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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香港经验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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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奇等人主编的《香港概论》第一册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这就是“香港现象”。书中对香港经济高度发展的特点一一列举,并进行概括。我想有兴趣者,不妨找这本书一阅。
  
  香港面积很小,港岛、九龙、新界合起来,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也很贫乏,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四十余年间,香港由一个贫穷的殖民地城市,发展成世界著名的金融、贸易、运输、信息和旅游中心,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国际大都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现在香港富甲一方。几年前,《信报》林行止先生就曾讲:“按总的财富计算,香港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现在恐怕已是大大超过了。不管按中国的统计,还是西方的统计,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约一万五千美元,直追日本。最近有报刊报导,香港人口居世界第九十位,但已成为世界第十位经济实体,超过许多大国,九二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四百亿美元。可谓惊人。
  
  在举世许多地区经济不景气时,香港为何还能有这样的发展?探索其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大家都说香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确是如此。香港面积虽小,但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背靠中国大陆,面当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运要冲,不论由东往西,或由北往南,香港都是中途站。维多利亚港港阔水深,中年不借兵,是世界上最优良的三大天然海港之一。
  
  虽然香港资源贫乏,二次大战后,香港因地缘关系,在政治、经济上都成为两大阵营的边缘地区,成为中国大陆,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避风港,给香港带来新的资源,即廉价的劳力、宝贵的人才,和丰富的资金。
  
  虽然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城市,但战后英国逐步改变了统治方针,采取政治上怀柔,由完全独裁,逐步改变成为所谓咨询民主的精英政制;经济上,积极贯彻不干预政策,创造了香港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条件。所谓软条件是指香港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法律和政策,特别是低税、窄税政策,以及后来设立廉政公署施行廉政政策。硬环境是指香港进行一整套有规划的现代市政建设,包括金融、交通、电讯等各种服务设施的建设,使港人得以在这样优越的投资环境中充分发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不立即收回香港,并派出干扰,坚定地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来稳定香港,香港才有可能一直保持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给香港的经济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因此,中国的因素是香港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我第一次到香港时,一位香港资本家讲了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讲,香港是在夹缝中钻空子发展起来的。我想,香港人钻空子的精神很了不起,见缝就钻,不仅是香港的缝、内地的缝,而且是世界的缝;钻缝精神越来越精,水平越来越高。这实质上是一种积极的适应精神,是一种寻找机会紧抓不放的精神,香港得以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以讲,香港把每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机会都充分利用了。利用韩战、越战的机会,香港不但成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之一、休息基地之一,而且由于中国打破封锁,香港实际上成为外国商品向中国国内走私的基地,香港不少资本家所以能够获得发展,很主要地是当年靠走私起家,不仅他们个人得益,香港也从中得益。
  
  在世界经济转型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劳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移过程中,香港又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廉价劳动力,使自己低成本产品向国外,特别是美国倾销,当时香港获得大量的配额,在七十年代后期,香港成为以纺织品为主的出口中心,就是利用世界经济转型机会的结果。
  
  顺便说一个故事,香港有一个年轻资本家,三十多岁,经营纺织成衣,主要做牛仔裤,很遗憾,我记不清他的名字,只记得人称“裤子大王”,他是广东惠州人,文革中他是红卫兵中的“逍遥派”,偷渡到香港,开始在小成衣厂里做工人,自己份内工作做完后,主动帮老板做杂物,老板赏识他,提拔他当监工,以后又提拔他当副厂长,帮助经营。在七七年石油危机中,香港经济不景气,老板无意经营,就把工厂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他。他在此基础上,接受了美国的订单,又争取到配额,就这样起家了。
  
  我去看他时,他已经在美国有了分公司,在香港、非洲、大陆办了十多家成衣工厂,不但拿到香港的配额,而且拿到大陆的配额,销售额一年达到两亿美元。这可说是香港人抓住机会发展很典型的例子。这位青年人吃素,还没有结婚,很艰苦朴素,他把他兄弟从广东接到香港,在自己公司里分别负责,我同谭茀云一起去他工厂参观,他摆开架势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多小时,讲他如何运用毛泽东的辩证法来经营业务起家的。他把《毛泽东语录》稍微改变就成为他对职工教育的思想、条约、规则,在工厂的墙壁上到处贴标语。他告诉我,他是凭一本《毛泽东语录》起家的。我看他不像是故意讲奉承的话,是把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市场经营中了。我当时问他,像你这样的人香港有多少?他说:“不止我一个。”我听后很感慨,社会上传说:“内地一个虫,到香港成一条龙。”很形象地说明内地这套制度,限制了人的发展,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再说一个“虫变龙”的故事。刘永龄是六十年代到香港的,刚到时,身上只剩二十块港币。我在香港工作时,曾到他家去,他的家不比包玉刚的别墅小。
  
