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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让明珠更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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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因其繁荣的经济而被誉为东方明珠,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内,如何保持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上升,让这颗东方明珠更为绚丽夺目,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在香港工作的重点所在。
  
  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时,提出我们在香港的经济工作方针,用了五句话、二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拖住英资,稳定华资,争取外资,团结侨资、台资,壮大中资。”对这一方针,我看中央领导人当中,赵紫阳基本上赞成,胡启立更肯定一些,李先念有不同看法,例如对壮大中资,他有不同看法。
  
  港澳工委内部讨论此方针,多数同仁是赞成的。但我们香港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和部分香港当地干部并不赞同,银行负责人认为这不是经济方针,我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从银行经营出发,而不是从整个香港经济出发的,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在香港不是处在管治地位,我们不可能对香港经济提出一整套详尽的具体方针,提出来也是空的,不可能形成政策、形成法律,因为这是港英政府的事。
  
  部分香港当地的同志不赞成壮大中资的做法,他们认为中资不需要也不可能壮大。我表示只要我们采取香港市场通常所采用的做法,来经营中资机构,只要我们不搞特权,不要同港人“抢饭碗”,我们参加香港的市场活动,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也可以增加香港的财富,还可以提供香港许多新的发展机会,增加港人信心。中资壮大了,对未来香港经济,也可起稳定作用。
  
  有关香港经济方面的工作,我坚持按这二十二字方针,事实说明,这是合乎香港实际的。
  
  英资在香港的几大财团,有基本上属于以香港为经营基地的财团,如汇丰、怡和、嘉道理等;也有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大财团,如太古、渣打的。随着华资力量的发展,一些英资财团被华资收购,如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包玉刚收购“汇德丰”;尽管这样,华资、中资在短期内,仍很难替代英资在香港经济的主要地位。比如汇丰在金融界的地位,即无人可比拟。
  
  英资财团的特点是靠殖民政府支持,靠对市场某种程度的垄断起家和发展,最典型的是汇丰。
  
  汇丰银行是商业银行,但是香港政府它享受中央银行的某些特权,可以印发钞票,是港英政府的金库、出纳,并且替港英政府监督管理金融机构,负责香港银行的结算,因而取得了并了解香港其他银行的业务情况。汇丰是香港银行公会的主席,他的董事会主席几乎都是行政司的当然议员,在港府制定香港金融、经济政策时,汇丰具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港人谑称汇丰董事长是香港三总督之一,可见汇丰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汇丰董事会里的理事、董事几乎都是英国人,董事会主席按会章由董事会推选产生,实际上究竟由谁来决定,是港英政府?还是伦敦某一机构?我们一直没摸清楚。我曾亲自请教过曾任汇丰董事会副主席的包玉刚,他也不清楚。据汇丰一位老职员提供的资料,他认为汇丰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董事会主席、总经理等五、六个英国人手中。
  
  中国要收回香港,汇丰会做何反应,是我们需要预为研判的。我曾在八三年底,组织香港新华分社经济部和调研室成立专门小组,对汇丰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写出一万多字的报告,总的看法是:由于一九四九年汇丰从中国内地撤出时受损很大,余悸犹存,汇丰在九七前,可能要撤出香港。但也不一定会全部撤离。它们会视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情况,决定未来是大部分或一部分撤走。
  
  这一看法,与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不同,他们认为:“只要香港有钱赚,汇丰不会撤走。”北京港澳办、外交部、中国银行总行也赞同此种看法。当时没有进一步探讨。
  
  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季辛吉)访问北京,传递当时英国首先戴卓尔夫人托他带给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口讯”:“汇丰准备同英国莱斯银行合并。戴卓尔夫人表示,这不是英国政府的意见,而是汇丰商业上的决定,汇丰希望把业务扩大到欧洲去,因此要把总部搬去英国。同莱斯合并后,银行总部将设在伦敦。”
  
  这实际是汇丰以合并为名,行撤离之实,证实了港澳工委以前的看法。在姬鹏飞主持的讨论对策会议上,大家共同的意见是,不能同意汇丰这个决定。
  
  国务院把这个讯息告诉了基辛格,请他转告英国。这之后,汇丰放弃合并莱斯的打算,只收购莱斯一部分股票。
  
  但在“六四”之后,汇丰进一步收购莱斯股份,并把总部迁到伦敦,终究还是实现了它的撤退部署。以汇丰在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把总部撤出香港,显示它对中国的政策无信心,影响香港市民的心理。不过汇丰的业务不可能完全撤出香港和中国,它的盈利主要是在香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汇丰在内地的业务也有了新的发展。
  
  汇丰撤出之前,港英政府已把汇丰中央银行职权如金融管理逐步转移,另外成立新机构来执行,可见英国一直没有停止撤退部署,直到“六四”以后,汇丰才公开撤出行动。
  
  对汇丰会否撤走的估计虽然不同,港澳工委仍采取同汇丰密切合作、积极配合的态度,设法增强汇丰的信心。同前后任沈弼、蒲伟士经常接触,合作挽救香港股市、处理香港华资中小银行危机。在制订基本法时,为了拖住汇丰,也确定了香港特区政府不设中央银行,“九七”后仍然保留汇丰某些中央银行的职权,继续由它发钞,中国银行参加等方针。
  
