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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国际交往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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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国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在香港设立外交机构的国家和地区,八三年我上任时有七十多个,现在已有八十一个。
  
  香港新华分社以前很少进行公开的外交活动,特别是主动性的公开活动。新华分社的外事部专责外交事务,部长由北京外交部直接派来的人担任,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外交工作资历,如外事部长纪少祥,就曾任驻英大使馆的参赞。
  
  以往外事部只是参加各国驻港领事馆的一般公开活动,如国庆酒会等,平时很少有接触。
  
  我到香港上任时,正处中英第二轮谈判开始,我感到有必要通过香港的对外活动来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解释、宣传中国的香港政策,这是一项工作任务。当时,北京并没有交代这个要求,在我到香港了解情况后,深感有此必要。
  
  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要收回香港,可能产生一些疑问,以致有所顾虑。我们应让他们了解,中国政府会承认和保护他们在香港的利益,即使与中国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政府也会对他们在香港的利益,采用灵活方式,让他们继续存在。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形势下,中国政府更希望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充分利用香港进入内地,参与内地经济改革活动;对各国的各地区来说,这也是他们获取更大利益的机遇。
  
  这样,我们提出在香港的对外交往方针是,广泛开展国际统战工作,主动积极、广交朋友,争取各国和各地区,认同和支持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工委确定,在港外事工作的重点,除英国外,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另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他们同香港是近邻。
  
  当时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社长是李储文,他与我分工。与一般国家礼节性的往来,如国庆酒会等,由李储文出面参加(李储文离任后,由乔宗淮参加)。我则亲自参与重点国家的国庆酒会,并经常宴请这些国家的领事,比如我与当时美国驻港总领事李文一年至少互相宴请一次,与日本总领事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总领事离任回国或到港履新,一般都知会或拜访新华分社,我也都出面会见,设宴送行或迎新。各国领事到香港履新,往往要求拜访新华分社,多数也由我出面接待。通过这些活动,既听取他们对中国香港政策的意见,也宣传、解释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有时双方还交换各自国内情况和意见。交了不少外国朋友。
  
  外事部长纪绍祥为增加结交国际朋友的机会,建议成立一个命名为马可·孛罗的俱乐部,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工委同意,给予支持。外事部凭此经常举办各种讲座、文艺活动,增加新华分社与各国外交人员接触的机会。
  
  我到港不久,外事部长纪绍祥反映,有些国家的总领事,希望到中国内地参观访问。我反问,我们为什么不邀请?他面有难色,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又问,哪些国家的总领事?想到内地哪些地方?纪绍祥说,美国、日本、法国的总领事,曾向他表示,想去新疆。他曾向外交部反映过,没有答复。纪说,现在他们又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当即答允纪绍祥:“你可以我的名义,向他们发出邀请。”我也即向姬鹏飞和新疆自治区党委发出电报,告知这件事。姬鹏飞一直没有复电,后来他当面问我:“你请他们去新疆干什么?”我回答他:“他们有此愿望,我为了增进友谊。”他虽没有再说什么,显然是次不愉快的回答。
  
  在我陪同下,三个国家的总领事,还是参观访问了新疆。新疆自治区政府王恩茂等领导人热情接待,参观了乌鲁木齐等几个城市及名胜,听了自治区政府的介绍。王恩茂等对我表示感谢,他们在全国改革开放形势下,对新疆与外界缺少交往机遇,感到为难。三国总领事能来参观,正合他们的愿望。自然,三国总领事也很高兴能够访问新疆,回港后,宴请纪绍祥表示感谢。
  
  不久,外交部下达通知,以后新华分社邀请香港驻外使节进大陆参观访问,必须事先报告批准。纪绍祥向我表示,是他“闯的祸”,外交部这个规定,实际是批评。他感到对我不起。我安慰他:“不要放在心上,这完全是为了工作。”纪问:“以后怎么办?”我说:“照请,你们可以先请示,如果不批准,我来讲话。”
  
