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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志新的凄然清泪

  当年为张志新哭泣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刚从农村回城不久的年轻姑娘。在麻木混浊的茫茫尘世中,突然迸出那么一个侠骨柔肠、光彩夺目的女英雄,不由得让人为她的命运肝肠寸断。20年过去,在患了严重的健忘症──只顾捞钱不管洪水滔天──的大陆人中,居然还有人记起了张志新。虽然一些“打开记忆”的报道使用的是当今流行的形式,但这些报道触到了我们心中永远的痛:一个行刑之前已经被逼得发疯的张志新,因为勇敢地呼喊“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被割断喉管后枪毙。在个人爱情生活上,美丽而坚毅的她流着绵绵无尽的凄然清泪。

  §§“打倒毛泽东”振聋发聩

  原《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张志新冤案系列报道者陈禹山在沉默多年之后,于今年7月在深圳接受了记者朱健国的采访。随后《南方周末》试验特刊登载了朱健国的采访记──《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这个报道公布了一些过去属于“为尊者讳”的内容:其一是张志新在行刑前已经被逼疯,其二是张志新的确曾有过婚外情。

  陈禹山回忆说,由于张志新不仅认为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认为“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所以被当时主持辽宁省革委会的毛远新视为“嚣张”,将原判的无期徒刑改为死刑。经过多次小号折磨,张志新终于被逼疯。后来她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事,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当年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批准的“新生事物”,其目的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张志新在被割气管时剧疼难忍,呼喊声惨不忍闻,以致旁边的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

  实际上陈禹山至今仍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据曾经于1979、1980年两次采访张志新事件的原《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回忆,张志新在监狱里喊出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因而犯了被“太上皇”割断喉管赐死的死罪。笔者认为,这个重要的情况陈禹山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由于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在大陆仍然是个忌讳,所以陈禹山在接受采访时含糊其词,只说张志新批评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

  这么多年过去,张志新事件仍然蒙着需要一层层揭去的面纱。这只能证明当今中国有多么大的“新闻自由”。

  然而先知先觉的张志新那振聋发聩的“打倒毛泽东」的呼声终将载入史册,使所有被中共惩罚、却感激“母亲打儿子”的猥琐奴性得以现形。至于她的疯狂,一位美国诗人这样吟诵:

  “疯狂是什么?无非是那灵魂的高贵与时势格格不相入。……”

  §§婚外恋为“性”、还是为“情”?

  关于张志新有第三者的问题,据说辽宁早有传言说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陈禹山说他在看张志新的案卷时见到了张志新的自白说,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有婚外恋。整个案件中,所有指控她“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认;但是她唯独坦率地承认自己有婚外恋,并说自己在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陈禹山说,他在“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了解到张志新的丈夫当年体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志新可能处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状态,加上张志新天性热爱文艺,与情投意合的艺术家产生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

  但陈禹山先生这样的“可以想见”,对张志新来说却是不负责任的。张志新曾经有第三者,这是个事实。现正在瑞典做学术研究的王若水先生认为,张志新的婚外恋无损她的英雄形象;将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曝光也无可指责。但是笔者对于该报道使用的想当然的夹叙夹议却大有疑问:你们凭什么认为张志新的婚外恋是因为“性”、而不是因为“情”呢?

  现居美国的刘宾雁先生认为陈禹山所述几处失实。刘宾雁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当年他调查到的情况。他介绍张志新的婚姻说:“张志新与其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后者是一小官僚,一个庸人,结合时已很勉强(那人利用“培养”张入党的身分,政治因素可见也起了作用)。二人长期不合,不能从“性”上来解释。张在婚前其父母、妹妹、哥哥一致反对。可见那人不适合于她,她也不会毫无感觉,但她终于勉为其难。我的分析是:(一)张善良,不愿有负于他;(二)依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个人的婚姻幸与不幸是小事一桩,无碍于革命。”