  他与南京第八机床厂、苏州长风机械厂合作生产铸塑机。当时,大陆的塑料工业刚开始发展,铸塑机需要量很大,他采取来料加工的办法,从国外进口一些不见,在这两家工厂搞大的铸件,然后装配成机。事实上,以成机的工作量计算,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内地自己加工的,基本上可以讲,是内地自己制造的产品。可是当时中国的政策规定,来料加工产品不算中国制造,基本上要外销。刘永龄钻空子,采取所谓外销万聘国内提货的办法,把产品在国内销售,就这样发展起来。而后,他在沙头角保税区办了加工厂,很成功,经过香港有关机构评估,价值超过他原来的投资。再用抵押资产的办法,又向香港银行贷款,在深圳蛇口之间建了一幢面积十万平方米的工厂。
  
  八九年新厂开幕,我去剪彩。他当时告诉我,准备招收一万员工,现在已有三千人,其中数百个是中国各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他已不仅是制造铸造机,还生产一些机电产品。开幕那天,他同时邀请了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等五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参加。他告诉我,他同这五个注明大学签订合同,搞科技开发合作。我感到他看得远,取得科技开发之先,成就不是偶然的。他现在聚集了几百个大学毕业的科技人才,又同五所名牌大学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将来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可以说,在香港商人中能这样做的,他是第一人。在言论上,他也有独到见解,他表示不赞成共产主义,赞成现在中国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香港商人钻空子的精神,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中国是香港商人投资的主要地方,九零年以前,外国、外地区到中国内地的投资,香港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现在虽然台资、外资大量涌进,香港资金投资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现在不仅香港的中小商人进行内地投资,一些大的商人如李嘉诚、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也进去了。他们必然会有一番作为。
  
  可以说,世界和东南亚每一次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机遇,香港都没有丧失,都得到及时的发展。香港已成为自由、开放、多元化的市场,在很小的体积上,发挥了很大的能量。现在香港的商人、资金遍及全世界,也可以讲几大洲都已不同程度地成为香港的商场与经营舞台。
  
  香港,确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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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八年,我和国务委员谷牧访问日本,对横滨市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八大城市中,中央政府对其他城市都需财政补贴,唯有横滨市能自给。我们参观该市时,市长专门介绍他们的经验,我很感兴趣,问得比较具体。谷牧取笑我,对市长说:“许先生对你们的经验这么感兴趣,是想把你们的经验用到江苏去。”
  
  横滨市之所以能自给,主要是市政府自己经营了许多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为了建造世界博览会会场,他们削平山头,用山石填海,造起一片地。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德国银行贷款。银行同他们一次签约,分次借款。
  
  我当时不懂为何向银行贷款,要分多次?我请教横滨市长,他解释,第一次的贷款用于开发,初步开发之后,就转让给商人继续开发,商人要交百分之几十的订金,市政府用订金开发新的项目,而银行的第二、第三笔贷款是用来偿还利息的。市长表示,不仅在海里填地,山上削土平石处又有了一片新的地,又可以开发山上这片地。这些土地开发,都由市有公司主持,市政府靠这些市有企业自行解决税收不足、市政经费困难的问题,所以无需中央政府再给予补贴。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经营房地产开发得益的认识。
  
  到香港工作后,我感到香港人对房地产的做法,至少不必横滨市差。
  
  例如前国民党将军王耀武的女婿黄锦辉,在新界开发房地产,建了一片新村。因为费彝民同黄锦辉的关系好,就竭力向我推荐,为他的开幕式剪彩。我答应了。
  
  费彝民的儿子在黄的公司做经历,开幕那天,他来带我去开幕式会场。途中,在汽车里,他就向我介绍他们的做法。黄锦辉当时在新界花了一亿多港币买下这块地,开发以后,就卖楼花。所谓卖楼花,就是房子没有造起来前,只有设计图纸,就开始出售,买主需付一部分订金。
  
  黄锦辉所建造的新村,买主订购先付百分之三十的订金,有了这笔订金,建房的成本就够了,不需再向银行贷款,就可以经营下去。分期付款使得较多的人负担得起买房子,卖主也就比较容易销售。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加快房地产的资金周转,给我印象很深。
  
  我向赵紫阳、李先念汇报了这种做法。我说,香港的房地产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香港房地产发展很重要的经验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土地所有权属香港政府所有,使用权实行油价转让,并且使用有限度,港岛是九十九年,新界是七十五年,我建议国内是否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发展房地产,所有权是国家的,公有的,不损害公有制,使用权可以属于私人。他们虽没有表态,但看来是注意的。
  