  纪绍祥可能既想做工作,继续邀请一些驻港外交使馆人员进内地参观,以联络感情,广交朋友,又担心使我为难,就想出了一个主意:组织驻港外交使馆人员参加赴内地的旅游团,或自己组旅游团,可以不需外交部批准;新华分社外事部一样可以派人陪同,并通知内地有关方面配合招待。我支持他这个想法,以后便运用开了,获得驻港外交使馆人员及内地有关党政部门好感。
  
  那几年,外国人士进入内地的还不多,到边疆更不易,外交人员需要多了解内地、边疆情况,边疆党政部门需要多接触外界、外国人士,为当地的改革开放多找一些机遇,新华分社采取的做法,一举三得,既一定程度地满足了他们双方的需要,新华分社本身也多交了一些朋友。如果说,因为担心外国外交人员因此搞到一些情报,而不让他们进入内地,那是因噎废食的做法。
  
  驻香港的外交使团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同中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双方或单方的需要,香港就成为秘密、非正式接触的场所,新华分社便扮演这种接触的角色。
  
  例如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在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和新华分社外事部保持接触。以色列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们通过新华分社,向中国政府表达愿望和某些建议,新华分社外事部经外交部授权,有时由部长,有时由副部长出面,和以色列驻港领事接触,按外交部的交代,回覆他们。这种接触,一直都是以色列主动的。
  
  南韩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积极争取与中国发展公开的经贸关系。那时,他们已秘密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活动。经外交部同意,我们让不少南韩商人,以至某些较低级的南韩官员,经香港进入大陆(在香港办入境签证)。南韩驻香港的总领事馆,看来负有这方面的任务,许多公开场合,他们的总领事都有意识地接触新华分社人员。我们采不主动,不回避原则。在一次酒会上,韩国总领事专门走到我面前,同我握手、问好,给我名片,并向我索取名片。我是不带名片的,只好对他讲:“对不起,我没有带名片。”他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中韩双方也通过香港解决一些事情。卓长仁劫机到南韩的事件,国务院电香港新华分社直接联系南韩驻港总领事馆,了解南韩政府的态度。南韩政府通过总领事,很快表示愿意同中国合作,商谈妥善解决。国务院即派外交部和中国民航总局的有关人员到香港与南韩代表会谈,达成协议后,才正式派代表公开去汉城,接回被劫持的飞机和乘客,解决了这一事件。
  
  还有一次军人驾机外逃南韩的事件,双方也通过香港新华分社的途径解决。
  
  南韩一些大公司、商社要求进大陆考察、投资、发展贸易关系,他们通过南韩总领事馆,多次表达了这个愿望。有几家大商社,还直接找上门,希望新华分社能予以协助。
  
  我与姬鹏飞谈及此事,建议国务院予以考虑。姬鹏飞表示:“现在不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主要的考虑,是照顾金日成。”还说:“金已经有意见了。”我理解,这指的是北韩金日成不满中国已经与南韩有了实际的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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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国家的政要访问中国,经常都要在远东最繁华的城市香港停一停,看一看。也往往会对香港新华分社进行礼节性地拜访。我任新华分社社长六年多,接待了不少这样的贵宾,如前法国总统德斯坦、前英国首相希思、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等。
  
  英国前首相希思经过香港时,通过中国外交部特地表示要见我,他向我解释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也要求我讲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他已在北京见了中央领导人,中国的香港政策他应该已经了解。我看,他对我的提问,只是要验证一下他从中央负责人那里了解到的香港政策,在香港的中国执行人员是如何理解的。
  
  澳洲报业大王梅托想收购《南华早报》,他专门到香港,并来到新华分社要求见我,我见了他。他主要问两件事,一是中国对他收购这份报纸,有什么意见?第二,九七以后,中国对香港的新闻方针如何?附带又问了一下,他的报纸能否进大陆?我回答他,《南华早报》是香港的报纸,谁来经营,我们不会有意见,当然,我们希望这份报纸能够采取真实、公正、不敌视中国的态度。九七年以后,依然如此,届时香港的新闻自由不会比现在少,可以继续批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至于报纸进大陆,现在是有限度的,包括《大公报》、《文汇报》进大陆都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里面,假如你们要进大陆,我们可以向中国有关部门反映,由他们来考虑。可能我回答干脆、明确,梅托很高兴,对我见他,以及我的回答,表示感谢。不久,他收购了《南华早报》。
  
