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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欧传教士在中国

──一百年前的回忆

  一个挪威汉学家在聊天时告诉我,毛泽东早年在他们挪威传教士在湖南办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而彭德怀则是在瑞典传教士那里获得启蒙。对彭德怀小时候在洋人教会学校读书的事情,笔者曾经略有所闻。但对毛泽东也读过北欧人办的教会学校的故事,却不敢轻易置信。

  然而这位挪威汉学家越说越玄乎,甚至提到毛泽东在60年代接见来访的挪威代表团时,不太高兴地问:“为什么你们挪威要从瑞典分裂出去?”似乎这位共产党领袖对昔日“老师”的民族自决权不那么尊重。因此,作为湖南老乡,我也就不客气地指责挪威人没有教育好生性顽劣的毛润芝,倒是仁慈的瑞典人把其仁慈的品德传给了彭得华。

  记得童年时,笔者曾在湖南乡下小镇见过一些精致小巧的尖顶洋教堂,当时已经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公社所在地了。在那些尖顶的小教堂里曾经住过一些什么样的洋人呢?在我的东方故国和我北欧的第二祖国之间,百年前到底有过一些什么样的交往?他们彼此怎样看待对方?

  最近读了一本瑞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回忆录,才知道一百多年前,瑞典联盟(包括挪威)基督教教会所派去中国的传教士,确实是遍布中国南北。他们奉主之命,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传播上帝的福音,既传教也开办慈善事业。虽然在义和团暴乱时期,包括瑞典人在内的不少西方传教士被残忍地杀害。但是为了基督的荣光和中国人需要救赎的灵魂,他们仍然不顾生死地前仆后继。

  §§在遥远东方“等主回来”

  尼尔思.顾尔格伦是瑞典南方的一位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中长大的青年。他最初的职业是锻工。但是他很快就听从了上帝的召唤,决心献身于上帝。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了一个圣经学习班之后,他被派遣到中国传教。心爱的吉他伴他同行。

  那是1893年。据史书记载,自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利马窦来中国传教,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西方传教士们又一批批随着殖民主义坚船利炮的隆隆叩关声去到中国。

  然而单纯的瑞典人尼尔思除了上帝的圣经和弹吉他唱歌之外,对什么“殖民主义侵略”几乎一无所知。当时的瑞典,已经宣布放弃它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块领土,正在走向中立和不结盟之途,哪里曾想过要到中国去当“帝国主义”。

  买一根缝在帽子后面的黑色长辫子,穿上长袍马褂,咿咿呀呀地学说起汉语来。就这样,尼尔思在中国开始了他长达36年的传教生涯。1929年他退休回到瑞典,应教会的同事和学生要求写下了这本中国之行的回忆录。在这本绿色封面的回忆录里,尼尔思栩栩如生地详细叙述他在中国传教所经历的一切日常生活细节。如果他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粗通瑞典文的中国女人,也会读到这本教会内部出版的书,并为他书中叙述的古老中国落后愚昧的真实情形伤心难过,那么善良的他在下笔时也许就不会那么率真了。

  其时,中国饿殍遍地。1893年尼尔思骑马去到长城以北,一路上到处见到因饥荒饿死和半饿死的人。他的马夫夜里不敢睡觉,以提防有人偷吃牲口的饲料。然而传教士的工作却是要拯救人们的灵魂。他们必须挨家挨户地敲门,在大街上向听众宣讲上帝救世主的恩惠。很自然,在肚皮都填不饱的中国人那里,他们的努力差不多全都碰在岩石上。

  到处是怀疑和反感。中国人除了对尼尔思的鼻子高感到惊奇之外,还好奇地要看他们这些洋鬼子是否有膝盖骨,更认为他的金发太太有义务站在人群中间,让大家观赏品评──最后他的太太的衣服全被撕破。他热情地把人们邀进教堂,但人们往往牵进他们的驴子一同聆听上帝的福音,乞丐们更是将上帝一视同仁的爱付之实际──尼尔思的住所被盗窃一空。尼尔思的太太在教堂里组织了一个妇女缝纫组,给那些裹小脚的女人付薪水并和她们谈上帝。一旦薪水停付(传教士的津贴很有限),那些小脚女人们就呆在家里再也不来了。即使是在中日战争激烈的时候,尼尔思也看到一些中国男人只顾躺在炕上抽鸦片,对Formosa(台湾)的失去,象对上帝使者的到来一样不感兴趣。

  最初在中国北方的几年,是上帝考验尼尔思的忍耐力的时期。唯一使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听见中国人背后议论说:“虽然我们不相信这些洋人的传教,但他们的为人倒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就在尼尔思和太太结束第一个七年工作期、回瑞典探亲休息的1900年,他的一些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同仁在义和团暴动时遇难。一些洋人的头颅被人残酷地用斧头砍掉。他们的孩子在其父母眼前被折磨致死。一个叫伦德伯格的瑞典传教士在被处死之前,留下一张纸条:

  “我们现在就要到天国去了。亲爱的传教士朋友,请派遣其他人来代替我们!”

