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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我们去问个为什么

──中国孤儿院虐杀儿童原因初探

  陪同张淑云医生和艾明访问瑞典并为中国惨死的孤儿作证是痛苦和沉重的。所到之处,到处是善良的瑞典人──从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到天真无邪的儿童、从国会厅庄重的议员到街头的普通百姓,全都睁大含泪的眼睛问:“这是为什么?”

  看了张淑云、艾明携带出来的大量如山铁证的人们,只要不昧着良心,他们都会承认这一切骇人听闻的事情全都属实。但是,为什么在一个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里,会出现这样即使野蛮人也不忍为之的事情,至今还没有人作过令人信服的解释。

  §§为什么要去寻找根源?

  许多中国人会说,原因不言而喻,还用得着找吗?其实,不仅外国人对中国孤儿院的事情目瞪口呆,就是中国人自己也大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根本不愿意去知其所以然。只要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还活得好好的,我们不愿别人提这种丢中国人脸面的事情。

  但是令人发指的恶行不会因我们沉默而不存在、不继续。如果人间还有昭昭天理,如果我们认定这是一桩极其严重的残害人类的罪行,那么就有了惩治罪犯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个集体性的对人类的犯罪,凶手们(从实施犯罪的各个孤儿院的领导、职工到包庇纵容罪犯的吴邦国、谢丽娟等中共高层领导)一定有他们的犯罪根源和犯罪动机。这是坚守正义、仁慈等信念的人们在世界道德法庭上为他们定罪时,不能不研究、分析的。

  这还不仅是惩治罪犯的问题。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炎黄子孙身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谁能说他的身上就没有罪责?谁能说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自我审判的必要?我们难道就不能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审判自己,世界他国民族早就认定我们有罪了。今天,即使是一个在饥荒和战争中挣扎求生的黑人妇女,她也会紧搂着她的那一群黑孩子说:“小乖乖,别害怕,我们不会像那些中国人!”

  张淑云、艾明和那些可敬可佩的孤儿院同事、人民代表、律师和记者,在国内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豁出身家性命为那些惨死的孤儿申冤。他们到处碰壁、求告无门、反遭迫害,最后不得不转向国际社会讨个公道。既然我们只剩下寻求国际监督施压以改善中国孤儿院状况一途,我们是否有责任向那些也受这些可怕的事情折磨着、想为中国孤儿做些什么、又不知该做什么的外国人做一点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今天的中国。

  §§一股巨大的邪恶的合力

  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学题目。它牵涉的学科之广、之深,完全不是才疏学浅的笔者所能胜任的。但是,在真正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出来之前,笔者愿意把自己很不成熟的一点思考写下来,与关心中国几十万孤儿的命运甚于关心自己的面子的中国人探讨。

  我们也许能列出各种原因,来说明中国孤儿院事件为何发生。这包括:重男轻女和缺乏人权因素的民族传统、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共产党的专制腐败和残忍、贫穷落后和80%的老人缺乏晚年生活保障、由于人口太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优生学观念、以及全社会的道德崩溃、人性堕落、混乱无序、和无能的中国政府对社会基层已失去实际上的控制等各个方面。

  笔者试图做一点比较分析之后发现:当上述每一个原因单独存在时,它都不足以造成如此重大的社会后果。而只有当所有的因素在一个特殊的时期集中起来,它们就聚成了一股巨大的邪恶的合力。就是这种合力,似乎是必然地把无数可怜的孤儿推向死亡。

  §§贫穷已经不是原因

  一提到中国孤儿院,许多外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这是由于中国的贫穷。就好象一百五十年前的瑞典,那时贫穷又无法节育的人们忍痛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森林中的老太婆,让那个老太婆把孩子送去“天国”。今天的瑞文中还有“造天使的人”这个名词。所以,现在富裕了的瑞典对援助、收养中国孤儿特别积极。

  然而我们知道,经过十几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在张淑云掌握的大量证据中,她所在的上海儿童福利院每年所得到的本国政府拨款和联合国的捐助,都多得惊人。如按孤儿人头分摊,每个孤儿都是万元户。

  就在中国民政部年鉴的统计数字中,也显示了一些叫我们困惑的数字:大饥荒的1960年,孤儿院儿童的死亡率只有6.9%,而在全民奔小康、奔富裕的1991年,中国孤儿院的儿童死亡率反而高达77.6%。

  据一些老人回忆60年代初的情况,在那饿死几千万人的时代,父母临死前用最后一口气把孩子送到政府的孤儿院门前,结果孩子幸存下来。

  由此可以证明,贫穷不是导致中国孤儿院儿童大量死亡的直接原因。捐钱、捐物已经肥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管理人员,还会让中国政府剩出钱来制造核武器。而收养中国孤儿,请问,您要多少万个?5,000美元一个,我们是要多少有多少。

