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禁书禁闻馆 >> 政治人权 >> 人权之旅 >> 六、在尊严和机会之间

|<< <<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 >>|
六、在尊严和机会之间

──记安娜抗议中国干涉瑞典内政事件

  安娜是中国人陈迈平娶的瑞典媳妇儿。因为深爱丈夫和中国文化,她学着中国的传统将自己的名字冠以夫姓,叫做陈安娜(Anna Gostafsson Chen)。

  年轻漂亮的瑞典汉学家陈安娜,迄今为止的成就漂亮而不俗:养育自己的两个中瑞混血的男孩,赡养天津等地的两个中国孤儿,获得一个中国现代史及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翻译出版了近十部当代中国的优秀作品,还有许多文章见于各报刊。至于安娜的汉语口语水平,有不少打电话找她丈夫的中国人说,他们在电话里听不出和他们说话的陈迈平太太是瑞典人。

  因此,以安娜这样的水平和资格去申请报考瑞典驻华文化参赞,毫无疑问,是最符合条件的人选。何况,瑞典外交部在今年3月初登报公布的申请条件中,特别强调说他们欢迎女性申请者。因为驻中国的男性文化参赞已经连续有过两任,人们希望这次看到一张清新的女性面孔。

  然而,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桂生却竭尽全力,阻止安娜这位最佳人选获得这个任命。他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严重地干涉了瑞典的内政──招聘人员的程序,暴露了中国政府的强权面目。结果导致瑞典外交大臣宣布召见中国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瑞典冻结驻华文化官员的招聘。

  面对中国政府粗暴不智的干涉,安娜以勇敢的抗争,捍卫了个人的合法权利和瑞典国家的主权。对于各国汉学家处在中共长期的威胁利诱下,如何维护国家尊严和自身人格的问题,安娜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榜样。

  §§王桂生大使的手伸得太长

  从今年3月瑞典公开招聘驻中国文化参赞开始,到外交部申请的一共有23人。由于另外一名博士的退出,安娜成为唯一拥有博士学位的申请者,其资历无人可望其项背。但是直到6月初,瑞典外交部仍然没有完成本应在5月底就完成的招聘程序,据说是内部争议不决,流言不断。

  就在这期间,瑞典的一些亲中共的人士和外交官,强力推荐另一名水平比安娜低得多的申请者。虽然背景可疑而且有明显的弃优择劣之嫌,但毕竟还是属于瑞典的内部事务。

  然而,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桂生却急不可待地跳出来,干预瑞典内部事务。6月15日,王桂生会见刚从北京回国述职也参与招聘工作的瑞典驻华大使谢尔.安纳林,公然威胁说:如果瑞典任命安娜做驻华文化参赞,他将不予批准,即不给外交签证。其理由据说是安娜的丈夫陈迈平系中国异议人士,“有涉国家安全问题”。

  据瑞典外交部发言人说,驻华大使谢尔.安纳林当时就做了口头抗议。三天以后,瑞典外交部政治司司长乌尔夫.约腾松,在接见中国大使时再次抗议,要王桂生收回他的威胁,不要干涉招聘工作,并指出,中国大使无权决定有关外交签证的事情,只有北京外交部才有权批示。

  但王桂生大使可不是那种没有能耐的中国人。一个星期以后,他再次去到瑞典外交部,宣布说他已经得到了北京外交部的批准,如果瑞典任命安娜为驻华文化参赞,中国方面将行使拒绝权。

  这下瑞典外交部动摇了。6月28日,安娜按照原来通知的指定的时间去外交部参加面试,却被告知:由于中国大使的干预,瑞典外交部认为她不可能获得中方的批准,所以取消了她的面试。

  §§为主权和公民权利群起抗争

  面对中国大使的无理干预和瑞典外交部的软弱妥协,安娜和她的先生陈迈平认为他们没有权利沉默。因此,他们先后致信给瑞典外交部长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对瑞典外交部取消安娜面试资格的做法提出质疑。他们指出:中国有权拒绝瑞典外交官,但必须是在招聘程序完成之后,否则就是干涉内政。而瑞典外交部接受干涉则是放弃主权、放弃原则。安娜要求瑞典外交部考虑,她作为瑞典公民享有平等竞争政府部门职位的合法权利。

