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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丹麦人甘当“出头牛”

──哥本哈根人权纪行

  这是一幅刊登在丹麦《北令报》上的政治漫画:漫画取材于1989年“6.4”时中国戒严部队开进北京的一幅照片。但是,昂然屹立在隆隆坦克前的已不是至今仍下落不明的中国勇士王维林,而是打赤脚、戴眼镜、身披大幅红地白十字丹麦国旗的丹麦外长皮特森。

  自从1989年中共以武力镇压中国民主运动以来,欧洲联盟每年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日内瓦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共人权的决议案。虽然年年未获通过,但这项提案的意义深远:它表明国际社会对专制政权践踏人权的关注,为中国大量被封杀声音的人发出声音。而且,由于这个提案给中共形成相当的压力,使得它在不惜动用一切代价拼命拉票之外,也派出一些法律专家到他们的代表团里听取国际上的信息,以在国内的一些法制改革上逐渐和国际人权标准接轨。可以预料,如果国际社会坚持进一步施压,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可望有较大的改善。

  然而,这个已经成为欧盟传统的、谴责中共人权记录的提案,今年被法国带头背叛了。为了和中共签订购买价值高达百亿美元的空中巴士协定,法国和其他除英国之外的三个空中巴士公司股东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背信弃义,拒绝连署这项人权提案。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公信力面临挑战。人类的正义关怀精神面临考验。在逐渐被铜臭熏染的联合国里,身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国的北欧小国丹麦,主动扛起了这面大旗。随后,有瑞典、荷兰等欧盟国家迅速发表声明,对丹麦的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

  为此,遥在北京的中共喉舌沈国放发出一连串蛮不讲理的恫吓之声。沈国放威胁丹麦:如果执意要提出“反华提案”,必然严重损害双边关系和各个领域中的交流。中共方面还耐人寻味地适时公布了在华投资的丹麦公司名单。沈国放恶狠狠地放话:丹麦将会是最惨的“出头牛”。一直喋喋不休地对西方高唱“人权不要和贸易挂钩”的中共,这次可是威风凛凛地主动将人权和贸易挂起钩来──对手是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小国。

  任何民族都不甘被人如此恐吓。丹麦的全部“罪过”是不愿见利忘义,坚持七年来一直签署的人权提案。一向和中国友好、甚至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丹麦,并没有故意制造新的“反华”行为,但是却因为其他几个大国的背叛,被推到要被枪打的“出头牛”的地位。

  北欧愤怒了。这幅漫画便是挪威画家献给他们的丹麦兄弟的一曲英雄主义的颂歌。

  §§“爸爸,中国比我们更重要!”

  4月10日,中国人权组织的代表萧强和中国前政治犯笔者本人,就在这个丹麦媒体全是“Kina”(中国)的风口浪尖上,应邀来到哥本哈根访问演说,向坚守人道立场的丹麦政府和人民表示支持和感谢。

  为我们安排这次人权之旅的是一家丹麦大报──《政治报》──和丹麦人权协会。《政治报》海外版主编一见面就向笔者介绍他们办报的宗旨,即他们不仅是家报纸,而且还一直充满生气地从事推动人权、民主的社会活动,以关注和维护言论自由为己任。

  面对舆情激愤,知识份子报纸的任务是给大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深入的理性分析。《政治报》除了大幅刊登大赦国际组织提供的中共人权状况的恶劣记录及政治犯、死刑犯的图片,刊登《联合国人权宣言》条文(用中、丹两种文字书写),还发表深入的政治评论,阐述为什么一个北欧小国要为遥远中国的人权状况而抗争。其中一篇社论这样写道:

  “人们说丹麦的行为出于道德勇气。但道德勇气不是维护人权的唯一原因。人民的利益也是其中一部份。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一致的。政治、经济自由带动贸易繁荣。一个政府如果对本国人民宽容、尊重,那么它也会尊重别的国家。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极权国家发动的。民主国家极少拿起武器对付别人。民主能接受批评和挑战。世界上如有更多的国家尊重人权,世界就越有和平和次序。

  “没错,西方政府有时说维护人权并非出于道德勇气,而是面对国内的压力。他们有时不一致,自我矛盾,还有虚伪。可是怎么办?人权是外交关注的目标之一。民主国家必须坚持。民主这个概念在实践中或许有缺点,尽管如此,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推广它。对侵犯人权的现象施加压力,至少能够让极权者不舒服。”

  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这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帝国霸权主义”并非小国丹麦所采取的无惧北京报复的立场。

  由于中共的不断、威胁放话,丹麦新闻界人员只得彻夜不眠地工作,因此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政治报》的主编是两个小男孩的父亲,按照民主制家庭的协定,每周有两个夜晚,是由父亲陪孩子玩的时间。但是,这个身负重任的父亲这些天无法按时归家。一个九岁、一个十岁的小男孩看多了电视里的报道、讨论,如同毕业于一个“中国人权问题”理论速成班。他们因此宽宏大量地对可怜的父亲说:

  “爸爸你去加班吧。中国比我们重要!”

