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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献给丁子霖的宁静乐章

──瑞士首都伯尔尼代领奖散记

  议会大厦里一片静穆。节奏缓慢的大提琴声如诉如泣。那是巴赫传统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

  演奏者是1997年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大提琴首奖得主──祖籍台湾的瑞士音乐家杨文信。1998年11月7日,在瑞士伯尔尼两年一度的颁发“自由人权奖”的庄严仪式上,这位年轻的音乐家把他最心爱的乐章,献给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中国人──丁子霖女士。

  §§回顾丁子霖走过的道路

  坐在议会大厦里聆听巴赫音乐的听众,大都是瑞士首都伯尔尼市的市民。在这个不寻常的星期六,他们穿戴整齐、彬彬有礼地参加这个由“瑞士自由人权基金会”举办的颁奖仪式,向一位不能亲自前来领奖的中国女性致以他们最高的敬意。

  这些瑞士首都人也大都是这个民间基金会的捐助者。在这个处处飘扬着红地白十字国旗(国际红十字会的象征)的国家,它的人民经常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国籍、种族和文化去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它的田园诗般的美丽国土,曾经温暖地拥抱过许多翻越阿尔卑斯山雪峰前来寻求庇护的受难者;它的两首国歌之一──《祖国请你召唤》,歌颂的是为自由献身的英雄。今天,享有高度的自由和尊严的瑞士人,绝没有忘记在争取自由和人权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他国人民。

  “瑞士自由人权基金会”的主席──罗蒂.雅克比太太首先致辞。她宣布此次获奖者的名字,并介绍该基金会历年来的工作。

  德国教授瓦格纳从德国海德堡远道而来。他在颁奖仪式上热情洋溢地用德语向瑞士人民介绍丁子霖的事迹。私下里,坦率的瓦格纳教授不讳言,说只有象丁子霖这样的令他真心佩服的中国人获奖,他才会百忙中专程从异地赶来致辞。

  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瓦格纳教授,在其致辞中以他犀利的语言,深刻地批判中国专制者侵犯人权的传统。他谈到,中国虽然是一个因其悠久历史而自豪的国家,但对于它的人民来说,历史却是一些有关灾难的回忆。他谈到中国的无道暴君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对他们来说,牺牲平民百姓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他特别提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和所谓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个纪念碑之所以纪念那些无名的集体英雄,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帮助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和保持政权。除此之外,死于其他原因的人则根本不值得纪念。

  然后,他满怀深情地谈到丁子霖的搜集“6.4”死难者名单的工作──她面临难以想象的沉重压力、百折不挠地搜集一群不是英雄的牺牲者的名单。他回顾丁子霖所走过的漫长道路──由一个母亲争取生者对死者的悼念的权利,到发表两个人权宣言。他认为,丁子霖和蒋培坤所起草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是他们对中国社会作出的非常成熟和异常重要的贡献。

  §§时间无法抹掉血写的历史

  由于不能自由地进出国门的缘故,丁子霖女士不能亲自前来瑞士领奖,她委托我作为她的代表赴瑞士参加颁奖仪式。

  我只用简单的几句中文向瑞士人民致以谢意。接着由一位著名的瑞士女演员用德语宣读丁子霖的获奖致辞和我的书面发言。

  丁子霖女士在她的获奖致辞里告诉瑞士人民,“6.4”受难者为讨回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亲属也为了同样的目的继续付出代价。她说:

  “这都是我们自愿做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永远不能成为自由人类中受人尊重的一员。”

  在由瑞士女演员宣读的获奖致辞中,丁子霖的女士向瑞士人民介绍她在今年年初才寻找到的一位死难学生的情况。这位叫做吴国锋的“6.4”死难者,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和丁子霖夫妇原来同在一所大学,然而,为了寻找他的下落,丁子霖和她的朋友们却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寻访“6. 4”受难者的工作之艰难,可见一斑。

  四张好不容易寄出来的照片,告诉人民那历史上发生的悲惨一瞬:一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家三代的指望,就在那一刻,成了一具布满弹痕和刀痕的、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

  在静默哀悼之后,瑞士人民把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和鲜花献给丁子霖。

  我手捧鲜花站在大厅中间,聆听舒缓深沉的大提琴再次奏起。生活有时就是如此令人心碎……,我,一个幸运地享受着亲子之乐的母亲,在丁子霖和其他受难者的母亲饮泪啜泣、并被严密监视、其人道捐款被扣压的时候,却在代他们接受荣誉和祝贺、鲜花和掌声。

  还记得“6.4”入狱的最初几天,我曾经两次试图自杀。我不要活,因为我不知道:在那样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后,我们这样曾经对人性深具信心的人是否还有理由活下去?

