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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丹麦的春天里寻思

──写在联合国的“反华提案”提出之后

  四月的丹麦。与碧蓝的海水和现代化建筑相傍的,是泛绿而宽广平展的原野、安徒生童话中描绘的美丽的尖顶小房子、白云下的农田和悠闲的羊群。北欧春天的韵律里,散发着类似我的家乡湘中山野的气息。

  破坏这种恬美气氛的,是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一阵阵来自北京政府发言人的令人厌恶的聒噪和蛮不讲理的恫吓。发言人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提案的丹麦喻为“出头牛”,扬言要把这头不听话的小牛“搞得最惨”。

  七年了,这个提案年年都被提起。它是世界的良心一丝尚存的象征。但是今年不一样了──老子现在阔了,一阔脸就变了。“小尼姑”的头有什么摸不得?500万丹麦人怎么能对付我们13亿人?我们这块中国市场“大肥肉”,你们丹麦还想不想分一杯羹?

  此时,“中国人权”组织的代表萧强和我,便成了丹麦人民热切期待的客人。丹麦人睁大诚实的蓝眼睛,困惑地询问我们两个黑眼睛:“为什么中国政府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不过是做了七年来一直在做的促进中国改善人权的事情。难道你们中国人真象你们的政府说的一样,不需要我们视为生命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

  中国的春草和西方的春草一样盼望抽叶。中国的春花和西方的春花一样愿意含苞。中国的人民也希望享受丹麦人民享受到的一切──一切对人的尊重。

  没有完全不同的人性,只有完全不同的政权!

  §§耻辱柱

  走过了丹麦国会、外交部,各媒体和人权团体,谈过了丹麦人民想要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Tusen Tack”(千声感谢)。

  这之后,我在安徒生故居和小美人鱼身边流连忘返,体会北欧俊雅深沉的文化传统,并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中国流亡者合唱家乡民歌。

  在一位现居丹麦、荣获欧洲绘画金奖的中国画家家里,我轻松惬意地欣赏画家的大作、享受画家太太的贵州辣子鸡和他们的两个如花闺女的笑脸。

  人们本来应该过这种日常的、艺术的人生。世间本来不必有我们这种自己觉得沉重、又被人威胁嘲骂不已的“人权斗士”存在。

  但自由的意义不仅仅是享受自由,获得自由的人无权推卸为不自由的人争取自由的责任。

  也是基于这个理念,丹麦的艺术家不敢安守本分。

  这个世界每天就有35,000个儿童死于饥饿与药品匮乏。在联合国95年哥本哈根高峰会议期间,丹麦艺术家就把几百个三至九岁小孩大小的玩偶,系在城市的长凳、灯柱上,把儿童的苦难昭示给开会的各国政治家们。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家说,这个艺术性的“提案”“严重地伤害了某某国人民的感情”。

  1996年秋天,一个七米高的、由许多被痛苦地扭曲的人体组成的暗色铜雕──耻辱柱,竖立在美国Oklahoma,以抗议美国极端右翼份子以仇恨的言辞滋养一种为极端行为铺路的政治文化。丹麦艺术家把他们创造的“诺贝尔侵犯人权奖”之首奖,颁给与自己处于相同文化环境的美国人。

  没有听见美国政府发言人指控丹麦人带头“反美”,也没有美国人去毁掉这个铜雕并谴责丹麦“干涉美国内政”。

  但是丹麦艺术家至今未能如愿地把这样的“耻辱柱”送到北京和西藏。

  允许竖起耻辱柱的国家,耻辱就慢慢消失;不准竖起耻辱柱的国家,耻辱就在那里扎根。

  §§同胞的不满

  掌声、鲜花、电视的黄金时段、报纸的头版头条──“风光”似乎全让萧强和我给占了。

  于是一些早先不吭声的中国人露面了。他们签署联名信批评丹麦政府。把公开信掐头去尾,就可以签上“李鹏”的名字。在他们的“愤怒”中,也不是没有一点真实感情流露:

  “为什么只和异议份子对话?他们不代表中国人。为什么不和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丹麦华人讨论这个问题?”

  可爱的同胞,贾府上的焦大从来不说他代表林妹妹──在我们的“风光”背后,是无数发不出声音的中国人的鲜血和眼泪。

  高等教育给予人的,最重要的是自由独立的探索精神。除了西方科技之外,西方的人道主义,如关怀弱者、以人权作为立国之本的北欧社会制度,丹麦、瑞典等国旗上的十字架所昭示的,基督为世人承受苦难的意义,这些也应在探索之列。

  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早就声明:“中国人未来也可以把纽约哈莱姆区和洛杉矶中南区的人权去与美国交涉。”只要有这样一份对它国人民的关怀之心,旅居丹麦的华人也可以要求去检查丹麦的监狱,看看有无政治犯和酷刑情况。如有,希望你们到联合国提案为之呼吁。早有丹麦人为了缩短犯人受审过程的时间,将他们的政府告上海牙国际人权法庭,其结果是政府“低头认罪”。

  §§作家的不通

  收到家乡女友寄来的踏青照片和中文书籍,那满山遍野映山红的三湘四水春光便映到了北欧。

  一丝阴影也随之飘来。读了张承志在大陆畅销的散文集,吃惊地发现《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并非独创,在继承了“天朝大国唯我文明最高”心态的回族作家张承志那里早有滥觞。

  那年,为了给女儿“闯出一条自由路”,不懂英语、不懂科技的张承志来到举目无亲的西方。其艰难、寂寞,尝过异国辛酸的人均可理解。

  书包里装着的是“证明我是如何出类拔萃的文件”的张承志,最终也象我等平庸华人般,被逼得去餐馆洗盘子。不甘的他因此拿出当年红卫兵的劲头,“捣捣乱解解恨”,向给他如此屈辱的西方举起笔作投枪。

  在他的散文里,他鄙视德国的绿草地,断言加拿大没历史、没文化,诅咒美国人没教养,仇恨地称温哥华移民局的女官员为“纳粹妞”,谩骂“奸狡”、“苟活”的海外华人,并宣称“和异国比较过的我们有多强大”。诸如此类的言辞,不胜枚举。由不能融入西方而仇视西方,张承志的“不通”使他成了他自称的“民族主义”者。

  连他的“委屈”都在表现他的“不通”。他控诉西方帝国主义因为他不“反共”便让他洗盘子的罪恶。试问,被高失业率搞得头疼不已的西方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义务:把他们珍贵的饭碗分给一个不懂英语、在本国并未遭迫害还有名有利有人出书的中国作家?

  不管通不通、懂不懂,总是要骂。因为骂臭“满脸愚蠢的老外”绝无危险,而且是当今中国最吃香的事情。

  我听见讲国际主义世界大同的马克思和追求社会和谐中庸的孔夫子在地下叹息。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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