  瑞典报纸、电视台等媒体迅速出动。安娜家中电话铃声不断。这一新闻立即在瑞典引起反响,外交部被迫面对公众的严厉批评。

  7月9日清晨,瑞典大报《每日新闻》发表了对安娜的采访,舆论一片哗然。瑞典国家电视台24小时新闻节目每半小时就播送其采访内容,以头条新闻报导中国大使干涉招聘工作、安娜被取消面试的消息。瑞典最大晚报《快报》也立即刊登报导。法新社将消息发送到全世界。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也电话采访了安娜。

  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先生指出,中国这次对瑞典内政的干预是一次严重的事件,尤其是中国自己老批评别的国家干涉他们的内政。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给发展中、瑞两国的友好关系的努力增添了困难。

  瑞典在野党领袖相继出面批评政府外交部,要求他们改正取消安娜资格的错误决定。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说,如果因为丈夫是中国异议人士,安娜就无权参选,那么瑞典还谈什么支持中国的民主和人权。

  人民党主席劳斯.莱约伯格要求瑞典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的态度。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安娜为驻华文化参赞,那么瑞典方面应该宣布中国文化参赞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

  一些旅居瑞典的埃及学者也发表局外人的评论说:中国方面怎么做得那么蠢。他们猜测这可能是中共官员习惯于黑箱作业、擅长内部操纵人事所致。

  与此同时,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旅居瑞典的中国异议人士也在撰写《公开信》,对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导致陈安娜女士的面试资格被取消,表达我们的遗憾、失望和愤怒。我们认为,在中国特有的专制制度下,除了屠杀、监禁和劳改等直接镇压手段之外,中共当局就是通过对劳动人事权的垄断和干预,以及株连异议人士的亲友等间接惩罚手段,来钳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而现在中共当局竟然把这一套卑劣手段,肆无忌惮地推广到瑞典,应用于热爱中国的瑞典汉学家身上,实在是中国的极大耻辱。

  在强大的舆论指责下,瑞典外交部发言人开始还出面解释,说取消安娜的面试资格是为安娜着想,但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7月9日晚,休假归来的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在听了舆论的强烈反应之后,快刀斩乱麻地宣布:

  (一)瑞典暂停向中国派遣文化官员,冻结招聘工作,并对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

  (二)外交大臣决定于7月12日召见中国大使,当面对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大使王桂生因此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瑞典一高级学术机构的负责人说,他们本来安排在今年秋季与这位大使见面,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主意,再也不要见他。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要安娜?

  凡是见过安娜的人,都会说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瑞典女性。据说王桂生大使本人也曾当面对她表示过赞赏。

  那次是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前来瑞典访问,安娜做瑞典商务大臣的翻译。她那无可挑剔的汉语水平、良好的工作态度和高雅得体的风度,引起在场的中国人注目。在宴会上,王桂生大使热情地和安娜聊天。双方交换名片时,大使看到安娜的名字前冠有“陈”姓,便想知道是哪一位中国男姓享有这样的好福气。当安娜告知说她的丈夫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的陈迈平时,大使的脸色马上变了。他不顾礼仪地转身就走,再也不理睬安娜,令在场的人都很尴尬。

  陈迈平何许人也?他为何这样令中国大使生气?按照王桂生大使的说法,陈迈平“有涉国家安全问题”。区区一介书生,一个大学教师,他怎样损害了“国家安全”?王桂生大使没有解释。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陈迈平在70年代卷入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参与了地下文学杂志《今天》的创办。1989年“6.4”之后,陈迈平一直坚持在海外从事人权活动。就在得知安娜的任命有可能因为他的缘故而遭受中国方面的阻扰后,陈迈平仍然没有停止筹备纪念“6.4”十周年的活动。6月初,“6.4”纪念活动如期举行。不知这是否就是王桂生大使所指的“有涉国家安全”。