  在运用银行资金、社会资金方面,香港人十分精明。从香港商人到中国内地投资建酒店的做法上,可见一斑。香港商人到内地投资酒店,动用自有资金很少,收益却很大,他们主要用银行的资金,而且开始时,由中国银行担保。从酒店的选址、设计、施工、安装、内部装修到营业,几乎都由港商一手经营,往往在购买材料、设备,内部装修的过程中,已把投资收回,还取得了盈利。我起初对有些酒店由中方出地皮,港方控股经营,十五年、二十年后酒店归中方所有的做法不够理解,后来才搞清楚。因为酒店归中方时,香港商人几乎已经坐收盈利十五至二十年了。
  
  香港社会开放,信息灵通,商业竞争激烈,使香港人在现代市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能很快适应并采用新做法;并且不断改进,日新月异。八六年,香港一位企业家向我介绍基金会这种投资形式,当时在香港没有几家;没有几年,已被广泛采用,各种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香港人接受并运用现代最新进的工具和管理方式,非常迅速有效,背后动力是香港特有的文化形态(同时,它本身也成为香港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正是香港能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就要从香港发展的教育背景讲起。香港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以英语为主,英语成为中上层的第一语言,政府的文稿、公司与机构往来的文件,都以英文为主。正因为有这样的语文基础,香港人才可以无需倚赖翻译,阅读世界各地通商;世界各国商人来活动和经商,也因共同的语言工具而倍感方便。
  
  香港的中下阶级仍以广东话为主,但香港的广东话不同于广州的广东话,它吸收了大量的英语词汇,成为普通民众都能使用的词汇,如公共汽车叫“巴士”(Bus),打球叫“打波”(Ball),出租车叫“的士”(Taxi)等,不胜枚举,有些人讲,香港文化不中不西,中文、英文都不精通。认为是一种倒退,我不以为然。我认为香港文化融汇中外文化,有其进步的一面,不能只看它继承、吸收固有文化有限制的一面,还应看到新发展的一面。
  
  香港的语言、文化,成为香港有利国际交往,迅速吸取现金经验的优势条件,这个条件在远东大城市中,除新加坡外,东京、上海、台北、汉城在短期甚至长时间内,都难具备,无法替代。这真是香港得“英”独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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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香港经验,开发海南特区,是我给邓小平的一封建议信中提出的构思。
  
  大约八六年我与李嘉诚的一次单独约会中,谈到海南岛的建设时,李嘉诚主动提出,他有兴趣去海南岛投资。他说:“我一次可以投资一百亿港币,开发海南。但有个条件,你到海南当领导——你可以兼(职),或是我组织一个公司,请你当董事长。”
  
  我到港不久,李嘉诚曾表示无意到内地投资。他当时抱怨说:“我项目还没有谈成,就有人说我赚了国家多少多少钱。我决定不再到国内投资,要我捐款可以。……”这次他主动提出要到海南投资,完全出乎我意料。我连声赞好,但也解释:“我已七十多岁了,要我去海南当第一把手,已经超龄,中央不可能让我去。我年岁太大,精力也不济了。要我当董事长,我们中央也不可能同意。不过,如果你去投资,我可以当你的顾问,我估计中央可能同意。”
  
  我估计,李嘉诚担心去内地投资,各方面关系很难处理。我可以他顾问身份,帮助他处理这个难题,多少大小他这方面的顾虑。
  
  李嘉诚听了我这番话,问我:“李鹏飞当董事长,你看怎么样?”我表示:“只要你信任,就可以。”我答应李嘉诚,向中央反映他的打算。
  
  我当时考虑,如果李嘉诚真能到海南岛投资,不仅对开发内地有利,而且可以引发香港、海外大资本进入内地投资的新局面,对稳定香港,也会有很大影响。可是,海南岛我从未去过,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也是间接得来的。我便下决心,要去看一次。当时正值全国人大开会,我找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表达想要利用大会开分组会期间,去海南参观的愿望。他们都表示欢迎,叶选平并表示,他是代表团团长,不便请假,不能陪我,随机电话告诉海南行政区党委,为我做了安排。
  
  我向大会秘书长请假后,就迳去了海南岛。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接待我,并陪同绕了海南岛一圈。姚文绪及海南区、县、市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情况,海南确是中国南方另一颗明珠,地理、气候、资源俱佳(唯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欠缺的是,只待开发。
  
  我向姚文绪讲了我参观后的设想:拟向中央建议,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搞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要求中央给海南特区比其他特区更“特”的政策。区党委的同志们听后,都很高兴。姚文绪并说,海南从“汽车事件”后[注],这样把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况很困难,干部们情绪也很低沉,希望我的建议能得到中央的考虑。他并说:“在没有建设大特区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复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复,恢复一部分也行。”我理解,他对建大特区,能否获批准,没有信心。
  
  注:海南岛汽车事件。一九八三年一月,胡耀邦、赵紫阳、谷牧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视察海南岛,决定加快海南岛的改革开放;四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记要”的文件,同年十月又发布“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
  
  凭借这八项规定,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十七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这是其他经济特区没有的特权,而且规定海南岛组织出口所得的全部外汇得以留用,这也优于其他特区,以深圳为例,规定七成留用,三成上缴。
  
