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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们中国还要打仗吗?”

──和瑞典朋友丹宁尔一夕谈

  我的瑞典老弟丹宁尔坐在斯德哥尔摩他那空空荡荡的房子里,睁着惊奇的松褐色眼睛,用咬字清晰的标准汉语问我:

  “都快21世纪了,你们中国还要打仗吗?”

  其时,中国政府正在不厌其烦地宣称,说台湾的统一问题不能长久拖延下去,并不排除武力解决云云。与此同时,中国军方以台湾为假想敌的军事采购、导弹试射什么的,也在在证明海峡两岸不会是那么安宁。

  夜色朦胧中,我把一盆蓝色的花摆在丹宁尔的窗台上。研究哲学、经济,又精通汉语的瑞典人丹宁尔,似乎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古人“身无长物”的生活哲学。他并不需要我送花给他装饰房子。因为,他自己心里就有许多花朵。除了智慧之外,他心中最美的花儿是:对这个世界的人道关怀。

  我没有直接回答丹宁尔的问题。因为在瑞典的这些年,我总是找不到答案: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这块绿色森林覆盖的土地上,会出现那么多为和平和人权奋斗的人。这是我在中国的三十多年间见所未见的。我犹犹豫豫地告诉丹宁尔:如果台湾不愿回归中国,是有一些中国人愿意为祖国统一而战。

  §§瑞典人引为光荣的历史一页

  在海峡两岸都留学和工作过的丹宁尔明白我说的是真话。面对我的困惑,他谈起享有二百多年和平的瑞典,在本世纪初为避免战争曾经作出过什么样的努力。

  1905年,挪威人闹着从瑞典联盟里分裂出去。为此,瑞典大军已经候命边境。以瑞典当时的军事势力,打败挪威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当时国内主张打的政客和军人也不少。但是战争终究没有打起来。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瑞典的一批先进的知识份子组织了一个“瑞典和平和仲裁协会”,大声地为挪威人的自决权和瑞典人自己的和平权呼吁,并得到了好些工人组织的响应和参与。这样,在当时的瑞典形成一股巨大的要和平、不要战争的舆论潮流,给执政者很大的压力。挪威人得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平地独立。

  我笑着说,这些瑞典知识份子在中国人眼中可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或者应该叫“瑞奸”吧。

  丹宁尔说,那些“卖国的”瑞典知识份子为挪威争取自决权,是和瑞典人自己在那个时代争取民主投票权的理念相一致的。那就是说,你既然要为自己争取民主自由,你就得给别人民主自由。此外,对于当时刚刚萌芽的、符合瑞典传统的世界性的和平运动,瑞典人是热烈的响应者。

  对于台湾独立与否的问题,丹宁尔说他完全没有意见──独立不独立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避免在新的世纪重蹈20世纪里几次大战的覆辙。学会如何共存、从战争的文化过度到对话和理解的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课题之一。

  在这位长期地义务地为中国人权事业工作的瑞典老弟面前,我只有接受再教育的份。末了,丹宁尔给我介绍了几本书。其中有瑞典人写的《争取和平的斗争》,有挪威人写的《从世代仇敌到友好邻居》,都是回顾那段两国人民引为光荣的历史一页的。

  §§是什么驱使他们以侵略为职责?

  丹宁尔自己正在阅读一本德国女作家翰兰.阿伦德写的长篇报告集。这篇题为《罪恶的平庸》( The Banality of Evil)的书,是二战后德国纳粹战犯艾希曼的法庭审判纪实。丹宁尔说,这本书令他非常震惊的地方,一是艾希曼这个战犯的道德观,二是当时的德国人民拥护纳粹理想的态度。

  把效忠于国家、元首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的艾希曼,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阶段,仍然忠实地执行他的工作任务──有效率地对犹太人斩草除根。他从来不认为自己这样尽职有什么错。

  没有任何人告诉艾希曼,这样的大屠杀不对。而且,所有的人都跟随他表演,甚至还有天主教会。在小心翼翼地寄一些为信仰天主教的犹太人呼吁的信给艾希曼时,天主教会也再三表示,他们将努力适应纳粹的理想,表示不应该被软弱的同情心所驱使……。

  在“国家利益”、“民族荣光”的旗帜下,罪恶不被人当作罪恶,而被当作职责。

  德意志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它之所以走上人类的被告席,其深层原因却在文化──在于德意志文化中对国家机器和权力的崇拜、民族自大的集体激情,由此造成席卷全民族的法西斯狂热。

  与此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驱使平时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农民或大学教授)把刺刀直刺入中国老人和幼童的躯体的,也是日本狂妄的民族自大文化心理和它的社会机制。对天皇和上司的无限效忠,对“下等的中国人”的蔑视,驱使大批纯朴的日本青年犯下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

  不了解昨天就不足以警戒现在。民族自大感情也不是德国、日本民族所独有。一切政治和战争,都是各种情感汇聚冲突的结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视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政治激情,被专制者利用作为工具的典型演义。

  §§从来不曾有过一场好的战争

  爱因斯坦说:“我同意伟大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一句话:从来不曾有过一场好的战争或者一场坏的和平。”

  然而,我们一些中国人说,不打仗,台湾不愿回归怎么办?

  我的瑞典老弟丹宁尔说:如果你们中国用打仗的办法逼得台湾回归,你们得到的将是一个仇敌,就象当初在瑞典统治下的挪威人视我们瑞典人为仇敌一样。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突然记起海明威一篇小说的名字,那个别有深意的名字是:《胜利者一无所获》(Winner Take Nothing)。这个名字道出了现代战争的特征。现代战争将不再象古代战争那样,是典型的“你死我活”,即古代的征服者可以神气地占领失败者的土地、女人和资源。一切战时的“损失”,都可以在胜利以后得到加倍的补偿。而现代战争将是毁灭性的高科技战争。其结果将会是:作战双方“大家都不要活”。

  迷信用战争和武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可以借此开开茅塞。

  也许,在新的世纪愿意过和平日子的人们,不应该老强调自己是“XX人”──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或台湾人,而要强调自己是不愿同归于尽的“人类”。不让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为所欲为,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良心责任。

  希望我们中国人能不再犹豫地回答丹宁尔的问题:

  ──无论台湾是统是独,我们中国不要打仗!

  (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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