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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方大智者

——超越民族国家

  留着大胡子的泰戈尔如果活得更长一点,或许会在他的祖国遇上从西藏高原雪域逃亡而来的年轻活佛──披一身红色袈裟、象孩子一样真诚爱笑的达赖喇嘛。虽然这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不如他的前世──第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那样富有诗歌天才,但两位代表各自民族文化的人如果有缘相会,一定会有一段友谊的佳话流传至今。

  我好奇地幻想:在桑地尼克但──泰戈尔父亲早年买下的不毛之地,在泰戈尔创办的充满纯朴求知氛围的自然学园里,露天树荫下,聆听泰戈尔授课的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学生中,有一位披着红色袈裟的西藏人拉木登珠──他的名字意为“期盼充满神性”,而泰戈尔,正是一位吟唱“把爱之灯点上”的诗神。

  他们会谈些什么呢?我猜,他们首先会聊起他们精神上的共同朋友与老师──甘地。曾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的候客室里作客,见到墙上悬挂着那位印度老人的画像:削发、裸露着上身、静思冥想,好几年后,我才悟出,就是那位身体力行倡导“非暴力抗争”的甘地老人,鼓舞着达赖喇嘛这么多年坚忍不拔地坚持和平原则,辛苦奔波去寻求西藏的自由。而当年的泰戈尔曾以唾弃英国殖民政府授予的爵位,来声援被殖民当局镇压的印度人民,支持甘地抵制英国的“不合作主张”。

  泰戈尔与达赖喇嘛,一位身负印度民族文化的传承,一位象征西藏民族宗教的精神之光;一位在世纪初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3年),一位在世纪后期赢得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令我把这两位完全不同的人联系到一起的,是他们有关“民族”的共同思考,和超出狭隘民族主义的人类理想。

  尽管他们是那么毋庸置疑地深深挚爱自己的民族,这两位出类拔萃的民族主义者思想中的共同点却是:他们拒绝把自己套进民族这只小鞋里去,力图打破民族、文化之间的藩篱,走向更具统一性的人类社会和人类自由。他们不合时宜却是坚忍的声音,曾经在一个世纪里被世人充耳不闻。新的世纪,或许是我们聆听的时刻了。

  §§一、面对民族独立“新的迷信”

  印度在泰戈尔生活的那个时期尚未建国,而只是一个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之下相对松散的土邦的集合。正是殖民统治促使印度自我民族身分的界定。共同的反殖民斗争,把宗教、语言千差万别的印度人凝聚在一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现代民族主义,在20世纪开始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民族主义由西方人的思潮和运动,逐步变成了主要是非西方人的信念和实践。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100多年间,印度民族主义以宗教复兴主义为主体,其反抗运动逐步兴起,日益高涨。

  泰戈尔也是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中的一员。他在19世纪末创作的不少短篇小说,就以印度民间艺术的手法,描写他所目睹的、在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农民的艰辛生活。他愤怒地揭露了殖民主义者欺压人民的罪行。1905年,英国殖民当局推行民族分裂政策,泰戈尔毅然离开乡村,来到加尔各答,亲自投身到爱国群众运动中去。

  然而,投身反殖民斗争,并不意味着泰戈尔就被诉诸情感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所裹挟。相反,这位诗圣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面对现实和未来,他清楚地知道:主张印度的民族独立、强调与西方对抗,只意味着赶走英国又迎来新的殖民者。对于印度来说,当时最重要的是,克服印度种姓制度造成的缺乏自尊和依赖于统治者的盲目性和惰性。因此,他的作品也同样尖锐地抨击印度封建种姓制度与婚姻制度对人民,特别是对妇女的迫害。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时,泰戈尔也抨击当时席卷亚洲的民族主义。1916年他发表题为《民族主义》的演讲,指出“民族”是一个密封的、排外的容器,这个容器里盛着用以维系人心的力量,一旦它成为新的迷信,最恶毒的利已主义计划就会通过民族自我崇拜而付诸实施。作为政治经济组织的民族,它的人性和精神微乎其微。自民族开始出现以来,就给世界带来魔鬼般的恐怖。它象捕食的野兽那样,总得有它的牺牲品。而个体生命的尊严就在那些“迷信自己有自由的人民”中被消解掉,成为民族至上的牺牲品。

