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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自述

——写在《人权之旅》出版之际

  异乡的风景再好,也难以在心中生根。人在睡眠中,往往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什么人。好多次梦中醒来,结结巴巴地告诉丈夫和孩子:我又回到了乡下,那间祠堂改成的学校,我扛着一对竹竿帐棍,跟着爸爸后面跑!

  这不完全是一个年届中年的妇人的梦呓,而确是来自我童年生活的真实图景。就在扛起竹竿那一刻,我在湖南山乡钻山洞、采野花的快乐童年结束了。父亲是一个安守本分的乡村中学教师,但是在那「砸烂一切」的红海洋时期,他的那段曾在蒋介石当校长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读书的历史被揭发出来,因此被造反派批斗得鼻青面肿。刚进初中念书才七天的我,也被造反派勒令退学。没有人在乎我一连三天的哀哀痛哭,爸爸沉默地把一对竹竿帐棍塞进我手里,自己扛起被包,胸前吊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大字牌。在一个黄昏里我们被扫地出门,父女俩踉踉跄跄地长途步行,回老家劳动改造。

  坐在老家乡下土屋的柴禾捆上,小小年纪的我,还在为自己的失学伤心。因此不懂事地质问父亲:「为什么当年你不肯留在台湾?」曾经在台湾省政府做过实习生的父亲,压低声音告诉我:当年他的那一批中央政大毕业留在大陆的同学,有哪些人在共产党土改镇反中被枪杀,有哪些人在反右运动中自尽,我们家直到「文革」才被整肃,已经算得上幸运。

  从那时起我不敢再抱怨命运。在乡下起早摸黑,几年的辛苦劳作之后,滚了一身泥巴的我,被推荐当上了民办教师。这之后,我在教学生时也教自己——从乡村小学土砖垒成的讲台,一直教到大学漂亮的梯形教室。

  1989 年的「六四」改变了我的一生。历史用残酷的铁血,抹掉了往日的青春浪漫,我也就被迫用肩膀扛起黑暗。凭着自己的本心,对强权说出真理。在刽子手行凶的时候拍案而起,我因此有了另一番人生——过去很少关心政治的我,成了一个系狱铁窗的政治犯、一个异乡飘泊的流亡者。

  流亡北欧经年,在没有人说中文的地方,我开始用中文写作。很惭愧,身为一位女性作者,我没有写出美丽温柔的文字,相反,我的文章令一些同胞讨厌万分。多少次在网上看见臭骂我的评语,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惹别人生气?

  因为,我仍然是那个扛着竹竿、跟着鼻青面肿的父亲踉踉跄跄跑的小姑娘。曾经被剥夺过基本人权的我,本能地觉得,自己对一切侵犯人权的现象有过问的责任,对一切被欺负的弱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的什么人,都有关注的义务。身为中国政府明文钦定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犯」,我不敢不履行自己的职守——竭尽一己之力去遏制强权的横行。

  我因此会永远流亡。「流亡」一词不仅意味着人漂泊异乡,而且意味着人在精神上将不再适应自己原本从属的国族。我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讨人喜欢或显示自己高明,只是想和读者一起探讨:在什么地方,自由被扼杀了,人权被侵犯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这样一本由我的部分文章编成的集子,粗略地概括了本人这些年走出自我、追求人权理想的旅程。流年似水,我只有这样一些浅陋、但却是真诚的文字,来与关注人权事业的朋友心灵相遇。

  二○○一年六月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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