  基辛格每次访华路过香港,都通过中国外交部,要拜访我。我两次在利园设宴款待他。有一次,谈到香港问题,基辛格讲到港人的忧虑,我说,现在香港人确是担心外来干预,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许多港人还是担心中国将来可能过多的干预。此外,也还有人担心,“九七”后,英国会有干预,深圳担心美国有可能干预。基辛格听后十分诧异,要求我举例。我讲:“比如美国现在对香港的越南难民营问题表态,就是很明显的一例。八八年我访问贵国,同中国驻美大师韩叙,一起拜会贵国负责港澳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当时提出,希望中国干预英国政府对香港越南难民的处理,我回答,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九七年之前,中国对香港内部的管理事务是不干预的。”当时,我的意思是告诉他,希望美国也不要干预,基辛格听后就没有再问下去。
  
  据我们了解,美国对香港事务是关心的。他们在香港调查研究的范围相当广,经常邀请中资机构的一些人聚会,席间了解问题,新华分社的一些工作人员也经常接受他们的邀请,前社长王匡就曾接受邀请,去美国旅游、访问。一些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基本法草委、咨委委员,也经常应邀同他们谈一些情况。
  
  类似美国这样重视调查研究香港情况的还有日本。中美谈判开始后,日本加强了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工作,增加人员。看起来,至少对整个南中国海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研究,日本是以香港为中心的。
  
  美国商人在香港有一个商会,新华分社通过社长助理谭茀云同他们联系。美侨商会第一次请我聚餐时,在港的美国商会和大的商业机构代表几乎都参加了。席间,他们特别想了解的是中国对美国商人的态度。我表示,香港的繁荣主要是依靠香港本地人的努力;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商人在内,对香港繁荣都做了努力,都有贡献。希望更多的美国商人到香港从事经贸活动,更充分地利用香港。
  
  鉴于美国商人以往做生意比较短视,只重当前利益。我建议他们应有长远眼光。我们不仅现在欢迎,九七年收回香港以后,也同样欢迎他们。不仅欢迎他们到香港,更欢迎他们通过香港进入中国。我讲,现在看来,美国商人在这方面的积极性还不够。
  
  当时,这些美国商人还表达一种情绪,即对英国不满意,英国商人在香港有特权,对其他国家商人有歧视,在某些方面,形成不能公平竞争,希望中国注意这个情况。他们列举汇丰银行拥有中央银行特权为例。
  
  我回答说,理解他们的想法。但这是香港一百多年来殖民地地位形成的现象;中国从香港的稳定繁荣出发,对汇丰的地位,九七年以后不想做根本改变。比如,让汇丰继续发钞,可以考虑中国银行和其他银行参加,但仍以汇丰为主要发钞银行,中国不准备予以改变。中国方面考虑,也不会全部撤销汇丰其他方面的职能,因为不管怎样,总要有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至于具体如何确定,还待中英两国商定。中国政府对其他外国银行,不仅保护他们的利益,还希望能进一步利用香港,进入中国,进一步发展合作。如何改善他们在香港的经营环境,可以在草拟基本法时,大家一齐研究,还可以考虑将有关意见纳入基本法。
  
  我同他们约定,每年聚会两次。他们很高兴我能参加聚会,一齐讨论问题。在与他们交往中,我发现他们与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贸易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国内有人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贸易要附加条件。香港美商不同,他们认为这种政策不但有损于中国,有损于香港,对美国商人、对美国,也有损失,特别是对在香港做生意的美国商人损害更大。他们表示,每年都会回美国进行游说,反对对华贸易附加条件。
  
  在港美商还告诉我,现在香港的美国商人,人数已经超过英国商人(当时是八五年)。我很讶异地问:“是不是美国近来在港的商行增加,美国商人来得多了?”他们回答:“不是,是香港移民的结果。香港人移民到美国,拿了美国身分后,又跑回香港做生意。这部分美籍港人统计在内,数量就超过了英国在港的侨民。”
  