  汇丰进入内地后,有一次蒲伟士告诉我,他们在内地有些坏账,收不回来,并举了一些例子。我听后,立即答应帮助他们,要他把坏账的项目、情况相告,我们帮他去向内地交涉。后来经过交涉,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不能解决,我把交涉的情况告诉他,让他了解和放心。这些工作,对拖住汇丰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北京同我们在认识上不一致,有些做法也很难讲其什么作用。例如李鹏(当时任副总理)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也不通知我们,就给荣智健(中信集团在港负责人,荣毅仁的儿子)资金,让他到香港收购“港灯”的股票,没有收购成,就收购国泰的股票。这种收购股票的做法,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从拖住英资来讲,可以起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香港社会产生一种忧虑:中资这样的“大手笔”是否想通过收购把这些企业国有化?会否先收购股票而“联”,以后控股而“合”,然后“国”有化,搞“联合国”?这种疑虑不利于拖住英资,稳定华资、侨资、外资。
  
  香港英资财团凭借殖民政府的支持,不仅具有殖民性,而且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性,这主要表现在公用事业即邮政、电讯、能源、电力等行业上。对这一现象,我们主张为了拖住英资,对其垄断性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改采限制发展的对策。限制也不是通过确立法律、政策或政府行政措施来解决,而是通过市场规律逐步解决。
  
  我曾参观香港电话电灯公司,他们向我表达了去内地投资、发展事业的愿望。我即找国家邮电部长商量,能否允许他们去内地,帮助改变邮电事业落后的状况。事实上,资金和技术方面,我们都需要外面的帮助。这位部长基本上不考虑我的意见,他表示,外资进中国搞电讯已有四家;香港在深圳已有投资,还积极活动想进入江苏。他讲,邮电部反对这样做,因为会造成制式太多、太复杂,他倾向不能让外商投资电讯的事情再发展了。我的努力没有获得他的支持。
  
  总体来说,拖住英资的工作有一定效果,但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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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资本家已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主权后,华资中一些人率先转移资金,资金外流和移民日益严重。因此,稳定华资成为稳定香港、繁荣香港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们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工作。在政治上,广泛地开展爱国统一战线,通过首先做上层大资本家工作,稳住他们,以期影响其他华人资本家,达到稳定大部或稳定全局的目的。同时,应用经济手段,支持和帮助华人资本家,使他们解除疑虑,建立信心。
  
  当然,仅靠我们在香港工作是不够的,很重要的是要依靠内地。内地坚持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对香港的利用日益增多,很自然的,内地对香港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华人资本家对内地的看法会随着改变,信心也会日益增加,这是稳定香港的大势。
  
  华人资本家中有不少人是靠英国人支持,靠英国银行支持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些是依靠中国的支持。中国的支持,有政治上的,但主要是商业上的支持,政商实际上很难分开,有些固然纯粹是从商业上考虑,但也有从政治上考虑,或政治、商业上共同考虑的。
  
  我们要求香港的中国银行、中资机构,在稳定华资工作上多起作用,更广泛地同他们合作,做生意。即在货源、融资等方面,给予帮助;另一方面,争取华资进入内地投资。这是一个两利的方针,即使商人能够赚钱,也可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增加出口,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内地各省市部委来港经营,是稳定华资的重大“资源”。随着外贸政策的改革,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都愿望要单独经营自己的产品,希望自己到外面接触市场,这就给香港的华资不少机会,他们可以当内地商品的代理,做批发,也可以做零售,还可以做其他方面的合作。我们支持各省市部委来香港设机构,并帮助他们介绍关系。
  
  为争取香港资本家到内地投资,我们多次组织香港工商界名人代表团赴内地重点省市参观、访问,增加相互接触、了解,以加大双方交易的机会。我几次亲自带领这样的组团,赴江苏、福建、上海等地访问,请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接待。例如有一年在江苏,由省长顾秀莲,在上海,由市长江泽民,亲自出面接待、介绍情况、回答询问。
  
  香港大资本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内地投资的不多,大量进入内地的,主要是中、小户。为争取大、中资本家能进入内地投资,减少他们的困惑,增加他们的信心,我们改组港澳国际公司的股权和职能,给他主要任务,是带领港澳及东南亚华侨大、中资本家,进入内地投资。可以用合作的方式,为他们“搭桥开路”,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肚子经营的困难。因改组后不久,发生“六四”,收效甚微。
  
  我们建议中银增多同大、中户往来。香港的中银集团作风稳重保守,贷款工作的重点是中小户、工业户,做得很有成绩,欠缺的是同大户来往较少。从中银集团本身的发展考虑,从香港统战工作需要出发,都要多做努力,增加与大户往来。当然,这样风险会大些,但不能因而不进行改革。这样做,中银的业务会得到新的发展,增加同大、中户的关系,可以像中小户一样,通过联系,从经济上逐步稳定他们。
  
  中英协议规定,香港土地的使用,要通过土地委员会批准,每年批地不能超过五十公顷,中国确定这一方针,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九七年以前不能让英国人把香港地皮卖光。要加限制。为便于中英双方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专门成立土地委员会,并规定港英政府卖地的收入,要留一半给特区政府使用。
  
  香港的地产商,尤其是大地产商,非常赞同这样的做法,他们手中握有大量地皮储存,政府限制用地,有利于他们在经营中获取更高的利润。有些大地产商在同我们交往中,反复要求我们:“土委会不能多批土地。”因为中英之间已有了不能多批土地的协议,同时我们也确实没有经验,这样做会对其他方面造成什么影响,因此那几年基本上是按协议执行,虽然多批了一些,数量很有限,对稳定大地产商,起了作用。
  
  但是,我们很快也注意到,几家大地产商正逐步对香港的地产形成垄断。我要求土地委员会中方委员和调查研究室,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每年批多少土地为适当;特别是未来几年,可以不会因批地过多,使地价下降,也不会因批得太少,造成市场供不应求,使房地产价格猛升。这个拿捏分寸的课题,我在八七年以后才提出,但未取得结论。
  
