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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两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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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在香港势力的活动,有其历史渊源。加强香港的对台工作,作为整个对台工作的前哨阵地,寻找接触台湾上层人士的机会,为两岸之间的未来铺路,是我在香港的重点工作之一。
  
  香港是国民党当初从大陆撤退的主要地区之一。一九四九年它在华南的残余力量来不及向台湾撤退的,大部分撤到了香港,包括一部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和家属,以及社会上同国民党关系多,受影响深,对共产党恐惧的人士。他们到了香港之后,成为难民,被香港政府分区集中收容。九龙调景岭就是主要的集中地区之一。
  
  几十年来,大多数人在香港生根落足,或经工、商,或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其中有些人发展得比较富有。这些人一方面在心理上,在意识形态上,害怕共产党;一方面不少人也回过大陆台湾,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成长于香港,多数在香港受教育,少数去台湾上大学,大多对共产党态度起变化,他们受家庭的影响,或多或少对共产党还有疑虑和恐惧,但比上一代淡薄得多。
  
  在香港,倾向国民党的人士组织了自己的社团,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社团,多属地区性与社会性的团体,封建色彩浓厚,例如各种形式的同乡会,其中尤以宁波同乡会和苏浙同乡会,倾向台湾,政治色彩较浓。
  
  国民党的党组织活动,处于地下状态。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的负责人是陈志辉,其下有二十多个支部,但活动仍是半公开的,多以各种商业团体、民间团体的面貌出现。
  
  国民党台湾政府各个部门,在香港大都有派出机构,例如外交部的驻港机构,以中华旅行社的面目出现,还代办签证。国民党在香港有机关报:《香港时报》(九三年停刊)。另外还有几份受其影响的报纸,每天报眉上仍以“中华民国”多少年来记载。
  
  国民党在香港上层的势力,可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民间势力,不少人在心理上认同,或依附台湾国民党政权。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大陆实行改革开放,这些人的观念也逐步变化,有些人开始同大陆做生意,有些人同香港的中资机构往来,但是直接同官方即新华分社来往的,仍然很少。
  
  另一部分是台湾的派遣机构人员,属于台湾势力在香港掌权的部分,大多年纪已大,在香港有一定的身家和地位,反共思想坚决,然而观念与做法保守,无法适应变化,派系也多,不团结。其中极少数人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已秘密同大陆官方有联系,改革开放后,又有一些人同大陆官方有了秘密接触。
  
  国民党在香港的影响与力量,有一定基础。据他们同我们接触时私下讲,他们在香港有一百万党员。我们估计不可能有这么多。但在八十年代后期,他们确实注重发展了一些年轻人,据我们所知,台湾每年在港招收一千多名中学生去台湾上大学,在这些学生里面,积极物色和发展国民党员。
  
  每年的十月十日“双十”,国民党在港的机构、社团都公开搞国庆活动,例如举办酒会。他们成立庆祝双十活动的筹备委员会,广登广告,实际上,即是对台湾表态,又是向大陆示威。许多地方搭盖牌楼,在热闹的大街上插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比“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所挂的国旗还多。
  
  八三年“双十”,我专门去调景岭,看到国民党政府的旗帜确实插得很多,我让司机停车,想进调景岭屋屯里面看看,陪同的保卫人员怕有危险,执意不让我下车,结果没能进去。
  
  据说,调景岭等地方平时也挂这些旗帜。即便在港岛,站在跑马地新华分社大楼顶层,也可以看到大楼东面的山上,有几面国民党政府的旗帜。这几面旗常年悬挂,只要一上顶楼,就看到了。
  
  国民党把香港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由来已久。自从四九年蒋介石证券到台湾后,就从台湾派遣特务,经香港到大陆搞情报,进行破坏活动。据我们情报部门掌握,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各个派系都有特工在香港进行活动,估计在香港活动的小组有几十个之多。在新华分社大门对面的一家旅馆里,就常驻有一个专门侦查新华分社的特工小组。八三年我到香港不久,我们情报部门(包括香港、北京的),都有“线索”说,国民党派了三个小组准备暗杀我和另外两个在态度上亲中国大陆的华人资本家。
  
