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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敏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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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报刊密集度在世界各地是少有的,据有关部门向我介绍,香港报纸有一百七十余份,其中每天印行的日报有七十余份,定期出刊的刊物有六百多种。
  
  香港报刊的特点是商业化和言论自由,各种信息都有,而且快。日报绝大多数是综合性的,综合中也有偏重,有的偏重经济,有的偏重社会新闻。为了吸引读者,报纸比较杂志化,副刊多,副刊里讲风花雪月,评论社会百态,古今中外,各方面都涉猎。
  
  香港报刊政论也比较多。所有主要的报纸几乎都有专栏,一个专栏作家同时为几个专栏执笔,有些专栏作家很有名,对香港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香港社会主要舆论偏向西方观念。有相当部分偏向英国,也有一部分倾向台湾,在政论和副刊专栏中,拒共和反共的言论占相当大的篇幅。
  
  言论倾向主要定于报刊老板的政治立场,也有些是报章的主编、主笔的影响,有时主编、主笔换人,倾向也起了变化。有些报刊往往在同一个版面,甚至同一个副刊、同一个专栏里的倾向不一样,这是由于报馆老板表示自己的报纸舆论多元化,言论独立、自由。
  
  香港的六百多种刊物,多数偏重社会性、消遣性,迎合小市民心理的文化商品。政论性的刊物不多,主要有《争鸣》、《七十年代》(后改为《九十年代》)、《镜报》、《广角镜》等。比较完整地反映中国情况,代表中国观点的刊物,一份也没有。
  
  《镜报》和《广角镜》对中国的报导多一些,倾向中国,但两者也有区别,《镜报》对中国批评多,从内地管理刊物的机构来看,《镜报》还不能成为可以无条件进口的刊物。
  
  电子传媒方面,电视台有两家:无线电视台和亚洲电视台。无线的收视率占多数。当时新华分社估量无线的政治观点是亲英、亲台的,以后从实际情况看,这个看法有偏差,应该说无线从商业上出发多一些,意识形态上偏向西方,政治倾向上比较中间,有些言论并不是老板的倾向,而是主持人的政治倾向。
  
  亚洲电视台也一样,主要也是从商业出发的,政治倾向比较中间,但个别节目主持人政治倾向的不同,有时也会出现倾向台湾或英国的言论。
  
  香港的广播电台共有十二个,其中香港电台占七个,商业电台占三个,另外两个是专为英军广播的电台。广播电台由政府新闻处直接管理,基本上代表港英政府。
  
  总体来说,作为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媒介,香港的报刊杂志、电视、电台等传媒的总的倾向是从商业观点出发,满足各自的读者、观众、听众的需要。
  
  受中方影响的左派报纸有五家:《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商报》和《晶报》。五家报纸总发行量十五、六万份,约占香港报纸发行量的十分之一,其中《文汇报》发行量最大,每天也只有五万多份(包括销内地的几千份)。
  
  在香港宣传社会主义、宣传中国政策,主要靠这几份报纸,当然,有时也利用其他报刊,但占的比例很小,例如七九年,中共中央发表叶剑英委员长对统一台湾的九条政策(简称“叶九条”),廖承志指示香港新华分社,找一份能进入台湾的香港报纸,刊登“叶九条”,让台湾有较多的人知道这一政策,当时的新华分社通过统战关系做到了,受到廖承志的表扬。
  
  但是,从舆论的影响力而言,左派报刊居劣势——用劣势形容还不够——应该说是很大的劣势,不仅是“量”上的劣势,“质”上也是如此。因为不少港人虽然认同中国,说自己是中国人,但赞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是少数。拒共、反共言论引起他们的共鸣,在香港很有市场。
  
  中英双方在历次民意牌斗争中,中方一般都处于劣势。这固然有中方不善于处理或处理不当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英国利用了这样一个舆论优势。
  
  由于香港言论自由,在亲英、亲台甚至中间性的报刊上,对共产党的批评几乎天天都有。这些批评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已多数属于善意,但仍有不少是具有敌视或非善意的,这种潜在的政治倾向,即使在新闻报导中,也往往会流露出来。
  