  §§司机争相发表人权演说

  在萧强和我访问丹麦期间,我们从早到晚都是电视报纸等媒体追踪的对象。在应付各种采访之余,笔者有时会把球踢回去,向采访本人的丹麦记者和每一个有机会说上几句话的丹麦人提问。

  令笔者大吃一惊的是,绝大多数丹麦人支持他们的政府在联合国高举义旗。尤其是在中共横蛮地恫吓之后,这种对本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反而急速增加。政府中的左派和右派,这次实行了绝无仅有的大团结。普通的中、下层人民全力支持政府。他们认为,中共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应该接受国际共同标准,不应该因为是大国而蛮不讲理。现在中共侵犯的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人权。中共发言人的威胁,已经构成对丹麦人民的言论自由权的侵犯,是对小国人民的藐视。

  “沈-国-放”──普通的丹麦人,包括孩子,都记住了这个不容易记的中国政府发言人的音译名字,如同我们中国人记住臭名昭著的“袁木”一样。被民主、自由和社会高福利制度宠坏了的丹麦人,在沈国放对他们恶言相向时,如同吃了“忆苦饭”。以前并不太了解中国的他们,此时恍然大悟:原来中国人活在这样一个政权下;他们杀自己的人民、关自己的人民,还不准别人说句公道话;谁说公道话就要把谁搞得“最惨”。

  几乎在笔者和朋友所坐过的每一辆出租车里,都有丹麦司机主动地向我们发表“人权演说”。这里只能摘录几句: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我们丹麦人认为,提出人权问题是我们的义务,不管问题发生在大国、还是小国,中国、还是美国、或其他哪个国家。”

  11日上午,萧强和我从电视台录制现场直播节目出来,正在等车。突然一辆出租车停在我们面前。女司机拉下车窗,热情洋溢地邀我们上车。当我们解释说电视台已经另外订好了车,女司机笑着说:“没关系,不管怎样,至少我可以见见你们,和你们聊上几句。”至今笔者想起此事,还有几分心酸:没有做错什么的小国人民,感觉到自己被大国仗势欺负了,受了委屈的他们,因此想找他们认为还算讲道理的两个中国人聊上几句。

  §§丹麦政府成了大赢家

  丹麦人说,他们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对自己的政府这么满意过。去年10月,被伊朗追杀的《撒旦诗篇》的作者卢西迪获“欧洲最佳文学奖”,丹麦政府曾以无法确保卢西迪的人身安全为由,拒绝他到哥本哈根出席颁奖仪式。那时,丹麦人为本国政府的怯懦感到羞耻。他们以抗议之声迫使政府收回成命,并向卢西迪道歉。更早一点的二战历史,当丹麦政府向希特勒德军毫不抵抗就举手投降,丹麦人民组织了地下游击队,自发地抗击侵略者,并对丹麦籍的犹太人加以保护。

  如今,丹麦政府一改过去的明哲保身的形象,以勇敢的姿态,在人类为人权奋斗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令它的选民刮目相看。

  驻欧盟记者克瑞斯多夫──一个有幽默感的小伙子──告诉笔者:政府当然要考虑选票。这次对中国的人权提案,就是政府在得人心和经济利益之间做选择。丹麦政府权衡利弊,选择了人心。因为在具有北欧传统的丹麦,只要你关心人权,你就会得人心,也就是得到下届选举的选票。

  克瑞斯多夫不认为中国政府吓唬要对丹麦的经济制裁有什么实质意义。因为,丹麦是欧盟成员国,如果中国对丹麦实行经济制裁,按照欧盟的规则,所有欧盟的成员国都应视为是对他们的共同制裁而作出反应。此外,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理。中国政府正在要求加入世贸组织,还是需要丹麦以及欧盟的支持的。

  笔者行文至此,却传来中共已决定推迟原拟的各项中、丹互访的计划的消息。即使中共当真对丹麦在华公司实行报复,也只会增加丹麦人“为正义而战”的自豪感而已。“我们不会象法国那样!”在哥本哈根到处可以听到丹麦人对退出提案的法国的批评。他们不觉得本国政府的做法有什么出奇之处,倒是对法国人这么轻易地丧失理念感到吃惊。