  在另一次美国商会请我的宴会上,他们提出美国律师希望到香港开业的问题。他们倾向支持美国律师到香港开业,美国政府也公开作了表态,对港英政府有一定压力。我表示,这件事属于香港内部事务,九七年以前是英国政府的事,九七年之后,由香港特区政府考虑。我们不便置评。事实上,我知道,香港本地律师界多不赞成,还讲美国律师名声不佳,反对他们进入香港。
  
  我的看法,香港既然是个国际大都市,某些具垄断性,或政治性的限制,应有改变。比如医界,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西医、中医人才相当多,这些人很多是内地有经验的医务人才,到香港后,他们参加考试申领执业执照,十分困难。他们多次派代表找我,提供材料,说明他们在香港得不到公平待遇。我认为,考试、发照严格,是需要的;不仅是对社会与病人负责,也需防止内地有关人才过分外流;但适当的公平对待也是需要的。但我对此问题,从未公开表态。因为,“九七”前是港英政府的事务,我们不应干预。舆论上适当支持是可以的,但那要传播机构去做。九七后是特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的事务,我现在讲,不但过早,也有干预之嫌。到那时如有可能,也只是个人意见,供特区政府和立法机构参考而已。
  
  我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李文夫妇接触比较多,我觉得李文对香港、对中国比较友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同社会潮流不一样,比较乐观。他的夫人是中国人,我接触很多驻港外交官,他们的夫人不少是中国人,普通话讲得很好,发音准确,比我乡音重的普通话,标准很多。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的事情都有相当深的了解。
  
  李文夫人是河北人,她对中国的烹调艺术有兴趣,她在香港制作介绍中国烹调的录影带,希望我在某些方面给她支持和帮助,我很痛快地答应了。她主要是想去内地,需打通一些关系,要我出面介绍。后来,许多问题她都自己解决了,找我很少。
  
  李文调到缅甸当大使,新上任的美国领事我也有接触,但接触不多。李文从缅甸回国途径香港,特地通知我,我请他一起聚餐,听他谈了一些缅甸的情况,我开玩笑讲:“你在缅甸当大使,还不如在香港做总领事那么舒服。”他笑了,同意我的看法。李文在任上,请我吃过几次饭,都在美国领事馆。他不以美国菜,而是用中国菜款待我,据说是他夫人亲自指导下制作的。我品尝后,认为那是美国式的中国菜。八八年到美国访问,走了十多个城市,也品尝了华人餐馆的中国菜。相形之下,美驻港总领事馆的中国菜水平与专做给华侨吃的餐馆相当,比一些专做给美国人吃的中餐馆,水平还要高一些。
  
  在香港外国领事馆吃饭,最精致的还是日本总领事馆,是道地的日本菜,很多原料都是直接从日本运来的。可惜,他们珍贵的生鱼片,我不敢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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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我向姬鹏飞提出,要访问欧洲,重点是英国。我们在香港工作,主要对手是英国,应对它有较多了解。当时,正当基本法起草期间,香港未来政治体制议论已起,也想去欧洲实地了解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为参考。姬鹏飞一口答应。我问他,要不要写书面申请报告,姬鹏飞回说不需要。因为他也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成员,我也就没有写书面申请,而开始筹划。时值赵紫阳应英国政府及欧洲一些国家的邀请,将访问伦敦等城市。我和赵紫阳谈及我访欧洲之事,我说:“正好,姬鹏飞同意我访问欧洲,重点访问英国。你访英国,是否我可以作为你的随员一起去,以后,我再单独活动。”赵紫阳当即表示同意,并立即要秘书告诉外交部。
  
  我因得赵、姬二人同意,回港后即和外事部纪邵祥商量,如何准备。纪绍祥考虑,专访欧洲几个国家,可能花费很大,建议请香港一些在英国和欧洲有事业的巨商接待,可以节省国家开支。我考虑用不了多少钱,不必因此欠下人情。但纪绍祥表示,没有人接待,太冷淡了也不好。我认为他说得也有道理,也就不反对了。经纪绍祥的活动,我们得到一些允诺,特别得到一位香港草委热心帮助,他可能出于香港未来政制上考虑,希望我访问瑞典政府,考察瑞典的政制和社会情况,我高兴地答应了。他立即与瑞典驻港领事和瑞典政府、议会接触,为我安排了访问瑞典政府、议会等项目,会见一些负责官员、议长;并在香港宴请瑞典驻港领事和我,纪绍祥在座作陪。瑞典驻港领事对我有意访问他的国家,表达了欢迎之意,并表示愿意为我安排我所希望访问的官员和地方。出访行程的一切准备工作都齐全了,等着和赵紫阳一齐出发。
  