  由于舆论集中,信息速度快,表达形式多种多样,传媒在香港及海外的影响都很大,对人们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成都深,香港社会舆论风波很容易形成,短时间内就可以掀起一个浪潮,有时甚至会风波不断。
  
  香港的传媒,在海外也很有影响。香港的报纸,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都有当地版,实际上就是香港新闻再加当地新闻。香港的电视节目在这些国家都可以通过录影带,甚至卫星在当天或隔天可以看到,由此也可看到香港舆论对海外华侨界的影响。
  
  北京高层对香港舆论也很重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之中的党员,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关香港情况的材料。人民日报、港澳办、中宣部都分别摘录香港的主要言论,编成“内部参考”。中央办公厅对一些重要的言论出专页的参考资料,供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委和几位老人参阅。除了高层外,香港消息在大陆民间也很受欢迎,但一般很难有机会看到,经常靠看过的人辗转相传,一般成为“出口转内销”。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内地可以看到香港报刊的,只有部、省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其他单位订阅要经部、省级宣传部批准。大学的图书馆可以订一些,数量很少。
  
  《大公报》、《文汇报》可以直接进大陆销售,但不普遍,《文汇报》销路稍多一些,在内地很受欢迎。香港一些刊物,如《七十年代》、《争鸣》,在国内很抢手,因为这些是被禁的刊物,即使明知道有些消息不准确或不很准确,人们还是千方百计抢着看。阅读过的人,产生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消息为什么对内要限制?为什么希望知道消息还得靠“出口转内销”?
  
  我听说:江泽民在周南接任新华分社社长时,要求他改变香港舆论的这种情况,迅予掌握。如果说,这种企图是掌握舆论,压制言论自由的话,我看现在没有可能,九七年之后也很少可能,言论自由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以大陆现在严格的管理而言,不是仍在不断有所突破吗?当然,离“九七”时日不多,中国经济也正在发展,人们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等等方面的,外在的、内在的考虑,或多或少会制约自己言论上的自由度。然而言论自由、百花齐放,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无法阻挡的。香港传媒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的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成为内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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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左派报纸的销量占市场比例很小。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香港销路更少,只有一些研究机关、报社、与中国做生意的一些企业,以及中国驻港机构才订阅;社会一般大众很少人阅读,谈不上影响“普罗”市民。《人民日报》改出海外版之后,看的人更少,一些机构对《人民日报》海外版不满意,觉得缺乏研究价值,不如内地发行的《人民日报》材料丰富。一九八五年,我让有关部门统计,《人民日报》在香港销售量只有一千余份。
  
  《大公报》、《文汇报》是统一战线的报纸,不是党报,《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文汇报》社长李子诵都是高级统战对象。报社的副社长、总编辑或副总编辑不少是共产党员,这些人的任免都由北京有关部门批准。我到香港工作前,新华分社只能提意见,无权做决定。做决定的是廖承志,中共中央组织部也要遵奉他的决定。报纸的业务,由港澳工委宣传部领导,一些重要的社论,要经宣传部同意。并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来规范某些新闻是否能刊登,例如国内有些军机外逃到台湾、南韩,这些消息这些报纸都不能刊登。报纸编辑对办报方针很有意见,但新华分社和北京很少听得进,以致销路始终打不开。
  
  据说看左派报纸,尤其是看《大公》、《文汇》两报的,除了一些中方机构外(有些中资机构也不订也不看),主要是想从这两份报纸中,印证其他报刊有关国内的报导和评论;或从这两份报纸的报导,揣摩和了解中国官方态度的人。这一类读者有政界、商界,也有文化界(文化界是内地传统的说法,在香港包括了传播媒介和演艺界)。
  
  八三年我到香港工作,中央负责人并未专门交代舆论工作的问题,但我了解情况之后,感到需用比较大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要争取人心,提高港人对“一国两制”、国内改革开放的信心,必须做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是做传播界的工作,传媒天天同群众“见面”,能起潜移默化作用,因而如何加强本身阵地,做好传媒统战工作,逐步改变舆论上劣势的状态,成为当务之急。
  