  泰戈尔身后57年之际,笔者在他的故乡访问时,深为那里的人民叹息。和许多前殖民地的国家相似,在白人主子被赶走之后,由今天的民族新贵管理国家,他们未必比以前的白人主子更负责、更仁慈。印度的贫困连笔者这个在中国湘中山区挨过饿的人都感到震惊。而这样一个穷国居然还要花费巨款去制造核武器,以争取它的亚洲“大国”地位。同时,当年用以反抗殖民者的民族主义诉诸宗教传统,抹杀内部歧异,同时也播下自我相残的种子。1947年8月14日,就在尼赫鲁庄严宣告“一个不幸的时代今天宣告结束,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之时,在印、巴分治中被截成两半的旁遮普邦,千万人在恐惧中迎接苦难和死亡。在刚独立初期的短短几个月内,一千二百万人逃亡,一百万人死亡,十万妇女被掳拐。直到今天,我们仍不时听到有关民族矛盾和种姓冲突酿成血案的消息。

  后来的一切都如泰戈尔曾经预料的,印度和其它要求独立的亚非国家,都不得不把自己套进民族这个小鞋。然而泰戈尔当年没有停止他的呼吁:“在我们的思想不自由的时候,政治自由并不能给我们自由。已经得到政治自由的人们,不一定就是自由的,他们只是有权威的。”他清楚地看到,独立并不就是一切;没有本民族民智的觉醒,独立只是一个诱人的梦幻。

  和泰戈尔一样,达赖喇嘛也不再相信没有真正自由的“民族独立”。50年代后期,中共在西藏强行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革”,从而宣判了给予西藏高度自治地位的《十七条》的死亡,导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建立西藏流亡政府。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达赖喇嘛就很少提及“西藏独立”的字眼。特别是1988年 6月15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达赖喇嘛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方案。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声明未来的西藏不必寻求完全独立。在此之前,西藏流亡者一直宣称他们的奋斗目标是恢复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当近年来达赖喇嘛越来越明确坚定地表示他不再追求独立时,许多藏人──包括他的兄弟姐妹──都激烈地反对他。许多西藏人甚至公开指责达赖喇嘛不追求独立的言论是“出卖西藏”。

  很少有人能这样理解:达赖喇嘛的决定既是基于现实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前瞻的。关于它的现实性,达赖喇嘛这样表述:“西藏上千年来都是独立的国家,而且我认为西藏人民应该有追求独立的权利。然而,今天西藏处于中国的统治下,这也是一个政治现实。因此,为了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我一直在寻求一个‘中庸之道’──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使汉藏两方面都能获得益处。”

  作为一个大彻大悟的佛教徒,达赖喇嘛看破了独立的神话,意识到独立不是终极目标,而只是一个手段,光有独立并不意味着幸福、自由和繁荣。对20世纪盛行的人类主权概念,他是很有怀疑的。他认为,现代世界的人们不一定非要通过主权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可。人们通过民主途径或其它方式,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主权是为目的服务的,如果通过其它途径能达到这一目的时,主权也就不是那么必不可缺的。所以,视主权为至高无上的观念已经是落伍的了。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是达赖喇嘛的佛教弟子。她曾经在谈到西藏佛教的修行时说:“这个格鲁派(注:达赖喇嘛所属的黄教教派)修到一定程度,过去、将来的事情都统统知道。”不过,达赖喇嘛从来就只称自己是“一介凡夫”,而这位“凡夫”至少认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小型的部落到城邦、再到民族国家,而目前正朝着跨越地理、文化和种族联合的趋势。他因此这样教诲那些奉“独立”为圭臬的民族主义者:“分裂的想法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了。当今世界的一切都是互相关联、互相依赖的。”

  §§二、用什么方式与强势者对抗?