  当时,因我活动频繁,不仅香港社会,连台湾方面也反应强烈,据说国民党内有人认为,国民党在香港的这些人搞不过许某。
  
  我原本住在跑马地山村道新华分社一些副社长住过的房子里,得到这个情报后,保安部门建议我到新华分社机关内住,他们担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动规律,容易被人掌握。我虽不完全相信,也得尊重组织决定,就搬到皇后大道的新华分社大楼内居住。这座大楼原是香港一位商人建的酒店,属于中等偏下水平的旅馆,最好的房间也就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的一种套间。我搬进去后,住了第十二楼的三个套间,我住一个,老伴住一个,还有一个是接待子女、客人的。不少人看到后,建议我搬出去,感到与香港水平不太相称,同社会高层也无法比,即使中资机构负责人都住得比我好。我随遇而安,个性就是如此。后来新华分社买了赤柱的别墅,有同仁建议我搬过去住,我也谢绝了,一直住在这幢大楼里,直至退休离港。
  
  对于暗杀活动,开始我有怀疑,我对国民党的威胁并不大,为何他们要采取极端手段?但我们的情报部门言之凿凿,而且据他们追踪国民党派遣小组的结果,证实确有这个组织在活动。因而我采取不轻信,也不能完全不信的态度,同意保安部门增加了保卫的措施。同时认真地告诉那两位亲中的华人资本家,请他们进出注意安全,多带几个人在身边。直到发生“江南事件”之后,蒋家政权受到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在国民党内也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在蒋孝武调到新加坡之后,台湾国民党政府不敢再胡作非为了,用大陆的语言说,才“解除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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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完成祖国统一,原设想在八十年代,后来又提出在九十年代完成统一。因此在七十年代末,文革一结束,即提出“叶九条”,呼吁两党和谈统一。邓小平又提出一国两制,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香港、澳门,而且适用于台湾。据我所知,一国两制的考虑,首先还是以台湾为对象的。一九八二年,中国修改宪法,增加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规定。”人大委员长彭真在八二年七月十六日发表谈话,明确指出,这是将一九八一年叶剑英委员长宣布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法律化,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确定了法律依据。”
  
  “叶九条”的全部内容都是针对台湾的,说明中国一开始主要是注重解决台湾问题而考虑的。让大陆搞大陆的社会主义,台湾搞台湾的资本主义。对台湾的条件比香港更“宽”。台湾自治的权限比香港大,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律。而且李先念访问新加坡事又补充说,台湾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情治系统。这些是因为台湾是中国本身的统一问题,不同于香港是从外国手中收回。
  
  最初的这些构想,目的在争取台湾政府的领导人蒋经国。蒋经国在世时,开放党禁,产生民进党。他去世以后,台独思想和活动发展。北京观察到这些现象,对台湾的看法有了变化,认为国民党内大陆去台湾的势力在逐步衰退,以李登辉为代表的本地势力的发展及其所作所为,说明李登辉不仅代表台湾本地势力,而且代表台独的势力。李登辉不能算是台独派,但他的作为显示他是“独台”。台独势力的活动、存在和发展,至少是李登辉纵容的结果。李登辉得势与地位逐渐巩固,使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中共高层、邓小平根据这一形势的变化,重新评估两岸形势,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依靠武力解决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中共中央原本就是两手准备,和平统一一手,武力统一一手。但一直是把和平统一放在主要地位。新的评估,把武力统一作为主要吃一手。做好武力统一的准备: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就要等待时机,武力解决。但也不放弃和平解决统一的可能,仍要力争。我看,直到现在,这个方针仍然没有变。
  
  北京一向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韩战以后,美国政府一直是支持台湾的重要国际因素。虽然中美建交后,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台湾问题由海峡两岸自己解决。但从中国的角度看,认为美国一直未曾停止和放弃支持台湾,特别是民主党的一些国会议员,还暗中或公开地支持台独势力。
  
  中国统一台湾,还有日本的因素要考虑。台湾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次大战结束,国民党中国收回台湾后,日本在台湾的势力有某种程度的保留,以后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势力的经济基础,又得到新的发展,日本的一些保守势力,仍在支持台湾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从中国的观点看,李登辉得到美国和日本的支持,将来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还必须破除这些障碍,如果将来不得不用武力来实现统一,也要考虑这些国际因素。
  
  我个人的看法,用武力统一也有一个时机问题,需要看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武力统一也不完全就是直接进攻,也可能采用封锁或其他办法。海峡两岸的武装力量,大陆固然占优势,但国际形势际遇是否成熟也要考虑。假如国际形势的际遇比较成熟,美国的可能干预是有限度,直接进攻的可能性就较大。
  
  台湾以及国际一些人士,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问题的估计是不足的,他们把金门炮战视为中国无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依据。毛泽东在大陆濒临全面解放时,便准备进攻台湾。结束上海战役后,第三野战军即接获任务,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当时还准备派现已卸任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先到台湾,负责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呼应解放台湾的战斗。
  
