政府,提出取缔港支联的交涉。我们还在香港进行了舆论上的“攻势”。英国政府则以港支联注册,不违反香港法律为理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此外,我们说服了一些参加港支联的左派和中间派社团,退出港支联。有些中间派社团,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也退出了港支联,这对港支联而言,只是“削弱”了一点。
  
  七月廿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艾中的文章,题为《一国两制,不容破坏》。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事,感到很突然。查问后知道文章是港澳办起草的。香港社会对这篇评论反应强烈。我感到文章有两处不妥,一是公开了少数人企图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反共基地的内部分析,而且文章的措词,引导人们认为:在香港凡参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人,都想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打击了一大片,广泛树敌,这不仅不合乎事实,而且极不策略。
  
  第二,几乎是公开点了李柱铭、司徒华的名字。我感到这样公开视二人为“敌”,非但不能孤立他们两人,且会提高他们的政治知名度,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还造成以后无法接触这两个人,无法进行工作的局面。这两个人的立场,我们是早就知道的,做为今后政治斗争的对手,我们应该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六四”以后,他们对中国形势估计错误,采用了过激的策略,当前,和他们斗争成为主要的一面,现在这样公开点名,实际上是不留余地了,也是过激,不策略的做法。
  
  我考虑先设法澄清第一个问题,须向香港社会做些解释的工作,设法冲淡一些《人民日报》文章所引起的激烈反应,把多数和极少数分开,澄清“反共基地”与多数人是绝不相干的。我立即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重点阐述这一观点。写完后送北京,希望仍然在《人民日报》发表,结果李后传话来,只同意在《瞭望》杂志上发表。当然,这篇文章的基本立场是维持《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所以效果并不大。
  
  “六四”后,我与司徒华、李柱铭私下有过直接、间接接触,当时目的是为了留有以后恢复合作的余地。但北京是不知道的。他们不会赞同,并且事前可能会组织,事后可能“记账”,如不立即批评的话。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港支联“取缔”、“取消”的策略方针是错误的,是达不到目的的。这个错误策略,不仅“九七”之前无法达到,“九七”后也少有可能。如果届时采强硬措施“取缔”,不仅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进一步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也会使特区政府处于极为困难的地位,损害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心。明智的做法是“容忍”,争取大多数,逐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随着大陆本身的不断改革开放,时间日益接近“九七”,香港和内地关系的日渐密切,实现这一方针、策略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错误方针、策略的制定,我是参与并同意的,我有责任。
  
  

|<<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