  我让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长杨奇邀请这几家报纸的负责人——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开座谈会,听取大家对报纸工作的意见,这些“老总”们确实提了不少意见和希望,我都表示尊重。
  
  我根据当时对香港的初步了解,基本上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报纸今后的工作方针概括为“商品第一,工具第二”。
  
  我认为,在香港社会什么都是商品,报纸当然也是商品。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看报纸与否,是个人的事,八三年报纸每份港币一元,订报的人少,大多是到报摊零买,这些人多半不是看政治消息,而是为了要看社会消息,经济、金融信息,还有不少人是想看某一个专栏或副刊,也有人专看马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后,涉及港人前途,香港人才从过去对政治冷漠,逐步发展到比较关注,报纸政论也就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浅入深地发展起来。所以香港报纸是提供各类信息、消遣的商品,不同于内地。
  
  在内地,所有的企业、机关都列有预算必须订《人民日报》,吃的是“大锅饭”,销售可达几百万份。有一段时期,《人民日报》是机关、学校、企业的“学习材料”,更非订不可,无可选择。地方性的报纸亦如此,比如江苏的《新华日报》,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江苏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也都规定必须订阅。真正个人出钱看的,少之有少。
  
  在香港社会,办报要销路广,适合不同兴趣的读者,必须内容多元化。报纸能让读者看到他们需要的内容,才会有人花钱买报看,也才可能让他们同时看到有关中国的消息、政治情况的报导、社论等等,产生一定效果。
  
  报社老总们向我提到新闻“吃小灶”的问题。有些信息在国内来讲需要保密,或需经一定时期,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发表的,可否提前让香港“左派”报纸先发表?特别是对《大公报》、《文汇报》能否如此?
  
  当然,香港新华分社决定不了这件事,我答应向中央反映。事后,我向胡耀邦、胡启立反映,他们原则上都赞成;胡启立表示,中央一些会议的文件,准备发表的,可以让香港先发表,还专门交代中宣部与新华通讯社研究如何落实。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有回应。
  
  《文汇报》还提出,有些新闻过去规定不能刊登,能否改为“客观”报导?因为事情已经发生,香港其他报纸都已刊登,我们视若不见,不予报导,形象不佳。不如简要报导,给人实事求是的形象。我们原则上同意了。后来国内有军机飞台湾,就开了禁令,首次在“左派”报上出现消息。
  
  八四年,胡耀邦做了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讲话,强调报刊是党的喉舌和工具。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一些人对香港宣传工作有议论,有人提出要在香港办一张《人民日报》类型的党报,或由《文汇报》或《大公报》来担任这种角色。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香港办报纸要有人拿钱买。现在《大公》、《文汇报》的读者已经很有限,一旦办成党报,恐怕买的人更少,得不到正面的效果。”表示了不同意见。书记处分管常务的习仲勋、胡启立不再坚持,那些人以后也没有再提办党报的事情。但胡乔木、邓力群他们后来换了个提法:要求建立《大公报》和《文汇报》在港人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他们所谓的权威,就是要报纸成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正面宣传中共的主张。
  
  我在工委讨论过这个提法,无人表示不同意,但我感觉,像《人民日报》那样完全以党和政府的面孔出来讲话,在香港的效果不会理想。但由于我自己思想不够解放,所以又主张在社论上要体现这种“精神”,逐步形成“权威”。
  
  “商品第一,工具第二”的办报方针,北京虽然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在此形势下,新华分社管宣传的负责人向我说,是否考虑把这个提法变动一下,我犹豫一下说:“那就改一下,把第一第二的次序调一下。”
  
  这个调整是错误的。我当时应该坚持原来的方针。
  
  鉴于香港当时缺乏一份能够正面阐述中国方针政策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政论刊物,我考虑出版一个杂志,以中间面目出现,以争取香港广大的中间阶层(我也考虑过,左派几家报纸也如此改变,但他们的面孔已经“红”了,想改变已很难)。香港某些刊物以揭露中共的所谓“秘闻”招揽读者,这些“秘闻”,有些接近事实,更多的都欠缺准确性。我向中央建议,办一个刊物选刊一些中央还未正式发表的内部消息和文件,为香港和海外的读者提供准确完整的资讯。胡耀邦、习仲勋、胡启立都表赞成。胡启立很积极,专门交代给中宣部长朱厚泽,并要他帮助我物色编杂志的人选。经过半年多的酝酿,没有落实。主要是中央如何提供资讯的问题没能解决。我曾具体提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各指定一位同志与杂志联系,提供稿件。
  