  中共在解放福州、厦门后,随即展开金门战斗。据当年金门战斗的指挥员叶飞告诉我,当年战事失利,是情况判断错误。进攻金门岛之前,没有估计到国民党在海南岛胡琏的军队会撤退到金门,使金门的守备力量霎时增加一倍。战斗打响后,才知道胡琏的军队到了金门,同时,人民解放军用木帆船渡海,船只数量不够,因为判断金门只有两个师的残缺部队,所以只用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两个主力师,渡海登陆。当时对木帆船渡海作战的信心很强,因为渡江战役中,用的是木帆船,胜利地渡过长江,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用的也是木帆船。
  
  登陆后,由于轻敌,解放军未先巩固前沿阵地,迳向纵深发展,被国民党部队切割包围,适逢退潮,木帆船搁浅,登陆船只全遭烧毁,后援部队无法增援——当时搜罗船只,只能运几个连去增援,上岸即被消灭,等于白送。进攻的部队,苦战一番后,终于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歼灭。
  
  这一杖之后,重新检讨了木帆船渡海作战的经验,虽然没有放弃解放台湾的打算,但到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才搁置了这个意图。
  
  后来有人主张解放金门、马祖,毛泽东不赞成。他讲保留金门,让国民党继续在金门存在,就可以拖住国民党、蒋介石。采取炮战的办法,打而不占领。后又采取隔日炮战的战术,单日打,双日停,把炮击作为一种政治攻势、精神攻势,在战略上把国民党拖住。
  
  有些人讲,毛泽东因无力解放金门,只能炮击“吓人”,这种估计显然不对。毛泽东有些想法和考虑,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举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和负责解决“西藏叛乱”,当时达赖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因为电报抄告各省、市委,我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看到了这份电报。毛要张国华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指定这条路由布达拉宫经何处,直到中印边境,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电报很详尽地规定了张国华如何做,什么时候开始,佯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达赖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这样的指示,出乎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识之外。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
  
  一九八九年,台湾总统选举前,我们向北京汇报了对台湾局势的看法:假如李登辉继续当总统,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减少。第二年,国民大会改选,可能会把万年国代选掉,本地代表将占多数,大陆去台势力将更削弱。至一九九二年立法院改选,会更进一步削弱大陆去台势力,增强本地势力。台独或独台的力量,会增强和发展,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就更渺茫,势必将演变为以武力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后来我知道,我们的看法与北京是一致的。
  
  我到香港后,了解到台湾社会的动荡程度,并不比香港轻多少,大陆撤到台湾的人士中,有力量的或已移民到外国,未走的,不少也做了移民的安排,或子女留学外国,或自己也拿到了外国的居留权,都有两手打算。台湾本地势力中的有钱人,相当多也如此。不少大陆到台人士,不仅担心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更担心台独、独台势力的发展,使他们将来可能在台湾受到歧视,甚至担心死无葬身之地,连祖坟都可能遭台湾人挖掘泄愤。因为国民党刚到台湾时期,残酷镇压过台湾一些反抗力量。而台湾本地人也担心大陆武力统一台湾。
  
  新华分社内有对台工作部,部长是黄文放。主要工作对象是台湾一些人士。他们一方面收集和研究台湾的情况,一方面做些统战、联络的工作。然而,缺点在于这些都是老关系,对香港的民间亲台势力,以及国民党在港单位,工作很少。
  
  整个对台上层统战工作,北京极需有新的进展。以对蒋家的统战工作为例,当时相当多的人到内地,自称为蒋家某人的代表,因而得了不少好处。然而他们是否真能代表蒋家某人,或者根本与蒋家某人毫无关系,北京也无法断定。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明白打通台湾军政高层关系的渠道,是极需要努力的一项重要任务,就产生通过香港的亲台人士发展台湾工作的构想。香港有许多台湾的关系,而且香港的信息灵通,在香港及时了解台湾比内地便利。当时已经看到蒋家从大陆带去的力量,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发展台湾关系,要注重“新生代”,包括大陆去台的第二代,以及本地的新生势力。可以通过香港工作关系,来寻求突破,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台湾很多,通过经济、贸易、文化等关系来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寻求某些事情上,在香港先沟通,如此发展,不排除将来的国共和谈,在香港先谈起来的可能性。
  
  我把这个设想向杨尚昆、赵紫阳当面讲了,他们两人都表赞同。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两次请我去参加,并且同意我成立香港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香港的对台工作,作为整个对台工作的前哨阵地。后来我联系到一些台湾的上层关系,杨尚昆、杨思德一再交代我,要我单独同他们联系,不要告诉其他人。知道周南接任后,杨尚昆还交代不要告诉周南。
  