  1916年,泰戈尔在日本发表题为《日本的民族主义》的演讲。享受着富士山的宁静美丽,他面对的却是席卷东亚的民族主义风暴。当年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日本,正以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为号召,野心勃勃地在东方崛起。

  尽管不被正志满意得的日本人所理解,泰戈尔仍然提出自己的质疑:以复杂的个人被解体而产生的西方民族主义,是否只能以同样的方式与之对抗?是不是要以欧洲人之道还治欧洲人之身,以欧洲最坏的一种特征──可恶的民族主义──来效法欧洲?难道一定要在无休止的政治斗牛戏中,机器必须同机器相斗,民族必须同民族相斗么?

  一个个新的民族国家已经形成。这是亚洲反抗欧洲霸权的必然结果。东方正在摹仿中失去自我。面对这无法逆转的趋势,泰戈尔持的是面对人类的真实处境、不简单认同任何一方的立场。他告诫人们说:“最好的方式是在抵制欧洲的诱惑和侵害时,要求欧洲自己作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伟大和善良的欧洲,才能有效地使自己免遭卑鄙和贪婪的欧洲的威胁。”他认为,印度的出路不在于提出一种抵御外侵的民族主义,而在于提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方案,对付由种族意识产生的分裂心态。

  如果说世纪初期的泰戈尔,只是凭他诗人“内在的视觉”,以印度文化对和谐的追求,提出一种类似世界主义的理想,以对抗民族主义──西方人铸造的“那种在人类历史上最无情最牢固的组织锁链”,那么,在世纪后期活跃的达赖喇嘛,却是在长期流亡中目睹了大千世界的变迁,见证了民族主义酿成的无数血腥,因此理性地、义无反顾地抛弃了短见的民族主义,到处游说他那可以被视为世界主义的主张。

  面对气势汹汹、态度强横的大中国主义,达赖喇嘛一方面坚持他的民族立场,另一方面,他反对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他一次又一次地呼吁西藏人民:不管今后如何遭遇不公正之行为,在反抗镇压时,不管面临怎样的绝境都不能采取暴力手段。

  就像泰戈尔要求被英国侵略的印度人和欧洲做朋友,达赖喇嘛也一直要求西藏人和中国人“化敌为友”。一个遭受欺负的苦难民族,本来是容易做出不偏激的判断的。但是,达赖喇嘛说:“多少世纪以来,西藏人和中国人相邻而居,多数时间是和平友好相处,偶尔也有战争和冲突的时候。今后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比邻而居。因此我总是劝告西藏人要和中国人交朋友,建立私人友谊。我还经常劝告他们要把中国人民和他们政府的政策区别开来。”

  如同车臣之于俄罗斯、科索沃之于南斯拉夫,不少弱小民族在对抗欺负他们的大民族时,采取了激烈要求独立、不惜以死相拼的抗争方式。他们的抗争很难说就没有其正义性与合理性。但是,这种以小民族主义对抗大民族主义的方式,这种冤冤相报永无休止的冲突,不仅于本民族无益,而且让自己犯下与对方同样的罪过:制造血腥。基于一种免除人民遭受战争屠戮之痛苦的理念,也基于藏传佛教相信的善意与忍耐,达赖喇嘛愿意妥协。他主张在解决西藏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认真考虑中国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在西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他们的人权。他觉得找出一个让西藏人和中国人一起生活的方法是有可能的。