  到八四年夏天,习仲勋告诉我,关于办刊物的事情,胡乔木、邓力群会找我说。后来,胡乔木单独找我到他住宅谈话,劝我放弃办杂志的打算,理由是办这种刊物很困难,万一处理不好,北京方面不少人会有意见,香港方面也不一定能讨好。中央提供稿件、资料,同样有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做了决定,我只好作罢。我对胡乔木说:“中央既已决定不搞,我就放弃吧。”
  
  我们在香港有五份中文报纸,却没有一份英文报纸。
  
  同时,我也感到香港的华人大财团缺少言论阵地。如果由新华分社来搞一份英文报纸,需要国家拨款。当时,经过争取,中央已经大大增加了新华分社的经费,现在再要求增加经费,可能性很低。我想能否由大财团出面来办这份英文报纸。
  
  我与李嘉诚、包玉刚、查济民等人商谈,他们原则上都同意。具体物色人选筹备,他们要新华分社想办法。有人介绍陈布雷的儿子,《中国日报》英文版的总编辑陈砾,他的英文程度很好。我向胡启立提调,他同意考虑。胡启立当时在书记处分管中宣部工作。后来他回覆我,中宣部不肯放人,只好作罢。
  
  杨奇在香港找到原在《南华早报》的一位编辑,还请他拟了一个计划大纲,但在落实时,又遇到大财团老板之间不合作的问题,只好搁置。
  
  后来有个办英文报的机会,却因一念之差错失。查济民向我建议,《南华早报》有意出让,他可以与新华分社合作收购。我问需要多少钱,查济民估计对方索价可能在十亿至十二、三亿港币之间。我当即表示,新华分社拿不出这么多钱。查济民讲,实际不会动用多少钱。我当时尚不了解香港金融市场运作情况,不明白查的意思是只要动用一部分钱把控股权买下来即可,可以用银行的钱,也可以用社会上一些大财团的力量,因此不敢答应。后来才了解,查济民已经做好准备,只要我答应合作,他即可进行。坐失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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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媒、文化界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增进相互了解,淡化部分人士的敌意,争取部分报刊成为友报、友刊,是我到港后不久,便明确的工作方针。
  
  我与传媒界的遭遇战,是去九龙城寨参观,《信报》林行止在“政经短评”一篇《城人治城,一塌糊涂》的批评引起的。我在前文已谈及。我初到香港,不明深浅,不仅同意左派报刊进行反批评,并提出要对林行止点名批评,效果很差。我接受了教训,觉得应有接受批评之量,即使批评是恶意的,也不能随便反批评,当今之“势”,是越批评越香的。这是我们或多或少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随机要求宣传部长杨奇,约请林行止和夫人骆友梅吃饭,遭到拒绝。
  
  我欣赏林行止的文章和风骨,前后共约请三次,并请了一位和林行止有深交的商界朋友进行疏通,他们夫妇才接受邀请。那时,这样的宴请,一般都设席于华润大厦五十楼董事长办公室。我、杨奇与林行止夫妇一见如故,交谈关于香港经济看法,讨论了林行止文章中某些论点,我并阐述了自己对香港经济的一些看法,谈得比较投机。从此,不但加深了我对林行止的认识,据说,也改变了林行止对我的观感。以后每年几乎都有接触,交谈的题目也比较广泛。
  
  八四年十月一日国庆,我邀请骆友梅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北京观礼。骆友梅回港后写了一篇文章,我阅读后深感意外,方知他们夫妇二人文采都很出众。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达成前,双方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骆友梅一次在我于赤柱约他们夫妇餐叙时,告诉我说,中资机构杯葛《信报》,撤销了不少广告,这样固然打击了《信报》,也损害了中方的形象。但她同时表示,无论我们刊登广告与否,都不会因而改变报纸的独立立场。我对骆友梅讲,我们会站在朋友立场,说服有关单位登广告,我们不想影响《信报》的立场。当时管理中资机构的广告公司是华润属下,我找主管单位商量,感到困难很多,我就直接找广告公司的经理做说服工作,他们勉强接受了任务。
  