  纪绍祥随即去了北京,是北京电召还是他自动去的,我不清楚。回港后,他告诉我:“外交部不同意你做为赵紫阳的随员一同访问英国。”我问为什么?是外交部什么人的主张?纪绍祥说:“是主管西欧事务的周南的主张。理由是,你和赵紫阳一齐访问,可能英国各方面主要的注意力会放到你身上,掩盖了赵总理的影响。”我无奈地苦笑着对纪绍祥说:“真是荒唐!怎会有这样的事!”我认为这不是周南反对随赵紫阳访英的真正理由。
  
  不但如此,纪绍祥还带来姬鹏飞的“口信”,建议我今年访欧之行“暂缓,明年再去”。什么理由,没有讲。可是,要如何回覆欧洲之行已做的种种安排呢?只有一一道歉了。
  
  当年岁末,我去北京开会,见了姬鹏飞,他主动提出,要安排我明年访问欧洲,我知道这是一种“补偿”,我表示,如果安排我出访,欧洲我暂时不想去了,先去美国。我没有和他讲理由,实际考虑是,看看资本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增加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姬鹏飞同意了,并交代秘书和周南去商量,安排此事。至此,我才明白,原来欧洲之行,受阻于周南。
  
  八八年北美之行,是丰收之旅。三个星期,走访了美国、加拿大的十多个都市,大开了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眼界,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给过敏带来的正负面社会影响。也看到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为了争取执政,多只顾当前,不惜一切争取选票,很少考虑后果的一些情况。
  
  当时,正值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里根不再参加竞选,派出副总统布什(布希)为总统候选人。我们走过美国东西岸十多个大都市,会见了几十个工、商、金融大企业的主管,以及一些经济、金融专家学者,分别属于共和党、民主党或无党无派。谈到哪个党会在大选中胜出时,他们大多认为共和党布什会胜,包括多位民主党人士在内;有几位民主党员的大企业主管,甚而公开主动表示,他们将投共和党布什的票,理由是“喜欢布什的纲领”,其坦白程度,出乎我理解之外。
  
  在我访问美国行程中,香港一位咨委巨商陪我访问华盛顿、纽约。他与布什是朋友,经他商得同意,布什愿意以私人身分见我。当时正值竞选逐步进入紧张阶段。这个咨委巨商先和布什会面,谈到总统选举,布什自己表示,缺少信心,因为过去几次前副总统参选,多次失败,布什估计自己很难例外。结果他却胜利了。
  
  后来,布什打算与我会面的事有了改变,据说,美国国务院提了意见,会面须采官方形式。征求我意见,我考虑,官方会见须报北京国务院批准,时间来不及,便作罢了。后来布什当选,给我一信,表示未能见面的遗憾,并送了印有他名字的两件小礼品,作为纪念。
  
  美国总统竞选给我的印象是:政党的政纲,必须符合大多数人民和选民的愿望,包括符合竞选对手所拥有人民和选民的愿望,才有执政的可能。虽然,竞选时的这些政纲往往在候选人当选执政后食言,不予或不能兑现,甚至根本改变,但选民是现实的、短视的,成为竞选政党不顾一切,广开“支票”,以争取选票的弊端。政党领袖为争取选票,不论平时与竞选期间,都非常重视与社会各界往来。布什给我的信件,看来是他的秘书起草、打印,由他签名的;小礼物也可能是专备赠送的。对一个不相识,只间接有约的人,他给予如此回报,不论对方是什么阶层,都做适当的反应,给人以礼貌尊重对方的感觉,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一般是不会如此处理的。据说美国的领导人对他们自己的过敏,一般也如此回应,这不仅是他们对自己选民的尊重,平等以待,也为竞选时增添了“资源”。这是民主政治优越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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