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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瑞典为中国儿童哭泣

──电视片《被置于死地的小女孩》的震撼

  英国人钱纳.福尔(Channel Four)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死屋》(The Dying Rooms),于今年6月15日在瑞典电视台播放,瑞典文译为《被置于死地的小女孩》。在这个纪录片里,无数瑞典人看到了令他们大为惊骇的镜头:被父母遗弃的小女孩,可怜无助地被固定绑缚在孤儿院的椅子上,她们因饥饿和疾病而哭泣,溺在自己的屎尿里,然后在酷热和疾病中死去……。

  英国人将这个纪录片献给一个叫“Mej Ming”(没名)的小女孩。这个枯瘦如柴的小孤女的名字,意味着没有名字。她在电视片录制后没过几天便死了。

  瑞典观众还从电视上得知许多他们不敢相信的事情:将要生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流产,孩子在母腹中被注毒针而死,绝望虚弱的母亲随孩子之后死亡;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婴儿,被“只重生男”不愿生女的父母遗弃,象蜷缩的小猫一样被扔在街头……。

  以性格沉默、信奉中庸之道著称的瑞典人愤怒了。在短短十几天时间内,无数的电话信件涌向电视台和报纸。人们质询这个纪录片的真实性,要求瑞典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以改善这些可怜的小女孩的处境。一些做父母的含着眼泪表示,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们仍愿意到中国去收养一个小孤女。瑞典的各个妇女组织、保护儿童组织以及人权组织,更是积极行动。他们发表声明抗议中国虐待儿童,并发起募捐,准备将救济款送到中国儿童手中。一些政治家、国会议员也纷纷参加讨论,指责中国政府。瑞典大报《快报》连续好多天开辟抗议专栏──《瑞典为中国儿童哭泣》。

  §§笑眯眯的中国副总理来访

  就在这个特殊时刻,中国副总理李岚清率领30人的商业代表团,施施然到瑞典做生意来了。他们在瑞典停留了六天。

  瑞典报纸辛辣地讥讽道:“这些中国政府官员下榻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美丽的宫殿,其环境与中国儿童院的条件相差甚远。”“副总理不想讨论关于那些孩子饿死在椅子上的问题。李岚清仅仅摇着头。他和他的官员们刚参观了海上博物馆的瓦萨战舰。”“到晚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等待着他们。”

  李岚清原定于6月24日去访问瑞典最北部的一个夏季渡假中心——基律纳,那里可以欣赏到北欧著名的“午夜太阳”的奇景。但是这椿好事,却被一个叫拉思.托恩曼的基律纳地方官员破坏了。托恩曼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孤儿院小女孩受虐一事的狂怒。《斯德哥尔摩晚报》预告说,托恩曼将带著他的批评去迎接中国客人。于是,李岚清改变了计划,取消了对基律纳的访问。结果,这位矿工出身的地方官员一夜之间成为瑞典的北方英雄,电视报纸以巨大的篇幅报导他的一切,甚至他只穿过一件廉价的绿色西装,以及认为某个女记者的玉腿很漂亮之类的趣事也不放过。如今,他的名字在瑞典家喻户晓。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人、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发表谈话。他认为托思曼是一个斗士,为瑞典人民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但是瑞典政府及一些大企业巨头们担心失去和中国人做生意的好机会。不顾全国的一片抗议、反对之声,瑞典政府总理、富豪汽车公司总裁等人仍然会见了中国代表团。传媒被激怒了。报纸每天公布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地址、电话,提供给愿意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们。基督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夫.斯温森表示:必须让中国的儿童谋杀者知道,全世界不能容忍这样的野蛮行径。

  6月19日,女外交部长莉娜代表政府作出了回答。她在文章中写道:由于电视片揭露了中国非人道地对待小女孩,瑞典政府将为中国的小女孩而战斗。外交部将把瑞典人民的反应传达给中国政府。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已得到指示,他们将认真仔细地跟踪和报告这些小女孩的处境。