  对于批评中共的传媒人士,我开展广交朋友的工作。八四年,经陆铿和杨奇安排,我和香港前景社成员会面。他们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造诣颇深,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且多批评中共的一群。那天聚宴的是劳思光、李怡、胡菊人、徐东滨、孙述宪、谈锡永、董千里(陆铿因事滞美),由李怡带头发言,对我穷追猛打。我因有心理准备,尽量地“存”了彼此之间的“异”,“求”了彼此之间的“同”,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整个宴会二、三个钟头,始终保持紧张却和谐的气氛。我也对他们尖锐的提问给予肯定——我真诚地回答:他们这一群,不因有人批共、反共,而被视为不爱国。
  
  我之所以与香港经常批共、反共的文化人之间,较能接近交友,这是关键一役。当时我回到新华社,有人用“舌战群儒”来形容,我说,“群儒”则可,“舌战”泽过甚。事实上,也是“统”多“战”少。“文化战场”也是一样,不打不成相识。我看,他们在宴席上,还是“舌下留情”的,没有过分为难我。后来,在新华社春茗活动安排上,我至少两次交代,要同这一群再相聚会,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安排。但个别之间,还是有接触的。
  
  《明报》董事长查良镛是从左派报纸出去,自创事业成功的。查良镛以金庸笔名创作的武侠小说,风行海内外,洛阳纸贵,历久不衰。我到香港不久,便宴请他夫妇。他知道我是他武侠小说的崇拜者,随即送了一套全集给我。后来他又从我口中知道邓小平也是一个“武侠迷”,就托我转送一套给邓小平。(我受邓小平办公室之托,在香港还为邓小平代购了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全套武侠小说。)新华社内部分析,定《明报》为“中间偏右”性质。查良镛向我介绍,他对中共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表示:“欣赏你这个方针。”
  
  当时《明报》的大陆消息较多。这是廖承志主政期间,为了扩大海外宣传,决定由中新社编辑,专门供应的;《明报》采用时,可改用“本报专讯”报眉。香港几张“左派”报纸的“老总”,几次向新华分社宣传部提意见,表示不满,要求也享此“小灶”待遇。我同情他们,专向中央反映,中央也交有关部门处理,但一直没有落实。
  
  《明报》副刊有“哈公怪论”专栏,每天以尖酸刻薄的笔触,写热讽冷刺中共的短文,很有市场。查良镛向我表示,他出于市场考虑,才保持此专栏,并非完全同意其观点。我表示理解:“《明报》不用,别的报刊一样会用。”后来他与哈公之间,据说因经济上产生意见,停止了哈公专栏,还引起外界一些误会,一位是新华分社影响所致。
  
  对于几张大报的老板、总编、主笔、采访主任,我都分别宴请、拜会,并且每年至少安排一次,联络感情,相互了解,和增加公谊、私交。《镜报月刊》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在他家里介绍我和《中国时报》驻港特派员江素惠会晤,虽然交谈不深,对她的智慧、美丽,留下深刻印象。
  
  《天天日报》的发行量、读者,仅次于《东方日报》和《成报》,社论多支持中方。在深圳特区开始成立之时,《天天日报》董事长刘天就在当时人存在观望的情况下,进入深圳投资,被赵紫阳称赞为“勇敢的人”。后来刘天就找新华分社,声称有财务上的困难,如不解决,《天天日报》可能倒闭易手,要求中国银行贷款三千万港币。祁锋、牛钊(当时也分管宣传部工作)和刘天就见面了解后,主张给予援助。经过工委讨论,我同意请中银给予贷款。中银除要刘天就以《天天日报》股票抵押外,还要新华分社出面担保,于是就由我签字,给予担保。岂知,刘天就拿到贷款后,置报社不顾,便不知去向。新华分社遭遇一个骗局。
  
