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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瑞典批评首相之后

  以前曾听说过这么一个瑞典笑话:美国孩子向瑞典孩子炫耀说:“在我们美国,歌星可以挣总统那么高的工资!”没想到瑞典孩子大为吃惊。他们瞪着眼睛抗议说:“为什么总统要有歌星那么高的工资?他又不会唱什么歌。”

  在瑞典生活了这么几年,对瑞典人的平等主义观念体会很深。在瑞典孩子眼中,总统也好,首相也好,只不过是那个到处赔笑脸请求公民赐票的人而已──他怎么能和孩子们崇拜的歌星相比?

  这种瑞典式的平等主义不仅反映在分配社会财富、增进机会平等之上,更反映在对人的平等尊重上。虽然瑞典绝不是超越世界之外的完美国家,它现在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内部矛盾和困难,但是,它的一些制度和人民的观念,经常让我这个中国来的难民感动不已。

  §§写一封尖刻的信批评首相

  前不久,本人意想不到地和瑞典首相在报纸上打起笔战来。原因很简单:这位不太了解中国、又不曾练习过外交辞令的新任首相访华时,不经思考便说出了称赞中国“政治稳定”的糊涂话来。在一个最讲人权民主的国家,这样的话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闹腾了20多天以后,可怜的首相好不容易渡过反对党在国会提起的不信任案投票这一难关,多亏友党伸出援手,才不至于被弹劾。

  大概没有人愿意批评自己的恩人,本人也未能免俗。没有瑞典的庇护,我们一家还不知道被中共收拾到什么地步了。然而就是被那么一点责任感所驱使,我不得不站出来代中国“政治稳定”的牺牲品说几句话。在文革期间长大、爱吃辣椒的湖南妹子,我在瑞典最大晚报上发表的那篇“声讨”式的公开信有多么“温柔敦厚”,读者可想而知。我既痛骂中共误国害民,也毫不客气地指责瑞典首相为了市场经济利益受中共迷惑。

  痛责首相之后,心里不免有点忐忑不安。我不怕得罪那个信口开河的首相,谁叫他去中国前不下一番广泛调查研究的功夫,并管住自己的嘴巴,我就怕普通的瑞典人接受不了我的尖刻言辞──谁没有一点民族自尊心?谁愿意本国首相被一个外国女人指着鼻子教训?

  §§以中国人之心度瑞典人之腹

  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可以说是以中国人之心度瑞典人之腹。给首相的公开信发表之后,我所收到的瑞典朋友的来信、来电及当面的评语,都是“真漂亮”。这不仅是指我的那封经一个年轻汉学家翻译的骂得痛快淋漓的公开信,也是在夸奖报纸上配用的我那张比本人要好看的照片,虽然那张温和微笑着的东方女人照片,与文章中怒气冲冲的口气极不相称。

  这些评语大都来自我的那些以保护人权为天职的人权组织的朋友。那么,大多数普通的瑞典人有何反应呢?

  首相从中国回来后,就在报上给我回了一封很客气的信。他叙述了他在中国为王丹等中国被囚禁的异议人士所做的许多工作,一再解释他没有赞美中国侵犯人权的社会制度,并认为人权和民主的价值高于经济发展。首相还向记者表示,很乐意会见我们这些旅居瑞典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并在合适的情况下致以歉意。

  大概是中国古训“得饶人处且饶人”对我的影响,我在读到首相的回信之后有了收兵之意,并对被几个反对党和媒体“批斗”得体无完肤的首相产生了同情。因为,我们伟大的中国总理在89年类似的情况下,已经开始调动坦克和军队了。

  “什么?你同情他了?”一个首相本党──社会民主党的基层党员对我说,“他这个人需要更多的批评。比如,当那些在中国办工厂的企业家高兴地说中国没有自由工会真好,为什么他不吭声?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就是工会,为什么他这个代表工会的政党领袖不去想办法帮助瑞典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建立自由工会?”

  §§照相馆老板不肯收费

  得到外交部的关于首相要会见我们的正式通知后,我便到照相馆去,想要翻拍一些丁子霖大姐寄给我的“6.4”死难者及家属的照片。在瑞典翻拍这样的没有底片的照片不便宜,因此,去取相时,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包。

  “你这些照片是给大赦国际的吧?”照相馆老板把洗出那些血迹斑斑的照片认真地包好。我说我是大赦国际组织成员,但这些照片是我为送给佩尔松首相而翻拍的。

  “这些照片我不能收费。祝你们好运!”老板郑重地说。我的一直捏着钱包的手松了,但喉头却紧起来,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我鞠了个躬,转身就走。

  什么叫正直?什么叫善良?瑞典的普通人民经常用他们的言行使我不致遗忘。

  也许爱拿男女之间的事情寻开心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佩尔松首相在给我的信中使用了“亲爱的莫莉花”这样的称呼。这种本来很平常的称谓,使一些瑞典朋友和移民朋友乘机和我大开玩笑。

  “他是想和你谈恋爱了吧?”一对退休医生老夫妇逗我开心。看到我谔然不知应答的傻相,老人笑得直不起腰来。末了,他们搂着我的肩安抚说:“他这个人不可爱,你一定不喜欢他。”在这些终身为人权奋斗的瑞典老人心中,首相只是邻家那个莽撞做错事的小子,而我才是他们心疼的、受了委屈的自家闺女──人权本无国界族界之分。

  §§瑞典保护我反对政府的权利

  瑞典安全部的警察也找上门来了。一进门便象电影上那样出示便衣安全警察的身分证,接下来宣布他的任务:瑞典安全警察有责任保护我在瑞典反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权利。如果中国驻瑞大使馆采取什么对我不利的行为,瑞典安全部不会坐视不管。一来二去,我们一家和这位干练有趣的安全警察成了朋友。他教我们一些防备措施和与他们联络的方法,并自豪地告诉我们,1989年“6.4”后,瑞典驱逐了两个中国外交官。因为他们偷摄旅瑞中国学生游行示威的镜头。这件事就是他们安全警察干的。

  听说那次驱逐中国外交官之后,中国政府也报复性地对等驱逐了两个无辜的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其中就有被称为“一支花”的文化参赞秦碧达女士。当汉语流利的秦女士被迫离开中国时,为她搬运行李的北京工人都向她竖起大拇指。

  我和瑞典首相的笔战也引起了许多移民的关注。一向在异国缺乏政治参与意识的移民认识到,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们不应自觉寄人蓠下、低人一等。只要有道理,他们也可以去和首相理论一番。“你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们鼓励我说。

  至于我们和首相会谈的内容,我在这里不便报导。因为,首相希望在没有新闻媒体的环境下和我们自由地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我决定不带《开放》杂志撰稿人的任务去参与会谈,以对瑞典这位被中国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首相表示平等和尊重。

  (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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