  香港的对台领导小组,由我负责,我是组长,开始时副组长为李储文,李退休后,改由郑华接任,时间较长。佘孟孝调到香港后,副组长又换成佘孟孝。这个组织成立之初,设想的工作方针是开辟香港当地亲台势力的工作,然后寻求对台工作的突破,重点放在上层和新生代,另外就是调查研究台湾的最新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以便掌握时机,采取对策。
  
  我们对台高层关系的争取工作,有所进展,说起来多是一些商人、学者牵的线。例如香港有一家私人公司,负责人曾经是国家干部,我们给他不少支持,使其业务有所发展,他乘做台湾生意之便,进入台湾,同台湾一些人士建立了联系,接触到一些中层官员和某些已退休的高级官员与将领。
  
  一些做学问的人,也在进行政治活动,比如一位任教美国的华商教授,我到香港工作之前,他已经到了北京,见过邓小平。此人传话并非义务,通过香港我们的一个私人名义开的公司,帮助他研究经费。
  
  几年来,我直接、间接接触了台湾上层一些人物,或他们的“代表”,“主流”、“非主流”都有,但一般联系的多,按他们的说法,是为了“多一条将来可用之道”,能谈及实质问题的仅是个别的。为不影响台湾当前政局,具体情况待以后适当时候,再考虑是否追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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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亲台人士,不论上层或基层,不少人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共的,其中绝大部分惧共,不赞同共产主义。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把周恩来提到“求大同,存小异”的统战方针,改了一个字,改成“求大同,存大异”,作为我们对在港的亲台人士进行工作的方针,也是我们对惧共的相当多的香港人进行工作的方针。
  
  这个方针,也是我们对邓小平爱国爱香港统一战线方针的补充。求大同的具体表现是,爱国爱港,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存大异”,可以不赞同社会主义、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可以做朋友。
  
  一九八四年中秋节,我们利用中国传统中秋节是合家团聚赏月的日子,举行一个宴会,宴请各方面愿意接近我们,关系较好的亲台人士几十人,象征一家人似的聚会在一起,席间,我致祝酒辞,宣布了两点:一是“求大同,存大异”的方针,二是希望九七后,台湾势力不会撤出香港。据说,宴会内外亲台人士多表满意。
  
  同香港亲台上层人士的关系,第一个有新的突破的人物是著名的影业界巨子邵逸夫。
  
  香港无线电视台,通过副总经理出面同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长杨奇接触,提出希望我能去参观电视台的邀请,我立即接受。但我没想到,参观那天,邵逸夫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无线电视台的著名艺人何收信、汪明荃也参加接待,参观过程中,他们三人自始至终陪同,热情介绍,中间还设午宴款待。
  
  邵逸夫过去同中共保持一定距离,以往,只在公共场合与新华分社人员有一般接触,从未像这次主动来接近我们。
  
  我很快就回请邵逸夫吃饭,邀请他参加十·一国庆节筹委会,他没有拒绝。虽然他过去一直是台湾“双十”国庆的筹委会委员,而且仍然保持这一身分。
  
  邵逸夫是宁波人,我便邀请他回乡看看,他表示愿意到内地参观,但何时去还不确定,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一九八四年,他提出想去上海、浙江参观,我当即表示欢迎,并邀请他也到苏州看看。我知道他对苏州评弹有兴趣,我讲,如果去苏州,一定会去作陪。我通知浙江省、上海市政府,建议他们热情欢迎,请省长、市长出面接待。我也向江苏省建议,希望省长能去苏州接待。哪知邵逸夫飞抵上海时,只有统战部的一个处长、市政府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到机场迎接,据反映,邵逸夫不太高兴。
  
  我到苏州知道情况后,专门请苏州交际处处长乘汽车到上海接邵逸夫到苏州,我在宾馆等他。在苏州,我陪他听评弹、看苏剧、昆曲,邵很高兴。我见他八十多岁,精力充沛,健康情况超乎常人。他告诉我,这是他每天拂晓做一种叫做太阳功气功的效果。
  
  上海机场接机疏失的情况,我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我说:“不知你是否知道这样的处理?希望你能出面接待邵逸夫,弥补在机场产生的不愉快情绪。”江泽民当即应允了。我又派苏州交际处处长专车陪送邵逸夫到上海,江泽民见了邵,并宴请他,做了弥补。
  