  然而我终于被迫活下来了,怀着一个幸福母亲负疚的心情活下来了。也许,这一天证明了我活下来的一个意义──对那些不幸的母亲负起责任,向野蛮的杀人政权发出控诉和声讨。

  §§15个中国人不肯出席

  令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深感耻辱的,不仅是中国政府所犯下的血腥罪恶,还有一些中国人的冷漠。

  瑞士“自由人权基金会”在为丁子霖举行颁奖仪式之前,曾经把邀请书寄给在伯尔尼大学工作和就学的15个中国人。

  这些热情关怀中国受害者的瑞士人,始终没有得到那15个受邀请者的一丝回音──仿佛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6.4”,仿佛丁子霖们的救援受难者的事业与那些中国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们害怕什么呢?”瑞士人不解地问。

  也许他们害怕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会报复他们,也许他们害怕回国探亲被拒。然而可能的是,中国大使馆什么也没有说,他们自己就预先作出了一副屈膝下跪的姿态。

  在“6.4”过去九年多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曾经热情参与愤怒抗议的海外中国人,学会了向强权屈膝下跪这种时髦的健身操。在“不问政治”等种种借口之下,他们把别人的不幸和苦难视为与自己无关,从而纵容和认同了中国法西斯的罪行。

  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人,会斤斤计较个人功利得失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曾计较:在这张充满人道关怀的神圣的邀请书面前,他们丧失的是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的志气!他们对瑞士人邀请的集体拒绝,使中华民族在世人眼里沦为一个不义的冷漠民族!

  瑞士“自由人权基金会”的一位朋友在颁奖仪式过后的晚宴上,很客气地对我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来到西方,他们非常聪明好学,接受了许多先进的现代科技知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对现代人权和民主理念不感兴趣。”

  我无言以答。我不能在这些老外面前说,不尊重人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知识份子并非都这样良知缺乏。好久,我嗫嚅着文不对题地说,我甚至不能保证我自己的儿子──一个理工科成绩优异、决心改变家庭清贫面貌的儿子,将来会对人权和民主理念有很大兴趣。

  §§知识份子是为人类苦难受伤的灵魂

  由此想到这些年来的一些有关知识份子问题的讨论。人们责备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在强权面前的怯懦自私、灵魂扭曲,责备他们今天的阿时附势和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

  然而,被人们责备的中国知识份子,他们是否真的应该被称为“知识份子”呢?

  其实“知识份子”这个词,有一个词源性的来历。这是有着深厚人文主义传统的俄罗斯民族奉献给人类的一个有特定意义的词。在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定义里,“知识份子”这个词是由于这样一句话而产生的。

  当18世纪的的俄国作家拉吉舍夫在他的旅行记里写道:

  “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

  就在这一瞬间,俄罗斯知识份子就诞生了。因此,这个叫做“知识份子”的名词,它注定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相连。如果不肩负起他人苦难的道义责任,读书再多、再有知识和技能的人,也不能称作“知识份子”。

  北京那宽广的长安街,它以它的宽广为罪恶提供了场所,却没有为发生在那里的悲剧洒下一滴泪水。然而作为一个人,对无辜受害者的悲剧的冷漠,就是对人性的背叛。

  真正的人性,决不认可所谓的经济发展就能抹掉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决不认可所谓的社会进步就能掩盖强权所制造的不义。

  难道这种真正的人性,我只能从高举红十字旗的瑞士人身上看到?难道我们中国的那些所谓的“知识份子”,即使到了自由的海外,也没有半点胆量从专制者的威严与引诱中,将自己超脱成独立的有尊严有人性的人?