  我们也协助华人资本家解决困难。东亚银行主要股东中,有人因信心问题,想撤出资金,股东间发生纠纷,法国某银行想借机收购,银行处在危机之中。董事长李国宝向中银求助,他找了香港中国银行,并到新华分社找我。银行工委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支持东亚银行,由中国银行出面帮助,中银掌握的东亚股票不仅不出让,还适当增购,帮助李国宝度过危机。
  
  在运用经济手段支持华人资本家的工作中,造成损失的事情也有。康力公司是比较大的一件。我到港不久,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社长曹维廉(他原是机电部副部长,同江泽民关系很好),向我介绍,康力公司是香港电子工业的大企业,老板柯俊文十分值得欣赏,有理想,经营有一套。柯也自吹他想做香港的松下幸之助(日本松下企业的创始人,被誉为经营之神)。曹维廉希望柯俊文去内地投资,亲自陪他去福建、江苏、北京等地参观,向中央领导人推荐,国务委员谷牧也同他见了面。柯就提出要中资与他合作,我们研究后,也同意了,由香港中银、华润、招商局三家共同投资与他合作。注入资金后,柯俊文就跑掉了。我们调查发现,他还以另一个公司的名义,把康力的资金、动产转移了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后来由内地专家对康力的不动产、设备,做了评估,认为设备还是比较好的,有些是内地还没有的,经济上的损失幸好不算太大。但经营中不断亏损,背了多年的包袱。
  
  支持华人资本家发展他们的事业,也是重要方面。
  
  八六年,胡应湘同李嘉诚一起来找我,提出开发香港岛西区海绵和大屿山的计划,要在大屿山建第二机场,地点一是考虑在赤鱲角,一是在大屿山和香港岛之间;还准备在大屿山和香港之间,填海建新码头、住宅区和商业区;建大屿山通往香港岛、大屿山通往九龙的海底隧道;以及大屿山至深圳新的边境口岸落马洲的高速公路。
  
  我听了他的计划之后,表示赞同,认为这个计划不仅可以满足九十年代,还可能满足廿一世纪上半世纪香港海、陆、空运的需要,使香港进一步发挥南中国进出口基地的作用,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有需要向北京反映,我可以负责。”我的考虑是,现在还由港英政府管治,这么大的工程理应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我还建议他们在港英政府表态之前,不要让外面知道。李嘉诚问胡应湘:“记者知不知道?”胡讲他已准备开记者会,我建议不要开,李嘉诚也赞同我的看法,胡还是坚持。结果媒介公布以后,港英政府一直没有反应,搁置下来。
  
  “六四”之后,港英政府公开了自己建新机场的计划。我想,如果当时胡应湘他们能先征求港英政府意见,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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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各国各方对它都有兴趣。外国资本中主要利用香港,向东南亚发展,特别是向中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香港的中间地位、跳板地位、桥梁地位,使认识香港作用的外国资本越来越多,香港对外国资本越来越具吸引力。
  
  在这种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广泛地,同各个国家和地区驻港外交机构和商业机构密切接触,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政策,解决他们一些困难,成为新华分社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华分社为此在内部也做了分工。外事部门主要负责广泛接触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港的外交机构,经济部门主要接触各国商业机构和一些社团,如美国总商会等,我自己也经常接受邀请,同他们会面,根据他们要求,回答一些问题,外国资本当时普遍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香港政策会不会改变,二是对英资在香港的垄断地位不满,希望改变。
  
  例如,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汇丰享有许多中央银行的特权,却不承担中央银行的义务,意见很大。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银行,他们向新华分社、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希望中国在制定基本法时,在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上,对英国加以限制。
  
  我考虑在不过分影响英政府和英资利益的情况下,应尽量照顾外资的利益,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香港某些外资银行迫切要求有发钞权,我就积极向姬鹏飞、赵紫阳提出建议,考虑让美国、日本、法国银行少量参与发行钞票,让港币更具国际性。后来,基本法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提到:“港币的发行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授权指定银行根据法定权限,发行或继续发行港币。”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在基本法咨委会里,也吸收了几位外资金融界人士为委员、顾问,让他们表达意见。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在港越来越活跃,做好外资工作,是稳定繁荣香港绝不可少的一环。
  
  我们对香港华侨资本的工作十分重视,除了自己广泛地与他们接触,直接做工作外,还通过内地有关部门和香港中资机构做工作,解除他们的疑虑,增加他们进一步利用香港或进入香港的决心,给他们便利,与他们合作,为他们服务。
  
  侨资主要是指在香港的东南亚华侨资本。东南亚一些大的华侨资本家,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泰国的谢国民在香港都有相当的投资,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比如林绍良同印尼总统苏哈托关系密切,一个时期苏哈托地位有不稳现象,林绍良就把香港作为一个资金避风港看待。马来西亚政府一个时期排华,那里的华侨往往也以香港为资金的避风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华侨资本又纷纷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因此他们对香港的作用历来都比较重视。
  
  东南亚华侨当中,福建人居多,我们指定副社长曹维廉专门做福建帮华侨的工作。郭鹤年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但他发迹主要通过经营糖,是有名的糖王,与华润的关系良好。我们通过华润对他做工作。郭鹤年逐步把经营基地转移到香港,不仅在香港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积极进入中国内地投资。
  
  黄廷方原是在新加坡活动的地产商,与原本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任总经理,现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副主任薛文林熟识。新加坡房地产高潮过后,黄廷方与八十年代初期到香港发展,当时香港地产正处在低潮,黄就在此时大量购买土地,运用他同薛文林的关系,我们又在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恢复港人信心,对黄当时敢于大量吸纳土地的做法,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中国银行也积极给他融资。黄廷方在这样的支持下,放手收购土地,面积几乎与地产巨商郭德胜相等,不久,香港地产恢复景气,黄廷方获得大量收益。他在新加坡没有做到的事情,在香港做到了,取得很大的成功。黄廷方是继李嘉诚、郭德胜等善用时机,廉价购地致富的另一个大地产商。
  
