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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恐怖的监狱医院 11-1 滨河医院

  没想到,我竟然也尝到了趟脚镣的滋味儿——犯人去医院看病,都要戴脚镣。防范如此严密,怨不得靳哥教小金逃跑没打这个主意呢。

  一个队长熟练地解开了脚镣给我戴好,拿过铁砧,插上销子,当当地铆了个结实。

  这副铁镣子至少有40斤,链子部分得有小拇指粗细。走起路来“哗啦——哗啦——”,步履维艰。

  “拎着点儿链!”队长喝道。

  我弯腰提着链子,免得它在地上拖拉,象个驼背翁一样往前挪,脚腕子磨得生疼。

  七处的隔壁就是滨河医院,这儿是我的客户,我在这儿讲过课,指导过大夫。这要见着熟人可咋办?

  11点多,正人多的时候。人们象躲避瘟神一样纷纷让路。我不敢抬头,却能感到那一双双鄙夷的目光,照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没罪!我是受冤枉的!你们别这么看我!”——我真想这么表白,可那哪行啊?在他们眼中,穿警服的永远是正确的,戴脚镣的永远是罪犯。

  迎面出现一面铁栅栏墙,封死了楼道,后面有警察把守。旁边一个小桌,我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起来!蹲那儿!”队长喝道。

  我咬咬牙,艰难地靠墙坐到了地上。这一放松下来,才感觉到两个脚脖子肉皮生疼,都磨破了,脚后根筋、两个脚踝都在渗血。

  不好!我突然想到——这镣子要是那个“艾滋病”用过的可咋办?他趟镣子脚也得磨这样啊!4小时之内,这镣子上的艾滋病毒还能传染呢!

  冷汗滋出了一身。

  冷静,冷静。关键是“艾滋病”是不是趟的这副镣子——医务室地上就有这一副!太可怕了!

  要命的时候,管不了太多了。我取下桌上的酒精棉球瓶,抓起棉球就往脚腕伤口上擦,疼得我直咧嘴。

  “砰——”皮鞋斜着蹬在了我的锁骨上,一下把我顶在了墙上。

  “反了你!”队长骂道。

  “有个‘艾滋病’刚住的院,他用的这镣子有艾滋病毒!”

  “啊?!”队长吓得大叫一声,败出圈外。

  “这酒精能杀艾滋病毒?”

  他这一问,我心里也打鼓了,真担心酒精对艾滋病毒没多大杀伤力。

  “总比不擦强。”我干脆把酒精棉球往外倒,湿乎乎地猛抹,疼得直咬牙。

  队长好象想起来什么,问我:“你认得这个镣子?这就是那‘艾滋病’用的?”

  “像!”

  “那‘艾滋病’又回你们号儿了?”

  “住院了,是不是就在这儿?”

  “真他妈蠢!住院镣子不摘!”

  “啊?”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象泄了气的气球一样。这场大惊小怪!我勉强地耸耸肩,就弯腰捂肚子了。

  一个男大夫来看了一下,就给我登记住院了。

  进了一道铁门儿,是一个横向的走廊,对面的二道铁门开了,一个小瘦子在里边儿接我。他穿着背心大裤衩,皮笑肉不笑。我赶忙问候这位老大,他姓纪,是这儿唯一的劳动号儿。

  我被关进了一个病房,屋里四张床,三个病犯。一个黑人躺着输液,一个病犯在看报纸,还有一个盘腿打坐——鸠形鹄面,奇瘦无比,眼窝深陷,就象非洲快要饿死的难民,身上几乎没肉了,鼻子里插着一根橡胶管儿,管儿的一头盘在耳朵上——我知道这是鼻饲管,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的——绝食?他睁开眼,对我当胸合十,那安然的眼神好象似曾相识——那一瞬间,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

  纪哥提来一张小折叠床,支到了前面两床之间。我铺好床,换上病号服。他又拎来一副脚镣,拴锁在床尾,再和我的脚链锁在一起,我就被链在床上了。他又拎来一个小白塑料桶放在床尾,小便专用。

  我强撑着跟周围病犯打招呼。斜对面11床的犯人姓阎,是四区的一个牢头;左手9床的黑人叫Jim,苏丹人,懂英语,几乎不懂汉语;右手10床这位姓周,又是冤进来的法轮功,绝食绝水两个多月了。他眼珠子都黄了,上下嘴唇都翻起了干皮,就象干裂翘起的泥片儿,腿只有我胳膊粗。

  我太难受了,昨儿折腾了一晚上都没怎么睡,今天又折腾一上午。盼着大夫也不来,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沉睡中,忽然有人揪我的胳膊,我一睁眼——“喀嚓”一声,明晃晃的手铐铐住了我的左腕,吓得我一激灵,“喀嚓”一下,另一个手环铐被铐在了床头。

  纪哥又去别的病床,挨个把病犯单手铐在床头,那些手铐平时就在床头锁着。天很黑了,要睡觉了?难道睡觉都得铐着?

  见他铐完人要走,我叫住他,“纪哥,我实在受不了了,帮忙叫一下大夫行吗?”

  “你刚来,药、饭都是第二天才给,”纪哥说着又要走。

  “我都快脱水了,纪哥……”

  “谁不扛着啊?就你特殊?让我挨骂去?”

  “那你叫一下队长吧,我是美国人,要这样,我要向美国大使抗议了。”

  我这杀手锏还真灵,他悻悻地找大夫了。

  一个值班的女大夫姗姗而来,“听说你是美国人?”说着她礼貌地摘下了大口罩。

  啊?!这不是我教过的那个美女大夫吗?!我对她印象深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当年滨河医院用我们的组织配型[1]试剂盒的时候,她老说不好使,我只好到这儿来手把手地培训她——她连PCR操作的基本常识都没有,我从零开始教,费老了劲,才把她带出来。

  就怕在这儿遇见熟人!如果我案子没把握,见了熟人还有希望给捎个信儿什么的;可现在我这案子是肯定没事儿了,这儿要见了熟人,只能使我丢了客户——怎么解释也白搭,谁还会再信任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要传扬出去,弄不好我整个北京的市场都受影响了。

  我呆呆地盯着她,张嘴又不知说啥好,无限尴尬。

  她脸红了,又把口罩戴上,一语双关地问道:“什么毛病啊你?”

  太好了!她没认出我来!看来我这副尊容——蓬头垢面,胡子满脸,成了上好的伪装!我立刻说:“痢疾……颈椎增生……关节炎……全身乏力。”

  大夫飘然而去,护士姗姗而来。输上液,我又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纪哥拨拉我,“醒醒!都回血了!”

  我睁眼一看,液已经完了,输液管儿里有一长段血。纪哥过来给我拔了针,没按一秒钟就放了手。血马上从针眼儿流了出来,我赶紧把右手凑到床头,用铐在那儿的左手按住针眼。

  “纪哥,我要小茅。”

  “小啊你!”纪哥一脚把塑料桶从我床尾踢到了床头,抄起输液架就走。

  “纪哥,我这铐着怎么小茅啊?”我实在有点儿忍耐不住了。

  “翻身得解放。”纪哥说完出了门。

  我琢磨了半天,右手捞起尿桶,拧开盖儿,左手把铐子滑到床头中间,翻过身在床上艰难地方便——这就叫“翻身得解放”。

  [1] 组织配型:器官移植中,检测器官提供者和器官接受者双方白细胞抗原的匹配程度,匹配程度越高,移植后的免疫排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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