  在“八项规定”中,没有明确海南岛进口这十七种商品,不得转卖到大陆腹地,而海南与大陆腹地之间没有海关,这就使海南得以将国家控制的商品进口,再转卖到大陆腹地,成为一条畅通无阻的致富之路。
  
  转卖汽车可以赚取厚利,当时,一辆十二人座客货两用车,进口价五千美元,转手可净赚一万两千美元,一时海南岛成为全国炒卖汽车的“天堂”,转卖汽车数以万辆计。
  
  附带汽车厚利的,是套汇的厚利。海南岛进口汽车的外汇,都是用高价套购来的,有报刊指出,海南一个单位,一次便从银行提取一百万元人民币现款,用车拉到深圳等地区套外汇。海南岛的外汇黑市买卖更是盛行。
  
  就在海南进口汽车转卖的高潮中,广东省长梁灵光向中央汇报海南的混乱情况。八四年十二月,副总理万里率工作小组,调查汽车时间,并迅速制定紧急措施,包括立即冻结运抵海南的汽车,由中央安排运离,中央按统一牌价(一美元兑2.8人民币)向海南收购汽车,不许自由买卖;所有与外商签订的购买汽车合同,一律暂停执行,外商要求索取赔偿的问题,由中央统一处理;已卖出的汽车,要追查外汇来源及税项……。
  
  紧急措施贯彻后,海南的对外贸易全面停顿,汽车和进口物资挤压,高价进口的汽车被中央调走,中央只付给按平价外汇折算的货款,使海南各公司过去转卖汽车所赚的巨额盈利,顷刻间亏蚀。
  
  回香港后,我立即写信给邓小平并党中央,把我受李嘉诚要去海南投资的启发,去参观海南的感觉,以及区党委的意见做出反映,建议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实行货物、人员、资金进出口自由,成为第二关税区(深圳要拉铁丝网,搞“二线”地区,海南无须,因它是天然海盗),货物进出内地,可做进出口处理。我特别提出:采用香港经验、资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一个自由港。
  
  邓小平把信批给赵紫阳,要赵紫阳办理。赵立即批给谷牧,请他具体化。赵在我的信上批示:(大意)赞成许的意见,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现在可以考虑设特区,建省。在大特区没有落实之前,可以把原来给海南岛的优惠政策先恢复。
  
  很快地,中央任命原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原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为首的建省筹备组,进入海南。海南要建省和设大特区的消息轰动了国内外,考察投资、洽商、求职的人潮,源源不断地渡过琼州海峡。海南还未建省,就已经热火朝天了。
  
  海南于八八年四月二十五人正式建省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邀请我做顾问,中央也予承认。遗憾的是,特区政策一直没有完全落实,李嘉诚投资海南的事没有取得进展。
  
  开发海南岛的想法,是我从认识香港开始,体会到要充分利用香港的实体和经验的过程。我到香港工作后,逐步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需充分利用香港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一开始认为香港只是进出口的渠道、跳板,到利用香港吸收外面的资金、人才;到认识到利用香港经济发展的经验;到利用香港英国政府管治成功的经验来制订基本法,以至利用港人中西融汇的独特文化;这是一个几年来逐步发展的过程。
  
  利用香港的经验从经济到政治、文化,领域广泛,内涵丰富,现在要把这认识完全整理出来,还有困难。但我认为,在中国廿世纪末、廿一世纪初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道路中,充分利用香港经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人们越早认识它的价值,将会越快越多地对内地、对香港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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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八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与上下文似乎不相符,疑为“一九八八年”之误),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希望我对利用香港、开发内地的问题,为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因此,新华分社调研室根据我的意见,起草了文件的初稿。张劲夫受赵紫阳的委托,在深圳召集了两次座谈会,研究讨论。香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一些在香港中资机构做经济研究工作的学者、新华分社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张劲夫还从北京请来一些专家与会。
  
  会议之后,新华分社研究室根据会议的讨论意见,对文件初稿做了修改,交给张劲夫,张又亲自做了一些修改、补充,形成一个正式文件,由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以此文件内容为基础,我写了篇文章,在《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充分发挥香港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我们只是提沿海地区,但实际上是着眼全国的。这样提法上只是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沿海地区先富起来,让沿海地区首先同国外市场结合,进入国际市场,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先行一步,这也是中央全面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文章着重讲经济上充分利用香港的问题,没有探讨政治上、文化上如何利用香港。我提出,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谁充分利用香港,谁可能将来得益最大。我们中国内地应该最充分利用,因为香港是中国领土,是当前唯一在英国统治下以华人为主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不管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考虑,我们都应该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特殊资源,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服务。
  