  黄廷方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投资房地产的大商人。“六四”前,他就在福建、厦门进行房地产投资,与厦门市政府签了合约,负责改造厦门最繁华的一条街;也在他家乡福建省长乐县进行房地产开发。“六四”后,别人停止了,他仍继续经营。黄廷方对香港有信心,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八三年,他就公开表示赞同中国收回香港,表示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这在当时,是突出的一个。
  
  我们对华侨到香港发展的愿望和设想,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毛钧年有一位柯姓同学,也是福建人,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发展,事业有成。毛钧年介绍他同我见了面。他提出一个新设想,要在九龙最繁华的尖沙咀到弥敦道旅游中心,建一条地下电径,以增加吸引游客。所谓地下电径,就是在地下建一条由传送带带动的金属道路,人站上去后不必走路,随传送带往前;在电径两旁建地下街道,发展商业或服务业,在地下电径的入口处,建地面商场或做其他用途的地面建筑。他准备投资,并希望和中资合作。
  
  我支持他这个新颖想法,同意同他合作,关键是必须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我请他按社会正常程序进行工作,先研究设想的可行性,做好可行性报告,然后向香港政府申请。他很快都做好了这些工作。我让副社长郑华专门同港府有关部门联系,并宴请他们表示我们对此都有兴趣,认为会有益于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希望香港政府加以考虑。但是几年过去了,一直到我离港前,港府如泥牛入海般毫无反应。令人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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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资本在香港的发展,有几个阶段。初期,主要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为地下工作提供经费,搞了一些商业机构。以后为了外贸进出口的需要,又逐步发展一些机构。
  
  国民党退出大陆后,接收他们在香港的一些机构,比如招商局,在此基础上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与内地各省市,从事工业生产和贸易的有关部委,都希望到香港设立机构,但当时中央的指导思想偏向限制。中央有人主张,让各省市、各部委在香港都有适当的据点;也有人主张,不能多设,并且认为已经够多了,要整顿精简。八三年,在港澳办、外贸部主持下,国务院批准了一个文件,限制各省市、各有关部委到香港增设新机构,原有机构要进行整顿。我上任前,李后把文件给我看,要我到香港之后执行。
  
  我原在地方上工作,从省市地方、有关部委的角度考虑,既然实行改革开放,在香港就须设立据点。以江苏来讲,江苏在香港有个小机构,附设在华润,只有两三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地方上非常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增加同外商、港商的接触,以增加进出口机会,学习和适应外界市场运作的情况和经验。我不同意这个文件的精神,而倾向在香港发展中资机构。当时廖承志还没有去世,我向廖承志和李后提出,可否等我到香港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再决定是否执行这个文件。他们同意了。
  
  我到香港之后,又向他们提议,请北京派人到香港来,共同进行新的调查,国务院同意了,派了一位外贸部副部长来香港调查。调查两至三个月后,重新写了报告,与以前的报告大不相同,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建议国务院允许省市、部委有条件地来港增设机构。在我积极建议下,不久,这位副部长又率领内地大多数省市的代表团,来香港举行空前规模的展销会,内地有几百人参加,在香港产生较大影响。
  
  以往,内地对外贸易,都是通过外贸部门统一进行,生产部门对外界市场情况基本上不了解,由外贸部门下计划、订购,由外贸部门销售。各省市、各地来港设机构,实际上打破了这一传统做法,自行摸清市场情况,研制生产计划,对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从香港本身发展考虑,在保护英资、外资、华资、侨资、台资在港利益,让他们有继续发展机会的同时,中国资本也应该有一定的份量。中资可以,也应该不凭借特权,通过学习和运用香港市场经验,在不和香港人“抢饭碗”,不影响港人利益的前提下,求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将来,香港万一出现不稳定因素,凭借这个基础,可以减轻对香港的消极影响。
  
  我认为,中资应该不断壮大。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香港有中国的“汇丰”银行,中国的“怡和”、“太古”?我们不凭特权取代它们、排斥它们,而且与他们互利、共存,在此前提下,尽力发展自己,有何不可?
  
  但是香港本地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北京一些领导人也不赞成。前文已经提过,在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央第一次汇报香港工作时,李先念就认为香港中资机构不应发展,他还提出不赞成搞股票,认为是“投机倒把”,不赞成在香港投资房地产,并且要中国银行对放款房地产加以注意和控制。
  
  这次汇报后,八三年底,港澳办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港澳经济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及与外贸有关省市的负责人;香港、澳门参加会议的有中资机构各部门的负责人,港澳办指名我和李储文出席会议。
  
  这样专门讨论港澳经济工作的全国会议,过去没有;由港澳办代表国务院主持,也是第一次。
  
  会议有两个文件,一件是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他们根据陈云、李先念等中央负责人的几次讲话、指示,包括九月我汇报香港工作的那次,整理成几条政策性意见,请示中央,建议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予以贯彻。中央几位常委,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画了圈”,表示同意,批准开会。另一件是会议决议的草稿,供会议讨论修改,定稿后再送中央,国务院批准,成为正式决定。
  
  与会者近二百人,我记忆中,会议开始,似乎没有人讲话,便讨论文件。多数与会者对文件都有异议。
  
  文件中的政策性规定,与会者归纳成“九不”。我大概记得有下列一些:不允许到香港设立新的外贸机构;不允许中资在香港进行投资活动;不允许中资机构搞“投机”事业;不允许“炒”股票;不允许“炒”外汇;不允许“炒”房地产;不允许“炒”黄金;中资机构外汇不允许存放外国银行,必须存放在中国银行;不同意香港产品到国内开辟市场、销售。
  
  总之,陈云的指示:“肥水不落外人田”,是政策的主要精神,对中资在香港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有不满情绪,我也不满。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问我:“为什么中央开这样的会议?”我回答:“我也不知道缺什么。”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没有发言,保持沉默。
  
  我想说一段插曲。八四年我去北京,陈云知道了,要他的秘书朱家穆见我。朱在电话里问我:“你不是要看看陈云同志吗?他最近身体比较好,你要不要见见他?”
  