  由于中银还握有《天天日报》的股票,祁锋等人遂与中银商量,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总商会负责人直译的何世柱出面,重组了《天天日报》的董事会和社务,维持该报继续出版。宣传部提出讨论,是否改变《天天日报》的报导方针。经工委讨论,多数人主张不予改变,包括哈公在该报的专栏在内,采用“不干预”方针,以保持其特色,维护其销量。
  
  中报是在香港、美国都发行的一份报纸,据发行人傅朝枢解释,主要在美国发行,香港只发行几千份。在香港办中报主要是为了收集关于香港和内地的新闻,编辑后,再传真到美国,目的是出美国版。
  
  中报在美国许多地方都有地方版。在加州,有旧金山版、洛杉矶版,另外在美还有芝加哥版、纽约版等等。据傅朝枢讲,报纸的销售量有八十多万份,是在美销售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我与傅接触,主要是北京对傅的中报有相当多的资助,通过香港新华分社转给他,但傅仍不满足。杨尚昆找到我,要我派个人去美国看看,傅讲的情况是否属实。据傅对杨讲,台湾的中国时报在美国停刊了,傅把中国时报的几个主要报人招揽到他旗下,因此,他的报已是美国华人报纸销量最高的。杨希望把这一事实搞清。杨还问我:“在美国的新闻工作,你能否管起来?”我没有接受这一任务。
  
  我派黄文放到美国了解中报的情况,黄回来后汇报,中报的发行量没有达到八十万份。连送的报纸在内,大约四、五十万份。黄文放主张还要继续支持。
  
  我即向杨尚昆报告,同意黄文放的意见,于是,杨尚昆就把杨思德写的同意资助中报的报告,批给李鹏了。前后半年多,李鹏就是不批。据杨思德解释,中央当时外汇太少,批不下来。
  
  过了一个时期,傅讲没有钱,中报要停刊了,我对中报要停刊表示惋惜,对海外华侨的宣传工作来讲,是一个损失。我还是帮助傅竭力向杨尚昆争取,杨表示没有办法了,假如一定要停,就让他停刊吧。后来中报终于停刊了。
  
  陆铿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纽约举办一个“中国前途讨论会”,左、中、右、独人士都有参加,引起了国内注意。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王瑾希和一记者前往采访,会后邀陆访问北京。陆铿表示要访问就得访问领导人(指邓小平、胡耀邦等)。他回到香港后,把这情况跟我谈了。根据我的估计,邓小平接受访问的可能性很低。胡耀邦有可能。
  
  我即坦诚相告,劝陆铿是否先采访胡耀邦,访邓事以后再斟酌。陆铿同意,我便发电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要求;中央复电要求了解陆铿的政治现状,以及工委对这件事的态度。我又做了较详细的复电。胡耀邦当即同意接受采访,陆铿随机去了北京,进行访问。时在八五年五月十日。
  
  陆铿对胡耀邦的采访很顺利。胡坦率地回答了一些重要而尖锐的、当时外界很关心的问题,回港后,《百姓》定六月一日发表访问记全文。我与陆联系的人事先得到访问记清样,那时还没有传真机,我立即派专人乘机飞往北京,并请中央办公厅帮助,让来人立即见到胡耀邦,听取胡阅读访问记后的意见。胡耀邦第二天便见了,在文字上做了七处修改,专人携稿第三天便回到香港。但陆铿表示已经付印,无法改动。
  
  访问记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陆铿问到王震时说:“他是你的洛阳老乡吧?”胡答:“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说:“呵!那是南北呼应。”胡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像这样的小幽默,结果给胡耀邦带来大麻烦,在胡耀邦“倒台”时,这篇访问记,成为胡耀邦的一大罪状,指他接受“右派文人”的采访,公开暴露党内矛盾。同时,陆铿也被中央文件点名。这种“无限上纲”、“无情斗争”情况之再现,使我感到寒心。
  
