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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叛,为了人的价值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原则和理念

  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20世纪没有多少东西是值得夸耀的。

  刚在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拉斯悲哀地叹息:“垂垂已老的二十世纪象它的幼年期一样毫无进步。”波兰女作家辛波丝卡早就质疑道:“我们的二十世纪比从前更好?/但这从来没有验证,/……/太多的似乎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

  而在历史学家房龙不拘时空的笔下,早已作古的16世纪荷兰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对20世纪人们的情况有着令人惊奇的了解。这位文艺复兴的健将对房龙说,20世纪的人是一些可怜的、爱欺诈的蠢人。虽然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做事的速度比16世纪快多了,但是人文主义者所持的标准和问题却是:

  “人们彼此之间是否比我们更能和平相处?他们是否以比我们更合宜、更宽容的态度彼此相待?……”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无数次热战、冷战以及人类对自己同胞的各种不人道的行为,使得二十世纪的我们,对伊拉斯谟的问题无言以答。

  §§他们给新世纪带来信心

  正当我们以惶惑不可知的心情去迎接21世纪时,来自挪威的消息给予我们极大的安慰。在12月10日──本世纪最后一次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给“无国界医生”的颁奖辞称:“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的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从不放弃这个超越一切的使命。他们自我牺牲的贡献,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信心:下一个世纪将会比我们经历的这个冲突激烈的世纪更好、更和平。……”

  追踪这些年轻医生们的事迹是令人激动的。那些大都是来自欧美各国的白人医生,几乎是准备好自己的骨灰盒后冲向人道救援的前沿阵地。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无国界医生”看作一个救死扶伤的慈善机构,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助者。相反,他们是保守传统的反叛者。在反叛之中,他们创新了人权理念,并身体力行。

  于1971年初创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其一些早期骨干成员出身于法国1968年5月学生风潮,因此曾有“嬉皮医师”之称。但是,他们是巴黎五月狂热过后灰烬里的火种,是灿烂和肤浅之后的冷静深沉。他们的理念,回归了欧洲文明的精华──传统人道主义,以及唐吉诃德式的侠客作风和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近 30年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舍弃了优裕生活工作条件的年轻人,见证过无数战乱和饥荒、无数难民的鲜血和尸体,见证过各国政府牺牲弱者的权谋和卑劣,他们因此走向成熟和壮大,并超越专业的局限,自觉地承担起对人类苦难的责任。

  §§“沉默意味着杀人”

  和素有盛名的国际救援组织红十字会决裂,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创立的原因。虽然也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但红十字会组织在后期的工作中趋向保守,为了获得当地国政府的入境许可,他们要求自己的成员严守“沉默”原则,甚至参与了一些政治游戏。笔者本人就亲耳听到一些来自非洲的难民对红十字会表示愤慨。他们指责红十字会在厄立特里亚的战乱中,站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一边,对他们的苦难视而不见。

  1968年,刚毕业的法国医生顾希内被国际红十字会派遣到非洲比亚法拉,和他的五个同事在一个灾区工作。在后来的两年间,那里有20万人被杀死在河流里。当时红十字会要求其成员对可怕的真相保持沉默,被这些嫉恶如仇的法国医生所拒绝。年轻医生们认为,他们有义务揭发和谴责政府屠杀无辜百姓的罪行。

  已经有不少医生在救助他人的工作中丧生。但是,他们知道有更多的难民死于凄惨和痛苦,死于世界的沉默和冷漠之中。就是在这种沉默之中催生了胚芽── “无国界医生”脱离红十字会独立诞生。他们决定成立这样一个救援组织:不把援救工作当作施舍,而是帮助人们重新获得人的权利和价值;因此,绝不对任何侵犯人权的事情闭上眼睛。

  对于红十字会长期标榜的“中立原则”,无国界医生批评说:“沉默是对中立原则的误解。……我们不能确证呼吁总是能拯救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沉默就意味着杀人。”为了不重蹈红十字会的覆辙,无国界医生组织内部实行经常的人员调动制度。他们不让任何人呆在办公室变得僵化,而是不断地让年轻人负起重任,以保持这个组织的民主作风和永久的青春活力。

  §§人道责任没有国界

  除了反对红十字会组织的保守作风之外,无国界医生的另一个最具现代精神的反叛,是无视各国国界的存在,而把“有权干预”和“干涉的义务”等词常挂在口中。

  每时每刻,“无国界医生”的医生、护士以及其他援救人员都做好准备,要求在一昼夜之内开动,前往世界上任何危机地区,而不顾当地政府是否许可。因为每一分钟都会有人死去,所以他们只听从受难者的呼唤,而不承认国界可以阻碍他们的人道救助责任。当其他援助组织申请正式许可而不可得,或者行动缓慢无力时,无国界医生早已用各种方式第一时间偷渡国界,率先进入需要抢救的地区,坚持到最后才离开。

  这种近乎粗鲁的做法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当然也就为制造灾难的各国政府所仇视和防范。1999年,无国界医生在救援东帝汶和车臣的行动中都被当局驱逐出境。为此,法国分部的年轻主席──一位来到挪威领奖的代表,痛苦地告诉记者说,他希望是那些等待他们救助而不得的人获诺贝尔奖。由于有一半的国界冲不过去,因此他们觉得对不起那些等待救援的受难者。

  在世纪末的黯然之中,无国界医生们强烈的世界公民意识、正义感和责任心,以及他们高扬的反叛精神和“人权高于国界”的宗旨,给我们展示了人类理想主义的一片星光。

  (1999年12月)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原则和理念

  