  当时,内地对外面情况了解很少,而且很慢,如何把香港经验推向内地?如何充分利用香港这个信息中心,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信息网络?为此,我们在香港一直进行让内地多了解香港的努力。除了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一些刊物、印刷品,将香港的信息经验发往国内,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材料,还经常在新华分社编印的《港澳情况通报》登载,以便让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省市、部委的负责人尽快知悉。
  
  以前,中华总商会不定期地在香港开办训练班,专门培训内地一些中级干部如工厂厂长、省、市的经济管理干部等,向他们介绍一些香港的情况、香港经营的经验,组织一些短期的参观,每次一至两个月,这个办法很好,这些人虽然不能完全了解香港,但可以打开眼界,开拓他们的思路。
  
  我提议并在深圳也办了这样的训练班,请香港的学者、企业主管到深圳讲课,这样参加的人可以更多一些,同时,把香港培训班的档次提高,由培训中级干部改为培训省市级负责人,让负责经济工作的副省长、副市长、副书记来学习。
  
  八八年我到河南省参观,原南京市委书记程维高在河南当省长,我与他比较熟悉。我看了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城市,同当地的领导干部接触之后,深感他们对外面情况了解甚少,对经济改革的想法保守。因此,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到香港、深圳去看看?他们回答:“去看了,我们也学不起来,没有条件学。”
  
  我向程维高建议,我说学得起、学不起是另外一回事,首先要开拓眼界与思想,现在他们这一级干部对外面情况知道得太少,现代社会的知识太欠缺,这种现象应该改变。我建议:县以上干部分期去香港参观,可以由省负责人,或者地(委)、市负责人带队组成参观团,一年组织几批,一批几十人,去香港参观;县以下干部,可以到广东、深圳去参观。我说,只要你们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人,或其中一人写信给新华分社,我们可以立即就批。程维高当时听了非常高兴。
  
  我回香港后也特别通知有关部门,要他们注意这件事,可是后来,我看河南方面来的人仍然很少,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经常在香港或深圳组织一些研讨会,听取各方面对国内改革开放的意见,这里我想介绍两位热心将香港经验向国内推广的人士。一是罗桂祥,他在八八年提出有关商业改革的建议:发展民营,改变国家垄断商业批发、零售的情况,换言之,商业流通由国家独家经营,改为多种经济成分来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特别是私营经济。罗桂祥的建议书里还概括介绍了国内外商业发展的情况。
  
  我看了罗桂祥的建议,立即直接送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邓小平看了建议,很快就批示:(大意)这是一个很大胆、很好的建议,要赵紫阳研究。赵紫阳即批给当时的商业部长刘毅,要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过后,我去找刘毅询问研究结果,他说,其他意见都很好,就是开放私商经营批发业务,还不能同意。因为我同刘毅比较熟,互相谈得来,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小平都认为大胆,大胆就在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经营。”我建议他们重新考虑方案。以后我看商业部门实际上也逐步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可以说,外面的信息和改革建议对内地起作用,香港是有贡献的。
  
  还有一位是查济民。他在八九年,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两个重要建议。一是在广东、广西,搞一个开放的大特区,采用香港的经验和法律来开发和建设。二是建议在上海、福建及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采用台湾的经验和法律,建设另一个经济特区。他提出一个方针性的意见,就是经济改革迈大步,政治改革走小步。
  
  我对查济民的这一建议很感兴趣。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我向他建议,将采用香港和台湾法律的提法修改一下,便于国内易于接受,尽可能减少误解。
  
  查济民的建议书是“六四”以前提出的,我提出了上述意见后,他拿回去修改。“六四”之后,又交给了我。那时送中央已不是时机,但我还是决定往上送,果然遭到江泽民、李鹏的批评。我知道他们可能不会接受,仍然送去,是因为这样的建议实在难能可贵,希望邓小平能看到,有所考虑。
  
  我在八七年调查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发展情况时,感觉如果香港经验同内地结合,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广东省顺德县有一个小厂,生产结合灯具的吊式电扇,专销美国。工厂向我们介绍,美国人喜欢这种电扇,因为既可调节空气,又可作为室内装饰。这家工厂与香港合营,港商把美国市场需要的式样了解清楚,向工厂提供样品与设计,他在接受订单时,可以做到依据美国客户需求,立即修改设计。一个电传,当天即通知工厂。工厂马上可以改出来,以最短时间交货。内地工厂一般对外面市场要求不清楚,有时虽知道货不对路,但要及时了解,及时更改,就很困难,香港商人起了灵活反应的作用。
  
  这使我得到很大启发。内地工厂由计划生产转为市场生产,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香港商人可以起很好很重要作用。有些工厂某些零件、设备,中方自己搞进口,要经过层层报批及相当繁杂的手续才能解决,而且外汇也很紧张。现在同香港商人结合之后,他们可以及时把需要的设备、材料送到国内,往往随着样品、图纸之后就解决了问题。
  
