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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那个捡炮弹碎片的小男孩

──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诺奖得主格拉斯

  1939年的一个夜晚,波、德交界的但泽湾。一个11岁的小男孩在睡梦中被隆隆炮声惊醒。那是德国纳粹的军舰向波兰军队开火了。好奇不懂事的孩子不顾头顶上呼啸的战斗机,跟随着一群小伙伴去捡炮弹碎片玩。就在此时,他的舅舅被炸死了。

  17岁,这个捡炮弹片的小男孩被强制征召,进了德国军队服役。受伤并在后来成为美军俘虏,对他竟然是一个解救的机会。在被人抬到战地医院之前,他看见各村庄路头到处悬挂着年轻战友的尸体。那些和他一样稚嫩、一样不愿打仗的德国年轻人,死后的尸体上还吊着牌子:“我是可耻的逃兵……。”

  于是这个孩子拒绝长成世俗的大人。他在他后来写作的第一部小说《铁皮鼓》中,让那个胸前挂着一只红白色儿童鼓的小侏儒,用激烈的鼓声来诅咒战争的罪恶。今天,那个捡炮弹碎片的孩子已经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文学对他来说不是唯一的目的,他要的是用文学来承担对这个世界的道义责任。不停地敲起人权和自由的鼓声,他固执而永不妥协地去震动世人。

  他就是君特.格拉斯──德国积极的和平主义者,战后德国的良心。

  §§启蒙运动迟来的门徒

  和平主义在欧洲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欧洲近代的和平主义作家,包括伊拉斯谟、伏尔泰、卢梭和边沁,他们采取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战争──包括被称为“正义战争”的一切战争──表示深刻的怀疑,试图将武力从国际政治中加以取缔。和平主义者们相信理性,相信人类能够通过发展理智进而在国际事务中消灭战争。这种希望在二十世纪欧洲的两次大战中宣告破灭。

  仿佛是隔代遗传,战后的格拉斯宣称:在一个厌倦了理性的时代,他是启蒙运动迟来的门徒。小说《铁皮鼓》里的反法西斯主题,不断地重现在他后来的作品里。执着不休地对德国发动战争的罪恶做出反省,挖掘其深层原因。格拉斯因此被德国的极右集团所仇视。从50年代开始,格拉斯就和他们那一批“四七社”的作家同仁们谈论人权,一再诘难“纳粹主义如何能够在德国兴起得势”的尖锐问题。这个问题终于在60年代成为一代德国青年的重大关怀,以至酿成这个民族深广的自我反省运动,从而使昔日被保守和威权控制的德国,成为一个相对开放和宽容的社会。

  1979年的中篇小说《在特尔格特的聚会》里,格拉斯让一批作家从各地赶到特尔格特。在德国战后30年的日子里,他们一起讨论发动战争而造成毁灭的祖国的历史悲剧。

  “多么混蛋,德国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质疑,促使格拉斯坚决反对德国军队介入世界其它地区的事务,例如波斯尼亚战事。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巴尔干半岛今天的问题,就是德国在二战时侵略它国留下的后遗症。作为一个激烈的和平主义者,格拉斯不相信战争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他认为,即使是正义战争,也只能暂时地制止暴行。

  §§和大江健三郎互诉衷肠

  格拉斯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通信集《我的日本,我的德国》,读来感人至深,是当代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面对曾经是残暴侵略者的祖国,这两位当代伟大作家的心灵有太多的共鸣。

  两位作家都属于曾经是战时儿童和青年的那一代人,都饱受战乱之苦。即使战后多年,战争在他们心理上仍然没有结束。在二战过去五十年之际,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德国人和日本人制造的战争罪行,至今仍留下沉重的阴影。

  不管在公开还是私人场合,他们的会面总是迅速进入谈话主题。昔日的伤口从未痊愈。那荒芜的青春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两个由国家专制控制的人民和军事机器挑战世界,终告失败。