  §§关于独生子女政策

  人们会很自然地把这些悲惨的事情归结为中国从70年代末起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关于这个政策,笔者作为了解中国现实尤其是在农村滚过的人,认为这是不可指责的。笔者本人,就是首先响应这个政策的一个独生子的母亲。

  但是其他许多人不像笔者这样幸运地生了男孩,又在当时有一份吃国家粮、有退休保障的工作,他们根据他们的现实状况和传统观念,死命地抗拒这个政策。在被逼得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扔掉女孩和残疾男孩,以便再生第二胎、第三胎、甚至更多。所以独生子女政策是弃婴和孤儿院问题的一个直接原因。

  但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大量地生育计划外的子女并抛弃他们,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没能实行、而“超生游击队”特别活跃的结果。

  笔者无意歌颂极权专制的毛泽东时代。正是暴君毛泽东把笔者一家送到乡下劳改,使笔者在70年代初好几年里,耳闻目睹了毛是如何成功地在农民中强制推行两个孩子政策的。那时城乡都严格实行户口制;农民被固定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他们要靠生产队发口粮。妇女主任监视着每一个妇女的肚子。因此,即使是生了两个女孩、还想要个男孩防老的人,也没法再生。不过,女儿外嫁、无儿养老的农民,会多少有一点经济帮助,即人民公社的“五保户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既民主仁慈、又对社会有控制能力的政府,它能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措施成功地实行计划生育,怎么会有那么多弃婴?把产生大量孤儿的原因归罪于独生子女政策,这就减轻了无能推行这一政策的政府的责任。

  §§分田到户与养儿防老

  当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来临,他把人民公社的田地分给农民家庭耕种。这样,一方面农民开始丰衣足食,另一方面,家庭的功能在这时凸现出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不仅需要强壮的男子承担仍然原始的繁重劳作,而且在和邻人发生土地、用水、用电纠纷时,不是靠政府、靠法律,而是靠家里有儿子、有体力才不致吃亏。更重要的是,一旦年老力衰,只有依靠继承家业的儿子才能赡养他们。

  数亿年年交公粮、付摊派费用的农民,至今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养老津贴。这是他们与管计划生育的干部拚个鱼死网破也要生个儿子的根本原因。由此造成的悲剧数不胜数。

  当然这也有传统观念的因素:即使不用靠儿子养老,中国人也希望有个儿子继承家族的姓氏,以不断家族的香火。但是,看看当今中国,多少传统的东西荡然无存,为何唯独“重男轻女”这一观念不能改变?再看看世界,比中国人更重男轻女的民族还大有人在。他们也没有这样大批地抛弃女孩并把她们折磨至死。这当然不会是他们每个男子可以娶四个太太、因此需要更多女子的缘故。

  孔子云: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可以说,中国普通老百姓重视经济利益比重视传统更甚。因此笔者设想,如果“谋道”的大人先生能给女儿外嫁的“无儿户” 的老人一点基本的养老津贴,或许能大大动摇亿万农民必生一个儿子的决心。因为儿子如果不孝顺,还不如依靠政府的养老金呢。事实上,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受子女虐待的事是时常发生的。

  §§滚滚盲流──孤儿的来源

  今天,如果坐慢车在京广线各站跑跑、停停、看看,我们会看到到处是一片黑压压、脏乱不堪的人海。这是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躁动着致富的欲望,外出寻找新的生计。这些被称作“盲流”的现象所带来的正面意义和负面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说清的,笔者想在此指出的是,那些既无避孕知识、又处在性饥渴年龄的人们,很可能就是无数孤儿的父母。由于他们到处流浪、辛苦打工、艰难求生,由于他们在外无一室可定居、露水姻缘或短暂或不被家乡父母承认,所以他们不愿也不能留住自己的孩子。因此,政府的孤儿院就成了被遗弃的孩子们的去处。

  应该被称为“盲流”的人不仅是农民们,还有许多年轻漂亮又受过教育的城市姑娘。她们争先恐后地傍“大款”、傍港商、台商和外商,以摆脱原来的低工资工作和待业地位。但是她们中很少有人能猎获到一个“夫人”地位,以名正言顺地生下孩子。大部份姑娘只能做“小蜜”、被包起的二奶或者干脆卖淫。由于当今有钱的男人大都春心似水,没有婚姻保障的姑娘只好扔掉孩子,以便继续过从一个男人身边到另一个男人身边的卖身生活。此外,由于孤儿院虐待儿童的惨状在缺乏新闻自由、信息封闭的社会里,作母亲的鲜有所闻,她们在弃婴时,也想不到自己的骨肉可能会遭受的悲惨命运。