  当我从瑞士带着“中国人不义”的耻辱归来,我告诉一些朋友我心中的伤痛。马上有好几个中国人表示,他们将跟着我再次去瑞士,自费前去参加那里将要举办的“纪念‘6.4’十周年”的活动,让高尚的瑞士人看看,我们中国人并非全都是精神上的劣等人种。

  从瑞士回来,我再三告诫自己的孩子:如果你只努力学习西方科技,而放弃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权利、尊严的关怀,那么你只能成为一个能干的奴隶──技术和金钱的奴隶。

  §§金钱可以用来为别人做点什么

  在音乐声中开始、又在音乐声中结束的颁奖仪式,其主持人罗蒂.雅克比太太──瑞士“自由人权基金会”的主席本人,就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50年代,年轻的罗蒂曾经在维也纳等音乐之都举办过钢琴独奏音乐会。如今,已届年迈的她,仍然在自己家里教授学钢琴的学生。

  1972年,罗蒂.雅克比太太获得一笔遗产。她对她的朋友说,这笔金钱对于无衣食之忧的她来说似乎太多了一点,或许,她可以用这笔钱为别人做一点什么。在朋友们的建议和协助下,罗蒂.雅克比太太领头创立了这个经国家机构批准的、具民间性质的基金会,旨在支持世界上一切为自由和人权奋斗的人们。

  1973年,这个争取到伯尔尼人民热情捐助的民间基金会首次颁奖。25年来,这个奖已经颁发了14次。获奖者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反纳粹的哲学家、前苏联的政治犯、反军人独裁的尼加拉瓜民主派人士、和哈维尔共同战斗的捷克异议份子、反种族歧视的南非律师、冒着波士尼亚战火搜集受难者资料的英雄。

  这些获奖者在获此奖之初,大都藉藉无名,而在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自由和人权斗士,有的后来甚至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高职。在茫茫人海里发现这样一些若隐若现的星星,是这个民间基金会的成员们不太轻松的工作。他们每年都必须搜集和阅读世界各地的大量个人资料,并求助各个人权组织、懂得各种语言的翻译和专业人士,来鉴别真正的质地高贵的金子。

  此奖得主,就是他们努力克服语言障碍了解中国,并经过长久讨论的结果。

  最令这个基金会的七个主要成员骄傲和自豪的,是他们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之先,在1988年时就把他们的奖励献给来自西藏的流亡者──达赖喇嘛。这证明了他们选择获奖人的过人眼力。在达赖喇嘛尚未为世所知时,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是基金会内部因此分裂。一个罗蒂.雅克比太太的老朋友、基金会主要成员,是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国会官员。此人坚决反对把这个奖授予达赖喇嘛。而大多数基金会成员在深入了解达赖喇嘛之后,坚决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经过激烈的争执,那个国会官员只得离开基金会,同时也离开了伯尔尼,老朋友的友谊因此破裂。这之后,中共直接向瑞士政府抗议,并要求瑞士政府制止那次颁奖。而瑞士政府只是这么简单地回复中国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此次丁子霖大姐获奖,中国政府不再象十年前那样愚蠢地插手和抗议了,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些正直的瑞士人不会在任何威胁之下屈服。

  §§圣洁的哈达衷心的祝福

  在大提琴余音绕梁的大厅里,我见到了代表台湾人民前来祝贺丁子霖获奖的台湾朋友,也见到了代表达赖喇嘛的西藏朋友。

  达赖喇嘛的代表──一个在60年代流亡藏人最困难的时候、被瑞士家庭收养的藏族孤儿,把一条银白的、闪烁着丝质光芒的哈达披在我的肩上。这是达赖喇嘛献给丁子霖和所有“6.4”受难者亲属的最衷心的祝福。

  颁奖仪式结束时,一个个瑞士朋友向我走来。他们依次和我相拥告别,并以美好的言辞祝福丁子霖。一个瑞士妇女告诉我说,她的女儿──一个中学生,在学校里搜集了不少有关丁子霖所从事的人权活动的资料。他们都很为丁子霖的事迹所感动,所以全家决定,在这个星期六一起前来参加颁奖仪式。

  那个可爱的瑞士少女今年17岁,正好是那年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倒在血泊里的年龄。

  (19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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