  显然,陈云想见我。什么事呢?通电话间不容考虑,我立即回答:“好呀!我好久没有看陈云同志了,很想见他。什么时间,请你安排。”
  
  他约了时间。那是一个下午。
  
  陈云住在中南海,位于毛泽东曾住过的丰泽园的西北角。那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拆掉一部分故宫建筑,新建的宽敞平方。我准时前往,在前厅见到朱家穆,他请我在他办公室坐,说:“陈云同志午睡才起来,请你稍待,我去看看他出来没有。”朱家穆才走进里厅不久,就又出来请我进去,说:“陈云同志在等你。”
  
  汪东兴新建的平方,设计和北京的四合院相似,整座住房分三或四进,有走廊相同。陈云的住房有几进,当时我心情不在此,无暇估计,我随朱家穆进入客厅,陈云早坐在沙发上等我。我连忙大步上前,问候道:“陈云同志,你好!”
  
  我前次见到陈云,是五七年,他在江苏无锡蠡园休息。他那时还带着毛泽东批评他“右”的帽子,很不得意。我陪他在蠡园画廊里散布,他边走边问我江苏农村情况。他忽然冒出一句:“主席(指毛泽东)是民主的,能听得进意见。”那时我仍不懂中央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懂陈云说话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不知如何“搭腔”。
  
  陈云见到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朱家穆忙上前扶了他一把。他面色苍白,看来身体仍很弱。他双手握着我的手,很激动地说:
  
  “我向你检讨,我向你检讨。”
  
  我惊吓得不知怎样好,一个劲地说:“请你坐下,请你坐下。”
  
  陈云坚持着不肯坐,仍然站着,认真地用他带青浦口音的普通话说:“你比我聪敏!我多年想办没有办成的事,你办到了。”
  
  又加重语气说:“你比我聪敏!”这才坐下去。
  
  我也坐下,既兴奋,又惶恐,说:“我们都是在你们老一代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还是这样。”
  
  他点点头。
  
  我说的是真话。我对陈云很尊敬,尊敬他的清廉、正派;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他对党、对人民有感情,耐劳耐怨。我知道他受毛泽东多次批评(我当时认为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我没有听说过他对毛泽东有不满。当然,对他的“右”,我也有抵制。
  
  他曾经批评过我几件事:
  
  我在江苏搞“小化肥”设备,那是一种年产八百至两千吨氮肥的设备,是江苏化工研究所自己研究制造的。那时,年产三、四十万吨的化肥设备,基本上需要进口,需要动用外汇,需国家计划批准。而当时,农民已经尝到化肥对粮油增产的甜头。江苏每年用一半以上本省的外汇,进口几十万吨花费,远不能满足需要。有了这个“小化肥”设计,便进行试验。陈云派他的秘书周太和(是部级秘书,比我的级别高)到江宁县、丹阳县(“小化肥”在该两县设厂试验)考察几次,周太和转告我:“陈云同志认为‘小化肥’技术关难过,产量低,投资和大化肥相比,不合算。”不赞成搞“小化肥”。我当面没有表态,仍继续试产,证实有效后,大力推广。后来做到每县一厂。因为设备本省可以制造,投资本县可以自筹,技术本县可以培训满足;与建中型、大型化肥比较,投资小、收效快,特别是地方可以自办,不需要等国家拨款批准。浙江、山东来到江苏参观后,回去也大建起“小化肥”厂。
  
  增产粮,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是首要大事。在江苏江南太湖地区,我六十年代分管农业时期,大力提倡种双季稻。即一年三季(造),种两造稻,一造麦或油菜。当时,有反对意见,认为种双季稻用种多,用肥多,用工多,实际产量“明增暗减,得不偿失”。确实有些农民反映:“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即种三季(造),每季收三百斤,不如种两季,每季收五百斤核算。事实是,太湖地区,当时对粮油生产精耕细作水平已很高,对粮食作物栽培水平也有独特创造,一年三造,已达年产良一千三、五百斤,还出现了年产一吨(两千斤)的“吨粮田”。社队工业的兴起,更实行“以工补农”,将工业的利润,不同农业的成本和纯种粮食农民的收益,使其不低于,有些高于从事工、企业的农民的收益。
  
  《陈云文集》中,六一年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和“为什么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两篇文章,实际上都是批评我的。江苏几个老人也反对种双季稻,他们对我坚持种双季稻,在陈云处告了状。还向一部分江苏干部“传达”了陈云对我的批评。江苏省委两次改组,在中央常委做了决定之后,均为几个反对我的老人,凭陈云的“放话”,即指示,推翻重来,他们在陈云处“告状”生效,至少因为在这两件事上,我是没有听陈云的。
  
  八五年,我去北京述职,顺道又回江苏。在宾馆碰到陈云的老秘书王某,他奉陈云指示,来江苏视察社、队工业(现称乡镇工业)。他告诉陪同他视察的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朱通华说,他是再次奉陈云指示来视察社、队工业的。(上次他来,是陈云和我讲话之前。)并说:陈云那次向我“作检讨”,主要是指我对社、队工业的实践。朱通华追问,陈云怎么会“作检讨”,王某便将陈云对我讲的话复述一遍。
  
  朱通华将话写在记事簿上,并给我看。为我高兴。我们两人同时说:“陈云同志真了不起!”
  