  陆铿坐过国民党的牢,还更长时间(二十多年)做过共产党的牢。他在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时,不畏权势,勇于揭发孔祥熙(蒋介石连襟)、宋子文(蒋介石的大舅子)贪污国家外汇三亿美金案,轰动一时。他也是在港主张:“批毛不批邓”,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者之一。他六十五岁生日时,我曾托人送他十万港币贺礼,他接受我的“情”收下了,立即又请原人原款退回,传话是:“感谢你的好意,但不能收你的钱。”
  
  除却政治立场上的差异,我欣赏他的真诚、正直。我在北京和公安部长刘复之、安全部长凌云谈到陆铿的为人时,凌云有感慨地说:“当时对这些人的工作做得不够。假如做得好一点,经济上多给些帮助,可能对共产党的态度会好一点。”我讲:“像陆铿这样的人,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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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记者给我的“下马威”,是我上任到港后的第一天,在红勘车站穷追不舍,逼我回答为什么来港。我当时毫无准备,只好从实道:“为统一而来”,招致媒介批评,给我一顶帽子:“君临”!我刚下“马”,还没有踏出车站,记者、传媒就不轻不重地“威临”了我一下。
  
  从那之后,我开始在社会上活动。属于“内部”的,有“小新华社”派记者随我活动,但和他们谈好条件,对外不报导,对内可以发“内参”。社会上的活动,开始记者们事先得不到消息,给避开不少,但逐渐他们摸到了“规律”,“曝光”率就日见增加。记者见面就要提问,我思想负担也日见增加,担心言多必失。有段时期,我要求新华分社宣传部、外事部,每日将社会上关心的问题,研究后提出“答案”,做回答记者的“参考”。经过一段时间,发觉实际作用不大,就停止了。幸好我和记者相处,已取得了初步经验。
  
  有一次,我反过来向记者“采访”:“我在社会上的活动,你们事先从哪里知道?”原来大多从邀请单位获得消息,而且记者间有“君子协定”,得知后相互通知。八四年由于我活动频繁,“出镜”、“曝光”率高(其实给记者“抓”到的活动,最多也只有一半)。有评论者说“超过了港督尤德”。意思似乎是我“喧宾夺主”。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对一般性的社会活动,更加注意保密,以尽量减少“出镜”率。八五年下半年开始,我将主要时间,用到研究香港经济方面,更减少了“应酬”与社会活动。
  
  我既“怕”香港记者,也喜欢香港记者。他(她)们年轻、有朝气、工作积极、竞争心强。大多数人待遇低,工作得很辛苦,我很同情他们。记者们提问敏感、尖锐。而我不善辞令,只能据实回答。因此,我“怕”记者,因种种原因,往往不能满足他(她)们要求,只好打招呼:“今日无料。”我懂得他(她)们“无料”时的苦恼,常怀爱莫能助的心情。有时他(她)们为了采访,互相挤得喘不过气。有几次混乱中,我曾被他们的麦克风(录音话筒)、录音机碰撞到,面上也“挂了彩”。但我不以为忤,更体会记者求新闻之切。
  
  港英政府善于“放料”,常开“吹风会”,要求与会记者不讲消息来源,推销他们想要报导的“新闻”(但港英政府的“吹风会”从不让左派报刊记者参加)。
  
  香港记者希望新华分社也开“吹风会”,多了解新闻的背景。我既想适当满足记者,也希望取得经验,几次请记者们茶叙、吃饭,也“吹吹风”,介绍当时人们关心问题的背景、中共的政策、想法;申明只供参考,不能报导。结果得到较好的效果,也交了不少记者朋友。
  
  “本子风波”的那次记者会之所以召开,乃因他(她)们要求多次,有些问题也需要讲,也为取得经验。未料引发“风波”。会前,我做了准备;会中,请记者书面提问,集中后有选择地答复。哪知临结束前,亚洲电视台一女记者发问,引发“风波”。后来还听到传说,讲这位女记者是我的“契女”。她的口头提问是事前安排好的阴谋。我一笑置之,佩服这种人真会编故事。
  