  香港商人纷纷到珠江三角洲、深圳设厂,或利用内地原有工厂加工产品,或来料生产香港设计的产品,港商在这种“前店后坊”的形式中,起了生产经营组织的中介作用,内地的产品向外面去,外面的资金、人才、技术进来,通过香港的商人在起作用,也可以讲是香港经验在起作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内地可以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很快学到香港的生产经营经验。这个作用应该充分地发挥。
  
  外面的资金到中国内地投资,香港始终占第一位,香港银行界对内地提供资金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我考虑让香港的中资机构,利用香港的资金进内地投资,凭借他们在香港建立的信用,向香港的中、外国银行贷款,然后到内地投资。我向赵紫阳、姚依林、张劲夫谈这个问题,建议能否让香港中资在内地投资时也可以享受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赵表示可以考虑。不久,国务院正式发文,宣布香港中资去内地投资、合资,都可享受外资一样的优惠待遇。这就是后来被谑称为“假洋鬼子”的政策。
  
  这政策使香港中资进内地投资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而且对中资带领外资进入内地起了促进作用。原来外面不少投资者进内地信心不足,担心手续冗长,关系复杂,进程缓慢。现在可以由香港中资出面处理,容易打通上下层关系,有利事业进展。中资还可以在香港为内地做担保,很受外面投资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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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浦在海南岛西北部,属儋县,虽然具有建设天然良港的海湾,一直没有开发,仍然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沿海是荒芜的盐碱地,丘陵高低起伏,只有仙人掌一类的沙漠植物。
  
  洋浦开发计划,是日本“熊谷组”企业在香港的负责人于元平,与海南省直接洽谈的。于元平曾找过我,海南省长梁湘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因整个海南特区的政策,迄未落实,赞同先在洋浦突破。于元平也直接同赵紫阳、王震有接触,王震也表示支持。王震同梁湘关系较好,对梁湘比较欣赏,他在经济改革开放问题上并不像他在政治上那样保守,对海南和洋浦的开发,一直是支持的。
  
  海南以很便宜的价格把洋浦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熊谷组,使用年限七十年,由熊谷组开发,采取香港的做法,使洋浦成为一个自由港,海南特区中的特区,四周用铁丝网同海南其他地区隔绝,成为第二关税区,产品自由进出,可以减税或免税。产品由洋浦进入海南其他地方,则需纳税。在洋浦开发区内,经济上的开发和经营完全由熊谷组组织的公司自行处理。市政管理、社会治安、税收,由海南政府成立特区管理。于元平初步的方案是搞三个区域,一是工业区,包括港口、重工业区和轻工业区;二是住宅、服务区;三是旅游区。他们准备争取各方面的财团,共同开发,但以日本的财团为主。于元平告诉我,按此设想,第一期工程,起码要一百亿美金。
  
  这是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大胆设想,我当然支持。我同赵紫阳谈过,他表示知道这个事情。
  
  由于梁湘的海南省政府领导班子中,有不同意见的人,如常务副省长鲍克明。鲍克明利用全国政协四名委员到海南考察改革开放的机会,向这四名委员讲洋浦开发的问题,认为是一种丧权辱国的做法。这四名委员听进去了,回北京写报告,指洋浦开发是出卖国土、搞新的租界、丧权辱国等等。这种看法在全国政协得到主持政协工作的常务副主席王任重的支持,后来又得到李先念的支持,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展开讨论;一百多名政协常委附署了这个报告,反对洋浦开发。李先念把报告签发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给赵紫阳处理,赵紫阳只得先把这件事搁置了。
  
  海南省的领导人很着急,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一再向中央申述,要求批准,得不到批复。他们同我见一次面,就把我当做“援军”,要我代为争取。我找王震、赵紫阳谈过多次。赵紫阳做工作,全国政协又重新派人去海南考察调查,改变了态度,重新写报告,原则上同意海南省的意见。海南省也乘机重新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邓小平这次在报告上有了批示,明确指出:海南省开发洋浦的政策决定是正确的。报告转到国务院,等李鹏批准。我又一次找赵紫阳谈此事时,赵告诉我,报告已到了李鹏处,让我直接找李鹏谈。
  
  我前后同李鹏谈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政协重新派人去调查之前,第二次是李鹏从日本回国之后,第三次是“六四”之前,中央已决定赵紫阳下台,找各地负责人打招呼,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同李鹏谈了洋浦开发问题。
  
  李鹏对我讲:“我到日本了解了,熊谷组不是实力很强的财团,我们不能把土地一次全批给他们。要以项目带土地,项目多大,需要多少土地,批多少。”第二次、第三次谈话,都是这样的说法。他不理邓小平的批示,不赞成把洋浦土地一次租给外商、成片开发。
  
