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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我的心陪伴您

——写在丁子霖大姐被捕之后
 
  既惊愕又在意料之中,我在听到丁子霖大姐被捕的消息后,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翻出大姐的来信一封封展读,静静地凝视大姐的照片。照片中,她坐在亡儿的遗像下,衰弱、疲惫,面部似有些浮肿,眼中是深秋的悲戚。隔着波罗的海的欧亚大陆,我在心中唤她,告诉她:大姐,我真想回去陪伴您坐牢!

  那一年,我坐牢。头半年无数次审讯,中共的审判员要我认罪的依据就是几张报纸,上面有袁木、张工等人的弥天大谎。一次,一个女审判员又鹦鹉学舌地教训我,大谈解放军在“镇压‘6.4’反革命暴乱”中的丰功伟绩,北京没有死几个人云云。话说了一半,她突然哑了,原来她看见我坐在冰冷的石凳上,抱着手臂望着她笑。她很聪明,从我讥嘲的笑中读出我问她的话来:“你相信吗?”

  一被押回监子,却是咬着牙、忍住泪,恨恨地想:总有一天,总有一天真正的数字会水落石出!

  出了狱,生活没有着落。四方八面的朋友来看我,或为我介绍工作,或掏出钱来让我做点小生意糊口。岸上人急,船上人却不急,我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朋友们问我到底想做什么。我只得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唯一想做的事,是去调查“6.4”大屠杀中死伤者的真实情况,为他们索赔、索歉。但这只是一个梦:我一无所有,连上京的路费也成问题。

  阴差阳错地被迫流亡海外,在宁静、美丽、富裕的北欧,我心中仍有太多的不甘。那块曾经浴血的大地,系住了我的全部忧思。

  所以当我得知丁子霖在从事对“6.4”遇难者家属及伤残者的寻访工作时,我是那样地惊喜、振奋啊。终于有人──而且是个疾病缠身的受难者母亲──在做我梦中想做的事情。读了丁子霖发表在海外报刊上字字血泪的控诉──《我的话──于‘6.4’两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亲亲你──蒋捷连父母的信》 ──,又读了她的《给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的书面发言》,看着她将心的碎片铸成人间大爱,丁子霖在我心里,是人性光辉的化身。

  一获得她的地址,我便迫不及待地给她写信,向她表示我由衷的敬意以及我不能回去为她做助手的深深遗憾。我对她说,假如当初我在国内时知道她在从事这项调查工作,我一定会留在国内帮助她。对我来说,再次坐牢已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很快便收到大姐的回信。她亲切地称我“莉花”,并那么善解人意地安慰我:“不要遗憾,你为那场悲剧已付出了许多,已经尽心尽力了,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呢。”

  接下来是两年来断断续续的通信。每当中国传统春节,我总是匆匆从学校赶回家里打电话给大姐拜年。身为难民,荷包不实,要拜年的远方亲友又太多,因此,我和大姐的通话总是急促的。大姐写信来,说:“接电话,听到你那急促而又亲切的话音,很高兴。”大姐还说她和我似乎有缘份,不仅因为她的先生与我的先生是搞文艺美学的同行,还因为在她经常因当局无理扣压而收不到海内、外来信时,我的北欧飞鸿却能奇迹般地如期而至。

  在一封封来信中,大姐娓娓诉说她的处境、她的心情、她的抗争以及她收到匿名信和恐吓电话的情况。她总是鼓励在转蓬无根的异乡陷入悲观情绪中的我,教我相信“人类的爱与同情终将战胜强权和杀戮”。她和蒋培坤先生多盼望能有和我们全家在北京相见的一天。她说:“等与盼你们的归来是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重要精神力量之一。”信后,她特别嘱咐:“代我亲亲你可爱的儿子!”我从这句嘱咐中,读出了一个母亲心中无尽的悲哀与善意。

  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历了“6.4”后那么悲苦的日子,她的心绞痛多次复发。令我喜出望外的一次来信,是她告诉我她与蒋先生于去年秋天去了江苏南部乡间避居了两个月。她说:“经过彻底的休息,以及乡情、亲情的沐浴,我自感身心方面具有较大的好转。”我正庆幸江南温馨的天空、明媚的山水给这位苦难坚强的女性以身心的抚慰,可好景不长,一回北京家中,便衣们的骚扰更有变本加厉之势。她仍然生活在阴霾之中。

  今年春天她又去了江苏无锡。在来信中,她向我叙说了她在南方采访受难者家属的情况:“此次回乡原计划去邻近省市访问三家难属,但因身体不行只去了一家。这家在江苏省吴江市横塘镇星字湾村。我与那位老母哭倒在他的坟头。在他家住了一夜,我整个身心几乎被哀痛所压倒。听他的老父母──一对朴实的农民── 的诉说,仿佛又把我带到了六年前那个可怕的夜晚。回来后一种冲动迫使我要把访问的感受立即写下来,没想到,就此病倒了。”

  大姐在这封信中还提到她将回京,与小连的亡灵同度“6.4”六周年的纪念日。北京的难属们也在等待她回去。她们已准备了一份“给有关人士的厚礼” (即27名“6.4”死难者遗属上书人大请愿)。大姐嘱我“静观动向,暂不向人提及”。令我焦虑的是,大姐在此信上还提到她在北京很难收到外界的捐款了,给难属们每年两次分送的救济款将难以为继。我深恨自己无能,不知该为她们做些什么。我们瑞典人权组织“6.4”联合会去年已将94年的“人权奖”颁给丁子霖,但那点钱对于一个不小的受害者群体──那么多孤寡贫困的老人、遗孀、遗孤、留有后遗症的严重伤残者──显然是杯水车薪。

  8月,我们旅行去了圣.彼得堡,参加全球学联会议。我们瑞典“6.4”联合会的朋友们一商量,决定在船上举行一次为支持丁子霖人道救助工作的募捐活动。六年过去了,人间真情依然不泯。参加全球学联会议和民运联席会议的各方朋友慷慨解囊,献出他们的殷殷关爱之心。当我回家后到处打电话、写信、试图与丁子霖本人取得联络,以便寄出这笔捐款时,得到的却是她在无锡入狱的消息。

  不用说也明白,中共当局使用这种惯伎,为的是阻止丁子霖在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回到北京。他们早就放话恫吓过丁子霖:“一切后果自行负责。”对于这些不讲天良的家伙来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只是为丁子霖大姐的健康担忧。阴暗、潮湿、肮脏的看守所,粗鄙恶俗、互相辱骂斗殴的女犯,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文弱的大姐如何承受得了?

  隔着千山万水,我在心里唤她:大姐,您多保重!咱们得挺住。中国为“6.4”受害者索赔的这面大旗,还得由您高举。只要有可能,我随时都是您旗下归队的一名小兵。

  大姐,狱中该不会有孤独与恐惧:捷连地下的英灵伴着您,我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心也与您同在!

  (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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