  我们敬佩他在事实面前,肯认错的态度,特别是能主动向“下级”认错的精神。
  
  我曾想,陈云和毛泽东如果到资本主义世界走走、看看,他们可能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会不一样,主张会有所改变。根据是,他们对事务,特别是对经济事务的唯物态度。他们政治观念上的保守,限制了他们的行动。毛泽东不到西方世界看看,陈云深圳特区、广东都不肯到。
  
  真是大悲剧!
  
  面对中资在香港的实际情况,我是不赞同陈云意见的,我主张中资在香港,学习香港商人,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生意的。记得我初到香港不久,外贸部长李强出国经过香港,视察华润公司,这是他外贸部的直属机构。我们是同乡、老朋友。他年近七十,身体好,喜欢吃冰糖炖蹄膀,白烧的,一次能吃三至四市斤,真的很吓人。他在江苏时,见面就向我要蹄膀吃。这次到香港,不改旧习,我找江苏来的厨司专门做了,给他解馋。席间闲话,说道香港商人做股票、黄金,赚得满盘满钵,我们只会老办法做生意,不懂得“投机倒把”,国家发不了财。李强神秘地说:“谁说我们不会‘投机倒把’,我就搞过‘投机倒把’!一次炒黄金,为国家赚了六千万!”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对会议发给大家讨论的文件,与会单位几乎一致有意见,但会议主持人根本听不进。会议结束后,我去见赵紫阳。
  
  赵紫阳在中南海的家中见我。那是一间约三、四十平方米的“书房”,几重书架,放满了古今书籍。我对赵讲,这个会开得不好,他问为什么?我说:“这个会议对中资在香港的经贸活动,这也不准,那也不行,不是从积极发展出发,而是消极防范,同中央向外发展,利用香港的精神不一致。”赵讲:“你为什么不提意见?”我说:“你们常委在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上,都画了圈,我怎好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呢?我只好向你反映,向你提意见。”
  
  赵紫阳考虑了一会,问我:“那怎么办?是不是重开一次会,再发一个文件?”
  
  我理解,他个人不好立即否定这次会议,我则顾虑如不立即纠正,会后就要执行“九不”,损失便大了。我就说:“这样处理恐怕不行,我建议这个会议的文件不要下发,我们回去也不传达了。”
  
  赵紫阳当时没有表态。我认为他是默许,但不好立即表态,毕竟他还要做常委的工作。
  
  回香港后,我向参加会议的中资机构负责人打招呼:会议精神暂时不要传达,等文件来了以后再传达、执行。后来这个文件果然没有发下来,会议的“精神”就没有被传播,香港中资的发展避免了这一劫。
  
  在积极支持各省市、各部委到港设立机构的同时,我还主张各省市、部委负责人应该多来香港参观,拓宽眼界,学习市场经验。当时,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肤浅,只是从买方市场、卖方市场的角度来认识:内地基本上是卖方市场,按计划生产;而买方市场要根据消费需要、销售情况,来决定生产。
  
  七九年,我访问澳大利亚,途径香港,一些香港的资本家向我介绍如何做生意,讲怎样去适合市场需要,怎样按优胜劣败的规律来参与竞争。他们说,企业不仅是讲生产、管理,首先要讲经营。产品生产再多,如果卖不出去,只好积压,企业就拖垮了。
  
  回到北京,我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汇报,强调国内工厂只讲管理,不讲经营的做法不行。华国锋同意我的看法,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企业的经营问题。
  
  到香港工作后,更深感内地领导人应该到香港来看看香港人是怎么做生意的。我竭力主张放宽到香港参观考察的审查尺度。我前文也曾提过,港澳办过去一直控制很严,我几次建议放宽,他们都不加理会。直至八六年,中央把到香港参观、出差的审批权,下放给港澳工委,名义上是国务院委托港澳工委代批,才真正解决问题。我叮嘱新华社主管部门,尽量放宽尺度,让内地更多的人到香港参观学习。发展最快的是广东、福建两省,特别是广东,他们是“近水楼台”。中资机构在此一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使香港原有的几家“老字号”中资机构,也有了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中资业务怎样改进或改革以适应国内的需要,是他们面临的新课题。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招商局的袁庚。
  
  袁庚在深圳蛇口建立了一个新区,虽是深圳的一部分,一开始走的路子,就同深圳不同。深圳偏重旅游、服务业、房地产,而蛇口着重小工业,发展同深圳不相上下。
  
  在行政上,蛇口属深圳市的一个区,但他是独立的,干部都由招商局自己调配。袁庚很善于用人,也采取一些新的管理办法。他经常召集一些内地的学者、专家探讨经济改革的问题,后来发生著名的“蛇口事件”,就是在蛇口举行的一场“青年教育专家和蛇口青年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触犯了北京一些老人,在中央常委会上,有人点了袁庚的名,批评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中央没有正式通知我,但有人告诉了我,常委会上,胡耀邦、赵紫阳实际上保护了袁庚,没有让这件事发展下去。我对袁庚“打招呼”:改革要搞,但要注意一点,免得有人找麻烦。
  
  蛇口发展很快,招商局本身发展也快,袁庚采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营方法,招商局海轮运输吨位发展很快,各方面的业务也蒸蒸日上,交通部很满意,当时的部长叶飞,对袁庚更是欣赏。
  
  华润在形势的逼迫下,业务也开始多元化。以前,做为经贸部在香港主要的对外贸易机构,华润实际上垄断了中国在香港的对外贸易;现在,各省市自己开始经营,华润的垄断地位逐步消失,不得不从多元化着手,改善经营,董事长张建华改革意识很强,所取得的成绩也比较大。他们不仅在香港发展,而且向外扩展业务,在美国、欧洲都设有分支机构。华润集团已成为香港有影响力的一大企业。
  