  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当上总书记后,找到我谈了一次话,我又把洋浦开发问题提出来,建议新的中央考虑这件事,我讲:“这件事如早一点批准,可以让外界认为新的中央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江泽民表示,李鹏当天才同他谈过这个问题,他赞成李鹏的意见,还是让李鹏处理。这样,我明白,虽然邓小平有了明确的批示,由于江泽民、李鹏的阻挠,洋浦的开发,短期无望了。我把情况告诉了许士杰。
  
  这时梁湘已被江、李扣押软禁了。新的中央认为梁湘在“六四”事件上,支持赵紫阳,派调查组到海南调查了三个月,没有查出任何证据,便以莫须有的“以权谋私”的“罪名”,将梁湘扣押。可悲的梁湘直到被软禁之前,一直兴高采烈地,以为中央要讨论和批准洋浦开发计划,因为江泽民、李鹏是用专机接许士杰、梁湘,骗他们到北京“讨论洋浦开发计划”的。他们刚下飞机,梁湘就被带走,隔绝软禁了。
  
  我来美之后,在报上看到,洋浦开发计划又重新开始,我想,这是邓小平南巡后,在国内澎湃而起的改革开放大潮的压力下,江泽民、李鹏不能再阻挡,也阻挡不住了。看到这种发展,我想,已经安息的许士杰、坐在轮椅上的梁湘,同我一样,会感到欣慰。
  
  60
  
  成立港澳国际公司的初衷,是根据邓小平、廖承志的设想,把香港部分大资本家组织起来,成为日本“经团连”式的集团,以期不但在经济上,将来也能在政治上逐步发挥作用。经团连是日本各产业界组成的经济团体连合会。
  
  这个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一,香港华人大资本家依赖性强,独立参政意识薄弱;第二,他们大都自己发展生意起家的,一般不喜欢同别人合作,不想居人之下。我们请他们参加投资合营——包括包玉刚、李嘉诚,他们情难推却,勉强参加,最多投资一千万港币,是一种“应酬”的态度。没人肯当董事长,最后勉强让曹光彪出任。在华人资本家中,曹并非第一流的,更引不起大资本家的兴趣。
  
  后来,我考虑,如何把香港和国外的资金通过一个机构,向内地引进。不久,恰好经贸部要华润董事长张建华退休,我向外贸部商借,同意张建华留港接替曹光彪任港澳国际董事长。
  
  我到香港工作不久,曾向国务院要求批准两亿美元给新华分社,在香港搞贸易,当时的想法是,既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直接学习香港经营的经验,也能通过贸易逐步解决驻港机构的经费问题。因为我估计,今后工作要发展,可能要多花钱。除新华分社本身外,还要津贴一些部门和报纸。开展社会活动也需要花钱,国家拨款要有预算,也有限额。
  
  对我们的报告,财政部采取有条件的支持,同意先拨一亿,五千万是国家拨款,五千万是向中国银行的贷款;要求三年以后,新华分社经费自给。
  
  常务副总理姚依林批准了这个报告。赵紫阳知道后,向我表示一些疑虑,他说:“姚依林批准,我不反对。我的意见是你要考虑一下,假如新华分社也搞贸易,会不会同其他中资机构产生矛盾,影响领导和仲裁的作用。”
  
  我向他表示:“既然已经批了,我会注意你的意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赵就不再表示什么了。
  
  起初,新华分社只在港澳国际公司参加一部分股金,张建华去了后,就从中央拨来的一亿美元中,划给港澳国际七千万,我对张建华讲,假如华人、华侨资本家的资金愿意留下不退出,我们欢迎,假如要退,连几年的利息一起发回。
  
  后来,他们陆续都退出了,港澳国际基本上变成了中资机构。当时,除港澳国际外,新华分社还办了一个商业机构——鑫隆公司(前文已提及),这两家公司都由新华分社直接管理。
  
  这样的变化后,我们对港澳国际的要求也改变了。要他们把引进香港资金到内地去投资,作为主要任务。港澳国际就此从这一方面逐渐发挥作用。
  
  当时,海南刚刚决定建省,设立大特区,向外开放。海南用电非常缺乏,港澳国际公司就率先在海南建了三平方公里的工业开发区,并投资筹建马村电厂。张建华完全采用香港的做法,同上海有关部门签订合同,把设备和基本建设都包给上海市,一年为期,从设计、安装到建成,如都能如期完成,奖励八十万美金;如有延误,按天数扣罚款。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在除夕那天,召开三百人的会议,动员如期完成这个项目。最后,马村电厂提前建成了。
  
  马村电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在中国电厂的建设史上,首创先例。
  
  胡应湘曾向我宣传建设高速公路的优越性。他说,他做过比较,一条高速公路的运输量,不比一条铁路少,而且前者更便利。胡讲,他要建设深圳到广州和珠海的高速公路,建成后,还有意建广州到武汉的高速公路。
  