  浙江省的接待很认真,邵逸夫比较满意。
  
  不久,邵逸夫对我提出,还要到内地去看看,特别是想到西藏去,也要求,不要公开报导。去上海、浙江,没有公开报导。我给四川省委发了电报,并专门通了电话,建议他们热情接待,并派医生一起去,以防万一发生情况时,有人护理,毕竟他年岁已高。
  
  邵逸夫回香港后,请我吃饭,很高兴,感谢我替他的安排。他很自傲地说,四川省派了医生、护士陪他一起进西藏,一下飞机,他就坐汽车到拉萨,开始活动。一般人多少会有高原气候反应,他一点没事,反而跟他去的医生、护士却病倒了。以后他又去了内地一些地方。
  
  我邀请邵逸夫去北京,表示可以陪他去,他想见哪一位中央负责人,我可以代为转达和安排,相信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同邵见面。邵逸夫表示谢谢,会考虑我的邀请,但认为“时机未到”。我表示理解。因为他的事业同台湾联系很深,至少他的影片和录影带要在台湾发行。他如同大陆关系过于密切,会受到影响。当然,他同台湾的关系、利益可能还远不止此。
  
  邵逸夫自从到大陆参观、了解情况后,就开始向内地捐款,主要对象是教育界。第一次捐给内地十几所中学,总共一亿港币。教育部门很重视,由国家教委负责人腾藤带队,组织内地著名大学的校长来到香港,一方面接受捐款,一方面表示感谢,在香港举行隆重仪式。各大学都准备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礼物、纪念品回赠给邵逸夫。
  
  以后,几乎每年邵逸夫都有捐赠。内地许多学校,知道消息后,纷纷对邵逸夫提要求,有些直接写信给邵。后来,国家教委自己也提了方案,要求邵逸夫继续捐助,要新华分社转交。
  
  工委讨论后,一致认为,邵每次捐款,都是主动提出的,国家教委这种做法,对邵可能产生误解,仍应该让邵主动,我们都不同意把教委的信转交给邵逸夫。
  
  果然,邵逸夫把那些单位直接给他写信,以及口头向他提的要求,全都转到新华分社给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后来,邵逸夫主动提出方案,每年捐港币一亿左右,捐赠单位增加,但捐给每单位的数量减少。以后,他又改为资助小学。那几年,他前后捐给国内教育界五亿多港币,应该说,不少于李嘉诚捐给汕头大学的数量。
  
  邵逸夫关心甘肃敦煌古迹,捐出三千万港币,资助保护莫高窟壁画。李储文退休回上海后,曾专程到香港要求邵逸夫资助上海天蟾舞台改造,邵捐了一千万港币。
  
  邵那几年是香港艺术节的主席,每次请内地剧团到香港表演,总会邀请我们去看看。也经常招待我们到九龙邵氏影片公司片场吃饭、看影片。他希望内地能放映他的国语影片。我让文体部负责人韩力去同中央文化部、中影公司商量,希望他们能满足邵逸夫的要求。我讲邵的要求并非为赚钱,而是希望他的影片在大陆发行,有些片子,我看是可以在大陆放映的。我希望内地能够多买些邵氏的影片。韩力跑了几次,有关方面表示可以买,但出价很低。其实,邵逸夫要求并不高,实在是内地出价太低了,邵逸夫不肯这样子卖。我理解,他不是在钱上计较,而是面子上过不去。邵逸夫希望他的影片能正常地进入大陆,“送”不好,但卖也要有个合理价。价太低,市场上不好交代。
  
  我一再要韩力与文化部门和中影公司做工作,都做不通,这件事就一直没做成。
  
  邵逸夫很欣赏大陆的艺术发展,特别对昆曲感兴趣。他也很欣赏河北梆子著名的女演员裴艳玲,认为她文武双全,既精梆子,又善昆曲,认为大陆称她国宝,当之无愧。邵并建议用录像把她的艺术保留下来。我有意让裴艳玲与邵合作,满足邵的愿望,后因“六四”发生,未能实现,亦一憾事。
  
  亲台的江浙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徐季良,我请人向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表达问候,听说他身体不好,我愿意登门拜访。他回复,表示感谢,称身体不好,会见之事,以后再说。但他让一些副会长出面在江浙同乡会俱乐部邀请我共同聚餐。见面时,在笑谈中叙述乡情。我还表示希望能成为同乡会的会员,他们当场表示欢迎,一下子情绪融洽起来了。他们向我问了一些有关香港的政策问题,没有谈两岸关系,以后,继续接触。
  