  即使原来比较保守的中银集团,也有了改进。我初到香港,听到不少反映,讲中银放款太谨慎,对大项目不积极,反而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声誉颇佳,认为他生意做得很活。我向中银蒋文桂、黄涤岩求证,他们同社会上看法不一致,认为庄世平的胆子大,但放款烂帐多,我还是建议他们对外界反应多做考虑。
  
  中银负责人熟悉业务,不断扩展、改进他们的业务,在香港金融事业、经济发展、支持内地改革,尤其团结香港华人资产者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资在香港的发展,曾引起一些当地华人资本家的疑虑。首先是国货批发商的疑虑,过去中国主要通过华润统管外贸,华润再通过本地批发商来销售。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逐步改革,经贸部允许一部分商品,由各部委、各省市自己来经营,各地纷纷重新寻找自己商品的经营者、代理商,损害了原国货批发商的利益。这种情况,应该说,要改革,就避免不了。对港商来讲,原来的批发商受了影响;但香港另一部分新的代理商得益了,因为各省市、各部委仍是通过香港的市场来经营的,因此,从香港总体来讲,只是有失有得的问题,这种情况无法完全避免。
  
  工委内部针对这个现象讨论,确定尽可能照顾原批发商,例如介绍他们同各省市、部委接触,获得一些新的货源,也要华润注意用新的业务,进行一些补偿等等。
  
  中资业务的开展是多样化的。本来港人担心中资机构拿的是国家资金,不管赚钱蚀本都会硬搞下去,香港人竞争不过。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仅是少数。香港社会传说,中资带了多少多少资金到香港投资,当时有人估计八十亿,也有人估计一百亿美金。按中资机构的总投资数,当时这些说法,显然多估了。还有人说,这些资金是从内地带来的,显然是不了解情况。
  
  中国国内正在竭力设法吸收外资,怎么可能拿这么多资金到香港投资?这正是李先念、陈云担心的事情。李先念讲过:“我们自己很需要资金,不能拿内地资金去香港投资,为英国人添光彩。”
  
  我知道内地到香港的资金有两种,一种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拨款,这数量有限。数量较大的几笔,据我了解有一下几项:一是国家拨给几家大公司如中信、光大的,不会超过三至五亿美元,一是拨给香港新华分社的一亿美元,各省市的拨款不可能上亿,即便某些中央部委可能多一些,也不可能上亿。因此,总数加起来估计在十亿美元左右。
  
  另外,就是一些省市的有关部门在对外做生意时赚的钱,留了一部分在香港做投资用。华润、中银每年都有上缴任务,也留一部分成,这是正常现象。省市部位留下的部分不派出有些人贪污、舞弊,但数字不会太大。当时估计,留下的部分约十多亿,加上国家拨款总共二十多亿,估计顶峰是三十亿。
  
  因此,假如中资在港投资有八十至一百亿美金,那么多数是利用香港的资金,或讲是借了香港银行的钱。香港中资的发展是利用国内一部分条件为基础,学习香港的市场经验,取得发展的。
  
  在那几年中,中资机构在香港有了较大的发展,在香港市场的份量增加了,社会上估计中资有一百亿美元资金,和社会总资产比较,比重仍然不大,并未发展到威胁或代替香港英资、华资的地步。中资在港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实践证明,发展壮大中资的方针是积极的,对内地改革开放,对香港稳定繁荣都有贡献,是互助互利的方针。
  
  54
  
  八七、八八年,香港中资机构出现一些混乱现象,香港社会各方面反映比较多,比如,有些单位对情况不熟悉,决策错误,受骗上当受了一些损失;一些中资机构,搞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机构过分膨胀;部分中资机构的经营人员贪污、受贿、舞弊,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失控。
  
  国务院、港澳办和经贸部要求,整顿香港中资机构。港澳工委认为,中资总体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发生了一些问题,整顿一下,也有必要。但整顿不应该阻碍中资的发展,不能“一刀切”,要根据情况,有所区别。比如广东、附件两省在港机构比较多,广东不仅省、市一级来港设公司,甚至县、乡镇也在港设有公司,他们关系多,许多是通过私人关系来港的,到底有多少家,无法统计。像这样的情况,可以撤销、合并一部分。但内地有些省市,本来在香港的机构就少,为了开放,他们还要求再设立一些新机构。这也是合理的。
  
  经过调查登记,在香港约有二千余家,经与各省、市、部委协商,保留了一千余家。同时,对它们的经营业务,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关于中资机构内存在贪污、舞弊的问题,反应很多。有人在北京会议上发言,在报刊上写文章,讲香港中资机构贪污、舞弊情况严重。我请他提供具体材料,并诚意表示我们一定会严肃地调查处理。结果,他只给了我们一些情况轻微的材料,与他的发言和文章所形容的,完全不一样。也有一些商人向我反映类似情况,我请他们提供具体材料,却提不出。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人向他索贿,他不便提供材料,怕影响今后做生意。另一种只是道听途说,无法提供实际材料。不管怎样,我们并不轻视这一问题。我们知道,在中资某些单位里,这类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有些大公司的著名人物,问题还比较大。然而调查难度很大,必须有证据,才能处理。例如传说某经理在银行有不少存款,但香港银行按规章要为顾客保密,这种情况就很难查。
  
  在北京有关会议上,姬鹏飞建议国务院派人查清楚香港的两大公司,“光大”和“中信”。我也有同感,赞成姬鹏飞的意见。
  “光大”的成立,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到香港参观后,向国务院报告,经赵紫阳批准,拨给资金,来港经营;并获批准,可以经营地产、股票。由经济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张劲夫具体负责,与王光英直接联系。
  