  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20世纪没有多少东西是值得夸耀的。

  刚在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拉斯悲哀地叹息:“垂垂已老的二十世纪象它的幼年期一样毫无进步。”波兰女作家辛波丝卡早就质疑道:“我们的二十世纪比从前更好?/但这从来没有验证,/……/太多的似乎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

  而在历史学家房龙不拘时空的笔下,早已作古的16世纪荷兰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对20世纪人们的情况有着令人惊奇的了解。这位文艺复兴的健将对房龙说,20世纪的人是一些可怜的、爱欺诈的蠢人。虽然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做事的速度比16世纪快多了,但是人文主义者所持的标准和问题却是:

  “人们彼此之间是否比我们更能和平相处?他们是否以比我们更合宜、更宽容的态度彼此相待?……”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无数次热战、冷战以及人类对自己同胞的各种不人道的行为,使得二十世纪的我们,对伊拉斯谟的问题无言以答。

  §§他们给新世纪带来信心

  正当我们以惶惑不可知的心情去迎接21世纪时,来自挪威的消息给予我们极大的安慰。在12月10日──本世纪最后一次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给“无国界医生”的颁奖辞称:“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的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从不放弃这个超越一切的使命。他们自我牺牲的贡献,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信心:下一个世纪将会比我们经历的这个冲突激烈的世纪更好、更和平。……”

  追踪这些年轻医生们的事迹是令人激动的。那些大都是来自欧美各国的白人医生,几乎是准备好自己的骨灰盒后冲向人道救援的前沿阵地。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无国界医生”看作一个救死扶伤的慈善机构,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助者。相反,他们是保守传统的反叛者。在反叛之中,他们创新了人权理念,并身体力行。

  于1971年初创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其一些早期骨干成员出身于法国1968年5月学生风潮,因此曾有“嬉皮医师”之称。但是,他们是巴黎五月狂热过后灰烬里的火种,是灿烂和肤浅之后的冷静深沉。他们的理念,回归了欧洲文明的精华──传统人道主义,以及唐吉诃德式的侠客作风和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近 30年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舍弃了优裕生活工作条件的年轻人,见证过无数战乱和饥荒、无数难民的鲜血和尸体,见证过各国政府牺牲弱者的权谋和卑劣,他们因此走向成熟和壮大,并超越专业的局限,自觉地承担起对人类苦难的责任。

  §§“沉默意味着杀人”

  和素有盛名的国际救援组织红十字会决裂,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创立的原因。虽然也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但红十字会组织在后期的工作中趋向保守,为了获得当地国政府的入境许可,他们要求自己的成员严守“沉默”原则,甚至参与了一些政治游戏。笔者本人就亲耳听到一些来自非洲的难民对红十字会表示愤慨。他们指责红十字会在厄立特里亚的战乱中,站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一边,对他们的苦难视而不见。

  1968年,刚毕业的法国医生顾希内被国际红十字会派遣到非洲比亚法拉,和他的五个同事在一个灾区工作。在后来的两年间,那里有20万人被杀死在河流里。当时红十字会要求其成员对可怕的真相保持沉默,被这些嫉恶如仇的法国医生所拒绝。年轻医生们认为,他们有义务揭发和谴责政府屠杀无辜百姓的罪行。

  已经有不少医生在救助他人的工作中丧生。但是,他们知道有更多的难民死于凄惨和痛苦,死于世界的沉默和冷漠之中。就是在这种沉默之中催生了胚芽── “无国界医生”脱离红十字会独立诞生。他们决定成立这样一个救援组织:不把援救工作当作施舍,而是帮助人们重新获得人的权利和价值;因此,绝不对任何侵犯人权的事情闭上眼睛。

  对于红十字会长期标榜的“中立原则”,无国界医生批评说:“沉默是对中立原则的误解。……我们不能确证呼吁总是能拯救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沉默就意味着杀人。”为了不重蹈红十字会的覆辙,无国界医生组织内部实行经常的人员调动制度。他们不让任何人呆在办公室变得僵化,而是不断地让年轻人负起重任,以保持这个组织的民主作风和永久的青春活力。

  §§人道责任没有国界

  除了反对红十字会组织的保守作风之外,无国界医生的另一个最具现代精神的反叛,是无视各国国界的存在,而把“有权干预”和“干涉的义务”等词常挂在口中。

  每时每刻,“无国界医生”的医生、护士以及其他援救人员都做好准备,要求在一昼夜之内开动,前往世界上任何危机地区,而不顾当地政府是否许可。因为每一分钟都会有人死去,所以他们只听从受难者的呼唤,而不承认国界可以阻碍他们的人道救助责任。当其他援助组织申请正式许可而不可得,或者行动缓慢无力时,无国界医生早已用各种方式第一时间偷渡国界,率先进入需要抢救的地区,坚持到最后才离开。

  这种近乎粗鲁的做法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当然也就为制造灾难的各国政府所仇视和防范。1999年,无国界医生在救援东帝汶和车臣的行动中都被当局驱逐出境。为此,法国分部的年轻主席──一位来到挪威领奖的代表,痛苦地告诉记者说,他希望是那些等待他们救助而不得的人获诺贝尔奖。由于有一半的国界冲不过去,因此他们觉得对不起那些等待救援的受难者。

  在世纪末的黯然之中,无国界医生们强烈的世界公民意识、正义感和责任心,以及他们高扬的反叛精神和“人权高于国界”的宗旨,给我们展示了人类理想主义的一片星光。

  (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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