  从胡应湘那里,我接受了要多建高速公路的设想,我想促成早日建成上海到南京、上海到宁波的高速公路。
  
  我向赵紫阳建议,从上海的作用谈起。我说:“上海的能量大,上海的地理位置、轻重工业基础、技术基础、上海人做生意的经验,都是潜在的巨大能量。假如把上海的能量释放出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以道里计。”我建议中央考虑这件事。赵紫阳没有立即表态,我看他是听进去了。我还认为上海那几年的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上,思想保守。基于这些想法,我想先促成这两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八六年春节,除夕那天,我实现征求浙江省省长沈祖伦、江苏省省长顾秀莲、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和上海市长江泽民的同意,把他们都请到上海,在上海市委康平路的小礼堂开会,商量筹建这两条高速公路的事。上海市由前后任市长汪道涵、江泽民参加。汪道涵当时是华东经济协作区办公室主任。江泽民要我主持,我讲,还是请汪道涵和你主持,你们是“地主”,我是来促成这件事的。这样,江泽民主持了会议。
  
  江苏、浙江两省省长分别讲了他们的想法。江苏想靠国家投资和外资来建设,浙江同样,但浙江准备自筹一部分资金。两省都很积极,浙江更积极一些。
  
  交通部长钱永昌表示,这两条高速公路,国家准备作为交通建设的重点项目加以批准,列为国家“八五计划”(指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国家都会有拨款,但主要靠自筹。
  
  我建议:可不可以运用外面的经验,用商业经营的办法,国家批准项目,资金采取集股的办法来筹集,主要向银行贷款。地方上愿意自筹,同样作为股份。我建议成立两个公司,上海、江苏、交通部、港澳国际成立一个公司;上海、浙江、交通部、港澳国际成立另一个公司。一家开发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一家开发上海经杭州到宁波的沪杭甬高速公路。。国家假如批钱,可做为交通部的资金投资,拆算成交通部的股份;资金主要由国家出面,向香港银行借款;港澳国际和香港中银出面牵头。公路用地,一部分向群众收购,也可试验,把土地折价入股;当地群众参加公路施工建设,劳力折价入股;参加建设的老公,发给他们日常生活费用,其他报酬发给股票。建设可以分段进行,开发一段,利用一段,短期内就可以有所收益。这样做,比单纯依靠国家拨款或向国外政府、世界银行贷款更容易些,更快些。我还建议:可以向中央要求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这两个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和开发后若干年,可以减税、免税。用的钢材、水泥,由地方上拨出一些中、小水泥厂和轧钢厂给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作价收购,专门为公路建设生产水泥、钢材;国家对这些材料减免征税。沿公路设若干工业开发区,公路建设公司可获优先开发权利。这样,我们可以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创出一条新的路子。
  
  我的建议,得到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会议原准备开两天,只开了半天就结束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几位负责人,公推华东协作区汪道涵牵头,正式向中央写报告。我要求汪道涵在写出报告后,寄一份给我,汪表示同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下文。我给汪道涵打电话催促,也支吾以对。
  
  建设高速公路的设想,我还向广东省的负责人林若、叶选平以及福建省的领导人(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建议过,希望他们与“港澳国际”合作建设深圳至厦门的高速公路,他们都表示赞成。但广东想自己来搞,福建则表示,能否先支持他们把福州——厦门——泉州的高速公路建起来,然后再建厦门到深圳高速公路。他们的想法,我也赞成,并交代张建华同他们具体洽谈,这已是“六四”以后的事情。不久,我就退休了。
  
  八七年,我组织一批香港的实业家——大多是搞工业的,亲自带他们去江苏,沿沪宁线一路参观到上海,想在引进外资、支持内地改革上做一些直接的工作,取得一些经验。江苏、上海都很重视,省长顾秀莲、市长江泽民亲自出面接待,这些人看了江苏、上海之后,都非常有兴趣。
  
  在江苏,我感觉江苏主管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件事不积极、不感兴趣。这个人原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后来调回江苏,负责省的外经贸的工作,江苏地方上许多干部对他意见很大,认为他保守,在对外贸易、吸引外来投资方面不积极。碰到这样一位主管,影响这次江苏之行未能取得具体成果。
  
  不久,我又带一批人去苏州,港澳国际的张建华也同去。此行原想具体促成一些项目,事先,我传话给省委:“假如省长不来,我们就不来了。”因为省长不来,确定项目的可能性便减少了。因此把省长顾秀莲“逼”到苏州,确定了一些投资项目,初步达成了协议。会后,那位外经贸主任竟然借口不予同意,省长对他也没有办法,我很失望。
  
  同一年,我又第三次去江苏,直接去苏州。我想,省里阻碍大,苏州市委书记、市长积极要发展,可通过苏州市来“突破”,介绍一些不需省里批准,适合县、乡镇工业的中小项目给苏州。果然取得一些进展。这些都是经港澳国际公司来具体办理的。后来,港澳国际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都成立了分公司,不断发展业务,对进一步利用香港的条件,支持内地开发、改革开放,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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