  既然欧洲联盟能够从一个贸易伙伴间的小型会议逐渐成长,发展成今天接近联邦的态势,那么已经和中国人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西藏,也可以在让人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前提下,和睦相处地过下去;何况,这个世界将来还可能会有更大的统一、更大的联盟呢──达赖喇嘛以这样心胸宽广的思考,一再告诉他的那些激烈要求独立的同胞:“事实上,西藏离不开中国大陆,在资源、防卫方面,西藏和大陆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正如他说的:“我有时觉得,我在间接地帮助中国的统一和稳定。”

  愿意让西藏留在中国里,并不意味着达赖喇嘛就认同中共专制。他真正希望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尊重人权的中国,一个繁荣昌盛、安定多元的中国;一个有安全感,和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关系的中国。”让西藏成为一个自治的和平区,在主权上归属中国,从而解开汉、藏中间的一道死结,避免双方继续在主权问题上、历史与现实恩怨上的长久纠缠──这是达赖喇嘛贡献给我们的一个极具智慧与善意的建议。尽管这个创造性的建议在十几年里没有被颟顸的中国政府所接受,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呼吁下去。

  §§三、当文化导致刀光剑影时

  文化看起来是个温雅的名词。它指的是社会知识和思想精华、人们的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但在现实中,文化却常常咄咄逼人地与民族或国家绑在一起,把“我们”与“他们”加以区分,差不多永远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仇视他民族的情绪。当年德国纳粹元帅戈林说:“一听到民族文化这个词,我就会伸手拔枪。”这正是文化排他性的形象写照。

  《东方主义》一书的作者赛义德分析说:“文化是民族同一性的根源,而且是导致刀光剑影的那一种根源。”“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各种力量展露头角,针锋相对。显然,各个国家,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印度也好,都教育自己的学生将自己国家的文化经典置于其它国家的文化经典之上,让他们不加思考地喜爱和捍卫本国文化传统,对于外国文化则加以排斥贬低。”

  这样,文化几乎成了可以装在枪膛里、挑在刺刀尖上的东西。例如大英帝国作家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描写的正好是一个欧洲人如何在一个远离欧洲的荒岛上为自己建造一块领土;而非洲后殖民运动的苏丹小说家塔耶伯.萨利,在其作品《移居北方的季节》里则针锋相对地描写:黑人北上,向白人领土挺进。当年日寇侵华并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借口,就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中共解放军进藏官员的民族歧视,表现为视藏人的风俗习惯为“落后愚昧”,他们甚至强行改革藏装的长袖长袍;与此相对,西藏独立运动的口号之一则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民族主义在履行其功能时,经常运用宗教、文化、传统、历史、语言乃至生活习惯,来操纵神话、象征和情感,在此可见一斑。

  对此,最出类拔萃的民族主义者始终持智性的批判态度。他们知道,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正如西方科学受惠于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借鉴了印度和希腊。因此,他们拒绝搬弄与他民族文化对立的口号,而是推崇不同文化、民族的多元存在和融合,因为这种多元会使得人类文化及生活方式更为丰富。

  最优秀的民族主义者往往不惮于批判自己。当美国人批评印度民族主义者最大的弊端在于强调自身传统的完美,而把一切罪责都推给来自外部因素时,泰戈尔就诚实地面对这种批评。他告诫印度人,不要全盘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白人文化或西方文化。泰戈尔说,该受指责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印度民族本身的谨小慎微的小气做法”。在他眼里,印度历史不属于一个特定的种族,而属于一个创造过程,世界上不同种族为它做出了贡献,英国也忠于这个历史。

  这种不排斥任何异族文化的态度,使得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为世界所欢迎。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在其颁奖辞中,这样评价泰戈尔创作的“理想主义倾向”的诗歌:“虽然泰戈尔可能从他本国的先驱者的交响乐中借用了这种或那种曲调,但他植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土壤。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吸引地球上的人们更加互相接近、沿着和平的也是斗争的道路,通向共同的责任;并正在竭尽全力向五洲四海发出热情问候和良好祝愿。”