  20多年之后,结束了在中国南方传教生涯的尼尔思临回国前,和他那已经做了瑞典驻华公使馆官员的儿子去了一趟北方,寻访了当年的伤心地。他在那里看到中国政府为受难的外国传教士建立的纪念碑,上面的题词为:“等主回来”。他在那里还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坟墓,墓碑上面写着:“瑞国顾牧师之墓”。原来,当时的中国政府误以为他也在义和团暴动中和其同事们一起丧生。

  §§基督教在中国和佛教竞争

  我在尼尔思的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寻找,想知道他们这些北欧传教士是否对杀死他们同事的中国人表示过怨恨。然而,我看不到一点仇恨的表示。即使是最悲伤的时候,他也只是祈祷:“主啊,为什么不让我跟随他们一起去天国?”传教士同事们的流血献身,只是促使尼尔思夫妇尽快地返回中国布道。不过,这次他们决定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把自己的几个孩子留在北欧家乡。

  尼尔思后来的三个工作期都是在中国中南部传教。看起来,南方人和北方人相比,他们对基督教的反感要小得多。一些小孩子仍然追着他们叫喊“杀死洋鬼子”,教堂庭园里栽种的马铃薯,仍被人偷挖一空,他们仍然得为“中国人生来爱借钱”的习性烦恼。但是他们长期的热心、耐心和努力,也逐渐为上帝赢得了不少信徒。

  原来就是能工巧匠的尼尔思,在中国更是学得无所不能。他在湖北的黄州、沙石和宜昌等地广建教堂,其建筑之特殊和精美,令中国人大为赞赏。他创办西式学堂,自己教授基督教课程和地理课程。他们还在当地和富绅们来往周旋,以募捐创办医院,免费接纳贫穷的病人。尼尔思自己也学会做外科手术,为那些在军阀混战中受伤的士兵开刀。他们这些西方人甚至尝试为中国农民向上帝请求降雨,因为当地深受干旱之苦的农民们说:“如果你们的上帝能够给我们降下雨来,那么我们宁愿不信菩萨而改信你们的上帝。”

  那是在西方基督教和中国传统佛教之间进行的一场严肃的竞争。尼尔思每次参观中国的那些金碧辉煌的佛教寺院,都会想到:这些泥木做的菩萨怎么能比得上我们那有生命的神呢?在熟悉了中国的诸神──观音、财神、门神、河神和土地神等等之后,他们的祷告中也多了一条愿望:“让上帝取代这些无生命的泥木菩萨吧!”同时,他们也积极动员那些信了基督教的中国人烧掉泥木做的菩萨。

  然而,中国佛寺的和尚只是温和地对他们的竞争对手说:“你们保有你们的上帝,我们保有我们的菩萨。”很多年以后,代表东方佛教的达赖喇嘛来瑞典讲经,受到瑞典人空前绝后的欢迎。当时瑞典的基督教会,竟然向批准达赖喇嘛入境的瑞典政府提出抗议,因为他们担心东方佛教会抢走本国国教的信徒。这样比较起来,西方基督教似乎比东方佛教少了一点宽容和大度。

  既是为了传播上帝的信仰、希望和爱,也是为了和东方佛教竞争的需要,尼尔思和他的同事们加倍努力地工作。一些女传教士创办了育婴堂,接收那些被父母抛弃在街头的女孩子,给她们治病,教她们念书唱歌、做针线活。这些洋人还去偏僻的乡村走家串户,动员女孩子的父母解放他们女孩的小脚。他们会给女孩子的父母一些医药上或物质上的帮助,以交换女孩子享有天足的自由。传教士们还去监狱布道,并为一些囚徒请求中国官员的赦免。

  §§共产党撕烂圣经赞美诗

  作为19世纪末来到中国的上帝之仆,尼尔思和中国人一起经历了20世纪初的兵荒马乱。城门到处可见高高悬挂的人头,白军、红军以及土匪军等各种兵士,在他的教堂里轮流扎营安寨。吴佩孚等军阀还曾经给他们一点礼遇,但是红色的共产党,却绝不容许罪恶的基督教继续毒害他们的人民。在共产党的指使下,农民协会会员撕烂了《圣经》和赞美诗,并把唾沫吐在洋人们的脸上。这些“帝国主义走狗”被带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最混乱的是1927年。那时,西方各国传教士都不得不逃到日本临时避难。这之后不久,尼尔思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工作,丢下他亲手建筑的、后被人占领毁坏了的美丽教堂,回到北欧。

  36年过去,尼尔思在他的书里感叹到:传教士的命运就是背井离乡永不归来。等到他归乡时,对于家乡,他同样是一个陌生人了。今天的瑞典人,已经不再认为他们有关心中国人灵魂归宿的必要,而代之以把瑞典制造的手提电话推销给中国的热情。这一切变迁,差点在中国遇难的上帝使者尼尔思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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