  “不论在维护传统价值观上、还是在政治游戏中,丹麦政府这次都是一箭双雕的大赢家。这是历史上很少有过的。”记者们评价说。原来民主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让原本不那么好的政府循人民的心意变好一点。中国的李鹏之所以表现恶劣,那些大唱“中国不需要民主”的家伙实在要负责任。

  被誉为勇士的丹麦外长因此高兴地宣布:“我们丹麦一如既往。以前我们按什么规格接待中国异议份子,这次也按什么规格。”但这次略有不同,萧强和我不但按老规矩会见了丹麦外交部中国亚洲司司长,还会见了外交部长所属的社会民主党的几个党魁,以示他们对中国问题的重视。

  §§少数人的声音也应倾听

  尽管丹麦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支持政府,尽管萧强和我在济济满堂的丹麦国会大会议厅(因报名人数超额不得不临时更换场所)的听证会上的发言,获得数百听众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会议主持人复印的笔者的几篇有关中国政治犯和死刑犯的文章被散发一空,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应该有不同声音。

  利益所系,丹麦的工商界有一些不满之声,如有一、两个正在中国大笔投资的巧克力公司担心生意受损,因而埋怨本国政府不理智。但他们也不认为政府是错误的。其他企业家即使在中国有生意,也接受政府的做法,虽然他们表示,如果有其他大国提出这个人权提案更好。

  最激烈的反对之声来自一些丹麦汉学家。学中文不易,他们不愿看到中国和丹麦的文化交流中断,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举出的冠冕堂皇的反对理由,却是中、西文化价值观念不同,因此很难叫人苟同。

  丹麦《政治报》为此在4月10日举办了一个午餐会,邀请丹麦各界社会精英(其中包括对政府的做法公开持反对意见的社会学家和中国专家)和中国异议人士会谈。很不幸,笔者在接到丹麦的邀请电话只有半天的时间准备行装,一下飞机就直接赶赴午餐会──没想到这顿免费午餐是否咽得下。

  所有的有关丹麦政府人权提案的质疑,本来都应该由一直在联合国奋战的、有经验的萧强来回答。但是,萧强因签证问题在瑞士没能赶上那架飞机,有关方面只好以驴代马,把我这个不太了解情况的“驴子”推上前线,就象去年王军涛、刘刚说是因签证不能赴挪威,只有我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异议者去奥斯陆“会见”江泽民。

  开餐前,《政治报》主编带着怜悯的眼光对我说:“如果问题提得太多、太尖锐,你可以拒绝回答,你就埋头吃饭。”

  直到午餐会结束,我面前的西餐盘还没有动过。这不仅因为是我的胃在时时证明我热爱祖国,更由于我沉浸在一些尖锐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思索、讨论中,一时还醒不过来。丹麦的精英们显然也无心吃饭、神情凝重。他们大多是第一次亲耳听见一个因言论陷狱的中国人谈她和她的同胞的受难经历,以及她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会谈结束后,主持人说,他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我给自己打了及格,尽管我的理论根基不足,但是我没有回避任何艰难的、甚至是叫我恼怒的问题。

  等到萧强一到,笔者便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重担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

  §§质疑和交流

  在这里,笔者无法把那几天和丹麦各界交流的大量问题一一写出。丹麦朋友的许多对中国人的命运和权利表示关切的提问,往往使笔者深为感动,并悲哀地自问:为什么我们中国同胞即使大富大贵了,也看不到他们对自己本民族的弱者和受欺凌的人表示多少关心。一些复杂的问题,例如中国政府这次为什么反应出人意料地激烈、他们怕什么;欧盟意见不一致将带来什么后果;怎么找到经济和人权的平衡;以及过去几年人权提案所产生的效果等,笔者希望能由专业的人权工作者萧强撰文报告。这里,笔者只告诉读者在丹麦碰到的几个刺激笔者情绪的问题。

  其一是,东西方文化是否有不同的人权价值标准?我们西方人是否不能把我们重视的人权价值观念强加给你们?

  这个说法本来没有什么新鲜。其创作者就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喉舌。但是,这个说法经出口转内销,由自以为懂得中国的外国汉学家提出,我便无法心平气和了。因为这意味着:也许你们中国人既不懂、也不要人权。

  我立即反驳说:我们中国人也是人,也希望自己的生命、财产、言论、行动等权利不受侵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人道主义,比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贵君轻”以及“言者无罪”等提倡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古训。但是几十年来一直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党拒绝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是去继承西方的斯大林、希特勒的野蛮传统。他们今天要西方的一切:穿西装、坐西方发明的小轿车、学用西方的电脑,标榜自己是西方人马克思的正宗传人,却唯独拒绝接受西方最珍贵的人权价值理念。

  我的脸色想必不太好看。但是丹麦朋友都理解我的激动,他们用掌声和笑声鼓励我和表示赞同。

  另一个中国人老生常谈、出自老外之口又让我的民族自尊心过敏的问题,萧强回答得非常精彩。这个由中国出口、在海外有一定销路的问题是:如果给中国人自由,会管理困难吗?民主是否会让中国更动乱?