  后来,大陆经济学家千家驹到香港访问,我请他夫妇吃饭,千家驹说,他同徐季良是老朋友,想去看看徐。徐表同意,并邀请他吃饭。千家驹问我可不可以去?我讲,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要去见徐季良,他不肯见我,现在他要见你这是再好没有的事。
  
  这件事使我更深信:广泛利用各种关系,包括内地的关系,进行香港工作,是我们开展香港工作的重要“资源”。
  
  我多次邀请《星岛日报》的老板胡仙吃饭。胡仙是虎标万金油老板胡文虎的女儿,她都只表示谢谢。十一国庆酒会、春茗,也都发请帖给她,她请人向我表达:“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信息很明确,见面尚不是时候。后来,终于在一次酒会上碰面,她主动上前同我握手打招呼。她的报纸几十周年的纪念日,主动邀请我参加,我和杨奇去了,她在宴会厅门口迎接。这也算是一种接触方式:什么话都没有谈,但见了面。
  
  八四年中秋宴会后,通过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的介绍,认识一位由台湾来香港从事粤港船务,创办粤丰公司的朋友范澄,并安排我与亲台的《工商日报》总编辑喻舲居一起吃饭。席上很自然的谈论到两岸的统一前景。我讲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和平协商,统一中国,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你行你的三民主义,我行我的社会主义。喻先生则表示,国共两党恩恩怨怨二十八年,现在又隔绝、对峙了三十多年。大家都要重新反思,重新了解。中共不要急于统一,国民党不必害怕统一。现在大陆是大哥哥,台湾是小弟弟。希望大陆有“以大事小”的气度。只要都以民族大义为重,总有一天“水到渠成”。我对他的意见表示欣赏。
  
  席上,谈论到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时,也谈到了九七之后,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区政府,台湾人士能否在香港继续活动的问题。
  
  我说:台湾在香港的各种活动,只要在一个前提下,不搞台独,都可以继续,报纸可以继续办下去,按邓小平的意见还可以继续“骂共产党”。求大同,存大异。我还估计,国共两党有可能在香港开始接触,交谈。谈到华航飞机九七后能否飞香港时,我讲:“国民党‘国旗’换成国民党的党旗就可以了。”
  
  陈香梅是个两岸都可来往的人物,她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希望能见我。外交部也建议我见她。因此,她每次经过香港,我都请她吃饭,与她见面。她来往两岸之间,有无政治性活动,她没有任何透露,在我的印象里,这位女士主要是为做生意而来中国的。她已故的丈夫陈纳德,在抗战时期,组成航空飞虎队,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她现在也想做飞机、机场都有关航空方面的生意。她希望见我,可能是想扩大她的知名度。社会上不少人士建议我不要见她,特别是一些接近台湾的朋友,更是强烈,但我从广交朋友的角度出发,还是每次都与她见面。
  
  陈香梅有个妹妹陈香桃,在香港做黄金和夜总会生意。我到香港不久,陈香桃经营的大富豪夜总会开幕,陈香梅托人请我去剪彩,并告诉我,请了我和王光英,王光英已经答应了。我考虑陈香梅是较重要的统战关系,就应允了。开幕式那天,正巧我和李储文一起去深圳办事,我一时无法离开,就同李储文商量请他代表我去剪彩,因为报纸上已经刊登广告说许某要去剪彩,不去不好,李储文就去了。
  
  香港社会、报刊后来非议此事。事后看,最好不去,但是去了也不是什么错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为夜总会剪彩也可体现“马照跑,舞照跳”的政策,并不表示新华分社人士参加了夜总会活动。
  
  对于社会舆论非议,我们接受善意的部分,恶意的部分,可以置之不理。以后这类事情,不去参加就是了。
  
  可是李储文因此怀着一腔冤屈似的,认为我有意“整”他,在新华社内部以至外面表示,他是“替罪羔羊”。其实,何罪之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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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台湾的军政界人士到香港,港英政府是有限制的。中国政府可能曾与英国政府有过交涉,港英政府才作出限制。
  
  蒋经国去世之前,台湾逐步开放,对大陆的态度,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台湾商人开始通过香港到内地经商,还有一些到内地投资,台湾人民回大陆探亲也逐步开放。当时台湾有些关系人,直接或间接地向香港新华分社、向我提要求,希望我们能影响港英政府,使他们经香港去大陆时,香港的签证可以办得快一点;并要求放宽台湾官方人士进出香港的限制,希望大陆施加影响。
  
  我考虑形势发展确有此必要,也征得姬鹏飞同意,就在一次与港督卫奕信面会时,提出这个问题,建议他考虑港府对台湾往来人员的签证尺度放宽一些,速度快一些。卫奕信反问我:“是不是也包括他们的官方人士?”我回答说:“假如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反对。”以后我观察,香港政府的做法,的确放宽了许多。
  