  以维护西藏的文化宗教为己任的达赖喇嘛,在文化多元问题上与泰戈尔站在同一立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面临着西藏文化、宗教将被毁灭的厄运。他在竭力保护这一切时也超越了这一切。他说:“文化与历史是我们的安身立命的基础。让小孩学习热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发展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优越感和宗教偏见的地步,就会成为危险的源头。”“文化是人类文明重要的部份。不同文化的发展,自然的演进,各有各的特征,对自己的社区有好处,所以必须保存。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大家都保存自己的文化,也会出现孤立的危险趋势。过度强调保存自我,有时候容易造成冲突。”因此,他倡议:“各个宗教的领导人应该经常会谈交流,从学术层面讨论彼此的分歧。用同情、爱心和宽恕,可以增进彼此了解。”

  达赖喇嘛从不讳言历史上西藏从汉族文化中吸取了不少东西。他举最通俗的例子说:“谁说我们西藏人傻呀?中国文化中最主要的是什么?是吃的文化,咱们给学过来的。”他也赞赏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贡献,甚至夸奖一些尊重西藏文化的汉人,如提到中共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尽管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非常尊重西藏文化,经常自己穿着藏族服装表示对人民的尊重,的确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身为藏传佛教的活佛,达赖喇嘛却经常对其他宗教表示了解的兴趣和尊重。他希望有一个宗教的超级市场,这样人类去这个超级市场就可以各取所需。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能够符合人类的需要。这种宗教并存,造成社会多元化的局面,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积极的作用。

  §§四、历史从来就是理想推动现实

  获得诺贝尔奖也许使泰戈尔和达赖喇嘛获得了比旁人更多的话语权力。但这个势利而又愚顽的世界未必以他们的意见为然。在泰戈尔和达赖喇嘛的有关民族的思考里,有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以东方宗教强调的爱与和谐的精神,跨越束缚人的、残害人的民族国家的对立,重新思考人类的经验和未来,提倡一种和平与社会大同的世界模式。

  这种理念,在泰戈尔时期,就被日本人嘲笑为“失败的人民的诗篇”。日本人视泰戈尔为空想家,更看不起他身后的那个贫穷的印度。今天达赖喇嘛旅行各国演说他的理想,即使是同情他的人也视其为不谙现实的佛门僧人、只可景仰不可当真的理想主义者。在只认实力的中共强权看来,弱小民族没有武力就没有资格与他们“和平谈判”,达赖喇嘛的理念简直是异想天开。

  泰戈尔非常清楚他所面对着的强势潮流──由东、西方的民族主义现代政治所制造的权力结构。他是个理想家,但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脱离现实和空洞。相反,他植根于现实,又高高立于现实之上。在日本横滨郊外,他以诗的语言抒发他对强势潮流绝不妥协的反抗:

  “我知道在荣誉失去尊严和先知者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时,在淹没一切声音的声音就是市场的喧哗时,一个人在一群身强力壮的竞技者当中被称为理想主义者是多么危险。然而,有一天我站在横滨市郊的时候,……,通过傍晚的寂静,涌出永恒的音乐,我感到天空和大地与黎明和黄昏的抒情作品是属于诗人和理想家的,而不是属于那些粗暴地轻视感情的市侩。……”

  是的,天空是属于理想家的。曾几何时,人们幻想自己能象鸟一样在天上飞,就是这种曾经令人难以置信的愿望促使人类去创造,以致今天我们能遨游太空。一切好的现实几乎都是由理想推动的。达赖喇嘛在世纪交替之际比泰戈尔更坚信这一点。他说:“在观察人类社会的进化时,我们发现,要有愿望才能导致正面的变迁。理想是进步的推动力。一味地强调政治的现实面,而忽略理想,可以说是大错特错。”在理想的指引下,达赖喇嘛一直在试着推动有建设性的想法。