  §§“去不去北京”引起大讨论

  今年9月将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原是一个令瑞典妇女十分向往的盛大节日。据笔者所知,不仅有大大小小的妇女组织预备参加,就是许多妇女个人,也在私下攒钱,准备自费旅行去北京共襄盛举。然而,电视纪录片刮起的感情风暴,使得“该不该去北京”成了全瑞典讨论的热门话题。

  首先是以瑞典女权运动先驱弗雷德里卡.布雷默尔的名字命名的最大妇女组织──韦雷德里卡.布雷默尔协会,主席巴比诺发表声明,宣布由于中国虐待小女孩和压迫妇女,该组织将抵制这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向中国东道主抗议。她认为,世界女权最高的北欧国家如果抵制这次大会,将会使最高东道主难堪。

  接着有三个妇女组织跟进。女国会议员格兰.林德布拉德,大声疾呼全体妇女不要去中国旅行。她愤怒地责问联合国:为什么将这样一个大会放在一个如此严重地侵犯人权的国家举行。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妇女,并不希望各国妇女组织采取这样的措施向中国政府抗议。为此,笔者通过自身所在的“国际大赦”松兹瓦尔小组表达看法:希望各妇女组织和个人到中国去,去听、去看、去说,以切实地帮助中国的妇女儿童改善处境。只有和中国政府接触,才能向他们施加压力和影响。

  在一片抵制的声浪过后,一些妇女组织和个人开始在电视上展开讨论,在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到北京去。她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去找中国政府对话和施压,利用这个机会,去声讨这个政权侵犯人的罪行。

  面对自己的良心,瑞典妇女在进行艰难的选择。

  §§一个富有人道精神的民族

  瑞典是一个有强烈正义感的民族,一个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国家。这个民族对妇女和儿童有高度的尊重和爱护。一个瑞典男人曾这样描述其家庭成员的地位:“在我的家里,地位最高的是孩子,其次是妻子,第三是狗,第四才是我。”

  在报上发表声讨文章的不少是男人。他们说:“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合理,最好的尺度是看它怎样对待孩子。”

  半个多月来,面对瑞典人民的强烈反应,作为中国人,笔者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一种民族的耻辱感,来自中国政府的冷酷、谎言,也来自中国人民(包括自己)的麻木不仁。

  平心而论,中国政府并未特意去谋杀那些女孩子。政府的“一胎化”政策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但中国政府对儿童的冷酷无情有目共睹:政府为巩固政权花费大量金钱制造原子弹和武装军队,社会却缺乏起码的儿童福利。无数贫穷的孩子没有幼儿园可上,没有书可读,甚至连衣食都成问题(这在瑞典是不可思议的)。笔者曾和马悦然教授及一些中国人在接受采访时作证:在中国,还有些儿童的生存状况比电视上显示的更坏。

  而面对瑞典人民的强烈责问,中国政府官员们的表演也实在拙劣得可以。作为一个大国副总理的李岚清,只知道带著虚伪的笑脸摇头摆手,毫无礼貌地拒绝回答女记者的问题。

  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官员们的辩护辞更是愚蠢至极。他们向瑞典报纸解释说:“在中国有些地区存在着这样的传统,父母因为爱自己的子女,怕他们摔伤,便把他们固定绑缚在椅子上。”和中国政府历来惯用的手法一样,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官员们不但公然说谎,拒绝承认铁的事实,而且转而攻击英国电视纪录片是伪造的,是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散布对中国的仇恨,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制片人的“义愤”云云。

  至于历来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被瑞典人询问此事时,只是不以为然地回答:没有那么严重吧!一副冷漠麻木、与己无干的态度。人家外国人为中国苦难的孩子去哭泣、呼吁、抗议、募捐,或许,我们也能为自己民族的孩子做点什么。

  (199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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