  经香港《明报》查良镛介绍,我与台湾号称“四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会面。他是台湾较有名气的人物。
  
  查良镛喜欢下围棋,他将大陆的围棋国手陈祖德请来香港,在他家里教围棋,并把沈君山也请来了。查知道我也喜欢下围棋,就打电话邀请我去他家“下棋”,同时告知沈君山在,征求我意见,有无兴趣会会此人,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在太平山查良镛家里,欣赏了陈祖德的弈局,我并和查良镛对弈了一局。
  
  饭后,我和沈君山作了一次融洽的交谈。沈君山说道台湾有个青年篮球队,到日本参加亚洲地区比赛,由于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遭到大陆反对,未能参加比赛,青年人很丧气地返回台湾。他说,北京为何坚持用“中国台北”,而不能接受用“中华台北”呢?在英文里,中华、中国是同一个字,一样的意思,外国人不能理解两岸的中国人在争些什么?沈君山说,他主张统一要水到渠成,先从文化体育着手,先把文化体育上可能障碍统一的渠道疏通。现在,中华、中国成为障碍之一,能否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我感到这个说法有道理,答应向北京反映。回来后,我立即向北京反映了这个意见。不久,国家体委同意台湾可以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比赛,解除了为一字之差所造成的障碍。
  
  台湾在香港负责文教事务的黄也白,是我江苏如皋的同乡,主动透过关系找副社长祁锋,表示希望能与我见面,请我看电影。后来知道是放映台湾拍摄的“八百壮士”,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淞沪战争的。我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请祁锋与对方进一步约定时间,并向北京发电报备案。


  
  北戴河的海滨。(联合报资料照)
  

  
  与邓小平长子、残疾人协会会长邓朴方。
  (录入者注:扫描件中的第17、18张照片大部未扫描清楚,故不保留)
  
  到了约定时间前一天,黄也白突然通知说,他有事不能陪我,由另外的人陪我看。我估计可能他们的上层有不同意见。于是,决定由祁锋去看。
  
  当时,国民党在港机关的上层人士不敢见我,黄也白敢主动见我,我开始以为国民党的在港工作方针有了变化。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估计不对,这次可能是黄也白的个人行动。
  
  我们在发出国庆酒会请帖时,工委讨论是否对国民党在港机构负责人发请帖,因为以前从未发过。我主张发,估计他们不会来,不过我们发出邀请,表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他们能来最好,不能来,我们已经表明态度了。共发出十几份请帖,包括国民党在港的党部负责人陈志辉,党报负责人曾恩波等;多数没有回应,少数请人带信表示谢意。
  
  还有一些国民党派出机构的人员,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私下请人带信,送小礼物给我,表示愿意同我建立联系;某些事情他们请我帮忙,我也帮了一些。这些人的情况,这里就不叙述了。
  
  香港一位华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一些党政高层人士有交往,为了争取这位资本家,征得中央同意,我把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一位内地的副省长请到香港,协助做这位资本家的工作。因而间接与台湾几位高层人士有了些沟通。这位资本家说,在他与台湾一些老年和新生一代领导人接触时,他们对中国统一问题有个一致看法,就是要观察中国领导人有没有诚意,如果依香港模式,“一国两制”,把台湾矮化成地方政府,难以接受。他们主张实行联邦或邦联制。
  
  我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中央与邓小平。也向邓小平做过当面汇报,邓虽没有表态,但看起来是听进去了。后来又与邓朴方谈及这件事,邓朴方告诉我,他父亲知道台湾有这种情绪,他父亲认为,只要两岸能谈起来,总可以商量。我当面和赵紫阳谈及,他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或接受,只是笑笑讲,他们大概有个“面子”问题。我对赵讲,也许他们因为台湾现在是“中央”政府,假如变成地方政府,所有中央政府人员的地位、职位都将下降,这可能是他们不愿接受的原因之一。当时,还没有把“台独”的阻挠因素考虑进去。
  
  对台独的看法,中共中央的态度可以从“对台办”的态度上反映出来:台独是个反对统一的力量,“对台办”的主张是不予接触。香港有不少人建议我们同台独建议联系,让台独某些人来大陆访问,我们曾向杨思德反映了这个建议。
  
  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变化,将原来“国共两党谈判”的提法,加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独包不包括在台湾人民内呢?按当时中央的态度,台独是不包括在内的。我根据在香港的观察,又向杨思德建议,应该同台独进行某些接触,做些工作。因为台独里面也有派,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分化工作,杨思德还是没有表态。
  