  萧强温和地回答说:“20多年前,人们根本不敢想象中国会有股票市场。而现在,你们可以去上海证券交易所,看看那些炒股票的中国人多么精明能干。同样,一旦中国人民有自由参与政治决策,你们也将看到我们能够实践一个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将保障人权。”萧强还举例谈到不民主的专制才是动乱的根源。

  在这里拜托中国政府发言人,你们要维护政权大可想出其他的借口,不必把中国人贬低成除了吃饭权之外其他权利一概不要、有了自由也不会管理自己的群氓,让听信了你们的外国人真以为如此。这样,即使钱淹脚目,中华民族也无法在精神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旅丹华人展开辩论

  听听夹在两国冲突之间的丹麦华人的反应非常有趣。

  最初,当丹麦舆情沸腾时,各媒体记者遍寻丹麦华人,请他们发表意见。据说几乎所有的中国餐馆业者都摇头摆手:“我们是做生意的,不过问政治。”

  当萧强和我在一家泰国餐馆就餐时,一个已居丹麦十年的越南华侨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他诚恳地说,他在电视上看见我们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确实比西方差得多,只能慢慢来,但总得要人去奋斗。”

  随后有六个中国人接受了报纸的采访。他们中有人说丹麦仗义执言干得好,中国的人权状况确实不象话。有的说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不仅仅是外国人关心的监狱政治犯,他们侵犯的人权范围要广泛得多。还有的怀疑丹麦的人权提案是否有效,能否考虑更好的方式。

  总的来说,这六个人都没有否定中国有人权问题。他们中有的人不肯公开真实姓名,有的只肯给记者一个背影拍照。这就更说明问题了。

  私下里,据说有大陆来的贸易代表团团成员指着在电视上说话的萧强和我,大骂:“吃饱了没事干,跑到这里跟外国人说这些干什么?”

  这位先生也许不明白,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拿着公款到北欧旅游、做官倒这样的好事可干的。至少,上亿的失业大军、农村盲流以及监狱里的政治犯,就没有他这种运气。“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不诚实文化熏陶下的“美德”。也许萧强和我可以迁就这种民族文化传统。江泽民先生不必象瑞典首相那样花时间接见我们,中国新闻界也不必花钱为我们举办午餐会,仅仅只需要取消那个机场入境黑名单,相信我们这些人权人士很愿意只把家丑“内扬”。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5日的投票结果出来之后,我在瑞典听说丹麦余波未止。五十一个旅居丹麦的中国人联名写了公开信,批评丹麦政府的这个提案,其口吻和理由与中共发言人大体一致。紧接着,民阵丹麦分部发表声明,对丹麦政府的做法表示赞同。他们认为在联合国的批评也是一种对话。

  很可喜的是,观点分歧的对立双方都表示,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外华人,双方应该在不进行人身攻击的前提下,就这次震动世界的中、丹两国有关人权的大冲突展开辩论。

  笔者在预祝他们这场有意义的辩论顺利展开的同时,还建议那五十一位同胞就地方便,了解一下当年的丹麦政府因人权问题被本国人民送上海牙国际法庭的史实。那年,由于丹麦的司法制度有点问题,审讯被告的过程拖延时间太久,犯人上诉困难,为了保护被告的权利,有关人权组织以侵犯人权的罪名控告政府,在国际人权法庭胜诉。我们的中国同胞可以问问丹麦人:当年的丹麦政府是否因为“丢了面子”而大发雷霆、利用手中权力惩罚“带头牛”?他们是否连连认错,表示坚决改正,一直到现在还谨守联合国人权公约不敢越雷池半步?

  §§寻根

  访问结束后,萧强飞回日内瓦继续作战,我则偷闲去了以美丽童话征服了世界的安徒生的故居──奥登斯,想要触摸丹麦民族的灵魂,寻找丹麦这只“蚍蜉”为什么想要撼动大树的深层原因。

  孤寂地坐在海水中的那个小美人鱼,用她忧郁的眼神告诉世人:爱是牺牲,是奉献。

  北欧的几个国家的国旗都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标志。它时时警示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非公义状态的人们的痛楚。基督的挚爱关注的是每一个人的得救与自由,而不是一部份人的得救与自由。

  我买了一面红地白十字的丹麦国旗回家。

  (199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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