  因为“本子风波”引起内外一系列事情,以致这次记者会成为我六年多任内唯一的记者会。
  
  后来有记者要求我们仿照港英政府,设发言人制度。我们经过考虑没有同意。原因之一,新华分社在香港,非执政机构,无此必要;第二,如果有问题需要让社会知道新华分社持什么态度,采用领导人出外时答记者问的做法,比较灵活,一样取得效果;第三,社会太敏感,党内也敏感,谨慎一点,少说为佳。
  
  香港记者锲而不舍的精神,给内地领导层印象很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和我谈到,广州一次公开性的会议,有一位香港女记者在会场中向他提问题,任没有答复。几小时后散会,他估计记者有可能未走,在会堂前等候,便走侧门,不料一出门,便看到那位女记者已守候在前。他仍不答问,女记者便紧随在侧,边走边问;不得已,答复了她的问题。然后反问她姓名,得知她是《明报》记者林翠芬。任仲夷摇摇头,赞叹道:“真会缠!这种精神,我们记者不会有。”
  
  后来基本法开始草拟,发现很多香港记者往往由早到晚站在会场外等候采访,这种拼搏精神,或许就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
  
  经由任仲夷这样的介绍,我注意和认识了这位敬业、谦谨的女记者,在香港、北京、广州,几乎每次都看到她。在采访的记者群中,她不抢先,不落后,发问不多,问必尖锐,孜孜不倦,文笔简练;非采访场合会面,谦谨有礼,不抢话,说话之前往往还有点羞涩。我在港六年多,见到不少报刊不断更换采访记者,她却长期未动,敬业态度始终如一。
  
  当时的《快报》女记者曾慧燕类似林翠芬,才华出众。她向我介绍,是广东惠州人,父亲被定为“右派”,她自幼过着受社会歧视的日子,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文革后,她来到香港,自学成才,当了记者,还出版了几本书。我阅读了她写的《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不但文采洋溢,难得的是,未因父亲含冤、自己自幼遭遇屈辱,而丝毫有失爱国之情。
  
  后来她赴美专修英文,趁她回港休假之便,我请她及其夫婿叶知秋(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他们不久离婚)共进晚餐,表示衷心希望她能学成回港。她曾要求采访我,特别提到,希望能问一些关于我个人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在香港已成为敏感人士,一言一行都可能引人注意。“本子风波”后,不少友人好心忠告我慎言、“善开金口”;我也不想宣传自己,自觉乏善可陈;党也反对宣传个人。因此,以不方便为辞,婉谢她的好意。可是,她仍问:“将来方便了怎样?”我只好回答:“可以。”她立即抓紧不放:“假如你将来接受记者采访,第一个应该接受我的专访。”我只好答应。九零年我来美国后,她托陆铿带信,要我履行诺言,我又以“四不”相辞(不申请政治庇护,不泄露国家机密,不公开发表谈话,不接触民运人士)。想不到因出版回忆录的原因,首次接受了《香港联合报》的专访,失信于故人,真不知未来如何补偿。
  
  我认识不少香港记者,有记得姓名的、记不起姓名的、不知道姓名的,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友谊,以至一种潜在的友谊。我退休回内地的消息传开后,香港记者乘基本法草委会在广州开会,在花园酒店专门为我开聚餐会送行,他(她)们高歌一曲,要我合唱。我虽不会唱,但听懂两句歌词:“纵然不能会面,彼此也是朋友。”我那时心情不好,他(她)们的友情,使我情不自禁,差点掉下泪来。
  
  继后在香港北角敦煌酒楼的酒会上,记者朋友们又要与我合影,要我在名片上签名留念。我一口气签了近百张,签得手麻眼花,内心却兴奋激动异常。
  
  在广州的聚餐会上,记者朋友们还送了一套陶制八骏摆设,给我做纪念,说是回应我退休前对香港同胞的祝福:“百骏竞走,能者夺魁。”因仓皇去国,不知放置何处。后来存在深圳的衣箱获放行,竟在衣箱中发现。几次搬家,不幸损伤几匹,剩下的一直留在身边。一看到它们,香港这群年轻有朝气的记者朋友的笑脸,便在眼前闪烁发光。
  
  难忘的年轻记者朋友们呵,谢谢您们的来函、口信!谢谢您们此时此刻珍贵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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