  §§社会失控与人性沦丧

  数十万孩子被遗弃展示了一幅末世混乱、残忍的图景。笔者个人认为,与其他经济的、传统的、政策的原因相比,社会失控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已失去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他们既不能把独生子女政策贯彻下去,也不能解决农村分田到户后所产生的大量尖锐的矛盾,更无法对付既是 “生力军”又是“祸水”的数千万盲流。不仅大量孤儿的产生是社会失控的结果,而当孩子进了属于政府管理职责范围的孤儿院,对孤儿院大量的职工贪污怠工、虐杀孤儿的非人道罪行,自身早已腐败透顶的政府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想管也管不了那么多。

  问题还不在于一个上海儿童福利院。英国电视台在香港基督教会的义工(她们在广州孤儿院义务奉献)的帮助下,早就拍摄到了中国四个城市的孤儿院的惨况。就在张淑云和艾明访问瑞典期间,有不敢相信的中国留学生马上打电话回去,询问家乡武汉孤儿院的情况。其询问结果可以一言以蔽之: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张淑云和艾明所叙述的上海儿童福利院干部职工如何虐杀孤儿的故事中,许多真实的细节不仅令笔者和善良的瑞典妇女痛哭不已,就是连年轻的男翻译也忍不住大声嚎啕。许多人哽咽着问:“他们(指孤儿院职工)怎么能够……怎么能够作出这样的事情?”一些大学生紧紧追问,究竟是什么心理驱使孤儿院领导职工这样肆意对无助的孩子行恶。这些问题,不是有基本人道观念的人能理解得了的。

  不仅是孤儿院领导、职工能使出许多种比兽类高明得多的手段,使孤儿死亡率达到惊人的高度,而且连每隔两、三天就要来收尸的火葬场职工也拖延怠工,要收一点贿赂,才肯把臭气熏天的孤儿尸体拖出去。也许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的效率还更好一点。

  这就不仅是一个共产党政府的问题了。我们面对的,是全民族的人性堕落、全社会的道德败坏。就是这样的大众,在专制极权的中共面前表现出软弱和容忍;也就是这样的大众,在病残无助的孤儿面前表现出冷酷的铁石心肠。一个人口太多又缺少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传统的民族,其只讲功利的人民更容易接受“弱肉强食”观念和优生学理论。对此,也属于这个野蛮丑陋民族的我们能说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的罪责何在?

  如前所述,社会失控是产生和虐杀大批孤儿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而造成社会失控的则是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我们中国的孩子何其有幸,碰上这样一个既渎职无能又专制横蛮的政府。一方面,他们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管不问,使得许多保护儿童的政策法令成为一纸空文;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孔不入地压制和消除任何为孤儿们呼吁的行为和声音,包庇纵容对孤儿的犯罪。在后一点上,他们却显示了非凡的控制社会的能力。

  毫无疑问,在世界的道德法庭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千夫所指的杀害孤儿的凶手,虽然他们没有象“6.4”那样直接开枪杀人。

  很有意思的是,今天这位冒险逃出中国、向国际社会为孤儿们呼吁求救的张淑云女士,原来是一位笃信共产党的人。在她五十岁左右时,89民运被镇压,她当时竟然相信中共所说的“北京没有死人”的谎言。可是六年后,命运却让她和我这个“6.4”后入狱的“反革命”走上了同一条流亡之路。这能说明什么呢?作为一个医生,只要她还坚持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母亲,只要她还坚守自己的良知,并认为这些孤儿和她自己的孩子有同样的生命价值,她就不可避免地从相信共产党走向共产党的对立面。

  这也是世界罪人──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恳求你,我的同胞!

  当本文来不及修改推敲,就要匆匆交稿之际,笔者想起了艾明在回答瑞典记者的问题时说:“我是有了心理问题。我已经不敢完全相信任何大人了。”而当这位才四个月就被父母遗弃、就在孤儿院长大的残疾男孩,来到世界上最重视儿童权益的国家,融入瑞典青少年为关怀中国孤儿而发起的音乐会演讲活动时,他对我说,他愿意留在瑞典不走。原来艾明不相信的“大人”,只是中国的大人而已。

  我的同胞,我们是否还有办法让中国那些象艾明一样受尽摧残、虐待的孤儿开始相信我们?毕竟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孩子。我们是否可以不再闭着眼?如果你能回中国,你是否可以去看看、去听听?让我们也能问中国一个“为什么”,让我们也能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这将是给无数死不瞑目的小孤儿一曲迟来的安魂曲。

  (199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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