  §§感谢命运让她享有过真情

  这个勉为其难的婚姻本来就缺乏坚实的爱情基础,加上当时中国席卷一切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正直坦率的张志新不可避免地和苟且庸碌的小官僚产生裂痕。刘宾雁先生回忆说:

  “文革时,张志新怀疑江青,在家常表异议,其夫严厉制止,这才逼得张志新去找外人(一个女干部)说,被告密。张志新对于党校一位教员(不是文艺界人)感情很深,文革前已遭批评,关系中断,但张志新还把那人的照片偷偷地缝到军大衣的领子中,被捕后,自责对不起丈夫,这才告知其夫取出烧掉。张志新入狱后其夫一直未去探监,直到她提出离婚时才去见了一面,给张志新刺激很大。文革初期大字报揭发此事,对张冲击极大,精神已经有失常迹象(恐应从不幸婚姻算起)。”

  刘宾雁先生最后总结说:“总之此事乃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二代人之悲剧。文革前夫妇本已达成离婚协议,只因争要女儿才未能办成。(一)倘若中共在两性问题上不持清教徒主义,以致造成对个人的强大压力和人的自我压抑,以及张志新在离婚的问题上拖延甚久;(二)倘若此事不被用作政治攻击的武器;(三)倘若张志新仅受到政治迫害而无这一精神痛苦,则张的政治悲剧不致发生。”

  在关于张志新婚外情的对象上,陈禹山所述和刘宾雁先生的回忆所指的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两位参与调查的老记者的说法不一致?刘宾雁先生回答说,当时辽宁确有传言说张志新与一个主管文艺的干部相好。那个主管文艺的干部叫周桓,因为张志新经常陪那位干部看文艺演出,因而酿成流言蜚语。这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流言极大地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张志新,给她的精神留下创伤。

  幸亏还有一位党校教员,一位值得我们的女英雄把他的照片缝到军大衣领子里的男性。漂亮聪慧、多才多艺的张志新被专制政权凌辱至死。我们只能为她在生命的凄风苦雨中曾经拥有过那么一段温暖真情,而稍感安慰。

  §§“不要又出一个张志新”

  据说1979年辽宁省决定命名张志新为烈士时,在对张志新之死负有责任的辽宁军政系统、以及反改革的保守势力那里引起一片强烈的反弹之声。很有意思的是,反对将张志新命名烈士的理由,竟然是说她的“作风不好”。对于中国男性来说只是区区“个人生活小节”的婚外情,对中国女性张志新却是至死不赦的大罪状。这充分反映了中共这个政权的男权本质。

  张志新对于中国历史的今天和未来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她的事迹甚至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监狱女干警——她们也是当年和我一样为张志新哭泣的少女。

  1989年6月我入狱,经过收审所、看守所封闭式的一段监禁时期,在判刑后被押送到比较开放的长沙女子监狱。令我惊异的是,长沙监狱的几个女干警一开始找我谈话时,就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她们愿意尊重我的人格,希望我也尊重她们的管教工作。我当然知道我被冤枉判刑不是她们的过错,她们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罢了。这之后我和长沙监狱教育科的一些女干警友好合作;在不谈政治、不谈案子的前提下,我们办起了女监第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到我出狱时,我任教的班上有几十个女犯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合格证书。那段监狱生活因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段很值得怀念的时光。

  据说当时我作为“6.4”后长沙监狱唯一的一个女政治犯,给那里监管我的女干警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她们担心和倔犟的我发生激烈冲突,以后在历史上不好交代。“不要再出一个张志新!”她们商量怎样合理谨慎地对待我。

  至今我仍然深深地感谢所有在我的案子中表现了善良人性的监狱干警。她们作为我和李鹏政权尖锐冲突的中介,尽可能地在她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有着强烈个性的我,不致因为拒不认罪而遭受更大的惩罚。

  张志新用她鲜红的热血,给后来的女政治犯争取到较为人道的待遇。张志新对真理的追求、对专制的反叛,其命运的悲惨沉重,使得中华大地不致在轻薄油滑的精神荒原中完全沉沦。

  (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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