  我与台湾的文化、电影、宗教界也有些接触。台湾电影界有些人找到新华分社,希望能去大陆拍电影,杨奇、韩力很积极,我支持他们的做法。除了介绍一些国内关系给台湾电影界之外,还协助他们向中国银行贷款,因为他们没有抵押物业,中银提出条件,要求新华社担保。我同杨奇、韩力商量,他们主张我出面担保;万一出了问题他们可以动用电影基金弥补损失。这样,支持他们拍了几部知名的影片,交了不少朋友,而且并未动用过基金。
  
  童月娟是童星出身的著名台湾电影明星,我年轻时就看过她演的电影。以往我们请她吃饭,她都婉谢。到了八八年,她答应赴宴,席间我与这位年近八十的电影明星谈生活、电影业的话题,交了朋友。
  
  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搞摄影工作,经常来香港,有时找我帮忙办一些事。我见他做摄影工作,社会上知名度也高(很多人知道他是杨尚昆的儿子),香港摄影发烧友(爱好者)数量大,民间摄影组织相当多,就给他任务,要他做摄影界的统战工作。他在香港摄影界做了一些团结工作,并把工作做到台湾去了,把台湾摄影大师郎静山请到香港,使我得与这位摄影界老前辈交了朋友。郎是江苏苏北人,与我同乡,当时将近一百岁,矍铄有神,头发没有掉,视力、听力都很好,看起来顶多只有七十多岁,饭量比我还大,行动便捷无老态。我发出邀请,在他百岁大寿时,回老家江苏祝寿,我愿全程相陪。郎老夫妇听了十分开心。
  
  我与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接触,也很奇特。这位台湾宗教界名人于八九年从美国西来寺出发,带领庞大代表团,经香港去大陆,再沿来路返美。当时中国认为他是台湾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不仅民间声望高,又是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委员,对台湾的高官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杨尚昆在北京接见了他,香港新华分社也将他作为重点统战对象来接待他,宴请了他,还请了香港工商界上层人士作陪。
  
  我与星云一见如故,不仅因为是江苏同乡,而且感觉他不但能够在台湾有影响力,并把佛教带到西方,弘扬宗教,在美国建西来寺,在澳洲等国家也能建寺院。他到内地以后,每到一地都宣扬佛法,深入浅出,使一般人都能听得懂,主张先入世,后出世,为社会服务,反应甚好。
  
  他向我介绍一些弟子,既年轻,学历也高,男女弟子大都具硕士、博士学位。我们都很惊异,认为他是一个有作为的佛教领袖。星云回到美国后,写了一封信给我,感谢我接待,邀请我到美国旅游,并表示他的邀请是长期的,只要我有空,随时有效。这封信是“六四”后发出的,当时我还把信在工委会上给大家看,并开玩笑讲,他是在“策反”我。不料,不到一年,我不得不真的离国赴美,在西来寺“旅游休息”,成为星云大师的客人。
  
  八六年五月三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编号13-198号波音七四七型货机,未依原定航线由曼谷飞往香港,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轰动一时。按照国际惯例,人可以不回去,但飞机和货物,对方可以要求送回。大陆有意把飞机和货物让台湾收回,不仅表示遵守国际法规,也希望借此机会,与台湾打开来往的缺口。中国民航发电报给华航,要求华航派人赴北京商谈处理有关问题,但华航始终否认收到电报,台湾官方也不表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尚昆派杨思德到香港,指定杨思德和我负责处理这件事。台湾方面这时表示,希望通过第三者,如英国保险公司、香港国泰航空或国际红十字会来进行交涉。为此,中国民航又拍电报给华航,表示愿意交回飞机、货物及两名机上人员,并且表示希望双方直接对话,无需通过第三者。因为是两家航空公司会谈公司间的业务,不涉及政治问题,如果觉得不方便在北京对话,可以另外选择合适地点。后来台湾方面表示,将通过华航香港分公司与中国民航香港办事处直接洽谈,并表示这是民间机构的接触,不涉及政治问题。我们没有坚持他们一定要派官方代表,因为我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在政治上表示善意,希望打开双方直接会谈的缺口,所以同意了台湾方面的要求。双方航空公司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了会谈,达成协议,由中国民航负责把飞机、货物、随机两名人员送到香港启德机场,台湾华航人员随即登机,双方即时办理交接手续,顺利解决了这件事。
  
  不管形式如何,这是国共两党、海峡两岸三十七年来,第一次双方直接谈判,第一次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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