  也许安娜本人在中国政府眼里也不完全是“清白无辜”的。她的最大“过错”是,作为瑞典德高望重的杰出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的门生,安娜不仅热爱中国文化,还继承了瑞典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关注中国人的人权状况也是她的义务。作为瑞典国际特赦组织中国小组的成员,安娜长期义务地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做贡献。在这次纪念“6.4”十周年的时候,安娜以她出色的翻译才能,为中国异议人士刘宾雁、郑义的演讲做翻译。

  笔者印象中最深的一幅图景是:安娜挺着大肚子──那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顶着寒风,站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广场上。那是在瑞典青少年举办的为中国孤儿演唱的音乐会上,安娜为来自中国孤儿院的艾明、张淑云做翻译。那份超越国界的母爱,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西方汉学家的两难处境

  这几年多跑了几个欧洲国家,多见识了几个学汉语的西方人,笔者常常好奇地想:是什么促使这些西方人去学汉语这种极为难学的文字?这种连郭沫若这位中国文字学家都称为“鼓筋爆眼”的象形文字,西方汉学家要花多少功夫,才能一笔一划地学会?

  可以说,他们是一群英勇的拓荒者。在中国漫长的闭关锁国的历史中,很少有中国人用外语写作。因此,中国文化几百年来在世界的传播,被西方世界所了解,基本上就靠这些孜孜不倦、勤勤恳恳的汉学家们。

  瑞典的汉学家们大都是一些迷恋中国历史文化的人。这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民族,他们老一辈的汉学家曾经把“文化中国”,当作理想的文化模式来研究,希望从辉煌的古代东方文明获得借鉴。今天,对近现代中国进行研究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人的命运产生热切的关注。

  因此,在中国的“6.4”屠杀发生后,有着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的瑞典汉学家,发出了他们悲愤的抗议声。他们中有人因此被中国政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其学术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但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支持中国的人权事业。这里有一串高贵的名字不应该被我们中国人忘记:马悦然、罗多弼、安娜、史雯、丹宁尔……。

  然而,包括瑞典汉学家在内的各国汉学家都面临着严峻的两难选择:要么是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保持沉默,因而获得许多和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谋职的机会;要么坚守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从而失去许多学术交流和就业的机会,对自己的专业发展和经济收入造成损失。

  在中国专制政权的淫威面前,不是所有的西方汉学家都保持了自己的气节。如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在“6.4”屠杀后组织汉学家签名抗议时,就有一些德国汉学家不敢签字。又如当丹麦政府在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国人权案的时候,一些丹麦的汉学家居然以“中国人不象我们一样需要人权”为由,反对本国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去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他们的行为,既显示出他们对强权的巴结和人格的怯懦,又表现出他们的种族歧视心理。

  §§机会诚可贵尊严价更高

  因此,在安娜挺身而出为瑞典的主权和自己的人权抗争时,就有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提到了每一个西方汉学家面前:

  (一)当你在本国享受民主人权的时候,你是否认为中国人也有权享受这一切?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作为了解中国情况的汉学家,在你们享受中国丰富的文化的同时,你是否对被中国政府剥夺了人权的中国人有一份义务?

  (二)当你的同行被中国政府毫无理由地剥夺了学术交流和谋职的机会时,你采取什么态度?你是乘机取而代之,乘机捞取自己学术地位和经济收入,还是义不容辞地和你的那些被无理剥夺机会的同行站在一起,并为他们的权利抗争?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每个汉学家在尊严和机会之间选择。事实上,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是一件双方互利的事情,许多交流合作项目多是西方人出资。但经常发生的咄咄怪事是:由西方人出资的项目,还得看中国专制者的脸色行事。

  正由于有人趴下,才使得专制者更加蛮横。安娜──一个年轻的瑞典女汉学家──,正以她的行为告诉她所有的同行:挺直腰杆其实并不太难。虽然你可能失去机会,但是你捍卫了你国家的尊严和你个人的权利。

  (1999年7月)




|<< <<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