  从与世隔绝的崇山峻岭中走出来,印度的流亡生活缩短了达赖喇嘛和当代社会的距离。他了解了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重视这位西藏僧人慈悲、利他之类的近乎说教式的观点。因此他说:“在我们迈进新世纪时,我相信还是有保持乐观的理由。……根据我的亲身体验,在我四处旅行时,经常被要求就和平与慈悲等议题向众多的群众发言。……我怀疑,在四、五十年前,这样的题目是否能够吸引这么多人。这些演变显示,人类越来越注重真理和正义这些基本价值。”

  他这样描绘他理想中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图景:“纯粹的国家利益和优势越来越没有意义。……以欧盟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结盟可能是此一全球趋势最明显的例子。这说明的确可能有一天,维持国家专属军队可能会变得既不经济,也不需要。保卫国家领土疆界的想法,很可能会被区域安全所取代。”“我觉得,区域性安全组织的出现会改变人们目前对民族国家的执着,逐渐转而接受更宽广的社群定义:甚至还可以为一个不需要常备军的世界铺路。”

  尽管距离这种理想境界还相当遥远,但它绝不象表面上看来那么异想天开。达赖喇嘛的理由如下:“让我感到安慰的另一点,随着世界经济的演进,彼此之间的依赖也越来越明显。每个国家多少都彼此依赖。现代经济与环境问题一样,是不分国界的。即使公开为敌的国家,也需要共同合作,利用自然世界的资源。比方说,不同的国家经常仰赖同一条河流提供水源。经济关系环环相扣,政治关系也必然更加祸福相依。”

  无庸讳言,笔者在经常阅读和聆听达赖喇嘛演说时,发现这位爱笑的活佛也会有悲观的时候。就在前几天,他在华盛顿对自己的藏族子民的内部讲话中就悲哀地说,他不能理解中国政府,也不知道此生还能为西藏做些什么。面对一个不可理喻、不讲道理、而又巨大无比的专制政权,与它抗争的人们很容易产生无力感,甚至绝望。然而藏传佛教忍耐的传统会帮助达赖喇嘛坚定信心,就象藏文格言说的:即使一条绳子已经断了九次,我们还是要在第十次想办法把它接起来。

  §§五、智者不只属于他们的民族

  可惜泰戈尔没有活到日本战败的那一天,否则他将看到那个不听他忠告的民族怎样被自己的自大和野心所摧毁。道义的规律依然是人类的规律。泰戈尔给日本民族的忠告依然警示世人:永远不要将民族主义有组织的自私自利作为信仰,永远不要幸灾乐祸地看待邻人的软弱,永远不要肆无忌惮地对待弱者。

  对于今天仍然在不停地宣传爱和仁慈、宽容和利他的达赖喇嘛,对于今天仍然被大汉族沙文主义压迫的苦难西藏,我只能说,历史会给予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以回报;有朝一日,他们的屈辱会变为辉煌的胜利。

  东方几千年蕴含的爱与和谐的精神,滋育了这样两位有着崇高理想和道义力量的大智者。他们用和平、宽容的哲学拥抱所有的人类和自然,其思想惊人地相通和一致,是我们东方能够献给世界的最好的礼物。泰戈尔和达赖喇嘛,不只属于一个历史、一种文化,更不会仅仅效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属于今天,也属于永恒。

  造成了无数的战争和流血的民族主义,今天仍然在主宰着很多人的思想,影响着现代国际关系。很可能,它将继续成为新的世纪人类冲突的重要形式。我们这个星球还能经得起更多的折腾吗?我们还来得及为现在和将来做点什么?达赖喇嘛这样告诫说:我们比过去更需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的国家”与“你的国家”、“我的宗教”与“你的宗教”之间的差异并不那么重要。

  不朽的理想家泰戈尔仍然在为我们吟诵:“我们依然满怀希望,当黎明沿着人性的大道为洗净民族的血腥足迹而来的时候,我们将被召唤带着我们自己的水罐,盛满圣水──信仰之水──,将人类历史清洗干净,……。”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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