  王光英到港后,大张旗鼓宣传,轰动一时。王光英讲,他自己的级别超过正部级,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他代表国务院来投资,公司的名字叫“光大”,是赵紫阳批准的。他并说,开始想叫紫光,赵紫阳感觉不好,才改名“光大”。
  
  刚开始,王光英雄心很大,当时香港正处地产低潮,他同李嘉诚有关城市花园的交易,轰动香港。王光英讲,这是他看好香港前途之举,可是事隔不久,他又毁约。
  
  北京有关部门和光大公司内部,对其经营手法和内部管理,反应很大。光大的干部都由王光英本人亲自挑选,来港后,凡是顺他意的,就信任;有不同意见的,就歧视、排斥。王还是天津市委的统战对象时,天津市统战部有位干部负责照料王光英,获得王的信任,被调来光大。这人因向王光英提了些意见,王马上就排斥他,发展到在内部采用文革手法,开批判会,斗争他。这位干部向北京有关单位、港澳工委做反映。我们去了解情况,过问此事,王光英因而不满。
  
  我到北京与张劲夫谈此事,张讲:“我管不了他。”要我直接向赵紫阳反映。我找赵谈,赵交代:“以后光大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我向张劲夫讲了赵的意见,张劲夫摇摇头说:“你最好要赵紫阳有个文字的东西给你。”我有什么办法去要文字的东西呢?不久,张劲夫对我讲:“光大的事,我也不管了,我没有办法管这个事。”
  
  自称是南美华侨的富商张少皇,二十九岁,在香港社会突然出现,大搞房地产经营,引起各种猜测。张少皇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剪彩。这个公司得到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的支持,宋庆龄基金会的会长是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副会长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我去北京多是这位副主任接待的,彼此很熟悉。他出面讲,康大姐希望我支持。他说:“这位张先生很爱国,对国内事业很热心,捐助了二百万港币给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这样,我答应参加开幕。张少皇就在香港刊登了公司开幕典礼的广告,宣扬许某人将出席剪彩。
  
  为慎重起见,我查了张少皇的公司注册情况:注册资金是几万港币,实缴资金只有港币二元。我感觉有问题,在那位办公厅副主任以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名义来香港参加开幕典礼时,我没有去,而另请乔宗淮陪他。乔宗淮回来,我问情况,乔也觉得有些现象不寻常,据说,张少皇发了请帖给不少巨商,结果都没有看到巨商出现。
  
  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少皇是王光英未来的女婿,得到王光英在经济上的支持,而且生活阔绰。
  
  不久,便爆出张少皇的骗局。辽宁省驻港一个公司认为,宋庆龄基金会康大姐与王光英都支持他,这个人一定可靠,借给他两亿港币。张少皇拿到这两亿贷款,用了二百万捐给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其余就成为他炒房地产的资本。辽宁的公司发现可以,追索借款,张少皇已不知去向。经过律师与张的同伙交涉,收回了部分借款。
  
  国务院改组光大公司,这已是“六四”以后的事,详细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对“中信”公司的反应也大。按北京公布的治理整顿材料,中信搞了外汇上的非法经营。一般的看法是不止于此,工委就收到很多反映。
  
  由于这两家大公司的“整顿”,都是国务院直接调查处理的,尽管工委将各界反应向北京做了反映,但国务院并无下文。
  
  在香港进行经商活动的高级干部子弟,我知道的近二百人。我让乔宗淮经常同他们联系,对他们做些工作,希望他们不要出事,否则,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好。乔宗淮也曾因一些人同我见面,我向他们表示,我会尽可能支持他们正当的经商活动,希望他们遵守香港市场的法规,能够公私分明。确有不少高干子弟能做到这点,反映最好、作风正派的,是万里的儿子万仲翔;反映最不好的,一是某人的女婿,一是某工资,两人都公私不分,发了大财,生活奢侈。一个已移民澳洲,中央决定调他回内地,但他已事先移民走了。一个仍在香港继续发财。工委拿不到证据,又无法调查,反映也引不起重视,真是无奈。
  
  新华分社下属的鑫隆公司,最初的负责人是薛文林,他当时是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北京总行要他退休,我出面借用,留在香港,让他担任鑫隆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薛文林曾任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负责人,对新加坡很熟悉。他到任鑫隆之后,与新加坡一商人合作成立公司,经营皮革、药材,上了人家的当。他使用一个从上海调来的干部,竟然在对方商人没有交货的情况下,就开出信用证,付出二百万美金。
  
  调查发现,这很可能是一个共谋的骗局。这个上海干部的老婆与那个商人合作搞了个公司,但又查不出证据。
  
  鑫隆公司在八七年股灾中,经营股票又损失近千万港元。连同被骗的损失,共计亏损一千多万美元,即一亿多港币。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换公司领导人,由澳门分工委书记周鼎,介绍原深圳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孙海峰代替薛文林。
  
  新华分社具体分管鑫隆公司业务的是副社长郑华。他常过问具体业务,也丧失了一些机会,例如还在薛文林负责鑫隆公司时,香港普庆戏院地段,业主准备脱手,开价两亿多港币,探鑫隆的意愿。由于普庆是放映电影的重要据点之一,薛文林很想买下,文教部也很积极,他们找郑华。郑华就在开会时提出来讨论。我虽然赞成此事,但看郑华没有表态,为了照顾他的威信,我就讲:“具体业务是你们董事长、总经理的事,不要讨论了,还是你们自己决定好了。”
  
  会后两个月,我从报上看到,才知道他们没有买,失去一个机会。
  
  中资机构在香港的改革发展,固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在业务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营管理的经验,并认识、团结了一批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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