  格拉斯不平地询问道:德国和日本在战后都成了经济巨人,难道竟是它们赢得了战争?他质疑世界是否从审判德、日两国战争罪犯中获得了警告,并例举了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屠杀。他感叹说:“我们都越来越衰老,但仍然保持着儿童的急切。我们被迫成为独立的观察者。对于日本和德国,我们表达批判的观点──这是对自己祖国最深切的爱。我们俩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大江健三郎则告知格拉斯,战争时期他还是一个十岁的儿童,住在日本一个偏僻的岛上。直到他长大成为一个文学作家,才得知残酷的战争真相──日本军队在许多亚洲国家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特别是在中国。他说:“你的《铁皮鼓》中的人物──奥斯卡──总是站在我的面前。他不停地大喊大叫。……我为他而悲伤。他就如同在我的体内,我背负着他。……这本书是半个世纪以来,对我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战时逃兵是真正的英雄

  格拉斯向大江健三郎回忆他作为纳粹士兵的见闻,谈到二战快要结束时,有两万多名德国逃兵被临时战争法庭匆匆判处死刑。他们因此一直被视为“可耻的懦夫”。格拉斯反问道:难道他们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不肯盲目服从上司的指令,具有反抗的勇气,拒绝执行犯罪的战争行为,难道不应该给他们恢复名誉?

  那悬挂在许多村头的逃兵尸体,永久地铭刻在格拉斯的脑海里。他说,作家的使命是记忆;这是一个基本的道义原则。那些被处死的逃兵值得后人去敬佩和尊重,以使他们那痛苦的灵魂安息。

  大江健三郎则说,他被格拉斯有关逃兵的回忆深深震撼了。他完全同意格拉斯的有关恢复逃兵名誉的要求。在大江健三郎童年时,他也曾听说过这样一个事件:一个日本年轻人逃离他服役的军官学校,回到他的家乡,结果被日本宪兵抓住。他就在父母亲住屋旁厕所里上吊了。在他死后,那些宪兵们竟然当着他父母的面狠踢他的尸体。这件事一直留在年幼的大江健三郎的记忆里。后来,他把这个逃兵的命运,写进他的第一部小说。

  “亲爱的格拉斯,我非常希望您那关于恢复逃兵名誉的建议,能够获得超越国界的赞同。”大江健三郎再三强调,日本人必须为发起侵略战争的罪行请求亚洲人民的宽恕,必须制定有关法令,来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他说:“我们争取和平的努力不是去相信国家机器,而是相信全世界的人民。”

  §§反对民族主义煽动战争

  许多人都不能理解格拉斯对两德统一所持的反对立场。其实,特立独行的格拉斯虽然总是发出不同声音,但他不变的观点是:他认为民族主义制造祸端。从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出发,他对两德统一持反对态度。格拉斯不厌其烦地告诫欧洲人,欧洲的历史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欧洲的富裕源于多元化。因此,要尊重多元化,以避免民族主义煽动战争的危机。

  秉持和平主义者的道德、良心和勇气,格拉斯在德国广泛论政。对德国向土耳其提供武器屠杀库德族人民,他提出激烈的批评,并一直为遭土耳其政府迫害的库德族作家克马尔呼吁。这里,笔者译出格拉斯于1997年10月在法兰克福演讲中的一段话:

  “多少年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不追究向土耳其共和国提供武器一事,而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它自己的人民的歼灭战。1990年之后,当一个顺利的时机带来了德国统一的可能性时,坦克和装甲车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军队的武库里取出来,转让给这个被战争撕裂的国家。我们已经成了同谋犯,并且在继续充当帮凶。我们纵容了这种肮脏的交易,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我的国家已经堕落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实体,其政府竟然容许由死亡带来的贸易。更有甚者,它驳回了被迫害的库德人要求得到庇护的权利。”

  六十年前在德军轰炸机下捡炮弹碎片的小男孩,今天成为背负德国历史责任的文学大师。虽然早期的他,是作为一个抒情诗人和剧作家走进文坛的,但他不肯做一个孤独地坐在屋子里写作的诗人,而是持久不懈地关注政治现实。他参与一切政治纷争,毫不惧怕由此招来的批评和诟骂。最终,他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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